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玉[1]（2021）在《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转变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发达国家率先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较早完成人口转变。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扭转长期低生育水平以避免陷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一直是发达国家重点探索的人口学问题,并在鼓励生育政策实践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迈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虽然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回升的效果并不明显。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少子老龄化时代的财政负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等带来潜在压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十分必要。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选择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等五个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分析其近60年的生育率变动过程,结合五国生育政策演变过程,评价其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总结其政策经验或教训,分析其对我国完善生育政策的启示,并基于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国情特征,提出进一步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文章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进行概述和总结;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人口转变理论和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通过搜集和整理新加坡、韩国、德国、日本、挪威的生育率数据变动情况和生育政策演变过程,揭示各国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背景、政策要点、实施效果以及对我国现阶段鼓励生育政策的启示等;第四部分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基于以人为本、与国情相适应的原则,提出完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五国的生育政策各具特点,分别建立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国情基础上受到对人口规律认识过程的限制、以及人口惯性的影响,多数国家没能及时把握生育政策提出和改进的时机,导致政策出台不及时,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以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为基础,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鼓励生育与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育儿设施等多领域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推进和完善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体系。
杨昕[2]（2021）在《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世界诸多国家的发展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生育水平的走低。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大幅下跌,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为应对“未富先老”问题,中国相继调整生育政策,但低生育率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改观。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要素,低生育率若在长期内得不到有效扭转,这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挑战。在现代人口转变的低生育率背景下,提振生育水平成为保证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生育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生育的经济学分析对于深化认识人口演变规律以及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旨在解析现代低生育率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原因,从而为认识和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提供参考。首先,本文借鉴消费者选择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分别构建了私人“成本-收益”分析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生育选择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内在机制,研究认为,相比于私人“成本-收益”分析的生育选择,考虑生育正外部性能够更好地解释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在生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的现实情况下,现代生育行为成为成本私人化、收益社会化的正外部性行为,生育正外部性造成的生育成本上升是压低社会生育水平的重要经济原因;其次,鉴于生育的经济收益主要为养老收益,本文采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表征生育收益社会化,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6-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误差修正（PVEC）模型实证检验生育正外部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功能是造成生育收益社会化的重要原因,表征生育收益社会化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与地区出生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全样本层面上,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比例每提高1%,其大约能够解释出生率下降的0.49‰,进一步通过分样本研究发现,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对出生率的作用方向具有倒U型特征,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既有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比例的提高会对生育水平产生显着负向影响;另外,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提振生育水平的促进性因素,但受到生育成本、消费偏好、收入分配、人口结构等抑制性因素的影响,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具有必然性,目前持续快速攀升的高生育成本对家庭有限收入形成的经济约束是造成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现实原因。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生育成本的完全外部化和生育收益的完全内部化均不具有现实性,经济学中用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般思路（产权交易、税收、补贴等）并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生育正外部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结合国内外的生育政策实践,针对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研究建议:首先,应加快推动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明确界定家庭的生育自主权,这是提振生育水平的首要制度安排;其次,应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通过加快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式降低生育成本,消除造成生育成本攀升的制度性因素;最后,应加快完善既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方式,以此推动生育收益内部化,从而促进私人生育目标向社会集体生育目标靠拢。
范维[3]（2021）在《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广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但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人口却不成比例。根据2019年的俄罗斯联邦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1日,俄罗斯全国人口为1.46亿,人口数量不多,且分布上严重失衡。其欧洲领土的人口占俄罗斯近8成的总人数,相对于幅员辽阔的的东部区域,人口密度却不足1人每平方公里。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人口的减少是俄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俄罗斯政府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颁布了一系列生育保障政策,借由某些社会经济政策来加速人口的增长,从而实现提高俄罗斯总人口数量的目的。针对过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危机,俄罗斯政府极度重视且出台相应的政策以解决对应的问题,确保俄罗斯的人口状态。本文在深入研究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时期的改革现实,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政策及相关政策的改革提出建议。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检索俄罗斯官网及相关俄文文献、俄政府公布的政策进行梳理,采用低生育陷阱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生育成本-效用理论,作为研究俄罗斯生育保障政策发展历程的依据。以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作为研究案例,对俄罗斯生育保障政策进行分析,分析其政策改革的背景、政策特征、政策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政策改革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借鉴俄罗斯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周云,彭书婷[4]（2021）在《低生育率危机下的荷兰生育激励政策》文中提出每个国家都会因各自人口发展的特征制定相关的人口政策或社会政策。相关政策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显示出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期望的人口发展方向。从总和生育率来考察,荷兰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表面上看荷兰没有类似中国这样明确的人口发展目标的政策。但从政策的类别和内容上看,荷兰明显有与人口发展相关的政策,各类政策对生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主要利用联合国和荷兰政府的官方资料以及荷兰学者的研究成果回应三个与人口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首先,在介绍荷兰人口发展的历史状况和人口问题产生的背景之后,分析荷兰为什么需要担心人口的发展;其次,呈现荷兰政府对其自身人口发展状况的看法和态度;第三,梳理荷兰人口的相关政策,说明该国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对人口政策的调整及其现有的人口相关政策和一些政策落脚点的特点。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荷兰相关政策起到一定的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本文亦整理了荷兰人口相关政策,为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参考的可能路径,指出效仿荷兰将直接促进生育的政策和与其相关的间接经济支持和文化支持政策结合起来是可供现阶段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促进生育意愿、优化生育氛围的有效措施。
全龙杰[5]（2020）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人类生育水平的下降并未止步于更替水平。20世纪以来,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同时出现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少子化问题。随着生育水平的广泛下降,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维持适度人口规模、应对老龄化、恢复生育水平等问题。低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的趋势是本研究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在当前及未来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挑战则是本研究的具体背景。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深陷超少子化的困境。长期的少子化给日本的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老龄化加速发展,同时还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已波及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日本少子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日本在应对少子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日本未来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为日本优化少子化对策提出建议;同时揭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为中国应对少子化问题给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共八个章节,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包括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未来趋势、成因、影响、少子化对策及其优化路径。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界定了少子化与少子化对策、生育的相关概念、婚姻的相关概念等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生育分析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中介变量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依托日本二战结束以来中长期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少子化的概念和少子化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分析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第四章,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日本少子化的复杂成因。在人口层面,借助改进寇尔生育指数,分析日本婚内生育率和已婚比例交替主导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养育子女的成本远超效用、年轻人的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矛盾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不被社会接受和支持、回避风险的价值观和对子女“过度负责”的育儿观等。第五章,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利用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拉低实际GDP的增长率,抑制潜在经济产出。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造成人口负增长和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地方社会形态、影响思想状况和大众文化、阻碍传统文化传承、改变教育结构等。第六章,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将其体系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引入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构建少子化对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婚姻的支援。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首先分析中国的少子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并与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国少子化的异同,最后阐述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第八章,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时间长、程度深,成因复杂且影响深远,其少子化对策值得肯定,但效果受限。然后对日本少子化对策的路径优化和中国应对少子化提出对策建议:日本应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对策配比、加大宣传力度和对策的强制力;中国应尽早应对,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开展,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处可能的创新:第一,目前国内对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少子化的某个要素,或少子化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影响展开,内容较为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日本少子化持续半个世纪,少子化对策实施30年之际,对日本少子化的缘起、发展和后果进行全景展开分析,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少子化对策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第二,在少子化影响的研究中改进了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将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分离出来加以单独分析;在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纳入少子化对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政策工具和生育全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以日本少子化问题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少子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讨论了日本少子化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展开全面的评析,将其体系归纳为顶层设计、政策框架、综合应对、具体施策四个层次和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并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细致的针对少子化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后续少子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志刚,王军[6]（2020）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分歧与演进》文中研究说明长远人口发展战略决定着不同阶段的具体人口决策,并将对未来人口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回顾和梳理了以往40年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争论,发现这些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及达成手段所存在的重大分歧。进入低生育时期之后,不同人口战略目标之争还在继续,仍是不同形势判断和政策主张分歧的深层原因。近年来生育政策虽已经重大调整,但由于人口战略目标一直并未明确,因此相应的政策争论依旧不断。尽早明确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事关长远,意义重大,国家和社会公众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醒,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此更是不能回避。
李翔[7]（2020）在《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至今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仅缩减了人口总量,而且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加速等问题,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在持续的低生育率背景下,理清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成为研究的迫切需要。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建立了相关理论与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阐述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对低生育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进行理性客观的评估。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将沿着“提出问题——理论与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这一逻辑思路逐一展开,试图科学、全面地对低生育率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分析。经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来看,人口生育率的提高会促进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且由低生育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也并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下降,反而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反之,持续的低人口生育率会阻碍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即经过人口转变,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对我国劳动参与率产生负效应。在考虑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后,发现低生育率对劳动参与率的负效应还会通过滞后效应进一步增强。同时,在对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分析与预测后,发现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当前的较低水平,那么至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会比维持在自然更替的生育水平方案下少大约767万人,并且这一差异将在2040年和2050年后进一步扩大。另外,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规模的减少效应,不仅体现出绝对量的减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体现出减少速度的加快。第二,从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来看,当生育率下降时,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其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正效应也逐渐显现。在考虑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后,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不仅会受到当前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前期人口生育水平的滞后效应影响。另外,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中还发现,生育率的变动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最大。而根据在低生育率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也就是说,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力资本水平会提高,这将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三,生育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直接效应呈现出显着的倒“U”形,即当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生育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也会不断上升,但当生育率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继续上升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效应。同时,在滞后效应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率还会受到前期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影响。而在中介效应分析中,低生育率,一方面,会通过改变劳动供给水平降低劳动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中介效应。但在目前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经过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口代际转变,劳动参与率的负中介效应要略高于人力资本的正中介效应。由此,我们从供给途径来分析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呈现出负效应。第四,根据数值模拟结果,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并且当总和生育率达到1.6时,经济增长率达到峰值,但当总和生育率继续上升至1.8时,经济增长率为1.65,又回到了总和生育率为1.5时的结果。这说明如果现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或是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能够促使生育率处于1.5-1.8的区间内,则能够促进经济保持高增长。因此,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生育率的过度反弹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另外,对放松生育政策后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得到,个体的年龄、性别、户籍状态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在意愿生育二孩间的差异明显。同时,放松生育政策后,受政策的影响还未生育二孩的家庭更明确二孩生育计划。从总体来看,低生育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阶段性,但随着人口转变,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因此,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增进劳动供给质量将刻不容缓。
万新月[8]（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提出人口,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生育行为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在宏观维度上更能体现当前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因此,生育水平的变迁研究是了解中国生育观念和文化转变的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家庭、教育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性,选择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脉络,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下中国人口战略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人的人口思想与论述的基础上,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为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搭建政策背景。然后搜集相关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而且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与生育政策的变迁紧密联系,体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指导作用。此外,中国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其中高生育水平集聚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低生育水平聚集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近16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减少,高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上升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加强对生育水平空间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接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定性分析物质生产、婚姻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和就业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数据模型,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日常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不影响生育水平,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粗离婚率的上升、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长、失业率的上升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为8.8年。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一次拓展性研究,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翠玲[9]（2019）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文中提出生育时间是人类生育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通过包括初育年龄、终育年龄、各孩次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指标来测量生育的早晚及生育的密度。对这些指标进行现状、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育行为中,一孩到二孩之间的间隔差异很大,呈现出显着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曾长期被用于“调节出生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分布,达到降低人口生育密度、减缓人口增长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间隔生育”一直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后,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更加普遍。对依法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均要求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之间的时间长度及（或）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截止到201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取消了类似要求,自此,在我国生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生育间隔政策被终止,育龄妇女可以自主决定二孩生育时间。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将生育间隔作为生育模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围绕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和内部间隔结构分析,来观察个体二孩生育行为的时间变化。同时,出生间隔的长短也与母婴健康有关,了解间隔过长和间隔过短人群的规模大小以及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认识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的特征和变化,在人口发展中有特殊需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二孩生育间隔的微观数据来源有限,近十多年来的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较为缺乏,而这又是我国生育政策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补充相关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趋势的相关研究极为必要,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来补充相关国内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详细梳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亦是空白。对中国生育转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评估生育数量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对二孩生育年龄和二孩生育间隔的相关政策规定关注较少,对生育间隔政策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转变的研究尚为空白,通过间隔政策差异解读省际生育转变差异的研究更是鲜见。究其原因,二孩政策生育年龄和法定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以及随时间的频繁变更增加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的难度,因此导致直接影响二孩生育时间的生育间隔政策却很少被触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省广泛的政策差异也为研究出生数量、生育水平、生育时机及生育间隔如何随生育政策变动而波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尤其是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在老的政策被取消或新的政策实施后的变动状况。各地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生育间隔政策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布,对各时期的二孩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并构造出什么样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将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估。在生育推迟作为影响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开展生育间隔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分析,能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生育推迟进程及原因的理解,从而为判断我国未来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迁,通过对31个省（区市）1980年来以来的生育间隔要求的详细梳理,获得间隔政策变迁的基础资料,作为理解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宏观制度背景。之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历史变动及其对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为认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内部人群差异,进一步分析二孩间隔的内部结构。此后,采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照了妇女的不同出生队列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早晚,并对城乡、民族、地区、一孩性别、妇女教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省级典型性分析和省际对比分析,检验各省间隔政策变迁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时间及二孩生育水平。研究发现,作为“晚（晚婚晚育）、稀（长间隔）、少（少生）”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引入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当时“早（早婚早育）、密（间隔短）、多（多育）”的一种干预和调控。20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份颁布了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到了九十年代普遍化,自世纪之交以来逐步废除。依法生育二孩的政策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各地的间隔要求亦随时间频繁变更。政策的变迁本身反映了政府对于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和进化。由于可生育二胎的人群及生育时间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具有区域自治权的市制定,各省对一孩和二孩间隔要求不仅差异较大,调整时间及调整内容也各不相同,取消间隔政策的步调也不同步,间隔政策的出台、调整和取消既有时间差,也有间隔要求的长度和生育二孩年龄的早晚差异,还有豁免群体差异。同样的二孩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受到多元的时间规制。对我国31省（区市）生育间隔政策的相关要求及历史变动的详细梳理,宏观上掌握了要求生育间隔省份的数量变化,微观上明晰了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具体内容、修订次数及调整方向,填补了目前生育政策研究的空白。二孩生育间隔直接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的“晴雨表”,也间接反映着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密度,建构着我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和家庭的世代间隔。本文基于120县人口监测系统2013年上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1990-2005年间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和长间隔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越晚出生的妇女其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生育二孩的进度更慢,人们的生育密度降低,人口增长减缓。基于山东、广东等13省的典型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生育数量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变化对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二孩生育间隔以及时期总和生育率均产生了强烈影响。间隔政策的出台及政策收紧导致二孩生育水平和时期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显着下降,放松及取消间隔政策后二孩生育水平和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相应上升。不同的间隔政策及其变迁导致了各时期不同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衍变。各时期的生育间隔政策通过将二孩生育集中或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引起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基于间隔的二孩生育率变动,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的变迁,显示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也促进了对于我国生育推迟的相关研究。我国目前的生育推迟研究多集中在一孩,而由于生育间隔政策的影响,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长期受到间隔政策的强约束,缔造出不同的二孩生育推迟幅度与生育推迟进程。不同间隔政策导致不同间隔年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的演化过程。随间隔政策出台,10年间隔的一孩到二孩的递进曲线从左倾斜过渡到右倾斜,间隔政策放松（包括取消）后再次偏向左侧。相应的,峰值二孩生育间隔从八十年代的2年逐渐向更长的政策性间隔年限转变,二孩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然而,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间隔变短、峰值生育间隔逐渐向2年回归,再次证明在生育间隔政策实施期间,人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受外在制度约束,一旦外在约束撤销后,生育时间更加自主,生育推迟的幅度有所减弱。本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间隔政策省际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往的生育间隔分析通过计算平均二孩生育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的差值来测量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但无法反映二孩生育时间的离散度和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基于间隔的一孩到二孩递进比这一指标,既展示了不同时期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也提供了二孩生育在不同间隔的离散分布,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和各省不同间隔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的递进概率和生育进度,揭示了政策导致的地区和时期差异,丰富了二孩生育间隔模式及变动规律的相关认识,深化了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在我国生育转变中作用的理解,也证明了生育间隔政策在解释我国生育行为的省际差异中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全国不分城乡均晚婚晚育、群众主动推迟生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育龄群众对于生育的自我掌控更强,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生育期缩短,过长过短间隔所带来的人口健康影响应被重点关注,并向有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虽然当前政策要求的生育间隔已经淡出,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间隔生育（birth spacing）和适当的生育间隔应被重视并倡导,实现从政策主导的被动生育间隔到自主的间隔生育转变。通过有效的避孕节育,达到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母婴健康,亦是全民健康时代的现实要求。
葛晶[10]（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理论和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理论及概念 |
| 1.人口转变理论的相关概念 |
| 2.公共政策理论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文献综述 |
| 2.国内文献综述 |
| 3.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
| 二、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调整及时,普及推广迅速 |
| 2.生育政策在短期中取得了明显效果 |
| 3.生育政策在长期中实施效果趋于不明显 |
| (三)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提高人口发展战略的地位 |
| 2.建立符合国情的鼓励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规避不婚族的大量出现 |
| 三、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日本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未能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
| 2.控制人口与鼓励生育的观点相矛盾,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不好 |
| 3.家庭育儿负担未得到充分缓解,少子化程度日益严峻 |
| (三)日本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运用“互联网+”手段宏观把握人口发展趋势 |
| 2.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主体责任,保障妇女的育儿权利 |
| 3.提高男性承担育儿责任的意识,创造良好的婚姻援助环境 |
| 四、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韩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
| 2.低生育文化抵消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生育水平一度跌破1.0 |
| 3.生育政策虽经过严格论证和柔性实施,仍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衡 |
| (三)韩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取消人口控制政策 |
| 2.重新构建生育文化 |
| 3.生育政策注重人本需求 |
| 五、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德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产假、育儿假保护水平较高,减轻了妇女的育儿压力 |
| 2.社会福利政策短期中初具成效,但生育率仍存在波动现象 |
| 3.育儿津贴延长父母照顾婴儿时长,改善照料质量 |
| (三)德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扩大父母的产假权益 |
|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 3.提倡男性在育儿中的责任和贡献 |
| 六、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挪威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成效显着,妇女生育意愿提升 |
| 2.塑造男性参与育儿的家庭文化对提升生育率起到关键作用 |
| 3.父母共同育儿推动了育儿质量提升 |
| (三)挪威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转变家庭育儿观念促进家庭平衡 |
| 2.探索灵活的育儿假期试点 |
| 3.提高政府部门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力度 |
| 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
| (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原则 |
| 1.以人为本的原则 |
| 2.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原则 |
| (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具体建议 |
| 1.动态监测人口变化及时完善生育政策 |
| 2.强化政府职能,构建更完善的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培育生育文化,提升结婚率,促进家庭平衡 |
| 4.探索育儿假相关制度,并通过试点推进 |
| (三)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生育的私人成本及收益 |
| 2.生育的社会成本及收益 |
| 3.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 |
| 一、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分析 |
| (一)生育选择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 |
| (二)生育选择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 |
| (三)生育选择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 |
| 二、生育正外部性对生育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模型构建及方法说明 |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 1.被解释变量:出生率 |
| 2.核心解释变量:养老保险支出 |
| 3.控制变量 |
| (三)平稳性检验 |
| (四)协整检验 |
| (五)PVEC模型检验 |
| 三、生育正外部性对生育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四、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启示与讨论 |
| (三)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3）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二章 生育福利政策的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生育率 |
| (二)更替生育水平 |
| (三)生育福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低生育陷阱理论 |
| (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三)生育成本-效用理论 |
| 第三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发展历程 |
| 一、1991—2007 年生育福利政策 |
| (一)政府刺激生育福利政策 |
| (二)妇女儿童保护政策 |
| (三)政府管制人工流产政策 |
| 二、2007 年至今生育保障政策 |
| (一)加强家庭建设政策,实行生育补贴机制 |
| (二)改善公民住房条件,为落实生育提供住房保障 |
| (三)宣传传统价值观,倡导回归传统生育文化政策 |
| 第四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分析 |
| 一、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改革原因分析 |
| (一)自然环境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社会因素 |
| 二、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特征分析 |
| (一)长期以鼓励政策为主 |
| (二)多维度入手落实生育福利政策 |
| 三、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结果分析 |
| (一)生育率有所提高 |
| (二)人口数量有所增加 |
| (三)居民生育意愿有所攀升 |
| 第五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
| (一)鼓励生育福利政策不宜盲目乐观 |
| (二)生育资本增加引起家庭内部矛盾 |
| (三)婚姻意识薄弱导致平均结婚年龄推迟 |
| 二、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给我们带来的经验 |
| (一)循序渐进全面推进生育保障制度 |
| (二)改善抚育条件和育儿设施 |
| (三)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
| (四)优化医疗卫生保健相关服务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4）低生育率危机下的荷兰生育激励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荷兰的人口发展 |
| 三、有关人口发展的国家态度 |
| （一）多年来荷兰政府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
| （二）近年来荷兰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
| 四、荷兰的人口政策 |
| （一）人口政策的概念 |
| （二）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口相关政策 |
|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相关政策 |
| 五、讨论 |
（5）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育变动 |
| 1.1.2 日本的少子化困境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少子化成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婚姻对少子化作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少子化对策的相关研究 |
| 1.3.4 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的相关概念 |
| 2.1.2 婚姻的相关概念 |
| 2.1.3 少子化和少子化对策 |
| 2.1.4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生育分析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中介变量理论 |
| 2.2.4 现代增长理论 |
| 2.2.5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
| 第3章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 |
| 3.1.1 战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
| 3.1.2 少子化的预兆期 |
| 3.1.3 少子化的开端 |
| 3.2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
| 3.2.1 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 |
| 3.2.2 人口减少时代到来 |
| 3.3 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3.3.1 日本的人口预测 |
| 3.3.2 超少子化将长期延续 |
| 第4章 日本少子化的成因 |
| 4.1 少子化的人口成因 |
| 4.1.1 人口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1.2 婚姻状况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3 婚内生育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4 婚姻和生育作用组合分析 |
| 4.2 少子化的经济成因 |
| 4.2.1 育儿成本效用因素 |
| 4.2.2 收入和雇佣因素 |
| 4.2.3 工作生活对立的因素 |
| 4.3 少子化的社会文化成因 |
| 4.3.1 家庭形态转变的因素 |
| 4.3.2 婚外生育低迷的因素 |
| 4.3.3 追求自我实现的因素 |
| 4.3.4 固有价值观念的因素 |
| 第5章 日本少子化的影响 |
| 5.1 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 |
| 5.1.1 少子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少子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
| 5.2 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5.2.1 少子化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关系 |
| 5.2.2 少子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少子化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
| 5.3.1 少子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5.3.2 少子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3.3 少子化对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 |
| 6.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 |
| 6.1.1 计划筹备阶段 |
| 6.1.2 全面开展阶段 |
| 6.1.3 调整深化阶段 |
| 6.2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 |
| 6.2.1 组织架构的四个层次 |
| 6.2.2 对策内容的三条主线 |
| 6.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少子化对策量化分析 |
| 6.3.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6.3.2 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
| 6.3.3 政策工具分布分析 |
| 6.4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效果评价 |
| 6.4.1 对策有效但作用受限 |
| 6.4.2 对策供给“质”和“量”均不足 |
| 第7章 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少子化进程和现状 |
| 7.1.1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
| 7.1.2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 |
| 7.1.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7.2 中国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7.2.1 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
| 7.2.2 预测结果 |
| 7.3 少子化的中日比较及经验借鉴 |
| 7.3.1 中日少子化的相似之处 |
| 7.3.2 中日少子化的相异之处 |
| 7.3.3 日本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优化路径 |
| 8.2.2 中国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分歧与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较高生育率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1979-1991年 |
| （一）生育政策的争论 |
| （二）生育政策争论背后的三种人口发展战略观点 |
| 1.人口负增长战略 |
| 2.人口零增长战略 |
| 3.人口低度增长战略 |
| （三）简要述评 |
| 低生育水平前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1992-2009年 |
| （一）低生育水平前期的生育政策争论 |
| （二）人口发展战略思路的分歧 |
| 1.主张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 |
| 2.主张生育政策应及时调整 |
| 3.在城乡普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
| （三）简要述评 |
| 生育政策调整前后：2010年以来 |
| （一）生育政策调整过程前后的争论 |
| （二）“全面两孩”政策下人口发展战略思路的分歧 |
| 1.反对继续调整政策的人口战略思路 |
| 2.主张政策继续调整的人口战略思路 |
| （三）简要述评 |
| 结语 |
（7）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
| 1.3.2 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 |
| 1.3.3 离散选择模型 |
| 1.3.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 |
| 1.4 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人口转变理论 |
| 2.2 人口经济理论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2.1 悲观论 |
| 2.2.2 乐观论 |
| 2.2.3 中性论 |
| 2.3 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生命周期理论 |
| 2.3.3 世代交叠模型 |
| 2.3.4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3.5 家庭需求模型与抚养负担假说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关于低生育率、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2 关于低生育率、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3 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4 关于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5 对文献的简要评述 |
| 第3章 低生育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
| 3.1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
| 3.1.1 消费者行为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及加总 |
| 3.1.3 厂商行为 |
| 3.1.4 政府行为 |
| 3.1.5 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 |
| 3.2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2.1 低生育率通过劳动力投入改变劳动供给影响经济增长 |
| 3.2.2 低生育率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改变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劳动供给的影响分析 |
| 4.1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劳动参与率现状分析 |
| 4.1.1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的现状分析 |
| 4.1.2 劳动参与率现状分析 |
| 4.2 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4.2.5 区域稳健性检验 |
| 4.3 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劳动供给预测分析 |
| 4.3.1 劳动供给预测方法与参数设定 |
| 4.3.2 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劳动供给结构预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影响分析 |
| 5.1 劳动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分析 |
| 5.2 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3 实证分析 |
| 5.2.4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5.2.5 区域稳健性检验 |
| 5.3 低生育率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3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估计 |
| 6.3.2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6.4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1 人口出生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2 人口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3 少儿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7.1 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值模拟 |
| 7.1.1 OLG模型设定 |
| 7.1.2 参数校准 |
| 7.1.3 数值模拟 |
| 7.2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及其效果评价 |
| 7.2.1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
| 7.2.2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
| 7.2.3 放松生育政策后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效果评价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8）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解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与界定 |
| 2.1.1 生育水平的内涵 |
| 2.1.2 生育水平的指标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2.2.3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3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 |
| 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
| 3.1.1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1.2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3.2 中国生育水平的时间变迁 |
| 3.2.1 中国生育水平呈现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 |
| 3.2.2 中国自21世纪以来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状态 |
| 3.3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变迁 |
| 3.3.1 中国整体生育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 |
| 3.3.2 中国局部生育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 |
| 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1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 |
| 4.1.2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 |
| 4.1.3 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1.4 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 4.1.5 社会就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
| 4.2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数据检验 |
| 4.2.5 实证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 |
| 5.2.2 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
| 5.2.3 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 |
| 5.2.4 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 |
| 2.1.2 计划生育 |
| 2.1.3 生育间隔 |
| 2.1.4 生育政策 |
| 2.2 生育理论 |
| 2.2.1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
| 2.2.2 扩散理论 |
| 2.2.3 生命历程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生育间隔变动趋势 |
| 2.3.2 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分析 |
| 2.3.3 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因素 |
| 2.3.4 生育间隔对人口预测的影响 |
| 2.3.5 生育间隔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历程 |
| 3.1 八十年代以前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1.1 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
| 3.1.2 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2 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
| 3.3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
| 3.3.1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调整次数 |
| 3.3.2 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动趋势 |
| 4.1 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分析 |
| 4.1.1 二孩生育间隔的时期差异 |
| 4.1.2 地区差异 |
| 4.1.3 城乡差异 |
| 4.1.4 民族差异 |
| 4.1.5 子女个体因素的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1.6 不同人工流产次数的二孩生育间隔 |
| 4.1.7 不同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生育间隔差异 |
| 4.2 生育间隔规定对二孩生育间隔时期变化的影响 |
| 4.3 生育间隔设立、调整与取消前后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内部结构分析 |
| 5.1 二孩生育间隔结构的内部构成与时期差异 |
| 5.2 基于初育史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1 初育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2 不同初育队列的分初育年龄二孩间隔构成分析 |
| 5.3 妇女出生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分析 |
| 5.3.1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内部构成 |
| 5.3.2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生存曲线及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山东省的生育间隔政策效应的典型性分析 |
| 6.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省级分析的必要性 |
| 6.1.1 山东省生育政策及生育水平波动的特殊性 |
| 6.1.2 主要研究内容 |
| 6.2 山东省婚育政策历史变动 |
| 6.2.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育年龄要求 |
| 6.2.2 山东省生育数量及婚育时间要求的历史变动 |
| 6.3 数据与方法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方法、分析指标及关键政策变动分析 |
| 6.4 研究发现 |
| 6.4.1 时期生育水平波动 |
| 6.4.2 生育时间和二孩生育间隔变动 |
| 6.4.3 年龄别生育模式的变动 |
| 6.4.4 政策对生育水平和时间的影响 |
| 6.4.5 生育率转变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1 主要发现 |
| 6.5.2 山东省典型分析对理解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的启示 |
| 第7章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时期生育及生育模式的影响 |
| 7.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分析的必要性 |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变动 |
| 7.4 研究发现 |
| 7.4.1 “开小口、堵大口”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2 “严控人口增长”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3 生育间隔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4 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 4.1.3 人口老龄化 |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刘玉. 延安大学, 2021(12)
- [2]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D]. 杨昕. 延安大学, 2021(11)
- [3]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D]. 范维.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4]低生育率危机下的荷兰生育激励政策[J]. 周云,彭书婷. 人口学刊, 2021(02)
- [5]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D]. 全龙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6]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分歧与演进[J]. 郭志刚,王军. 国际经济评论, 2020(04)
- [7]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D]. 李翔. 华侨大学, 2020(11)
- [8]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万新月. 西华大学, 2020(01)
- [9]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D]. 张翠玲.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