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跨国公司的环境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贾辉[1]（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郑玉雯[2]（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研究》文中指出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引起了改良世界经济体系的诉求,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演进更是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在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内在矛盾激化下应运而生,并快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一些发达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实现了技术创新、生产效率升级以及环保技术的进步等,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提高。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中陷入“低端锁定”困境,被束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生产环节,加剧了生态环境负担,进而对其参与国际分工形成反向约束作用。这一困境制约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丝路沿线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以及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实现协同发展。那么,破解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胁迫与约束关系,探索二者的协同驱动机制以及有序演进规律,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国内外关于一国或区域参与国际分工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讨论,已有研究多基于环境三效应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展开,集中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环境污染、生态足迹、碳排放等单一层面问题,存在单向性假定的局限,二者的交互关系研究正处于逐步被重视的阶段。一些研究以一国或区域参与国际分工中的环境污染要素与其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定量关系展开,但也仅以数量关系笼统地揭示二者交互影响所呈现出的表象,并未打开二者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实现过程“黑箱”,缺乏机理研究。本文基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环境三效应理论、EKC理论、系统论以及协同理论,引入复杂性科学视角及研究范式,在厘清演化格局→破解关系结构→揭示演进规律的逻辑框架下,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性成果如下:第一,构建复杂性科学视角引领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研究框架。经济全球化加速、信息与智能革命的兴起等,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在空间上的远程影响、时间上的错位与滞后反馈、作用主体的多样性等协调发展问题更多出现,传统研究框架面对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复杂耦合关系力所不及。复杂性科学视角及其研究范式不仅深化了形态和过程研究,而且重视机理研究。一方面,从系统交互耦合的动态关联关系促使多种因素往复作用形成协同效应这一论点出发,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研究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结合复杂系统研究所涵盖的理念认知、运行机制和系统体系三维理论框架,构建“协同目标→协同形态→耦合关系→协同驱动机制→协同规律”逐步递进的协同机理解释体系。最终建立包括“格局—结构—规律”三个层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分析框架,有助于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在竞争中求合作”的演化规律。第二,运用哈肯模型识别驱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的序参量并验证了序参量对系统协同的控制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忽略从系统整体视角对协同驱动机制关注的不足,本文基于序参量决定着复杂系统的演化结构并控制系统演化进程这一协同理论的主要观点,构建哈肯模型分阶段识别了 2010-2017年间驱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的序参量,验证了序参量对系统协同状态的支配作用。通过识别2010-2013年和2014-2017年两阶段驱动复合系统协同的序参量,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序参量由比较优势转变为经济联系和制度环境。进一步地,通过分析模型中参数符号发生的转变,得到倡议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中国家间经济联系得以加强,制度环境不断优化这一结论。本文通过哈肯模型实证分析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具有协同机制,但协同度不高,不断优化沿线国家分工合作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高生产网络的经济联系、生产效率,促进生态效率优化,继而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第三,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分析序参量役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演进呈现的临界相变表现并揭示系统的涨落规律。区别于既有研究对系统协同演进规律关注于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围绕系统协同状态的多维度剖析,通过系统要素的联动关系归纳演化路径这一分析逻辑。本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界定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状态下系统各要素的基本参数,仿真模拟系统不同协同状态的基本表现,分情景探讨了自然状态演进型、生产网络加速演进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发展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同演进规律,揭示了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演进的控制作用,力图准确刻画出系统未来偏离平衡状态的变化趋势,进而揭示系统的涨落规律。本文的研究阐释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本质,即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在发展演进中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协同效应,继而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在序参量的支配下,由无序向有序、由低级向高级的循环往复演进,研究从系统动态发展的视角剖析了复合系统协同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周丹妮[3]（2020）在《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因素正冲击着世界经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越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并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与前些年中越经济关系中“贸易热、投资冷”的状况有所不同,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促使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有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越南面临着“双重劣势”与中高级别的国家风险。如何应对来自越南当地的制度压力,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经营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在越南经营的中国企业为例,试图发掘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其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以及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机制,并将基于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风格的相关研究,探索不同领导风格在其中的调节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1）东道国制度压力如何直接影响在越中国企业绩效,不同维度的制度压力各自产生何种影响;（2）东道国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在越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人力资源自主权;（3）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二者在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扮演者什么角色;（4）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的领导风格下有何区别,高层管理者的威权型领导风格和服务型领导风格是否会对上述关系产生影响。首先,本研究通过四家不同行业的在越中国企业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采用理论阐述、案例数据和模型构建三者相互印证的分析思路,探究了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东道国制度压力会显着影响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其中强制压力起负向影响作用;规范压力、模仿压力起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也会正向促进企业绩效,从而初步论证了本研究构思的合理性。其次,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展开理论探讨与分层剖析,结合在越南实地企业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对探索性案例研究中得出的初始假设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阐述,揭示出“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企业绩效”、“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自主权→企业绩效”、“领导风格——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企业绩效”、“领导风格——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提出了36个理论假设。随后,本研究详细阐述了验证理论假设的问卷与量表设计过程,进行小样本预调研,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和CITC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始调研问卷进行修正和净化,确定正式调研问卷。然后,本研究进行正式调研,从所搜集的有效问卷中筛选、整合出257家企业样本,在检验结构效度、组合信度、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之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层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规范的实证检验。最后,本研究对研究成果进行概括与总结,归纳出研究的理论贡献,提炼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压力的策略,并在汇报研究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东道国制度压力分为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三种类型,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中强制压力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则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强制压力显着负向影响企业社会绩效,规范压力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社会绩效,模仿压力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2）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中承担了不同性质的中介作用,但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东道国强制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的负向影响关系中并未起到中介作用。（3）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风格在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其中,威权型领导会削弱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对其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削弱企业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其社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服务型领导会增强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对其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增强企业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其社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实现了以下研究进展:（1）突显出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性,从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两方面解释了海外经营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压力的过程;（2）探索出东道国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绩效的复杂机理,即东道国制度压力不仅能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还能通过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领导风格会增强或削弱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3）揭示出新兴经济体顺向OFDI情境下东道国制度压力与海外经营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混合性发现。（4）有效弥补了现有关于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研究中实证不足的缺陷。
林明灯[4]（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李国敏[5]（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郑宝玲[6]（2019）在《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各跨国公司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后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潜力巨大,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为了在中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更深的融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他们从生产、营销、产品研发、人力资源和管理等多方面入手调整并深化在华的本土化战略,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当地特色的本土化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这种本土化战略的调整是跨国公司适应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他们根植于中国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本文首先介绍了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内涵并介绍关于跨国公司的基本理论,接着通过文案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B集团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进行调查分析。本文主要运用了AHP、EFE和IFE分析方法对B集团在华状况进行定量分析,运用PEST分析工具对中国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并就B集团在华本土化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运用SWOT分析工具对B集团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具体分析并就合理的战略选择给出相关建议。然后,总结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不足提出合理优化意见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一些启示和借鉴。
郑俊圭[7]（2019）在《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假设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在盈利活动之外,所承担的伦理、环境保护、改善社会福利等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形象,而且有助于企业的利润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以在华韩资企业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把CSR行为分为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深入分析影响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同时,本研究还把企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检验了各类CSR行为对企业绩效具体带来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验证了本土化在上述关系中产生的调节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首先,分析了市场导向、创业导向、网络导向、利益相关者影响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动机等影响CSR行为的主要因素和CSR行为的相关关系。其中:市场导向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创业导向对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没有显着影响;网络导向对反应型CSR行为没有显着影响,但与战略型CSR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益相关者影响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以进入内销市场为目的的市场进入动机,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存在部分正相关关系,但是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没有显着影响。其中:市场导向与非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财务绩效没有显着影响;创业导向与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非财务绩效没有显着影响;网络导向对非财务绩效和财务绩效均没有显着影响。再次,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与非财务绩效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对非财务绩效的战略型CSR行为的影响程度大于反应型CSR行为。而且,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与财务绩效均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对财务绩效的战略型CSR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大于反应型CSR行为。这与先前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前期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在华韩资企业。最后,本土化水平在主要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一,本土化在市场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二,本土化在创业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调节效应;第三,本土化在网络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四,本土化在利益相关者影响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五,在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本土化存在部分正向的调节效应;第六,本土化在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正向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将战略导向和CSR研究领域相结合,试图寻找新的CSR影响因素,分析其对CSR行为的关系,不仅丰富了战略导向和CSR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还揭示了战略导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影响CSR行为,为跨国公司的CSR研究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二,通过以将创造共享价值的概念引入CSR研究,将CSR行为分为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并将企业绩效分为非财务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而分析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包括创造共享价值在内的战略型CSR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对创造共享价值和战略型CSR研究的实证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首次表明本土化水平在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上具有调节效果。将本土化扩大到了CSR研究领域,从新的角度发现了本土化效果。第四,在中国学术界首次对外资企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分析了外资企业的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之间的关系及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刘政[8]（2019）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与国际贸易规则不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其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国际投资规则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成为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良好对象。由于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所以研究美国BIT及其最新的2012范本对于中国同美国谈判和中国适应、参与制定、乃至主导国际投资规则具有一定的意义。双边投资协定不仅仅是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它还反映了一国对吸收外国投资和本国对外投资的态度,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服务于经济战略。因此,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去研究BIT,可以从整体上系统的认识它,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经济战略是一国关于经济的总的方针,包括战略的目标和战略的实施方式两个方面。按照简单也即最优设想,经济战略的目标似乎应是最大化本国整体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经济战略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群体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影响程度不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一国经济战略的目标更可能具有二元性,即该国经济战略有两个出发点。美国经济战略的二元性尤其鲜明,因为资本力量异常强大,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从而使国家行为优先满足资本（资产阶级）利益,其次才是兼顾国家整体利益。正因如此,美国创造条件使资本流动到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也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发生过数次转变。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是“内生型”的方式,即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活动获取利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转变为“外向型”,不再单纯依靠国内生产,而是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将生产环节转移或外包出去,自身占据价值链的高端部分,从外部获取利益。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更是依靠美元世界货币地位,通过操纵自身货币政策造成它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利用波动攫取利益,掠夺它国的存量财富。此时的美国已从增量财富创造者转变为存量财富掠夺者。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之一是对外投资,如果不能对外投资,就无法从外部获取利益。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工具来方便资本自由进出它国、保障在外资产的安全,并帮助美国资本扬长避短,限制竞争对手。这是美国经济战略赋予BIT的使命,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数个BIT范本,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现实需要进行修改,并以此为基础同它国谈判。例如最新的BIT2012范本对投资便利程度和保护力度的要求非常高,还包含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内容。由于签约对象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所以最终协定和范本几无差异,主要体现美国的意愿。具体到美国BIT2012范本的各个分则,它们每一个都体现着美国的经济战略。投资的定义是BIT的基础性条款,它决定了 BIT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大小。BIT2012范本采用了非常宽泛的投资定义,几乎将所有类型的财产都囊括进来,以达到充分保护美国在外资产的目的。但是投资定义扩大化的影响不仅在于此,与其它条款结合起来,它事实上产生了一些隐含的影响,如要求东道国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东道国更多的成为投资争端的被告,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予以重视。在美国的BIT等国际投资协定中,竞争中立规则存在对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和“不利影响”定义不合理的问题,对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国家十分不利,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工具。竞争中立规则的理论前提并不成立,在逻辑上也藏有陷阱,其初衷本应是政府不得格外优待与自身利益一致企业,把约束对象定义为国有企业并不准确和公平。由于美国大企业能够影响、控制本国政府并使二者利益一致,这一概念的偷换使其能够避开竞争中立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我国应主张将国有企业概念替换为“与政府利益一致企业”概念,使竞争中立规则真正公平和对等。劳工标准最初与国际投资规则并不关联,美国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工为名,将劳工标准纳入到BIT中,希望借此扬长避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并讨好国内劳工阶层,将国内矛盾转移。然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低于发达国家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且具有历史因素,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相反发达国家及跨国企业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劳工标准也不能科学反映劳工福利的高低,发展中国家应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劳工标准和责任划分体系,要求发达国家给予补偿并合理限制对资本的过度保护。业绩要求规则是一项传统规则,美国以防止政府干预、维护市场效率为名,在BIT2012范本中将其更加细致化和严格化,目的是防止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地成分、出口比例等业绩要求措施破坏美国设计的全球生产经营链条,减少对美国资本和企业的束缚。但是东道国的业绩要求措施本质上属于预先制定、预先提供给投资者的契约,并非强迫而是自愿遵从。业绩要求规则禁止一切形式的业绩要求措施,反而违背了契约精神和意思自治原则,在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环保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美国意图借此增加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成本,防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然而其理由并不公平,美国等发达国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历史上的工业化时期并不存在、也未曾遵守国际环保规则,在其工业化后要求发展中国家去遵守规则并不公平。而且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环保标准,因此BIT中的环保条款也不公平合理。负面清单主要是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例外,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东道国弱势产业的保护,还在于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分配。从是否创造增量财富的角度考察,外国资本进入不同行业产生的效用不同。在采矿业、农业和以金融、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外资进入并不创造增量财富,而是拿走东道国的存量财富,制造业则是外资能够创造增量财富的行业。美国BIT要求的简短清单即是美国获取它国存量财富、实现经济战略的工具。BIT中的其它条款,如争端解决条款为最大化保护美国在外资产,写入了便利的投资者起诉东道国之规定,侵犯了东道国的司法主权。金融审慎条款与征收条款结合,给了美国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变相征收它国投资者财产的权利,是一个新现象。根本安全条款对应的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消除了美国负面清单内容少的不利影响,并赋予事后禁止外资的权利,这一制度并不透明,尤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当不友好。美国BIT将随着经济战略的转变而变化。美国自特朗普上任后表现出越来越重视国内生产的趋势,减税、基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中美贸易战均是表现。吸引、要求资本回流美国表明其原有的依靠对外投资在外部攫取利益的经济战略发生转变。在此情况下,BIT的任务也将改变,既可能随着吸引外资重要性的提高而降低协定的标准,以期达成更多协定,也可能就此被废弃。中美BIT谈判存在多种分歧,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负面清单等。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战略的冲突、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和利益交换的不匹配。中国不必高估中美BIT的重要性,应持超然态度对待谈判,不宜过多让步。由于中美战略的根本矛盾,两国经贸关系的竞合性越来越复杂,最终将导致无法达成BIT,或者由于偶然因素仅仅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式协定。
刘盛,刘志云[9]（2018）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研究》文中提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而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则因其本身货币资源的调配者之定位和能够从外部推动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下,成为当前瞩目的焦点。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统筹该领域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规则,并形成内外发展之联动,不仅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趋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金融机构自身市场竞争力、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更是协调我国"软实力"和"硬实力",打造我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社会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可以包括"国家间立法"和"非国家间立法"（私政府立法）两种类型,前者进展缓慢而后者发展迅速,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相关关系。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需要政府主体和金融机构主体的共同行动,目前我国政府主体已经开始积极参与该领域规则的实践和构建,而金融机构主体作为一个"理性人",要将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外在义务变成自觉行为,就必须要与其商业动机相连接。兴业银行在加入赤道原则之后产生的巨大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无疑为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模范效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应当遵循"国家主体参与"和"金融机构主体参与"的并行路径,而对其具体战略也需要从过去的"积极参与"转变为"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同时,应当与时俱进,注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之间的互动协调,构建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常态性互动机制。
汪炜[10]（2019）在《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描述和解释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理,并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雅加达和马尼拉为案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分权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央地关系,并逐渐影响到各自国家首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进而影响了城市环境治理格局。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雅加达和马尼拉逐渐成长为全球城市。在经济参与了全球体系分工的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也吸纳了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由此,两座城市被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卷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为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雅加达与马尼拉分别在城市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跨国城市网络层面开展了与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合作,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在城市层面,以“主体治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在国家层面,城市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治理形式,在多个方面配合整体的环境治理;在区域层面,东盟在法律政策设置和开展创新项目上,为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多类型的服务;在跨国城市网络层面,跨国城市网络协调内部资源、动员外部资源,就雅加达和马尼拉较为集中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治理。在四个层面上与多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即使不能完全治理两座城市的环境问题,但最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全球治理时代,没有什么行为体能与其他行为体相区隔,多层次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多层次国际合作能够将城市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相联系,打通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线。以C40和ICLEI为代表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和以Citynet为代表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给雅加达和马尼拉带来一种新的治理体验:无中心,扁平化,高度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与议程设置帮助雅加达和马尼拉接触到国际最为先进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将“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勾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体现东南亚全球城市外交的最新方式。多层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注重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消弭内外政治治理的“鸿沟”,确保将城市环境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的议程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城市主义理念的落地生根,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创造出城市发展的绿色命运共同体。
二、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跨国公司的环境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跨国公司的环境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分工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系统论 |
| 2.1.4 环境三效应理论 |
| 2.1.5 EKC理论 |
| 2.2 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 |
| 2.2.1 基于定性分析的归纳研究 |
| 2.2.2 基于经验模型的检验研究 |
| 2.2.3 基于计量模型的测算研究 |
| 2.3 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驱动机制研究 |
| 2.3.1 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驱动因素研究 |
| 2.3.2 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效应研究 |
| 2.4 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规律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分析框架 |
| 3.1 研究概念界定 |
| 3.2 理论模型构建:复杂性科学视角 |
| 3.3 理论模型解析:论证部分的构成和关系 |
| 3.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的解释体系 |
| 3.4.1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目标 |
| 3.4.2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形态 |
| 3.4.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
| 3.4.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驱动机制 |
| 3.4.5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规律 |
| 3.5 论证方法的选择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 |
| 4.1 研究设计与变量构建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变量构建说明 |
| 4.1.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VAR模型建立及检验 |
| 4.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过程及趋势 |
| 4.3.1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资源要素的影响过程及趋势 |
| 4.3.2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要素的影响过程及趋势 |
| 4.3.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压力的影响过程及趋势 |
| 4.3.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响应的影响过程及趋势 |
| 4.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 |
| 4.4.1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资源要素的相互影响程度 |
| 4.4.2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要素的相互影响程度 |
| 4.4.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压力的相互影响程度 |
| 4.4.4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响应的相互影响程度 |
| 4.5 主要结论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驱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序参量 |
| 5.1 协同学及序参量 |
| 5.2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序参量识别模型 |
| 5.2.1 哈肯模型 |
| 5.2.2 模型分析步骤 |
| 5.2.3 模型的变量选取及依据 |
| 5.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的序参量识别 |
| 5.3.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序参量识别 |
| 5.3.3 分阶段比较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进规律 |
| 6.1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作用的SD模型构建 |
| 6.1.1 建模目的及模型假设 |
| 6.1.2 系统边界确定 |
| 6.1.3 系统分析 |
|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仿真模型的建立 |
| 6.2.1 仿真系统因果关系图的建立 |
| 6.2.2 仿真系统流图的建立 |
| 6.2.3 系统动力学方程及参数的确定 |
| 6.3 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仿真模型检验 |
| 6.3.1 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
| 6.3.2 模型的敏感性检验 |
| 6.4 不同协同模式下的模拟与演进规律解析 |
| 6.4.1 自然演进型发展模式下复合系统协同演进规律 |
| 6.4.2 生产网络加速型发展模式下复合系统协同演进规律 |
| 6.4.3 生态环境保护型发展模式下复合系统协同演进规律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3）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关键概念内涵与界定 |
| 1.3.1 东道国制度压力 |
| 1.3.2 人力资源本地化 |
| 1.3.3 人力资源自主权 |
| 1.3.4 领导风格 |
| 1.3.5 企业绩效 |
| 1.4 研究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
| 2.1.2 资源基础理论 |
| 2.1.3 资源依赖理论 |
| 2.2 企业国际化的制度压力相关研究 |
| 2.2.1 文献筛选与基本情况列表 |
| 2.2.2 国际商务领域中引入制度理论的过程 |
| 2.2.3 制度压力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
| 2.2.4 企业国际化的制度压力相关研究述评 |
| 2.3 本地化相关研究 |
| 2.3.1 本地化的分类与测量 |
| 2.3.2 本地化的前因研究 |
| 2.3.3 本地化的后果研究 |
| 2.3.4 本地化相关研究述评 |
| 2.4 自主权相关研究 |
| 2.4.1 自主权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自主权的前因研究 |
| 2.4.3 自主权的后果研究 |
| 2.4.4 自主权相关研究述评 |
| 2.5 领导风格相关研究 |
| 2.5.1 威权型领导相关研究 |
| 2.5.2 威权型领导相关研究述评 |
| 2.5.3 服务型领导相关研究 |
| 2.5.4 服务型领导相关研究述评 |
| 2.6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 2.6.1 中越双边关系研究 |
| 2.6.2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状况研究 |
| 2.6.3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相关研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投资环境与外资企业在越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
| 3.1 越南概况 |
| 3.1.1 越南发展简史 |
| 3.1.2 自然地理与资源状况 |
| 3.1.3 行政区划 |
| 3.1.4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状况 |
| 3.2 越南投资环境发展现状 |
| 3.2.1 越南宏观经济现状 |
| 3.2.2 越南贸易现状 |
| 3.2.3 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情况 |
| 3.2.4 越南投资相关法律现状 |
| 3.2.5 越南吸引外资的优劣势分析 |
| 3.3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
| 3.3.1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概况与发展历程 |
| 3.3.2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
| 3.4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
| 3.4.1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概况与发展历程 |
| 3.4.2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
| 3.4.3 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影响机制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案例探索的理论预设 |
| 4.3 案例设计方法论 |
| 4.3.1 案例选择 |
| 4.3.2 数据搜集 |
| 4.3.3 数据分析 |
| 4.4 案例企业简介 |
| 4.4.1 D公司 |
| 4.4.2 J公司 |
| 4.4.3 L工业园 |
| 4.4.4 W所 |
| 4.5 案例内数据分析 |
| 4.5.1 东道国制度压力 |
| 4.5.2 人力资源本地化 |
| 4.5.3 人力资源自主权 |
| 4.5.4 企业绩效 |
| 4.6 案例间数据分析 |
| 4.6.1 概念与维度编码 |
| 4.6.2 案例间信息评估 |
| 4.6.3 初始假设命题与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5.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2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本地化关系假设 |
| 5.2.3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自主权关系假设 |
| 5.2.4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5 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6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双中介作用的相应假设 |
| 5.2.7 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关系假设 |
| 5.2.8 假设汇总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调研问卷设计与小样本预调研 |
| 6.1 问卷设计方法 |
| 6.1.1 问卷设计原则 |
| 6.1.2 问卷设计过程 |
| 6.2 各变量的初始测量量表 |
| 6.2.1 制度压力的测量量表 |
| 6.2.2 人力资源本地化的测量量表 |
| 6.2.3 人力资源自主权的测量量表 |
| 6.2.4 企业绩效的测量量表 |
| 6.2.5 领导风格的测量量表 |
| 6.2.6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6.3 小样本预调研 |
| 6.3.1 小样本抽样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小样本检验方法 |
| 6.3.3 小样本检验结果 |
| 6.3.4 初始测量量表修正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7.1 样本数据搜集 |
| 7.1.1 样本对象选择 |
| 7.1.2 数据搜集与筛选过程 |
| 7.2 企业层面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量表质量与变量结构分析 |
| 7.3.1 分析方法介绍 |
| 7.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7.4 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企业绩效影响关系研究 |
| 7.4.1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
| 7.4.2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7.4.3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4.4 结果讨论 |
| 7.5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5.1 中介变量的内涵 |
| 7.5.2 中介效应的检验操作 |
| 7.5.3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5.4 结果讨论 |
| 7.6 领导风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6.1 调节变量的内涵 |
| 7.6.2 调节效应的检验操作 |
| 7.6.3 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
| 7.6.4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
| 7.6.5 结果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东道国制度压力各维度的不同影响机制 |
| 8.1.2 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 |
| 8.1.3 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
| 8.2 理论贡献 |
| 8.3 管理与实践对策 |
| 8.3.1 政府合理布局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 |
| 8.3.2 企业“入乡随俗”并充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社会责任 |
| 8.3.3 有效整合东道国社会网络资源 |
| 8.4 研究局限 |
| 8.5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企业访谈提纲 |
| 附录2 :在越中国企业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宏观背景 |
| 1.1.2 企业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对本土化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跨国公司 |
| 2.1.2 本土化与本土化战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OLI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3 分析工具 |
| 2.3.1 EFE和 IFE |
| 2.3.2 PEST分析和SWOT分析 |
| 2.3.3 AHP分析方法 |
| 第3章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现状调查分析 |
| 3.1 B集团在华本土化的动因 |
| 3.1.1 外部动因 |
| 3.1.2 内部动因 |
| 3.2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现状 |
| 3.2.1 研发的本土化 |
| 3.2.2 生产的本土化 |
| 3.2.3 管理的本土化 |
| 3.2.4 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
| 3.2.5 产品和服务的本土化 |
| 3.2.6 品牌的本土化 |
| 3.2.7 文化的本土化 |
| 3.3 B集团本土化现状调查方案设计与实施 |
| 3.3.1 调查方案设计 |
| 3.3.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3.3.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3.4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调查结果分析 |
| 3.5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存在的问题 |
| 3.5.1 本土化运作迟缓、执行速度慢 |
| 3.5.2 生产成本增加 |
| 3.5.3 研发投资占比过高 |
| 3.5.4 员工流动性大、离职率高 |
| 3.5.5 本土人才储备不足 |
| 第4章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PEST和主要业务指标分析 |
| 4.1 B集团在华本土化的PEST分析 |
| 4.1.1 政治和法律因素 |
| 4.1.2 经济因素 |
| 4.1.3 社会和文化因素 |
| 4.1.4 技术因素 |
| 4.2 B集团在华主要业务指标趋势分析 |
| 4.2.1 B集团销售业绩趋势分析 |
| 4.2.2 B集团本土研发人员数量趋势分析 |
| 4.2.3 B集团投资额趋势分析 |
| 4.2.4 B集团耗能趋势分析 |
| 第5章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SWOT要素分析及评价 |
| 5.1 B集团在华本土化的机会与威胁分析 |
| 5.1.1 企业机会 |
| 5.1.2 企业威胁 |
| 5.2 B集团在华本土化的外部关键因素评价分析 |
| 5.3 B集团本土化战略的优劣势分析 |
| 5.3.1 企业优势 |
| 5.3.2 企业劣势 |
| 5.4 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内部关键因素评价分析 |
| 第6章 B集团在华本土化SWOT矩阵分析及相关建议 |
| 6.1 B集团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SWOT定性定量分析 |
| 6.1.1 SWOT定性分析 |
| 6.1.2 SWOT定量分析 |
| 6.2 相关建议 |
| 6.3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
| 第7章 结论 |
| 7.1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调查问卷及结果 |
| 附录二:判断矩阵 |
| 附录三:专家基本信息 |
（7）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 |
| 1.1.2 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本土化战略之间关系 |
| 1.1.3 在华韩资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本土化战略之间关系 |
| 1.1.4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
| 1.3.2 市场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3 创业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4 网络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5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界定 |
| 1.3.6 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的概念界定 |
| 1.3.7 本土化的概念界定 |
| 1.3.8 企业绩效的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步骤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步骤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 |
| 2.1.3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4 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类型研究 |
| 2.1.5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1.6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1.7 小结 |
| 2.2 市场导向研究综述 |
| 2.2.1 市场导向的维度 |
| 2.2.2 市场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2.3 小结 |
| 2.3 创业导向研究综述 |
| 2.3.1 创业导向的维度 |
| 2.3.2 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网络导向研究综述 |
| 2.4.1 网络导向的维度 |
| 2.4.2 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4.3 小结 |
| 2.5 利益相关者研究综述 |
| 2.5.1 利益相关者的维度 |
| 2.5.2 利益相关者的相关研究 |
| 2.5.3 小结 |
| 2.6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综述 |
| 2.7 本土化研究综述 |
| 2.7.1 本土化的维度 |
| 2.7.2 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2.7.3 小结 |
| 2.8 现有研究局限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
| 3.1 研究模型 |
| 3.1.1 研究模型的框架 |
| 3.1.2 研究模型的建立 |
| 3.2 假设提出 |
| 3.2.1 市场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2 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3 创业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4 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5 网络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6 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7 利益相关者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8 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9 CSR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10 本土化水平的调节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对象与调研过程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研究设计 |
| 4.1.3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4.1.4 数据分析 |
| 4.2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测量 |
| 4.2.1 因变量 |
| 4.2.2 自变量 |
| 4.2.3 调节变量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果 |
| 5.1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地区及产业的分布 |
| 5.1.2 投资时期的分布 |
| 5.1.3 投资形态的分布 |
| 5.1.4 销售市场的分布 |
| 5.1.5 雇佣员工的现状 |
| 5.1.6 CSR行为的类型 |
| 5.2 量表质量验证 |
|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的验证结果 |
| 5.2.2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Test)的验证结果 |
| 5.2.3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验证结果 |
| 5.3 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
| 5.4 测量模型的效度检验结果 |
| 5.4.1 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 |
| 5.4.2 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 |
| 5.5 同源误差检验 |
| 5.6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
| 5.7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研究启示 |
| 6.3.1 理论启示 |
| 6.3.2 实践启示 |
| 6.3.3 政策启示 |
| 6.4 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6.4.1 研究的局限 |
| 6.4.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8）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 |
| 1.2 研究角度和方法 |
| 1.2.1 与法学研究的差异 |
| 1.2.2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法 |
| 1.2.3 逻辑分析方法 |
| 1.3 研究立场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5 写作思路 |
| 2 美国经济战略简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经济战略的一般性分析 |
| 2.2.1 经济战略的非公开性 |
| 2.2.2 经济战略的一元性和二元性 |
| 2.2.3 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3 美国经济战略二元性探讨 |
| 2.3.1 二元性的表现 |
| 2.3.2 二元性的原因 |
| 2.3.3 二元性对研究的影响 |
| 2.3.4 小结 |
| 2.4 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4.1 实施方式的演进 |
| 2.4.2 演进的趋势和原因 |
| 2.4.3 美元国际铸币税 |
| 2.4.4 铸币税的隐藏形式 |
| 3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综述 |
| 3.1 文献综述 |
| 3.2 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 |
| 3.2.1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投资保证协定阶段 |
| 3.2.2 双边投资协定阶段 |
| 3.2.3 采用双边形式的原因 |
| 3.3 签约对象国 |
| 3.3.1 签约对象国列举 |
| 3.3.2 对象国国别分析 |
| 3.3.3 对象国选择的原因 |
| 3.4 双边投资协定的特点 |
| 3.4.1 标准高 |
| 3.4.2 涉及广 |
| 3.4.3 干涉性强 |
| 3.5 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 |
| 3.5.1 便利美国资本跨国流动 |
| 3.5.2 保护美国资本在外安全 |
| 3.5.3 减轻美国企业负担 |
| 3.5.4 限制东道国竞争力 |
| 3.5.5 保护美国要害产业 |
| 4 投资定义 |
| 4.1 文献综述 |
| 4.2 投资定义的不同模式 |
| 4.2.1 投资定义的理论探讨 |
| 4.2.2 实践中的两种模式 |
| 4.2.3 对两种模式的评价 |
| 4.3 中美投资定义的对比 |
| 4.3.1 美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3.2 中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4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影响 |
| 4.4.1 东道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
| 4.4.2 更多争端被提交国际仲裁 |
| 4.5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原因 |
| 4.5.1 给予美国在外财产全面保护 |
| 4.5.2 辅助BIT完成使命 |
| 4.5.3 自身能够抵御副作用 |
| 4.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
| 4.6.1 利用其它规则减少负面影响 |
| 4.6.2 细化争端解决条款 |
| 5 竞争中立 |
| 5.1 文献综述 |
| 5.2 竞争中立的由来与演化 |
| 5.2.1 澳大利亚最早提出 |
| 5.2.2 经合组织发展细化 |
| 5.2.3 美国再次扩大内容 |
| 5.3 严苛针对国有主体 |
| 5.3.1 国有企业定义过宽 |
| 5.3.2 “非商业援助”标准过低 |
| 5.3.3 “不利影响”认定不合理 |
| 5.4 推行动因及其影响 |
| 5.4.1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5.4.2 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售国企 |
| 5.4.3 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其它方面让步 |
| 5.5 理论分析 |
| 5.5.1 理论根源不成立 |
| 5.5.2 逻辑形式错误 |
| 5.6 我国的应对之策 |
| 5.6.1 剥离国有企业行政职能 |
| 5.6.2 主张“利益一致企业”概念 |
| 6 劳工标准 |
| 6.1 文献综述 |
| 6.2 劳工标准在投资协定中的演进 |
| 6.2.1 起源及核心内容 |
| 6.2.2 美国积极推动 |
| 6.3 针对、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3.1 攻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
| 6.3.2 干涉政治制度 |
| 6.3.3 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受到影响 |
| 6.4 美国推行劳工标准的动因 |
| 6.4.1 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4.2 占领道义制高点 |
| 6.4.3 讨好国内劳动者 |
| 6.4.4 劳工权益只是借口 |
| 6.5 理论分析 |
| 6.5.1 劳工标准取决于市场因素 |
| 6.5.2 劳工标准具有历史因素 |
| 6.5.3 劳工标准不能代表福利水平 |
| 6.5.4 未必造成美国受损 |
| 6.5.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6.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方法 |
| 6.6.1 逐步提高国内劳工标准 |
| 6.6.2 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责任体系 |
| 6.6.3 重构合理、公正的劳工标准体系 |
| 6.6.4 要求改变过于苛刻的资本保护规则 |
| 7 业绩要求 |
| 7.1 文献综述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业绩要求规则的理论根源 |
| 7.2.2 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 |
| 7.2.3 形式上的合理之处 |
| 7.2.4 本质上的不合理性 |
| 7.3 美国推行业绩要求规则的原因 |
| 7.3.1 防止破坏跨国企业的经营链 |
| 7.3.2 提高相对竞争优势 |
| 7.4 我国的应对之策和启示 |
| 7.4.1 不需保留业绩要求措施 |
| 7.4.2 对我国的启示 |
| 8 环境保护 |
| 8.1 文献综述 |
| 8.2 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 |
| 8.2.1 容易遭到舆论攻击 |
| 8.2.2 工业化难度增大 |
| 8.2.3 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
| 8.3 推行动因和影响 |
| 8.3.1 并非真正为了环保 |
| 8.3.2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8.3.3 从环保产业受益 |
| 8.4 理论分析 |
| 8.4.1 环保与工业化的关系 |
| 8.4.2 时间上的责任错配 |
| 8.4.3 并不存在统一的环保标准 |
| 8.4.4 环保同投资协定的相关性 |
| 8.4.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8.5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9 负面清单 |
| 9.1 文献综述 |
| 9.2 研究角度 |
| 9.2.1 既有角度 |
| 9.2.2 本文角度 |
| 9.2.3 评判标准 |
| 9.3 外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
| 9.3.1 农业 |
| 9.3.2 资源开采业 |
| 9.3.3 公用事业 |
| 9.3.4 金融业 |
| 9.3.5 制造业 |
| 9.4 负面清单谈判 |
| 9.4.1 一般性解释 |
| 9.4.2 中美谈判的矛盾 |
| 9.5 本章小结 |
| 10 其它条款 |
| 10.1 争端解决 |
| 10.1.1 争端解决的不同模式 |
| 10.1.2 无前提仲裁的影响 |
| 10.1.3 发展中国家弱势的原因 |
| 10.1.4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10.2 征收和金融服务 |
| 10.2.1 征收条款的背景 |
| 10.2.2 间接征收的新动向 |
| 10.2.3 两个条款的合并影响 |
| 10.3 根本安全 |
| 10.3.1 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 |
| 10.3.2 美国安全审查的特点 |
| 10.3.3 审查中国并购的实践 |
| 10.3.4 中国如何应对 |
| 11 美国BIT前瞻 |
| 11.1 经济战略出现转变 |
| 11.1.1 转变的表现 |
| 11.1.2 表现背后的实质 |
| 11.1.3 历史循环——门罗主义再现 |
| 11.2 经济战略转变的原因 |
| 11.2.1 无法继续承受后果 |
| 11.2.2 既有模式不再有效 |
| 11.2.3 国际铸币税减少 |
| 11.2.4 实力相对下降 |
| 11.3 战略转变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
| 11.3.1 美国角色的转换 |
| 11.3.2 协定标准的降低 |
| 11.3.3 可能放弃BIT的形式 |
| 12 中美BIT谈判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中美的主要分歧 |
| 12.2.1 竞争中立 |
| 12.2.2 劳工标准 |
| 12.2.3 负面清单 |
| 12.2.4 国家安全审查 |
| 12.3 谈判困难的原因 |
| 12.3.1 战略的矛盾 |
| 12.3.2 规则主导权之争 |
| 12.3.3 利益交换不匹配 |
| 12.4 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预测 |
| 12.4.1 宏观态度 |
| 12.4.2 微观态度 |
| 12.4.3 结果预测 |
| 13 全文总结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城市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雅加达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二节 马尼拉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体治理:城市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城市 |
| 第二节 雅加达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马尼拉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授权治理: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与城市 |
|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菲律宾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治理: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城市环境治理的东盟机制 |
| 第二节 东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协调治理:跨国城市网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中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困境及解决之道 |
| 第一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 |
| 第二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
| 小结 |
| 结束语:未竟的治理进程 |
| 一、初步的结论 |
| 二、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四、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跨国公司的环境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2]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网络与生态环境协同机理研究[D]. 郑玉雯.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D]. 周丹妮.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B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优化研究[D]. 郑宝玲.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3)
- [7]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 郑俊圭.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D]. 刘政.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9]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研究[J]. 刘盛,刘志云.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18(00)
- [10]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D]. 汪炜. 暨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