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吴暇[1](2020)在《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思想以“意识哲学”闻名于世,虽曾遭到过很多思想家的批判,?但对哲学多少有点兴趣的人,差不多都会碰到过诘屈聱牙的黑格尔。他从关注宗教问题出发,进而探讨人的精神意识和伦理社会生活,试图重新建立分裂世界的统一性,他认为个体通过伦理生活的教化和异化能使主体意识发展为绝对精神,摆脱特殊性的束缚,走向普遍性,实现统一性,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而当我们深入其思想“丛林”中,隐约在不同的“山区”感受到相同的“气候”,正是这相同的“气候”影响着整个“丛林”的“气候”,并保障“丛林”植被的健康生长,这一“气候”特征就是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笔者在黑格尔晦涩的着作中深深地被这种“气候”特色所吸引,并发现“承认理论”几乎贯穿于黑格尔从青年到老年的所有思想体系中,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宗教哲学、意识哲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构成了其公民教育思想的一种隐性思维方式。本文正是以这条“隐线”为视角,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承认逻辑、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内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四个方面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体系。从结构上来看,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承认理论”视域下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研究这一选题确定的背景、意义进行针对性阐述,并对当前国内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对文章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进行阐述。第二章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黑格尔“承认理论”的产生、体系和内容。法国大革命及启蒙思想后的个人自由主义张扬并未解决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格尔批判、继承并发展了古典国家观、启蒙思想、社会契约论、霍布斯“为生命持存而斗争”思想、康德哲学难题中的“承认理论”、费希特主体间性概念中的“承认理论”,最终形成了无中介的、守在自己身边的、以个体自由为目标的、具有普遍性伦理意义和宗教“爱”之涵义的承认思想。具体来讲,个体经过家庭、市民社会及国家伦理生活的教化和异化,形成了对法权的承认,对道德的承认,对家庭的承认,对市民社会的承认和对国家的承认;个体意识也经历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了意识升华后的承认思想,承认思想虽然未被黑格尔主题化,但却作为一个对主题性概念进行解释说明的有效运作性概念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第三章主要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自由—伦理—教育—自由”的承认逻辑。首先,自由是人的“类存在”本质,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正是因为人是精神性的存在,才使个体有可能从自由的第一个阶段走到第三个阶段(即真正自由实现的阶段),而承认思维是使人能够走到自由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条件。其次,伦理精神和伦理实体是使个体真正实现自由的必要思维和必经场域。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伦理生活的磨砺和教化,个体实现了抽象自由和主观自由的统一、个体对个体的承认、个体对国家的承认,个体向自由又迈进一大步。再次,教育是使人符合伦理的一门艺术。公民教育通过培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意志和情感,培养人的承认意识,培养伦理精神,使个体摆脱无教养的冲动和自然性,消除任意性和特殊性,使任性上升为理性,从而培养个体的伦理性格和伦理能力。此时,个体自由实现的条件均已具备,自由自然呈现。第四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教育起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路径和教育方法,是教育思想承认逻辑的现实表达,也为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实践指南。第五章讨论了承认思想指导下的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笔者一方面评述了黑格尔教育观的唯心主义、教育目的性的保守主义、教育方法论上的矛盾性等局限之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其独有建树的自由伦理观念及伦理教育思想,并具体阐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同时,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总结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内容,进一步论证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和承认理论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承认思想、劳动教育思想、生活实践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最后,笔者重点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一方面对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关系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从完善公民教育内容、公民教育方法、公民教育环境三个方面讨论了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最后,指出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对解决当代“现代性问题”的指导作用。
周四丁[2](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刘红梅[3](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刘鸿宇[4](2020)在《企业伦理行为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伦理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体,承担着生活生产、政治动员、道德教育等社会职责。改革开放后,社会承认并赋予了企业利益主体与独立法人的地位,企业成为了承担市场职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导致企业的伦理行为实践出现了分歧与差异: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法则而缺少伦理规约的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取向做出损人利己的不伦理行为;而重视价值理性与伦理规约的企业则以道德责任主体的身份在参与市场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其伦理实践方向仍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见每个企业均有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其伦理行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实践水平亦是良莠不齐。因此对企业伦理行为进行建构,改善并提升企业伦理实践力,在其伦理行为中探寻求利与求德的平衡点,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企业伦理行为是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在现实伦理场域中展开的关涉价值取向与善恶判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建构必须从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与现实伦理场域出发,为企业的伦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主体动力与外在规则导向。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企业伦理行为是基于企业道德主体能动性与外在伦理场域导向性的现实呈现。企业建立在契约关系与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其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创生的伦理实体。与此同时企业亦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主体,具有自我道德意识与自主行为,是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意识与意志的发展构成了其道德能动性的内在精神动力;伦理场域则构造了企业“目的—手段”链的外在规范性成分,将社会价值与规范成分需求融入到企业伦理行为之中,确保企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可以从行为的意图、规则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利益相关者关怀的伦理意图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互惠,保证了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性以及企业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环境决定着企业组织伦理制度的确定及其外部规范性价值的关联,以社会激励或强制性的手段规导企业伦理行为的发展方向;负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对其预见性的后果负责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中包含着“知”、“场”与“行”三个方面。“知”即为企业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控、自律等能动力,与企业成员道德素质、集体道德良知紧密相关的,成为伦理行为发生的内源性动力;“场”即为伦理场域,是企业伦理行为发生外在性规则与强制性措施,具有客观现实性与稳定性,是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外在导向;“行”即为企业伦理行为,它是在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与伦理场域外在压力的结合中产生的。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不足时,在外界伦理场域的压力下,企业呈现出一种被动式的伦理行为模式;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得以提升时,企业呈现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觉伦理行为模式。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方案则是从企业伦理能力、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企业伦理能力构建在于通过培养企业伦理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来提升企业伦理行为能动性;其二,企业伦理制度建构是基于伦理场域客观规则与企业道德目标相结合的伦理行为实践导向机制;其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看,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精神相统一的精神动力导向机制。
郭婷婷[5](2020)在《统编本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伦理精神是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人的自觉道德理念以及精神世界的展示,是调节社会成员伦理关系,构建完善的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准则。传统伦理精神在今天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合理的精华,因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深入挖掘其合理价值,加以弘扬。传统伦理精神中优秀的尚公、重礼、贵和内涵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传统伦理精神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的研究中,也一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尤其是现行适用的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中文言文选篇蕴含着丰富的传统伦理精神内容。本文针对文言文选篇中传统伦理精神的要素,从中汲取传统伦理精神的营养,根据其教育方面的现状,提出针对性的教育策略,从而达到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精神的目标。本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主要阐释文言文和传统伦理精神的相关概念、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并结合自己研究的实际情况从整体上阐述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梳理分析出初中语文文言文选篇中的传统伦理精神成分,以表格的形式系统直观地展示其中包含的传统伦理精神因素,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伦理精神的教育意义。第二章调查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现状,通过学生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得出在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中存在着师生传统伦理精神的基础相对薄弱、教师容易忽视对传统伦理精神的讲解以及教师的教学手段单一等问题。第三章则提出了初中语文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多种策略:一是增强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修养和辨识力,从多种渠道积累传统伦理精神的知识,并思考其当代价值;二是依托课堂教学,渗透传统伦理精神内容,并从不同角度针对性地采取教学策略;三是联系课外,拓展延伸传统伦理精神视域,通过多种课内外活动将传统伦理精神内容进行实践内化。从整体来说,本论文以统编本初中语文文言文选篇中的传统伦理精神内容为出发点,通过绘制表格分类展示出传统伦理精神的因素,针对当前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探索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有效策略。这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也是创新之处。希望通过本篇论文的研究,加深师生对文言文中传统伦理精神内容的重视,从而更好地促进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发展。
杜海涛[6](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都萧雅[7](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王红梅[8](2019)在《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文中认为管理伦理是处理各种管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对管理活动进行指导、协调的道德原则,更是管理体系追求的人文理性精神,是现代管理发展追求的应然状态和为之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兼具行为规范性、道德理想性、精神价值性等各种特征。本文首先从管理伦理的角度审视了现代管理在制度、手段、责任、信念、精神等方面的缺陷,进而把管理伦理引入现代管理实践,探索运用管理伦理的视角和方法去消除现代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以综合型思维的视角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动机,把社会的整体和谐作为管理的根本目的,把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多元责任统一起来作为整体的责任追求,用公平、效率和民主多元价值取代单一的效率价值,把人文伦理手段和工具理性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现代管理的新格局和新秩序。其次,基于上述意图,本文以伦理学中存在的基本伦理类型:规范伦理、美德伦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为主线,尝试建构现代管理伦理的四大伦理体系。指出上述四种伦理在管理伦理制度完善、管理主体德性养成、管理责任践行和管理伦理精神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四者在作用方向、作用机理及作用方式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只有通过四者的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使管理伦理有效作用于现代管理,减少管理实践中非伦理行为的发生,督促管理主体履行对员工、利益相关者、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伦理责任,使现代管理更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再次,为了保证四大管理伦理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提出了个体机制、组织机制、社会机制三大作用保障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现代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及限制性入手,提出了相应的建设之策,为我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封又民[9](2019)在《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中国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伦理本位,伦理规范与道德精神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这一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基因。当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一年,成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制造业总量全球第一的世界性大国,社会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往。与此同时,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等现象和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在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属性的基础上,反思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整合与塑造社会的道德风尚及价值体系,便显得尤为重要。传统帝国阶段的道德实践表明,以儒、道、佛三家为主导的主流伦理思想,往往可能促使国家文化倾向于内化的净化而非外向的突破——注重和平、反对武力,强调修养、抑制竞争,进而导致国家治理方略上重文轻武,以及民众生活中身体孱弱的局面。相较之下,传统武术精神则不仅吸收了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同时也承继了墨家的“侠义”、兵家的“尚武”以及刺客游侠的“信义”等伦理取向。对此一领域的关注与研究,一方面,可以适当弥补主流文化的缺失,更为整全的呈现传统社会及其伦理精神的全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武术伦理中的侠义、坚韧、适当的尚武与竞争等品质,对当下社会及民众提供借鉴与引导;再一方面,通过对传统武术及其伦理的反观与损益,实现其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及本土化的创新性发展,无疑对坚定文化自信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武术源起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分化出内家与外家两大类型,并以拜师择徒、口授身传为主要流传方式。从传统武术伦理精神来看,主要包括尚武与尚德两部分,并遵循以德为先、谨慎用武的原则。武术的伦理导向和价值原则,与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强调忠孝仁义、尚中贵和等文化理念密切相关。“武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精神内核,规定着修习者所应遵循的价值与行为规范,包括“善天地之生”、“扶人间之正”、“养人性之善”等内容。“武以载道”要求习武之人必须正确处理好“术”与“德”的辩证关系:坚持以德为体、以术为用,做到以德为先、德艺并举。“武以卫道”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价值追求,要求习练者秉持正义和秩序的理念来用武。其中,以身卫国是武术伦理中的大义,行侠仗义是传统武术的善德,去恶除暴是传统武术的担当。概而言之,“武”的存在和发生并不是自足的,而是发扬仁德、惩恶扬善的路径。“武以行道”作为传统武术的道德践履,具体包括授术即育人、养生即养德、强身为正义等内容。传统武术通过授术育人,使自身的伦理精神传承不息;强调养生与养德合一,以养成修习者的道德人格;强身为正义,则是习武者贯通内圣外王的展现。借鉴传统武术伦理精神,启迪现代社会建构,主要包括:(一)传统武术倡导“尚武精神”,有助于指导现代竞技;(二)传统武术倡导“天人合一”,为塑造理想人格提供基础;(三)传统武术主张“以德为先”,为进化社会风气提供启示。实现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当代转型与超越,应该做到:(一)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武术应用伦理;(二)弘扬传统武术伦理的优秀部分,彰显文化自信;(三)创新武术伦理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意传统武术伦理精神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实践与运用,增加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现实指导力。
孙肖丹[10](2019)在《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共享经济模式在我国是以2010年“滴滴打车平台”的上线为标志,并且随着向各个领域的迅速扩展而进入人们视野。作为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共享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服务形式、社会治理带来新变化的同时,也对公民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伦理精神提出了新要求。公民伦理精神是植根于公民社会之中,作为公民社会价值依托的伦理精神,在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具有调节作用。共享经济的发展需要公民伦理精神支撑,本文通过对公民伦理精神陶养路径的完善与提升,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合理,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本文旨在探讨共享经济视阈下我国公民伦理精神的陶养路径,即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民如何提升自身的伦理道德责任,如何解决公民在共享经济发展领域中出现的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等问题,以确保共享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共享经济发展以来我国公民在伦理道德上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严峻拷问,失言、失信、失态、失常的行为发生率居高不下,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新型经济需要人们以新的精神状态来面对,经济的新常态呼唤伦理精神的新境界。本文通过对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论进行哲学思考,激活公民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共建共享作用,分析共享经济时代我国公民伦理精神的现状,指出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民伦理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而探究公民伦理精神陶养应秉持的基本原则与主要路径,为重构当代公民的精神家园做出积极努力。本文以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内在规定和现实要求为突破口,通过明确公民伦理精神的意蕴及特征,结合共享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依托于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热门的典型案例——共享单车、滴滴出行等分析公民伦理精神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制度监管的不完善、经济转型时期公民伦理观念的式微、公民德性修养自觉性以及道德教育不足等方面进行具体原因的剖析,提出适合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陶养路径。公民伦理精神陶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升公民伦理精神陶养的路径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长远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构筑。
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二章 黑格尔“承认理论”分析 |
2.1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产生 |
2.1.1 黑格尔“承认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2.1.2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思想来源 |
2.2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内容 |
2.2.1 “承认”是基督教神学中“爱”对“分离”的扬弃 |
2.2.2 “承认”是意识“经验”的结果 |
2.2.3 “承认”是伦理生活中人的自然选择和自由方案 |
2.3 “承认理论”是贯穿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逻辑主线 |
2.3.1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相互承认的伦理公民 |
2.3.2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内容是主客体的相互承认 |
2.3.3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途径是伦理公民的相互承认 |
第三章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逻辑理路自由—伦理—教育—自由 |
3.1 人之自由本质的绝对承认 |
3.1.1 自由是人的属性和本质 |
3.1.2 自由实现的三个阶段 |
3.1.3 自由是自我意识经验的结果 |
3.1.4 自由是对“自由主义”的扬弃 |
3.1.5 自由实现于主客体相互承认 |
3.2 伦理是自在自为的自由 |
3.2.1 走向伦理是人的必然 |
3.2.2 伦理实现了主客观精神的统一 |
3.2.3 自由在伦理精神中得到复归 |
3.2.4 个体在伦理异化中形成承认关系 |
3.3 公民教育使人符合伦理:教育是使人符合伦理的一门艺术 |
3.3.1 教育打磨人的任性 |
3.3.2 教育培养人的普遍性 |
3.3.3 教育培养人的伦理性 |
3.3.4 教育培养人的承认思维 |
3.4 自由是伦理教育的结果 |
3.4.1 伦理教育使主体认识自由 |
3.4.2 伦理教育培养主体自由能力 |
3.4.3 伦理教育实现个体自由 |
第四章 “承认理论”视域下黑格尔公民教育体系 |
4.1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起点与目标 |
4.1.1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起点 |
4.1.2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目标 |
4.2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原则与内容 |
4.2.1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原则 |
4.2.2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内容 |
4.3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路径与方法 |
4.3.1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途径 |
4.3.2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方式 |
4.3.3 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教化过程 |
一、 教育是使人驱向普遍性的教化过程 |
二、 教育是螺旋上升的辩证教化过程 |
三、 教育是主动地充满激情地教化的过程 |
四、 教育是逐步“控制”世界的教化过程 |
第五章 “承认理论”视域下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评析与启示 |
5.1 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评述 |
5.1.1 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5.1.2 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5.1.3 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局限性的澄清 |
5.2 马克思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 |
5.2.1 马克思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批判 |
5.2.2 马克思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继承 |
5.3 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5.3.1 对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的借鉴意义 |
5.3.2 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借鉴意义 |
5.3.3 对解决当代“现代性”问题的借鉴意义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人类伦理价值诉求的关联性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
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 |
二、国家内部的伦理关系 |
三、国家向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的权力 |
第二节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善目的 |
一、人类创建国家的最初愿望 |
二、国家发展与国民的获得感 |
三、人类对理想国家的不懈追求 |
第三节 国家之善与善治之善 |
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
二、善治对国家之善的增进作用 |
三、恶治对国家之善的破坏作用 |
第二章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一、分配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二、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的相通性 |
三、分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一、国家治理对工具善的依赖性 |
二、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工具善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关系 |
一、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依赖关系 |
二、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制约关系 |
三、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促进关系 |
第三章 执政党党德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 |
第一节 执政党党德的价值特性 |
一、执政党党德的先进性 |
二、执政党党德的民族性 |
三、执政党党德的人民性 |
第二节 执政党党德的制度伦理之维 |
一、执政党制度与执政党党德 |
二、执政党制度的人民性 |
三、执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保障 |
第三节 执政党党德的党员美德之维 |
一、执政党党员美德与党德 |
二、执政党党员的核心美德 |
三、执政党党员美德:国家治理的价值榜样 |
第四章 公民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第一节 社会公德培育与国家治理 |
一、社会公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社会公德与国家文明 |
三、社会公德建设与国家发展 |
第二节 职业道德培养与国家治理 |
一、职业道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职业道德的核心:工匠精神 |
三、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
第三节 家庭美德建设与在国家治理 |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美德 |
二、爱:作为家庭美德的核心 |
三、家庭美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
第四节 个人品德塑造与国家治理 |
一、个人品德在公民道德中的重要性 |
二、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
三、个人品德建设与国家道德建设 |
第五章 国家治理向国际领域延伸的伦理规约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 |
一、国际社会: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 |
二、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价值边界 |
三、国际伦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二节 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国际道德责任 |
一、国际伦理的内涵与要义 |
二、主权国家的国际伦理建设责任 |
三、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伦理建设的路径 |
第三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提出的伦理动因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内涵与内容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国际伦理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一、价值观困境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一、农业经济 |
二、商业经济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企业伦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问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 |
第一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理论内涵 |
第一节 伦理视域中的企业 |
一、企业的概念 |
二、企业作为创生性的伦理实体 |
三、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 |
第二节 企业行为的哲学分析 |
一、行为与行动的哲学辨析 |
二、企业行为的概念 |
三、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 |
一、企业伦理行为的涵义 |
二、企业伦理行为的界定 |
三、企业伦理行为的特征 |
四、企业伦理行为的异化 |
第二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探究 |
第一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哲学观 |
一、基于功利主义的发生逻辑 |
二、基于义务论的发生逻辑 |
三、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发生逻辑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的逻辑类型 |
一、组织伦理逻辑 |
二、社会压力逻辑 |
三、角色代理逻辑 |
四、社会绩效逻辑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论证 |
一、意向——利益相关者导向逻辑论证 |
二、环境——规则导向逻辑论证 |
三、后果——道德责任主体导向逻辑论证 |
第三章 基于实证研究的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第一节 企业伦理实证研究概述 |
一、道德事实 |
二、伦理实证转向 |
三、伦理实证方法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主体动力因分析 |
一、扎根方法 |
二、访谈资料的收集、编码与范畴提炼 |
三、主体动力因模型的建构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场域因子分析 |
一、组织伦理场域的界定 |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
三、场域因子的回归分析 |
第四节 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一、类型Ⅰ—内源性动力行为 |
二、类型Ⅱ—导向性动力行为 |
第四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 |
第一节 基于道德主体的企业伦理能力建构 |
一、伦理认知力 |
二、伦理意志力 |
三、伦理实践力 |
第二节 基于伦理场域的企业伦理制度建构 |
一、公正价值观建构 |
二、伦理认同机制建构 |
三、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建构 |
第三节 基于企业公民的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一、企业公民的界定 |
二、企业责任自由度设计 |
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5)统编本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概说 |
第一节 初中文言选文传统伦理精神内容 |
一、文言文选篇传统伦理精神占比分析 |
二、文言文选篇传统伦理精神分布情况 |
第二节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的教育意义 |
一、以爱国主义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
二、用以礼修身的观念帮助学生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 |
三、以乐观豁达的精神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 |
四、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
第二章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调查 |
第一节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调查结果及分析 |
一、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学生问卷调查 |
二、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教师访谈调查 |
第二节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教师传统伦理精神积淀不深,缺乏系统性知识 |
二、文言文教学重视工具性,忽视对传统伦理精神的讲解 |
三、教师教学手段相对单一,难以调动学生学习传统伦理精神的积极性 |
第三章 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策略 |
第一节 提高认识,增强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的修养和辨识力 |
一、与时俱进,思考传统伦理精神的当代价值 |
二、广泛阅读,积累传统伦理精神知识 |
三、立足学生,开发学生身上的优秀传统伦理精神资源 |
第二节 依托课堂教学,渗透传统伦理精神内容 |
一、以传统伦理精神为线索设计教学方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
二、以传统伦理精神内容为主体,理解作品精神含义 |
三、探寻古为今用,发扬传统伦理精神精髓 |
第三节 联系课外,拓展延伸传统伦理精神视域 |
一、课外阅读,组织传统伦理精神专题研讨 |
二、贴近生活,开展传统伦理精神主题活动 |
三、发挥优势,开发地方传统伦理精神资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
附录 B: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教师访谈提纲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6)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主要论题及相关文献综述 |
(1)西方正义论的古今分异 |
(2)关于“伦理”理念的正义论研究 |
(3)现代正义论发展中的伦理性关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伦理”与“正义”关系的道德哲学辨析 |
第一节 “伦理”与“伦理精神” |
一、“伦理” |
二、“伦理”的精神本性 |
三、伦理与政治 |
第二节 “伦理”是何种“正义” |
一、正义的语义窄化及其阐释性特征 |
二、“伦理”作为一种正义的依据 |
三、一种参照“伦理世界”的正义理念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与西方正义论史 |
一、伦理正义的性质 |
二、伦理正义以伦理共体的同一性为目的 |
三、伦理正义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 |
第二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希腊世界的德性主义正义形态 |
第一节 “伦理世界“及其正义形态 |
一、“伦理世界”的现象学还原 |
二、伦理世界中的个体与伦理实体 |
三、伦理实体中的正义 |
第二节 德性主义的正义论样态 |
一、德性正义与古代正义论的基本进路 |
二、理性、灵魂和谐与正义的“内圣”范式 |
三、“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的正义范式 |
第三节 正义诸向度的德性主义建构 |
一、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的德性之维 |
二、个体德性、政治正义与城邦至善 |
三、城邦教化与伦理正义品质的养成 |
第四节 古典正义论的特质及局限 |
一、古典正义论的特质 |
二、实体性的消亡与自然平等意识的悲怆 |
第三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 |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正义的精神特质 |
一、基督教世界观与正义的神学本质 |
二、神学正义的伦理性 |
第二节 “现世”伦理正义的神学架构 |
一、神学正义的“此世”困境 |
二、神圣社团中的正义形态 |
三、政教一体中神学正义异化 |
四、神学法理正义的探寻 |
第三节 新教正义观与向现代正义的过渡 |
一、宗教正义与世俗正义分离 |
二、“称义”新解与神学个人主义 |
三、从神学正义到现代正义 |
第四章 启蒙开启的现代正义论形态 |
第一节 启蒙世界观及其正义事业 |
一、“公开运用理性”的启蒙 |
二、启蒙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
三、人、社会和国家的分立 |
四、现代正义与伦理的分离 |
第二节 契约主义正义论形态 |
一、自然状态、家庭与自然正义 |
二、个体权利的先验主义论证 |
三、契约的喻证 |
四、契约主义的社会客观精神样态 |
第三节 现代正义形态中的个体善与社会善 |
一、权利、道德与个体善 |
二、一种功利最大化的善的理解方式 |
三、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正义特质 |
第五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善多元论下的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形态 |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论 |
一、三种自由主义分配正义思想 |
二、正义优先的个人主义基础 |
三、一场围绕“伦理”问题的论争 |
第二节 “政治自由主义”对“伦理”的有限承认 |
一、罗尔斯对黑格尔“伦理”的理解 |
二、私人性的伦理多元与政治社会中的伦理感 |
三、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伦理理想 |
第三节 个体善与共体善统一的两种取向 |
一、德沃金论自由主义政治的伦理共同体 |
二、至善主义多元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
三、自由主义伦理共同体的有限性 |
第六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社群主义的社会多元正义形态 |
第一节 社群主义的精神样态 |
一、“社群”的伦理性 |
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三、三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念 |
第二节 社群主义的正义论 |
一、对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批判 |
二、社群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
三、突出伦理正义精神的分配正义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之于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理想 |
一、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 |
二、共同体主义对时代精神的洞见 |
三、社群主义理论的局限及现实主张的空泛 |
第七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三):互主体理论的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 |
第一节 互主体交往与现代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
一、交往理论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调和 |
二、互主体理论的精神特质 |
三、互主体理论对伦理生活的“横向”理解 |
第二节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道德、伦理与正义 |
一、“后习俗”的道德正义与具体伦理 |
二、道德商谈与合法性正义 |
三、伦理商谈与伦理认同的本真性 |
第三节 形式伦理构想与正义的承认范式 |
一、非正义的诊断——从交往病理到承认病理 |
二、承认正义与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 |
三、以承认重建正义的现代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7)《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 《思想与时代》的时代、思想背景与主旨 |
第一节 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
一、民族危机:民族生存与民族认同 |
二、伦理危机:新旧伦理的冲突与科学、人文的冲突 |
第二节 思想承续 |
一、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 |
二、《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一脉相承的伦理观 |
三、《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伦理思想的发展 |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 |
一、伦理旨趣:融贯新旧、沟通中西 |
二、伦理精神指向:习道术、明人伦 |
三、伦理目标:“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
第二章 守望伦理传统 |
第一节 传统伦理文明的合理性 |
一、西化论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二、科学主义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三、传统伦理“尽人性”的合理生活态度 |
第二节 继承儒家伦理的路径探索 |
一、人文主义路径 |
二、非理性主义路径 |
三、新黑格尔主义路径 |
第三节 儒家伦理之“常德” |
一、人生态度与理想人格 |
二、孝亲与忠国 |
三、礼之别与乐之化 |
四、伦理承续与方法转变 |
第三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启蒙 |
第一节 科学的伦理启蒙 |
一、“重德轻智”之弊 |
二、科学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中的科学伦理 |
三、责任伦理之先声 |
第二节 “自由”“平等”的伦理启蒙 |
一、从“天命”到自由意志 |
二、从等级依附到自由平等 |
第三节 伦理启蒙的特质 |
一、民族性之常与时代性之变 |
二、教育的伦理启蒙导向与功用 |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建构 |
第一节 伦理实体与伦理范式的转型 |
一、华夏、诸夷到“中华民族” |
二、“家-国”到“民族-国家” |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建构 |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性 |
二、“王权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基础 |
第五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 |
第一节 伦理的政治:以伦理导政治 |
一、政治有道德论 |
二、伦理对政治的价值导向 |
第二节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伦理 |
一、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 |
二、国家主权至上与反对强权 |
第三节 以启蒙民众为导向的国内政治伦理 |
一、“高调民主观”与“有组织的自由观” |
二、五权宪章之制度正当性 |
结语 救亡与启蒙的调和 |
一、道德选择型的个体身份认同模式 |
二、不可通约的民族价值与自由价值 |
附录:《思想与时代》作者发文统计目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现代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界定 |
第一节 管理、伦理和管理伦理 |
一、伦理与道德 |
二、管理和伦理 |
三、管理伦理的基本内涵 |
四、管理伦理的基本属性 |
第二节 前现代管理发展及伦理特征 |
一、前现代管理的历史发展 |
二、前现代管理的管理伦理特征 |
第三节 现代管理及其工具理性特征 |
一、现代管理及管理范式转换 |
二、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及其主要内容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概念提出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危机的回应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主要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及价值诉求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及回归诉求 |
一、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主要表现 |
二、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 |
三、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对现代管理伦理的诉求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条件 |
一、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经济条件 |
二、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科技条件 |
三、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思想条件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 |
一、现代管理伦理对制度公正的价值诉求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美德回归的价值诉求 |
三、现代管理伦理对社会责任的价值诉求 |
四、现代管理伦理对公共精神的价值诉求 |
五、现代管理伦理对管理效率的价值诉求 |
六、现代管理伦理对人本回归的价值诉求 |
七、现代管理伦理对卓越目标的价值诉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与作用机理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价值导向作用 |
二、现代管理伦理的规范作用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评价作用 |
四、现代管理伦理的凝聚作用 |
五、现代管理伦理的激励作用 |
六、现代管理伦理的调节作用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作用特点 |
一、广泛性 |
二、义务性 |
三、形式灵活性 |
四、行为自律性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机理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对管理行为的约束机理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对管理主体的塑造机理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对管理责任的践行机理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对管理主体的精神激励机理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限度及内在关联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的作用限度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的作用限度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的作用限度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的作用限度 |
五、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作用的内在关联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保障机制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个体机制 |
一、道德情感、良心、义务感:美德养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
二、鉴别力、抉择力: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机制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组织机制 |
一、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硬性约束机制 |
二、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软性约束机制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社会机制 |
一、社会舆论:社会文化氛围机制 |
二、社会荣誉:社会评价激励机制 |
三、榜样示范:社会价值牵引机制 |
四、社会制度体系:社会规范控制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扬弃与现代管理伦理建设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第三节 中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一、中国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二、中国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三、中国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四、中国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第一章 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武术概说 |
一、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 |
二、传统武术发展概述 |
三、传统武术的流派与功夫类别 |
四、武德的内涵与本质 |
第二节 武术所传之统:尚武与尚德 |
一、尚武之传统 |
二、尚德之传统 |
第三节 武术伦理精神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基 |
一、“天人合一”思想是武术伦理精神的逻辑起点 |
二、“知行合一”思想是武术伦理的实践指导 |
三、“忠孝仁义”是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主要内容 |
四、“尚中贵和”是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外在表现 |
第二章 武以载道——传统武术的精神实质 |
第一节 武术之魂:术与德的关系 |
一、以仁德辅武 |
二、拳以德立,无德无拳 |
三、德艺并举,德为艺先 |
第二节 善天地之生 |
一、“武以止戈”的斗争伦理 |
二、“后发制人”的技击伦理 |
三、“点到为止”的较技伦理 |
第三节 扶人间之正 |
一、乡土中国:传统武术“扶人间之正”的社会基础 |
二、谋天下之利:传统武术“扶人间之正”的伦理导向 |
三、“为民鸣不平”:传统武术“扶人间之正”的道德承诺 |
第四节 养人性之善 |
一、练武先“养气”:武术“养人性之善”的哲学基础 |
二、习武即为道:武术“养人性之善”的进阶之途 |
三、习武即参禅:武术“养人性之善”的佛理因缘 |
四、习武即修德:武术“养人性之善”的日常持守 |
第三章 武以卫道——传统武术的价值追求 |
第一节 以身卫国:武术的大义 |
一、执干戈以卫社稷 |
二、立功业以成不朽 |
三、考武举以报国家 |
四、精武艺以强种族 |
第二节 行侠仗义:武术的善德 |
一、以武犯禁:“侠”的伦理精神溯源 |
二、任侠仗义:“侠”的伦理精神内涵 |
三、从“武侠”到“文侠”:“侠”之伦理精神的延展 |
四、武侠故事:“侠”之伦理精神的承载 |
第三节 去恶除暴:武术的担当 |
一、武以禁暴:武术的道德蕴含 |
二、替天行道:武术抗暴的伦理基础 |
第四章 武以行道——传统武术的道德践履 |
第一节 授术即育人 |
一、教民尚武,以成君子之德 |
二、收徒授艺,传承道德伦理 |
三、练习武术,以养健全人格 |
第二节 养生即养德 |
一、长生:武术养生与养德的交汇点 |
二、内功:武术养生与养德的共同诀窍 |
三、审美:武术养生与养德的外部延展 |
第三节 强身为正义 |
一、博刺强士体:武术“强身为正义”的基本内涵 |
二、恒心与苦练:武术“强身为正义”的必经之路 |
三、知行合一:武术“强身为正义”的道德践履 |
第五章 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批判与反思 |
第一节 传统武术及其伦理精神的历史局限 |
一、纲常伦理束缚了传统武术的发展 |
二、“秘技自珍”阻碍了传统武术的传承 |
三、虚妄迷信制约了传统武术伦理普及 |
第二节 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现代意义 |
一、传统武术倡导“尚武精神”,对指导现代竞争具有意义 |
二、传统武术倡导“天人合一”,为塑造理想人格提供基础 |
三、传统武术主张“以德为先”,为进化社会风气提供启示 |
第三节 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的当代转型与超越 |
一、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武术应用伦理 |
二、弘扬传统武术伦理彰显文化自信 |
三、创新武术伦理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共享经济与公民伦理精神的关系 |
1.1 概念界定 |
1.1.1 共享经济 |
1.1.2 公民伦理 |
1.1.3 伦理精神 |
1.2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意蕴与特征 |
1.2.1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意蕴 |
1.2.2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的特征 |
1.3 公民伦理精神对共享经济发展的价值 |
1.3.1 公民伦理精神的主体性价值 |
1.3.2 公民伦理精神的客体性价值 |
第二章 公民伦理精神:共享经济时代的内在规定与现实要求 |
2.1 公民伦理精神:共享经济时代的内在规定 |
2.1.1 公民伦理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
2.1.2 公民伦理精神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化 |
2.1.3 公民伦理精神蕴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品质 |
2.2 公民伦理精神:共享经济时代的现实要求 |
2.2.1 公民伦理精神是构建社会文明的基础条件 |
2.2.2 公民伦理精神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保障 |
2.2.3 公民伦理精神是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支撑 |
第三章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1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存在的主要问题 |
3.1.1 诚信危机的加剧 |
3.1.2 公民道德自律的淡薄 |
3.1.3 公民道德义务的弱化 |
3.1.4 公民正义感的缺失 |
3.2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问题的原因分析 |
3.2.1 共享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不完善 |
3.2.2 经济转型时期公民伦理观念的式微 |
3.2.3 公民德性修养自觉性及道德教育不足 |
第四章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的基本原则与主要路径 |
4.1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的基本原则 |
4.1.1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
4.1.2 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
4.1.3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
4.1.4 道德教化与生活实践的结合 |
4.2 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的主要路径 |
4.2.1 增强公民伦理精神陶养的物质基础 |
4.2.2 健全伦理精神的制度机制 |
4.2.3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 |
4.2.4 加强文化自信的伦理滋养 |
4.2.5 提升公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D]. 吴暇. 吉林大学, 2020(01)
-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3]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企业伦理行为研究[D]. 刘鸿宇. 东南大学, 2020(01)
- [5]统编本初中文言文传统伦理精神教育策略研究[D]. 郭婷婷.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6]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 [7]《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8]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D]. 王红梅.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9]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精神研究[D]. 封又民.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共享经济时代公民伦理精神陶养路径研究[D]. 孙肖丹.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