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且看德国人如何养老（论文文献综述）
孙波[1]（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王丽[2]（2021）在《论中国官方媒体视角下的德国形象 ——以《人民日报》为例（2013-2019）》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国关系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在肩负建构本国形象重任的同时,还承担着传播塑造他国形象的重要角色。其对德国的报道影响着中国国民对德国的形象认知,而这种认知对于两国长远的交流、合作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本论文以2013年1月至2109年12月《人民日报》中的904篇德国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对九百余期与德国相关的报道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领域的德国形象,并从跨文化视角探究其形成原因。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明本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现状,介绍本论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并论述论文结构。第二部分运用定量分析法从报道概况、报道频率和报道主题分布等方面对《人民日报》近7年的德国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三部分运用定性分析法,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领域建构起相应的德国形象。第四部分则对《人民日报》中以上四种不同的德国形象进行总结和成因分析,从跨文化角度对中德合作交流提出针对性建议。
刘元元[3]（2020）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困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一国国力的重要指标。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德国作为欧洲的经济强国,其教育实力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水平始终受到全球的瞩目和推崇、甚至是效仿。德国独具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强调学校学习与企业实践的结合,使职教毕业生具备良好的实操能力、对本行业前沿发展的理解和更快的适应工作的能力。双元制职教的专业性为德国青年的就业率提供了保证,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锚。然而进入21世纪,德国原有的建立在传统师徒关系基础上的由企业培训和学校学习构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受到了知识经济、数字化时代的严重冲击。德国人对接受高等教育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自2013年起,德国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进入职教体系的学生人数,企业由于投资成本不断升高也不对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失去兴趣,德国是否还需要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前途在哪里,成为德国教育界热议的话题。众所周知,职业教育不光是教育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发展以及背后的政策驱动。德国是社会市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市场的健康运行发挥着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企业在完善的制度政策保障下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如今,当企业和学徒都失去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兴趣时,探讨政府的哪些政策措施对双元制职业教育困境造成影响非常有意义。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第一,顶层设计:德国的政党政治通过立法将双元制职业教育确立为企业职业培训为主,学校学习为辅的教育培训模式,这一立法是政党与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双元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理论知识不足的缺陷,为其不能适应当前的市场人才要求埋下了祸根;第二,间接影响:德国产业政策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生存发展空间。德国产业政策通过制定各种保障政策促进了德国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特别是21世纪以来德国制定了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引领企业向创新智能高科技产业方向发展,而这样高端的产业结构需要具有综合能力及丰富理论知识的技工,而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提供的技工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第三,直接影响—财权:德国政府规定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摊规则是企业为主,政府为辅,企业占比约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二。然而,当今由于生源质量下降、培训成本上升、培训内容超出企业能力承担范围等问题,企业不愿再继续投资双元制职业教育,政府没有适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使双元制在资金投入问题上陷入被动,发展后劲不足;第四,直接影响—事权:德国政府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构建了以联邦法律为依托的,多方协调合作的管理体系。由上这一体系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过多,法律繁冗,造成协调难度人,法律调整滞后,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迅速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造成培训与实际需求的脱节。德国政府为了改善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政策调整,如加快法律审批流程及进度、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在地方上开展企业与高校的双元制学习等。本文的结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有存在的必要性,但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更加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加快双元制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的步伐,如加大企业自主培训自由度,为双元制大学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等。德国已经在改革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路上,但还有很多障碍,不会一蹴而就。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分析政府在职业教育中作用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介绍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其发展阶段;第三部分从政党制度、职业教育管理机制、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四方面分析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遇冷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介绍德国解决职教困境的政策思路;第五部分得出以德国的政策发展方向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将实现渐进式升级的结论。
刘旸[4]（2018）在《德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中的代际关系研究 ——以哥廷根地区为例》文中提出在中国,随着器物革命的风生水起,传统媒体日渐式微,新媒体占据了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网络视频中用弹幕等形式表达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中构建着自己的圈子,也更多地在网络新闻中寻找自己认同的价值观,他们与亲代的媒体使用出现了很大的代际差异。在很多已有的研究中都发现亲代渴望进入新媒体的世界,子代也认为改变他们的旧有的媒体使用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在德国,与中国目前大学生对新媒体、新技术崇拜和代际日常互动使用率极高的现象不同,德国大学生对新媒体和新技术并没有很高的崇拜度,很多人依旧不喜欢或者不习惯使用新媒体,有人甚至才刚刚换上智能手机。亲代与子代之间使用新媒体的差异较大,但是子代普遍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引领亲代去使用新媒体,要尊重他们旧有的媒体使用习惯,或者认为如果亲代有需要他们完全可以自行使用,不需要子代过多干预。本文选取哥廷根地区为例,从该地区德国大学生的媒体使用特点出发,分析其代际之间的媒体使用差异,并且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和社会原因。通过深度访谈和笔者在德国的参与式观察,从德国家庭代际之间的媒体使用出发,再到其代际关系分析,最后到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本文采取层层深入的方式分析了德国的家庭媒体使用并发掘其受代际迭代的影响,一层一层发掘其原因,以期对中国社会代际矛盾进行反思,并且对中国对德国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随着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的发展,亲代和子代的代际关系迭代也与往日不同,中国家庭社会中的文化反哺日益明显,子代带着新媒体和新技术登上历史舞台,进而向亲代推广,并且亲代也渴望进入新的时代。而在德国,又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家庭结构、文化传统与中国不同等的原因,其代际关系迭代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管是家庭中价值观的传递与媒介认同、话语权的划分与“家庭凝聚”、还是生活方式、知识体系的传承与“数字反哺”、或者亲代对子代未来选择的干预程度与“赋权”等,都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再加之同辈群体的影响,都没有体现那么明显的文化反哺,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共生。这种代际关系在后喻文化时代同样体现出了一部分并喻文化时代的特征,代际之间在新媒体的使用上更多的是双向学习与交流,独立平等,共同发展。
赵日兵[5]（2018）在《奥托·艾舍设计批评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奥托·艾舍不仅是一位二十世纪着名的德国平面设计师,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设计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设计理论家、批评家。在悠久的理性传统、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共同作用下,艾舍敏锐地洞察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现代主义设计出现了一场深深的危机,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性研究并结合对自己具体的设计教育活动和设计实践活动的总结与反思后,艾舍尖锐地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人们对现代主义设计不正确的认知,即现代主义设计危机是一场设计的自我认知危机。艾舍围绕着如何解决现代主义设计危机而发展出的设计教育批评思想、设计伦理批评思想和设计实践批评思想是分别从设计本体层面、设计主体层面和设计客体层面对德国现代设计身份的一种构建,并最终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对后世设计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设计学的视角出发,以艾舍的学术文本为主要理论依据,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通过对艾舍具体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从而对艾舍的设计批评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与阐释,以期对中国当下设计的发展与转型,对中国当下设计身份的构建与认同带来一定的启发。
高中杭[6]（2017）在《弗伊格特时期（1996-2011）的德国民族民主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德国宽严相济的政党制度为极右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在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后“经济建设联合会”、“社会主义帝国党”和“德意志帝国党”这三个极右翼政党就在组织力量以及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成立于1964年的德国民族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极右翼政党,它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发展成为德国第四大政治力量,其党员总数达到2.8万名,并在全国11个联邦州议会中的7个拥有议席,从而实现了迅速崛起。但是随着它在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的失利,德国民族民主党在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期都在不断衰落,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渐有所攀升。两德的统一也没有明显地促进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以致于到1996年弗伊格特上台时,德国民族民主党已经陷入重重危机,面临解散。然而,就在他上任几年后,德国民族民主党迅速扭转了颓势并逐渐实现了再度崛起。这主要表现为党员人数的增加和选举方面一系列的成功:其党员总数从1996年的3500名很快上升到1998年的6000名,到2007年更是创下了 7200名的历史新高。随着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再加上有效的地方政策以及宣传工作的进步等因素,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04年以9.2%的州议会选举历史第二高的得票率进入了萨克森州议会,这是1968年以来该党第一次进入联邦州一级的议会,也是其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此后,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06年和2011年两次进入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在2009年再度进入萨克森州议会,这也是德国民族民主党自建党以来头一次连续在同一个州议会中拥有议席。在2005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民族民主党赢得了 1.6%的选票,创造了该党自1969年以来的新高。凭借州议会和联邦议会选举上的成功,德国民族民主党获得了大量的国家资金和竞选补贴,再加上捐款所得的增加,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财政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出于政党工作专业化的需要,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弗伊格特时期新建了大量功能性机构,如“民族民主教育中心”、“家乡及民族认同教育处”、“民族培训处”、“地区政治联合会”、“民族妇女社团”。因此,作为唯一拥有青年组织的极右翼政党,德国民族民主党组织机构的完备程度在极右翼阵营中达到最高。此外,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活动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它成功的团结起了分裂的极右翼力量,举办了大量达到其历史之最的游行示威等集体活动。在此基础上,德国民族民主党进一步加强了极右翼阵营内部与德国人民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德意志党以及共和党的联合与选举方面的合作,初步建立起了一条“民族阵线”。在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的同时,德国人民联盟和共和党却相对衰落,因此德国民族民主党得以在德国极右翼阵营重新树立其领头羊的地位。在国际上,德国民族民主党也大力加强了与其它国家极右翼政党和组织的横向联合,并发展成为德国在国际极右翼阵营中的最高代表。弗伊格特时期的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在于其主要政治理念的转变。它质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并对其发展的现状大肆批评,否定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公开号召推翻现行制度。对于议会民主它也从根本上持拒绝的态度,它反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谋求建立一个非议会制的国家。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它始终坚持对德国边界和德国战争罪责问题的修正,竭力美化“第三帝国”并为其辩解,否定或低估它的罪行。此外,弗伊格特时期的德国民族民主党实行“新”反犹主义,把反犹与反美、反资本、反全球化相结合,从金融、经济等其它角度继续其旧有的反犹政策。随着政治理念的不断极端化,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思想内涵与纳粹越来越接近,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纳粹性质的“反制度的”政党,完全摆脱了之前“与制度相一致”的政党的形象。政治理念的转变和极端化成为其团结新纳粹、光头党分子等极右翼暴力组织、贯彻“为街头而战”和“为共同的意志而战”战略的思想基础。随着这些新鲜力量的加入,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数量和活动能力得以大幅提高,这为其重新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原因在于德国民族民主党基本政策主张的转变。随着两德统一后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欧盟的大规模东扩,德国的社会和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东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转轨和政治改制带来的双重压力更是产生了大量问题。但弗伊格特的前任德克特并没有把握好这样的历史契机,他在东部地区仍然坚持以历史修正主义为主导的政策,因而始终没有什么成效。弗伊格特则顺应时代发展,领导德国民族民主党实现了从德意志-民族主义向“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此,德国民族民主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不再首先谋求维护中产阶级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而是突出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因而实行以反全球化、反欧盟、反对社会福利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及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了体现对“小人物”的关心,其政策主张中不乏平民主义的成分。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弗伊格特开始把排外斗争与社会问题相结合,采取“社会问题民族化”的方式推行以排外为核心的外国人政策。它把外国人在德国的存在看作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主张不加区别的抵制一切外国人。德国民族民主党这些迎合中下层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士的政策主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它能够在2004年高票进入萨克森州议会就得益于当年德国国内反对社会福利削减的抗议浪潮。第三个原因在于“四个支柱战略”的实施,这也是德国民族民主党得以重新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借助组织上对极右翼阵营的全面开放,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和党员的活动能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保证了“为街头而战”战略的实施,也奠定了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的基础。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对内团结了极右翼阵营的各种力量,对外则扩大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影响力,各种音乐活动也成为吸引年轻选民的有效手段。“为头脑而战”战略促进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提高了其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再加上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大力吸收,为德国民族民主党实施“为议会而战”战略以及进入议会做好了干部方面的准备。“东进”政策使德国民族民主党首先在萨克森州具有了组织和人力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和竞选活动以及扎实细致的地方工作等因素,德国民族民主党成功地建立了一些支持率较高的“堡垒”地区并打造了关心地方事务的、负责任的“正常党派”的形象。在地方议会成功的基础上,德国民族民主党得以进军萨克森以及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创造了其选举上的辉煌。此后,德国民族民主党依托“为有组织的意志而战”战略对内成功团结起了国内极右翼阵营的各种力量。它们在选举以及集体活动方面互相支持,初步构建了一条极右翼的“民族阵线”。对外则通过积极的国际联合政策使自己发展成为德国极右翼阵营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一支力量。随着自身的不断强大和德国人民联盟以及共和党的相对衰落,德国民族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极右翼阵营的“引力场”和“结晶点”。德国民族民主党的重新崛起吸引了德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面对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危害,德国社会各界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德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以及一些社会力量合力谋求将其取缔,为此德国国内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重新崛起其实只能算是一种长期衰落之后的有限崛起,因为当今德国民族民主党无论从党员数量还是从议会选举的成绩来看都远远没有达到其早期的水平,而且由于过度重视东部,德国民族民主党有逐渐退化成“东部党”和“地区党”的风险。但是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它在东部地区的影响不容小视,人们必须做好与之长期斗争的准备。
杨复卫[7]（2015）在《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社会保险已全面进入国民的社会生活,而社会保险的复杂性和给付性给作为保险人的经办机构带来职能上的巨大压力。经办机构为了维持社会保险的长期稳定性,负有征缴保费的职责,而作为社会保险给付权利人的被保险人亦享有要求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待遇的权利。这样一个涉及金钱的征缴与给付的制度设计,必然带来当事人因利益纠葛而产生的社会保险争议。审视当下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不管是在理论设计还是制度实践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问题。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实践中,权利人被纳入到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用解决私法争议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来解决公法争议的社会保险争议,本身就存在“文不对题”的矛盾。为此,需要厘清中国社会保险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别,并在争议处理机制方面探究属于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机制,并改进和完善该处理机制以适应社会保险的个性。显然,该研究将涉入社会保险法思维中最为精深的领域,对中国社会保险争议解决而言,意义重大。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文章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以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方法为出发点,从特定法律关系和权利实现过程两个角度来界定。以此,评析中国理论界和立法对社会保险争议界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社会保险争议的主体、对象、类型和特点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险争议,并据此探究其与其他争议类型的区别,特别是与劳动争议的有效区分。第二章社会保险争议的定性及处理机制选择。既然发生社会保险争议,那么就要探寻其争议处理机制。文章从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入手,论述不同争议处理机制及差异,并探寻争议处理机制选择的规律,得出“公法性质争议应选择公法的处理机制”这一结论。从而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险争议是何性质的争议。通过分析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主体间特定的法律关系,得出社会保险保险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与社会保险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同步的,进而得出社会保险争议的性质是公法性质的争议。从理论上将,公法性质的争议应当选择公法的处理机制。第三章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国是以“双轨制”模式来处理社会保险争议的,即按照争议主体的不同将社会保险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不管是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还是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产生了某种处理机制的错位。由于对理论的忽视,社会保险争议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的构建由于忽视了社会保险争议的特殊性,也存在处理能力本身不强等问题。第四章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境外考察。前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那么文章将以该问题为中心,探究境外“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和“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并对其在行政复议、公益诉讼及复议与诉讼间的关系方面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在前述问题上的做法,以此探究境外实践做法对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方面的启迪和思考。第五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和完善。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社会保险争议都应当选择公法处理机制。文章认为“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不符合当前实际,应当选择“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为此,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调整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主要针对行政复议的机构和程序、社会保险公益诉讼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三方面。包括对复议机构的改进和完善复议程序,引入社会保险公益诉讼,并对社会保险行政复议与诉讼之间的关系上,采复议自由选择模式。
李齐[8]（2015）在《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国曾经给世界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也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次的辉煌和经济奇迹。在第一次出现经济奇迹的俾斯麦时代,德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也初成。此后,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在二战的废墟上,德国又创造了第二次经济奇迹,很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经济与整个西方经济一道,陷入了迷茫。东西德的统一,客观上为德国经济生成了一定的负担,使德国经济更加低迷。它一度甚至被称之为“欧洲病夫”。然而从2006年开始,德国的经济持续向好。即便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整个世界经济低迷,甚至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造成了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德国却风景独好,经济一直持续稳定增长,政治团结,社会稳定。很多学者称之为第三次经济奇迹。自19世纪以来,这个灾难的肇事者和奇迹的创造者,如何能够经过跌宕起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而且成为当今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发动机?德国如今取得的成功,到底存在着什么秘诀?虽然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前总理施密特到现任总理默克尔都认为,成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多年来德国政治、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有着怎样的历史演进过程?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有着怎样的启示?因此,德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过程；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成；从社会力量、政党及其主张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形成；从政策模式及其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变革的路径；从过程分析的角度划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的各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从官僚体制的角度分析了决策者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的影响；从微观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细分领域的具体内容及其效果。这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以纵横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即既强调它的整体特征、强调它的历史连续性,又突出它在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综合影响,即把劳动力市场政策放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系统之中加以考察。在对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了研究的确定性,本文界定了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两个主要概念,确定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劳动力市场政策。随之说明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确定本文以劳动力市场政策演变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为线索,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以系统的框架进行分析,全面说明每个历史时期系统环境的变化和因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输出的变化。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历史方法和系统方法,为研究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历史演变的逻辑和总体特征,本文首先系统地展开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研究,共分为四章。在此基础上,第五章论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概观和总体特征。最后在结论中论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基本特征,即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随后说明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带给中国的启示,以及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将来的研究方向。具体一点说：第一章考察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形成过程。19世纪初期的德国,仍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邦,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是一个相对落后农业国,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处于萌发阶段。拿破仑战争让普鲁士臣服,更让普鲁士觉醒。民族存亡的压力客观上不仅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的团结,而且还促使它走上了自强、自救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民众的强烈要求,也是王权继续维持统治的唯一选择。于是改革全面展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建立现代劳动力市场。此后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关税同盟的建立和铁路运输业的极速扩张让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这让普鲁士在1871年通过俾斯麦的强权统一德国成为可能。由于在统一前后,德国的社会处于巨变之中,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劳资间的矛盾突出,政府为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第二章考察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过程。威廉二世上台后,为了稳定社会,以继续维持统治,不得不积极应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实施了对外扩张政策,进行了积极的社会防御,继续扩展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相关内容,并在一战期间加强了工会的力量,明确了工会的社会地位。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政府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复杂局势,继续扩展了劳动力市场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是经济危机到来,并迅速转化为全面危机,导致了共和政府崩溃和纳粹上台。纳粹政府全面控制了劳动力市场,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章考察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完善过程。二战后,美、英、法、苏四国主导了德国的事务。在冷战和东西方对峙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联邦德国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放开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并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修改和扩展,这使得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此后,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政府输出劳动力市场政策,先后对经济和社会进行了重点建设,实现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第四章考察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过程。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1990年东德和西德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统一要实现东部和西部经济与社会的融合,这为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于是政府开始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但问题并没有被真正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剧,劳动力市场政策问题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议题。在欧洲一体化的引导之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开始全面改革,实现了新的繁荣和稳定。第五章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演化历程,进行了总结分析。从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到两个逻辑,一是国家干预的历史逻辑,二是劳动力市场政策自身演变的历史逻辑。此外,通过整体的分析,说明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总体特征。结论中,论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演变的根本特征,即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此后,首先分析了本文的研究为当代中国带来的启示。在学习德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条件的特殊性,通过加强制度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稳步推进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变革和政策模式的转向。其次分析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将来的研究方向。系统研究方法、国际比较研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将来走向的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在以后继续关注前沿,收集资料,不断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深化和扩展。由于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本身具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复杂深奥的特质,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深感力不从心。不过,本文还是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一点贡献：首先,本文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发展演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能够展现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也能清楚展现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其次,本文具体应用系统的方法,从系统和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系统的要素在每个历史阶段和每个历史时期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演变的影响,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般性研究和微观研究,更注重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其所处系统的整体性,从而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了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总体特征和演变的逻辑。第三,根据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分析和系统分析,本文指出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历史与逻辑的惊人一致。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由于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国家一直积极干预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在历史的过程中,德国的政治制度、政权、政党等都几经变迁,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一直相对平稳、相对温和,或者说相对超脱,总是能够同时兼顾劳资两个方面的利益。究其原因,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演变的历史过程,不是某个系统要素或偶然因素能够决定的,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关海霞[9]（2014）在《欧债危机和德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低谷。世界各国纷纷抛出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振兴经济。这些方案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全球主权债务的不断攀升。2009年希腊爆出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多米诺效应,蔓延至整个欧元区,最终酿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不仅给缓慢发展的世界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严重打击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并威胁到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欧盟以及欧洲经货联盟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而由于欧债危机,欧元区成员国内部社会冲突不断,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由于对救助方案的不同意见,矛盾也日益尖锐,特别是欧债危机重债国同欧洲经济领头羊——德国之间争吵不断。研究欧债危机形成的机理,揭示欧洲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欧债危机解决的方法,探析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政策和立场成为本研究课题的出发点。研究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从欧债危机的爆发和演变入手,分析欧债危机的原因,解决方案以及影响；二是从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出色的经济表现入手,分析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政策、立场及其原因,判断其角色定位和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积极参与,欧债危机不可能顺利解决。通过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德国对欧债的态度和今后的政策。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欧债危机带来的理论思考以及未来发展的政策和方向,从而给出针对性的建议。在研究中,力求理论分析、文献分析和比较分析能够有机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相互补充,灵活运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和联系的研究方法,剥茧抽丝,层层剥笋,探寻问题的根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欧债危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债务问题,它是集银行业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三位一体的危机复合体,其爆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结构问题：一个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错位,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以及经济增长连续性的缺失；一个是南北结构问题,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个是政治与经济结构问题：经货联盟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匹配的政治联盟的发展。从欧债危机救援的全过程,可以看到欧债危机主要要解决三大问题：治标还是治本、是执行紧缩还是增长政策、从何处筹资来纾困。解决的办法恰恰也就是针对这三点：1.治本：立法,2.兼用紧缩和增长：理政,3.筹资纾困：出钱。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由于其良好的经济表现,在整个欧债危机救援过程中,担任了“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德国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考虑国内政治环境的角度出发,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在欧洲也重新引发了“德国威胁论”的论调。所以,德国在整个危机中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必须要在德国利益和欧洲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欧债危机的走向做了基本的展望,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张晓玲[10]（2014）在《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研究 ——以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的信任互动为例》文中认为在当今社会,信任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跨文化合作中,信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率,促进跨文化合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德国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合作日益频繁,而信任对于跨文化合作来说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之,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上下级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信任呈现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点。鉴于此,本论文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当做研究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一宗旨下,本论文致力于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研究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其研究目标是通过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来探讨跨文化信任的动态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定位为实证研究,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同时,本论文的研究程序建立在信任主体之间的三大形象互动（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基础之上,即通过形象互动来研究信任互动,因为形象体现了信任主体的主观现实世界,而这个主观现实世界指引着信任主体的信任行为。除了导论（第一章）和结束语（第七章）之外,本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理论基础（第二章）、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三章）、研究结果呈现（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研究结果讨论（第六章）。理论基础主要从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互动两个层面展开。在文化对比层面,本论文对比分析了中德信任文化、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的异同；在跨文化互动层面,首先对跨文化人际信任与跨文化交流的同质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其次在奥斯特洛和韦伯尔（Osterloh&Weibel）发展的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维塔尔（Vittar）对跨文化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这两大理论基础上,归纳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互动模型。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部分,首先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内容,同时阐明了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其次介绍了整个研究过程：首先对14名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以及14名中方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从中获取了一手的研究数据。在采访中,受访者记忆中的那些与信任相关的现实世界被唤醒,因此通过采访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对于信任互动来说是有价值的。其次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对转写好的数据进行了编码和提取。同时,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9.0软件对整个数据编码和提取过程进行了技术性的支持。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分别从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信任互动都表现为七个层面的互动内容：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以及文化。其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属于业务层面的内容,而性格、人品以及帮助与被帮助涉及个人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七个互动层面又可以总结为三大互动层面：即业务、个人和文化层面。在积极互动中,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对能力的认可、坦诚、积极意义上的直接、直率、可靠、跨文化中间人等等；而对信任的消极互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对能力的怀疑、不坦诚、过于直接的批评、死板、不自信、不可靠、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等等。本论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基于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对研究结果的三大信任互动层面进行了评价,它们反映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殊性：业务层面（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体现了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个人层面（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说明了,非业务因素也可以促进工作领域的信任发展；而文化层面的互动展示了中德信任互动中的跨文化性。第二,在交流四层面都可以找到与信任互动相关的因素,从中可以推断出,不仅是言语层面的交流,非言语、附着言语以及超言语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影响跨文化信任的互动。第三,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评价,这种不对称性只可能发生在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的信任互动中,它主要由权力不对称和文化不对称两部分组成。权力不对称体现在工作能力和帮助与被帮助两个层面中。工作能力层面的信任互动由单方面的能力认可来推动：下属的能力必须由上级来评判,同时必须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时,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信任互动主要体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德方领导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方下属的单方面帮助。在文化互动中,中方员工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远远高于德方上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此外,德方上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相比之下,中国员工却一直受到文化自卑心理的影响。第四,从所有影响信任互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中可以概括出决定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决定信任积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有：双方的跨文化中间人角色和坦诚、德方对中方能力的认可和帮助、中方的勤奋与包容,其中跨文化中间人是积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而影响信任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德双方的面子互动、德方过于直白的情绪宣泄、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中方的信心缺失和被动,其中中德上下级面子互动中的偏差是导致信任消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诚然,工作能力是信任互动的第一层面,能力认可是启动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导火索,但是其他六个层面的互动也会对信任互动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外,七大层面的互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化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的互动,许多其他层面的互动因素也受到文化的影响。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主题（跨文化上下级的信任互动）、研究程序（通过形象互动来探究信任互动）还是研究结果（如七个互动层面、交流四层面在信任互动中的作用、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以及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的研究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且看德国人如何养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且看德国人如何养老（论文提纲范文）
（1）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 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欧盟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作为思想与实践的疑欧主义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 |
| 二、疑欧主义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力量的右翼民粹政党 |
|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 |
|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理念 |
| 三、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多重危机下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模式 |
| 一、危机与民粹主义 |
| 二、欧洲危机与右翼民粹政党 |
| 三、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 |
| 第二章 英法德三国的疑欧主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英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英国民众 |
| 第二节 法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法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法国民众 |
| 第三节 德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德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德国民众 |
| 第三章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与英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英国独立党的政治理念 |
| 一、疑欧主义理念 |
| 二、保守主义理念 |
| 三、民粹主义理念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的兴起与脱欧变局 |
| 一、欧债危机与英国独立党兴起 |
| 二、难民危机与边界管控 |
| 三、英国公投脱欧与独立党的胜利 |
| 四、英国脱欧党成立与脱欧完成 |
| 第三节 英国独立党兴起与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英国疑欧主义的巅峰:英国脱欧 |
| 二、右翼民粹疑欧主义与精英化的疑欧主义的融合 |
| 三、后脱欧时代的疑欧主义 |
| 第四章 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与法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与政策主张 |
| 一、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 |
| 二、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借助选举的进一步崛起 |
| 一、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与影响 |
| 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兴起与法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准主流政党的疑欧主义议程 |
| 二、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法兰西疑欧主义? |
| 第五章 德国选择党与德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选择党的成立和政策主张 |
| 一、德国选择党的成立 |
| 二、德国选择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德国选择党撬动德国政党政治格局 |
| 一、欧债危机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
| 二、难民危机下德国选择党的身份转变与影响 |
| 三、借助欧洲议会选举与地方选举影响政党政治版图 |
| 第三节 德国选择党兴起与德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从隐性疑欧主义到显性疑欧主义 |
| 二、从精英货币疑欧主义到多议题疑欧主义 |
| 三、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的制约 |
| 第六章 英法德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共性 |
| 一、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反映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 二、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差异性 |
| 一、英法德三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与欧盟关系上的差异 |
| 二、英法德三国民粹政党推动疑欧主义发展的路径不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论中国官方媒体视角下的德国形象 ——以《人民日报》为例（201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Danksagung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Einleitung |
| 1.1 Forschungskontext |
| 1.2 Forschungsstand |
| 1.3 Zielsetzung und Forschungsmethodik |
| 1.4 Aufbau der Arbeit |
| 2. Das Deutschlandbild aus der Sicht der chinesischen Amtspresse -- am Beispiel People’s Daily (2013-2019) |
| 2.1 Theoretische Grundlage |
| 2.1.1 Das Staatsbild |
| 2.1.2 Die Interkulturelle Epistemik |
| 2.2über People′s Daily |
| 2.3 Quantitative Analyse |
| 2.4 Qualitative Analyse |
| 2.4.1 Deutschlandbild im politischen Bereich |
| 2.4.1.1 Die gegenseitigen Besuche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
| 2.4.1.2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Staaten |
| 2.4.1.3 Die Einstellung zur Kriegsschuld |
| 2.4.1.4 Die Bundestagswahl |
| 2.4.2 Deutschlandbild im wirtschaftlichen Bereich |
| 2.4.2.1 Die wirtschaftliche Kooperation zwischen China undDeutschland |
| 2.4.2.2 Die wirtschaftlichen Umst?nde und Politik |
| 2.4.2.3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n |
| 2.4.3 Deutschlandbild im gesellschaftlichen Bereich |
| 2.4.3.1?ffentliche Sicherheit |
| 2.4.3.2 Urban Governance |
| 2.4.3.3 Bildung |
| 2.4.3.4 Alterung der Bev?lkerung |
| 2.4.3.5 Das Alltagsleben der Deutschen |
| 2.4.4 Deutschlandbild im kulturellen Bereich |
| 2.4.4.1 Kultureller Austausch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
| 2.4.4.2 Sport |
| 3.Zwischenbetrachtung |
| 3.1 Zu den grundlgenden Elementen und Faktoren |
| 3.2 Grundanalyse des Deutschlandbildes |
| 4.Schlu?teil |
| 5.Anhang |
| 6.Literaturverzeichnis |
（3）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困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创新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德国政府与职业教育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在职业技能供需关系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德国社会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是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制度基础 |
| 第三节 德国政府影响职业教育的主要因素 |
| 第二章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从成功走入困境 |
| 第一节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涵义及传统优势 |
| 第三节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德国政党政治通过立法明确双元制职业教育定位 |
| 第一节 利益集团与政党是影响法律走向的关键因素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通过立法确定了普职隔离的教育体系 |
| 第四章 德国产业政策保障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双元制职业教育衰落 |
| 第一节 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职业教育的关系 |
| 第二节 德国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制度框架和政策保障 |
| 第三节 德国当前产业结构决定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衰落 |
| 第五章 从财权与事权的角度分析双元制职业教育遇冷的原因 |
| 第一节 德国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对企业失去吸引力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管理体系阻碍双元制职业教育发挥市场活力 |
| 第六章 解决职教问题的政策探索 |
| 第一节 德国政府为参与职教企业提供帮扶政策 |
| 第二节 德国政府拓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方向适应市场需求 |
| 第三节 双元制大学成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德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中的代际关系研究 ——以哥廷根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器物”的表象——德国亲代与子代的媒介使用 |
| 一、接收新闻的来源差异与信任趋向 |
| 二、娱乐性视频的技术方式选择差异与互动 |
| 三、社交媒体使用特点及代际互动差异 |
| 第三章 “鸿沟”的弥合——德国家庭代际关系的迭代 |
| 一、价值观的传承与媒介认同 |
| 二、生活方式的延续与不想“移民”的“数字移民” |
| 三、知识体系互动与不明显的“数字反哺” |
| 四、话语权的归属与“家庭凝聚” |
| 第四章 调和剂还是激化剂——同辈群体 |
| 一、中国与德国:虚拟的“狂欢”与不被需要的“高墙” |
| 二、德国大学生的现实同辈群体:回归社交本体 |
| 三、对未来方向的选择与不必须的“新媒介赋权”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文化共生:形成德国大学生媒介使用的代际关系特点的内因分析 |
| 二、对中国代际关系现状和对德国际传播的反思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记录节选 |
（5）奥托·艾舍设计批评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课题缘起 |
| 二 研究价值 |
| 三 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混乱与危机：德国现代主义设计语境探析 |
| 第一节 混乱：战争的“馈赠” |
| 第二节 “德国恐惧症”与危机意识 |
| 第三节 压迫与反抗：对纳粹文化的反抗 |
| 第四节 “第三现代”：现代主义设计的危机时代 |
| 第二章 奥托·艾舍的设计教育批评思想 |
| 第一节 艺术与科学之辩 |
| 一 主体性与标准化 |
| 二 设计与艺术间的暧昧 |
| 第二节 第二个包豪斯？ |
| 一 重建乌尔姆 |
| 二 政治学院？第二个包豪斯？ |
| 第三节 乌尔姆风波：摆脱包豪斯 |
| 一 先验性与实验性的对抗 |
| 二 设计就是设计！ |
| 第三章 奥托·艾舍的设计伦理批评思想 |
| 第一节 舍弃象征 |
| 一 何为象征 |
| 二 象征的弊病 |
| 第二节 设计师的自决与责任 |
| 一 设计师的自决 |
| 二 设计师的道德责任 |
| 第三节 新型设计师 |
| 一 人性化设计 |
| 二 企业形象设计 |
| 三 设计消费伦理观 |
| 第四章 奥托·艾舍的设计实践批评思想 |
| 第一节 回归本质：新时代的来临 |
| 一 符合事态 |
| 二 视觉思维：新的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视觉识别：视觉思维的语言 |
| 一 “网格系统” |
| 二 象形字体 |
| 第三节 系统化：视觉思维的语法 |
| 一 系统化设计 |
| 二 秩序：视觉识别的目的 |
| 第五章 奥托·艾舍设计批评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中国当下设计现状探讨 |
| 第二节 过时的“三大构成” |
| 第三节 做设计的主人 |
| 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6）弗伊格特时期（1996-2011）的德国民族民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 |
| 五、本文的重点、难点和基本结构 |
| (一) 本文的重点、难点 |
| (二)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联邦德国的政党制度与极右翼政党的发展 |
| 第一节 联邦德国宽严相济的政党制度 |
| 一、“可争论的民主”赋予极右翼政党的权利 |
| 二、“防卫性民主”对极右主义发展的限制及制裁 |
| 第二节 联邦德国主要极右翼政党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弗伊格特上台前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 |
| 第一节 20世纪六十年代的初创与迅速崛起 |
| 一、“德意志帝国党”与德国民族民主党的组建 |
| 二、德国民族民主党成立初期的政治理念 |
| 三、1965年至1968年选举的巨大成功 |
| 四、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的失利 |
| 第二节 20世纪七十年代的衰退及崩溃 |
| 一、组织力量的急剧萎缩与党内分裂的加剧 |
| 二、从“保守”到“实际”的转变 |
| 三、选举持续失利导致的生存危机 |
| 第三节 20世纪八十年代的巩固与缓慢上升 |
| 一、组织力量的恢复与壮大 |
| 二、议会选举中的机遇与挑战 |
| 第四节 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德国民族民主党主张的极端化与危机的加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主要政治理念 |
| 第一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政治体制的反对者 |
| 一、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
| 二、反对议会民主制 |
| 三、质疑《基本法》的合法性 |
| 第二节 历史修正主义 |
| 一、坚持对德国边界和二战德国罪责问题的修正 |
| 二、美化“第三帝国” |
| 第三节 反犹主义 |
| 一、污蔑大屠杀纪念 |
| 二、质疑大屠杀被害犹太人的数量及被害方式 |
| 三、扩大“大屠杀”的使用范围 |
| 四、实行新反犹主义 |
| 第四节 种族主义和排外 |
| 一、“新”德国民族民主党种族主义和排外理论的核心内容 |
| 二、“新”德国民族民主党种族主义和排外的主要体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对内政策主张 |
| 一、以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及劳动力市场政策主张 |
| 二、全面排斥外国人的政策主张 |
| 三、关爱本国传统家庭及特殊家庭的家庭政策主张 |
| 四、严打犯罪的国内安全政策主张 |
| 五、追求全面教育的教育政策主张 |
| 六、以“生态法西斯主义”为核心的环保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对外政策主张 |
| 一、反帝、反普遍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主张 |
| 二、平等基础上联合的欧洲政策主张 |
| 三、谋求军事独立及加强的防卫政策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为街头而战”战略 |
| 一、德国民族民主党对极右暴力组织态度的转变 |
| 二、“为街头而战”的造势策略 |
| 三、“为街头而战”战略的成效 |
| 第二节 “为头脑而战”战略 |
| 一、德国民族民主党政党工作专业化的努力 |
| 二、德国民族民主党理论建设的重要进步 |
| 三、德国民族民主党对热点话题的利用 |
| 四、“夺取话语权战略” |
| 五、德国民族民主党的网络建设 |
| 六、“为头脑而战”战略的成效 |
| 第三节 “为议会而战”战略 |
| 一、实施“东进”政策 |
| 二、借助有力的宣传鼓动打造政党形象 |
| 三、开展扎实细致的地方工作 |
| 四、议会选举成功对于德国民族民主党发展的意义 |
| 五、“为议会而战”战略的成效及其局限性 |
| 第四节 “为有组织的意志而战”战略 |
| 一、“为有组织的意志而战”战略在国内的实施 |
| 二、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国际联合 |
| 三、“为有组织的意志而战”战略的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重新崛起 |
| 第一节 弗伊格特上台初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困境与机遇 |
| 第二节 弗伊格特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全面发展 |
| 一、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 |
| 二、政党建设的专业化 |
| 三、选举上的进展 |
| 四、资金状况的改善 |
| 五、活动能力的增强 |
| 六、在极右翼阵营中地位的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激起的反应 |
| 第一节 德国社会对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的反应 |
| 一、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引起的社会震动 |
| 二、社会各界对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抵制和斗争 |
| 第二节 德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围绕取缔德国民族民主党进行的争论 |
| 一、赞同取缔德国民族民主党 |
| 二、反对取缔德国民族民主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弗伊格特时期重新崛起的原因 |
| 二、对德国民族民主党重新崛起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译名对照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一节 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方法 |
| 一、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权义争议 |
| 二、权利实现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争议界定的现状评析 |
| 一、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二、中国立法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关于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一、社会保险争议的主体 |
| 二、社会保险争议的对象与类型 |
| 三、社会保险争议的特点及与其他争议的区别 |
| 四、本文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二章 社会保险争议的定性及处理机制选择 |
| 第一节 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 |
| 一、争议处理机制的基本方法 |
| 二、不同争议处理机制及差异 |
| 三、选择争议处理机制的规律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争议的公法性质 |
| 一、争议主体间所建立的特定法律关系 |
| 二、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 |
| 三、社会保险争议是公法性质争议 |
| 第三节 社会保险争议性质选择公法处理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双轨制” |
| 一、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简述 |
| 二、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简述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问题检讨 |
| 一、“双轨制”产生原因：社会保险发展历程的产物 |
| 二、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引发无法调和的矛盾 |
| 三、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境外考察 |
| 第一节 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 |
| 一、德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二、法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第二节 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 |
| 一、台湾地区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二、日本社会保险争议诉愿处理机制 |
| 三、英国社会保障处理机制 |
| 第三节 境外处理机制的比较与启示 |
| 一、境外处理机制的比较 |
| 二、境外处理机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
| 第一节 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 |
| 一、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不具备引入可行性 |
| 二、应当选择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行政复议的完善：机构与程序视角 |
| 一、社会保险行政复议机构的完善 |
| 二、社会保险行政复议程序的完善 |
| 第三节 社会保险行政诉讼的完善：以公益诉讼为视角 |
| 一、中国社会保险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二、中国社会保险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
| 第四节 社会保险行政复议与诉讼关系 |
| 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关系 |
| 二、中国应采复议自由选择程序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创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形成 |
| 第一节 拿破仑战争触发的各种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的建设 |
| 一、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分裂落后的德意志帝国 |
| 二、拿破仑战争触发的各要素压力和统治者的反应 |
| 三、普鲁士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 |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前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压力 |
| 一、国内经济单元与社会单元压力的内容 |
| 二、主要社会力量形成压力的表现 |
| 第三节 统治者的反应与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干预 |
| 一、保守容克的官僚统治 |
| 二、对压力的排斥和超越与德国的统一 |
| 三、对压力的积极应对与劳动力市场的大发展和“福利国家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 |
| 第一节 国内社会压力引导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劳动力市场政策输出 |
| 一、国内社会矛盾导致的各种压力输入 |
| 二、积极社会防御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第二节 国际和国内社会的交织影响与魏玛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一、国际和国内社会各要素交织形成的压力输入 |
| 二、《魏玛宪法》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输出 |
| 第三节 经济危机引发的全面危机与纳粹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一、经济危机引发的全面危机和压力输入 |
| 二、全面控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完善 |
| 第一节 国际社会主导的压力与恢复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一、国际社会主导的压力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
| 二、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解读和恢复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第二节 国内社会主导的压力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全面扩展 |
| 一、国内社会主导的压力输入 |
|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全面扩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变革 |
| 第一节 东西德统一主导的压力输入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输出 |
| 一、东西德统一主导的经济和社会的压力输入 |
|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和全面改革的前兆 |
|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引导下的压力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全面改革 |
| 一、欧洲一体化导引下的压力输入 |
|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全面改革 |
| 第三节 新的繁荣稳定和新的压力 |
| 一、新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社会稳定 |
| 二、劳动力市场的包容和灵活 |
| 三、社会二重化的压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概观及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历史概观 |
| 一、政府为排解系统压力积极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历史逻辑 |
|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系统中自身演化的历史逻辑 |
| 第二节 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总体特征 |
| 一、保守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二、合作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三、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四、积极寻求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9）欧债危机和德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3. 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本文的研究视角、方法 |
| 1.5. 创新和不足 |
| 2. 欧债危机形成的理论根源分析 |
| 2.1. 最佳货币区理论 |
| 2.1.1. 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思想核心以及发展 |
| 2.1.2. 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
| 2.1.3. 最佳货币区理论和欧元 |
| 2.2. 主权债务与主权债务危机 |
| 2.2.1. 主权债务产生的原因 |
| 2.2.2. 主权债务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 |
| 2.3. 凯恩斯赤字财政理论 |
| 2.3.1. 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观点 |
| 2.3.2. 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的问题 |
| 2.4. 李嘉图的等价理论 |
| 2.5. 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
| 2.5.1. 紧缩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传导途径 |
| 2.5.2. 紧缩性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因素 |
| 3. 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和现状 |
| 3.1. 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债台高筑的希腊 |
| 3.1.1. 希腊主权债务问题的进展 |
| 3.1.2. 希腊债务问题爆发的原因 |
| 3.2. 欧债危机的链式反应：从“欧猪四国”(PIGS)到“欧猪五国”(PIIGS) |
| 3.3. 总结：欧债危机发展三段论 |
| 4. 欧债危机的成因分析 |
| 4.1.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
| 4.1.1. 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 |
| 4.1.2. 经常账户失衡 |
| 4.1.3. 高福利政策：欧债危机的诱因 |
| 4.1.4. 财政纪律监管的无作为 |
| 4.1.5. 评级机构：幕后的推手 |
| 4.1.6. 欧盟初期的应对措施加剧了短期波动 |
| 4.2.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
| 4.2.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失衡 |
| 4.2.2. 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缺失 |
| 4.2.3. 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二元性 |
| 4.2.4. 欧洲经货联盟内成员国经济的不对称性——南北差 |
| 4.2.5. 政治与经济结构问题——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错配 |
| 4.3. 总结 |
| 5. 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案 |
| 5.1. 筹资纾困 |
| 5.1.1. 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措施 |
| 5.1.2. 建立和逐步完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工具：从EFSF到ESM |
| 5.1.3. 欧洲央行的应对政策——向欧元区层面提供流动性支持 |
| 5.2. 从治标到治本——加强立法 |
| 5.2.1. 欧洲学期(Europaisches Semester)——确保欧洲经济治理程序化 |
| 5.2.2. Sixpack：“六包立法” |
| 5.2.3. Two-Pack：“两包立法” |
| 5.2.4. 财政契约(Fiskalpakt)：欧债危机的转折点 |
| 5.2.5. 对欧盟加强立法来治本措施的评价 |
| 5.3. 紧缩与增长并举 |
| 5.4. 总结 |
| 6. 欧债危机的影响 |
| 6.1. 对欧洲的影响 |
| 6.2. 对世界的影响 |
| 7. 表现抢眼的德国经济和其应对危机的措施 |
| 7.1.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经济 |
| 7.2. 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逆势而上的内部原因 |
| 7.2.1. 德国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 |
| 7.2.2. 产业结构相对合理 |
| 7.2.3. 基础雄厚,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 |
| 7.2.4. 拯救金融危机措施得当 |
| 7.2.5. 德国银行业金融危机中仍保持稳定 |
| 7.2.6. 增长的内需 |
| 7.2.7. 新债务法规的实施 |
| 7.3. 债务危机中德国经济逆势而上的外部原因 |
| 7.3.1. 更具优势的出口 |
| 7.3.2. 其他 |
| 7.4. 德国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债务刹车”模式 |
| 7.4.1. 德国“债务刹车”条款出台的背景 |
| 7.4.2. 德国“债务刹车”的运作模式 |
| 7.4.3. 德国“债务刹车”模式的作用 |
| 8. 德国与欧盟各国在欧债危机政策中的分歧 |
| 8.1.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态度 |
| 8.1.1. 德国人从犹豫到积极介入 |
| 8.1.2. 德国人态度转变的原因 |
| 8.2. 德国与欧盟各国对解决债务危机的不同看法 |
| 8.3. 德国与欧盟各国产生分歧的根源 |
| 8.4. 德国在解决债务危机中的困境 |
| 9. 危机带来的重大思考及展望 |
| 9.1. 危机带来的重大思考 |
| 9.1.1. 危机带来的理论思考 |
| 9.1.2. 危机带来的现实思考 |
| 9.2.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角色定位 |
| 9.3. 对欧债危机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10）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研究 ——以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的信任互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Inhaltsangabe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来源与意义 |
| 1.2 研究定位、目标和问题 |
| 1.3 相关文献述评 |
| 1.3.1 文化对比视角下的信任研究 |
| 1.3.1.1 国外主要文献述评 |
| 1.3.1.2 国内主要文献述评 |
| 1.3.2 跨文化互动视角下的信任研究 |
| 1.3.2.1 国外主要文献述评 |
| 1.3.2.2 国内主要文献述评 |
| 1.3.3 本土文化视角下的信任研究 |
| 1.3.4 小结 |
| 1.4 本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文化对比层面的人际信任 |
| 2.1.1 文化与人际信任 |
| 2.1.1.1 文化 |
| 2.1.1.2 人际信任 |
| 2.1.1.3 文化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
| 2.1.1.4 小结 |
| 2.1.2 中德信任文化对比 |
| 2.1.2.1 词源文化对比：“信任”与“Vertrauen” |
| 2.1.2.2 中德信任观对比 |
| 2.1.3 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对比 |
| 2.1.3.1 中国上下级信任文化 |
| 2.1.3.2 德国上下级信任文化 |
| 2.1.3.3 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对比 |
| 2.1.4 小结 |
| 2.2 跨文化互动层面的人际信任 |
| 2.2.1 跨文化交流中的人际信任 |
| 2.2.1.1 跨文化交流 |
| 2.2.1.2 跨文化人际信任的两难境地 |
| 2.2.1.3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人际信任 |
| 2.2.2 跨文化上下级人际信任的互动模型 |
| 2.2.2.1 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 |
| 2.2.2.2 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 |
| 2.2.2.3 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可能性探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案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总体研究方法——质性研究 |
| 3.1.1.1 质性研究方法的定义 |
| 3.1.1.2 质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区别 |
| 3.1.1.3 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
| 3.1.2 数据收集的方法——质性访谈 |
| 3.1.3 数据分析的方法——扎根理论 |
| 3.1.3.1 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 |
| 3.1.3.2 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流程 |
| 3.2 研究方案 |
| 3.2.1 第一阶段：阅读文献、限定主题 |
| 3.2.2 第二阶段：收集和整理数据 |
| 3.2.2.1 预访谈 |
| 3.2.2.2 正式访谈 |
| 3.2.2.3 访谈转写 |
| 3.2.3 第三阶段：数据分析、建立初步理论 |
| 3.2.3.1 反复阅读数据 |
| 3.2.3.2 分级编码 |
| 3.2.3.3 撰写分析备忘录 |
| 3.2.3.4 Nvivo9.0的技术支持 |
| 3.2.4 第四阶段：补充资料、完善理论 |
| 3.2.5 小结：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呈现(一)：中德上下级信任的积极互动 |
| 4.1 工作能力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1.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委派任务” |
| 4.1.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根据工作能力判断你 |
| 4.1.3 中方自我定位：“把自己事情做好” |
| 4.1.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 |
| 4.1.4.1 “可以被掌控” |
| 4.1.4.2 能力超越预期值 |
| 4.1.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出色完成任务 |
| 4.1.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领导重视能力 |
| 4.2 工作态度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2.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 |
| 4.2.1.1 坦诚相待 |
| 4.2.1.2 尊重下属 |
| 4.2.1.3 积极面对问题 |
| 4.2.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4.2.2.1 坦诚相待 |
| 4.2.2.2 尊重下属 |
| 4.2.2.3 积极面对问题 |
| 4.2.2.4 “严谨” |
| 4.2.3 中方自我定位 |
| 4.2.3.1 坦诚相待 |
| 4.2.3.2 宽容忍让 |
| 4.2.3.3 “执行力强” |
| 4.2.3.4 “勤奋” |
| 4.2.3.5 积极面对问题 |
| 4.2.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 |
| 4.2.4.1 坦诚相待 |
| 4.2.4.2 “勤奋” |
| 4.2.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4.2.5.1 坦诚相待 |
| 4.2.5.2 “宽容” |
| 4.2.5.3 “勤奋” |
| 4.2.5.4 “有礼貌” |
| 4.2.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坦诚相待 |
| 4.3 工作方式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3.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 |
| 4.3.1.1 “直接” |
| 4.3.1.2 擅于倾听 |
| 4.3.1.3 “幽默” |
| 4.3.1.4 “合作式的沟通方式” |
| 4.3.1.5 “三思而后行” |
| 4.3.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4.3.2.1 “有话直说” |
| 4.3.2.2 “第一时间回应我” |
| 4.3.2.3 踏实不冒进 |
| 4.3.3 中方自我定位 |
| 4.3.3.1 直截了当 |
| 4.3.3.2 “换位思考” |
| 4.3.3.3 “以目标为导向” |
| 4.3.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 |
| 4.3.4.1 “直接” |
| 4.3.4.2 “善意的谎言” |
| 4.3.4.3 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安慰 |
| 4.3.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4.3.5.1 “直接” |
| 4.3.5.2 通过拥抱拉近距离 |
| 4.3.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积极意义上的直接” |
| 4.4 性格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4.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 |
| 4.4.1.1 “真实” |
| 4.4.1.2 “喜欢批评” |
| 4.4.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直率 |
| 4.4.3 中方自我定位 |
| 4.4.3.1 “直率” |
| 4.4.3.2 透明 |
| 4.4.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性格合拍” |
| 4.4.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4.4.5.1 “鼻子相配” |
| 4.4.5.2 批评意识强 |
| 4.4.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喜欢批评” |
| 4.5 人品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5.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可靠” |
| 4.5.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4.5.2.1 “善良” |
| 4.5.2.2 “一碗水端平” |
| 4.5.3 中方自我定位 |
| 4.5.3.1 “与人为善” |
| 4.5.3.2 “责任心” |
| 4.5.3.3 “以心换心” |
| 5.5.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可靠” |
| 4.5.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保险柜” |
| 4.5.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像德国机器一样可靠” |
| 4.6 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6.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雪中送炭 |
| 4.6.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给予支持与帮助 |
| 4.7 文化层面的积极互动 |
| 4.7.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跨文化中间人 |
| 4.7.1.1 “中间人” |
| 4.7.1.2 “学习中文” |
| 4.7.1.3 学习中国文化 |
| 4.7.1.4 尊重中国文化 |
| 4.7.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4.7.2.1 积极的德国印象 |
| 4.7.2.2 “学中文” |
| 4.7.2.3 学习中国文化 |
| 4.7.2.4 尊重中国文化 |
| 4.7.3 中方自我定位：跨文化中间人 |
| 4.7.3.1 “中间人” |
| 4.7.3.2 学习德国文化 |
| 4.7.3.3 尊重德国文化 |
| 4.7.3.4 对本民族充满自信 |
| 4.7.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 |
| 4.7.4.1 外语好 |
| 4.7.4.2 了解德国文化 |
| 4.7.4.3 正视中国的发展 |
| 4.7.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4.7.5.1 德语好 |
| 4.7.5.2 了解德国文化 |
| 4.7.5.3 跨文化妥协精神 |
| 4.7.5.4 “文化培训师” |
| 4.7.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 |
| 4.7.6.1 “桥梁作用” |
| 4.7.6.2 更加适应中国生活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果呈现(二)：中德上下级信任的消极互动 |
| 5.1 工作能力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1.1 中方自我定位：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自信 |
| 5.1.2 中方反思自我：领导怀疑我的能力 |
| 5.1.3 解析下级的行为：对自己不自信 |
| 5.1.4 德方反思自我：不给中国员工更多改错的机会 |
| 5.2 工作态度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2.1 德方自我定位并预支信任：“只关注负面的东西” |
| 5.2.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5.2.2.1 “德国人变懒了” |
| 5.2.2.2 不坦诚 |
| 5.2.3 中方自我定位 |
| 5.2.3.1 不够主动 |
| 5.2.3.2 “不够坦诚” |
| 5.2.4 中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不够坦诚 |
| 5.2.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5.2.5.1 不够主动 |
| 5.2.5.2 不够坦诚 |
| 5.2.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不够坦诚” |
| 5.3 工作方式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3.1 德方自我定位并发出信任：批评多表扬少 |
| 5.3.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太冲、太直接 |
| 5.3.3 中方自我定位：没有反馈意识 |
| 5.3.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不走直线” |
| 5.3.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5.3.5.1 比在德国得到反馈难 |
| 5.3.5.2 “爱面子” |
| 5.3.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批评太直接、表扬太少 |
| 5.4 性格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4.1 德方自我定位并发出信任 |
| 5.4.1.1 “太死板” |
| 5.4.1.2 好为人师 |
| 5.4.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5.4.2.1 “死板” |
| 5.4.2.2 “粗鲁” |
| 5.4.2.3 “高傲” |
| 5.4.2.4 好为人师 |
| 5.4.3 中方自我定位：“不自信” |
| 5.4.4 中方反思自己并回馈信任：“精明得过了头” |
| 5.4.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 |
| 5.4.5.1 “胆怯” |
| 5.4.5.2 “爱攀比” |
| 5.4.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 |
| 5.4.6.1 “高傲” |
| 5.4.6.2 “死板” |
| 5.5 人品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5.1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5.5.1.1 不透明 |
| 5.5.1.2 “自私” |
| 5.5.2 中方自我定位 |
| 5.5.2.1 “不安分” |
| 5.5.2.2 “相互拆台” |
| 5.5.3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不可靠” |
| 5.5.4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不诚实 |
| 5.6 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消极互动：“不信任领导给我画的饼” |
| 5.7 文化层面的消极互动 |
| 5.7.1 德方自我定位并发出信任：“德式道路是唯一正确的” |
| 5.7.2 中方解析上级的信任行为 |
| 5.7.2.1 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
| 5.7.2.2 “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 |
| 5.7.2.3 不顾忌中国的政治敏感话题 |
| 5.7.3 中方自我定位 |
| 5.7.3.1 中国人单方面主动 |
| 5.7.3.2 “崇洋媚外” |
| 5.7.4 中方反思自我并回馈信任：落后的中国 |
| 5.7.5 德方解析下级的信任行为：中国的政治禁忌困扰我 |
| 5.7.6 德方反思自我并发出信任：“外国人都是领导”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
| 6.1 七大层面的信任互动 |
| 6.2 交流四层面在信任互动中的作用 |
| 6.3 互动的不对称性 |
| 6.4 信任积极互动的主要原因 |
| 6.4.1 共同贡献 |
| 6.4.1.1 跨文化中间人 |
| 6.4.1.2 坦诚 |
| 6.4.2 德方贡献 |
| 6.4.2.1 单向能力肯定 |
| 6.4.2.2 单向帮助 |
| 6.4.2.3 积极意义上的直接 |
| 6.4.3 中方贡献 |
| 6.4.3.1 勤奋 |
| 6.4.3.2 包容 |
| 6.5 信任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 |
| 6.5.1 人际互动中的“面子” |
| 6.5.2 德方的负面作用 |
| 6.5.2.1 过于直白的情绪宣泄 |
| 6.5.2.2 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 |
| 6.5.3 中方的负面作用 |
| 6.5.3.1 信心缺失 |
| 6.5.3.2 被动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7.1 研究成果与创新 |
| 7.2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一)：外文文献 |
| 参考文献(二)：中文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同意书(中、德文版) |
| 附录二：访谈提纲(中、德文版) |
| 附录三：访谈数据编码表 |
四、且看德国人如何养老（论文参考文献）
- [1]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D]. 孙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论中国官方媒体视角下的德国形象 ——以《人民日报》为例（2013-2019）[D]. 王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困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刘元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4]德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中的代际关系研究 ——以哥廷根地区为例[D]. 刘旸. 南京大学, 2018(08)
- [5]奥托·艾舍设计批评思想研究[D]. 赵日兵.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6]弗伊格特时期（1996-2011）的德国民族民主党研究[D]. 高中杭.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D]. 杨复卫. 武汉大学, 2015(07)
- [8]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D]. 李齐. 山东大学, 2015(12)
- [9]欧债危机和德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分析[D]. 关海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10]跨文化上下级信任互动研究 ——以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的信任互动为例[D]. 张晓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