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八项任务

一、200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八项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许营营^[1]（2020）在《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展历程及培育路径》文中研究指明澳大利亚较早关注人才培养中的“关键能力”,积极推动国家课程改革,并完成了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国家课程的顶层系统设计。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及案例研究法对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生、发展及其基于课程的培育路径进行研究,旨在理清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展脉络及其实施现状,为我国核心素养的发展及改进提供有益启示。本文研究问题有:1.澳大利亚核心素养发展的历史怎样的,是如何落实到国家课程中的;2.核心素养在澳大利亚课程中是如何培育的,其顶层设计以及学校课程中的典型培育路径是怎样的;3.澳大利亚核心素养开发与培育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围绕这三大研究问题,本文研究内容及所得如下:本文运用基于实证的文献研究方法,收集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生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纵向历史梳理与分析,发现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遴选与开发缘起于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的需要。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经过工商业团体、研究机构、国家教育部门等的共同努力,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框架不断调整、内容要素不断完善,由早期的注重“硬技能”,如收集获取、运用信息的能力,转变为日益重视与情感、态度和理解力等相关的“软技能”,并最终扩展为国家课程中个体终身发展所需的一套知识、技能和理解。在核心素养的发展落实层面,澳大利亚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最终将核心素养融入到国家课程及学校课程之中。具体到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核心素养融入国家课程的方式,发现核心素养融入国家课程的模式为整体嵌入型,它与所有学习领域相联结,同时紧密联系跨学科主题与真实世界;本文进一步运用案例研究法,挖掘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选取中小学及高中阶段典型的培育案例进行具体呈现与分析,发现在不同学段内其培育方式略有差异,但普遍注重探究性、项目式学习,并注重课程整合,注重联系真实情境与世界等等。最后,对我国同时期核心素养发展现状进行回顾,结合澳大利亚核心素养开发与培育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具体为:进一步厘清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探索核心素养与课程的有效结合方式,以核心素养为指导优化设计学业质量标准,加强核心素养培育与生活实践的关联性,加强教师专业培训并开发支持辅助性工具。

荣震^[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叶新璐^[4]（2020）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凭借着对党内成员理想信念持之以恒的锤炼,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具备高度凝聚力和坚强行动力的党员队伍动员和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不断取得新胜利。当前中国的发展,核心依然是“三农”发展,也就是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而推动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农村党员的坚强推动,这就要求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实施理想信念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实施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和基本要求,需要全面吸收中国共产党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源泉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度分析新时期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及其症结,并据此提出适切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的、符合农村发展形势需要的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实施策略。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论述了该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与学术动态,据此对文章研究的思路、目的、方法和重难点及创新点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概述。对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内涵和愿景使命分别进行了具体论述。界定了文章的主要概念:全面从严治党、农村党员和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地,该部分着重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具体内涵、时代特点、主次要目标及重难点任务。第三部分:教育现状。该部分通过历史回溯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对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做法、主要成绩和主要特征等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问题分析。该部分基于调研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当前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分析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实施策略。该部分主要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进一步加强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应当注意的目标、原则、方法等进行明确,第二部分则根据上述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加强农村党员理想信念的现实路径。第六部分:结语。该部分主要就该研究过程中遗留的、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和新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说明,并就该论题在更大视阈内的价值进行了简要说明。

褚楚^[5]（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吴传刚^[6]（2019）在《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文中认为自古以来各国都有对于教师标准的关注,但对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则是在教师专业化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到20世纪80年代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国对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起步较晚,是在21世纪初开始的,但发展较快,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特别是2012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幼儿园及中小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基本要求,正式开启了教师专业标准改革之路。这里选取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的梳理与比较,分析探求教师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素——标准,并寻找教师“标准”发展的历史逻辑及现实规律,探求专业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理论基础及完善策略。研究中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搜集了我国自1896年开始至2019年的我国关于中小学教师标准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比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的教师标准发展中的基本经验。调查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从中发现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存在诸如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对时代新要求反映不足、对在职教师要求不足、对新技术应用要求不足等问题。并依据人本理论、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等理论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从丰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职前职后层次结构、保障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作用发挥、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水平四个方面的策略来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王帅^[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启新征程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1）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大学生以独特的社会角色参与其中,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强烈撞击着大学生之思想,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时代风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全面了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热点及形成变化过程,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现实样态、时代特质,全面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和发展需要,进而更深刻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变化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聚焦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热点,系统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发展的历程,研究其现实样态、发展特点和变化规律,分析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人的思想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思想热点因其带有的价值反映、对立和冲突,是个体观念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集中突显的部分,是日常生活中不同主体意图、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2）人的思想和行为受所处时代条件的影响、制约甚至支配。同时,思想热点和行为倾向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或者通过影响和指导人的实践而改造现实世界,甚至创造时代主题。作为大学生价值观集中反映的大学生思想热点,其变化发展特点更深刻地反映出这一作用规律。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影响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大学生代际特征愈加明显,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显现。“赢得青年,赢得未来”,从社会历史发展中描绘青年大学生思想热点图景,从时代变迁过程中把握青年大学生思想变化轨迹,从青年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规律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3）。从时间发展上看,当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主要担当者。高等教育要完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历史使命,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复杂时代课题,这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关系到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能否后继有人这一重大而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大意义之所在。论文内容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思想热点的基础性问题进行解析。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出发点,阐释思想热点的涵义、形成特点和表现样态。分析大学生思想热点的形成过程,从主体、介体、场域等要素入手,论述大学生思想热点“萌芽、汇聚、成型、释放、沉寂”的发展过程,探索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的机理。思想热点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思潮和风气的前沿,正因如此,研究大学生思想热点问题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的历史图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启动和探索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新时代以来为划分,具体梳理各个历史阶段大学生思想热点的基本状况,并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变化脉络和发展轨迹,描绘其在大学生政治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感体验、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基本样态。第三章阐释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的影响因素。影响、制约甚至支配人们思想热点和行为倾向的因素各种各样,既有外部客观因素,也有内部主观因素。本章主要对大学生思想热点形成变化的动因进行时代背景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入手,从社会宏观环境、文化发展、教育改革、主体特征四个方面,追寻大学生思想热点变化的根源和动力。第四章凝练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的特征规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变化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青年大学生的思想热点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集中反映,彰显出最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具体而言,大学生思想热点的变化和演进体现出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与主体需求相一致、与价值形态变迁相协同、并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等规律和特征。第五章从网络大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两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印证大学生思想热点形成特点和演进规律,并以此分析研判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主要趋势。网络大数据调查的优势在于能处理海量网络文本数据,数据量大、较为客观;问卷调查的优势在于便于调查设计,易于开展交叉因素分析。两者互相配合,能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大学生的思想热点状况,为实证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综合方法。第六章重点研究探讨增强新时代引领大学生思想热点针对性实效性的策略。基于对大学生思想热点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论文提出应重视和积极回应大学生思想热点问题关切,科学研判大学生思想热点发展趋势,强化理论武装打牢大学生的科学思想基础,改进方式方法,把握重点环节,提升思想热点的引导能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因而,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深刻把握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的规律,并以此来进一步研究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论文正是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演进,关照思想热点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基于对大学生思想热点研究的历史性梳理和对当下大学生思想热点样态和特质的实证分析,着力描述大学生思想热点的现象特征,着力探究大学生思想热点的本质核心,着力分析大学生思想热点发展演进的历史特点及制约其发展变化的主客观要素,着力把握大学生思想热点发展的演变规律和内在机理,最后落脚到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目标上,从而深刻彰显出大学生思想热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形成论文研究分析的逻辑闭环。

赵兴银^[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窦金启^[9]（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徐淑云^[10]（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二、200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八项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八项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展历程及培育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4）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八项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澳大利亚“核心素养”的发展历程及培育路径[D]. 许营营.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D]. 叶新璐.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D]. 吴传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7]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热点演进研究[D]. 王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9]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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