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速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唐昕[3](2020)在《高新区产城融合研究 ——以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80年代高新区启动建设以来,一直肩负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的使命。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新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载体被任命为落实创新发展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担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任。而传统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经开区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于当下高新区的发展,“重产轻城”的建设直接导致高新区难以集聚创新型人才及研发团队,因此为解决这一难题,产城融合会是大多数高新区的未来趋势。本文选取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为案例研究对象,园区从镇级工业园逐步发展跃升为国家级高新区核心园,是典型以“经开区开发模式”推动、政府主导建设的园区。发展至今,园区已经获得巨大经济成就,培育了特色产业集群和数量可观的高新技术企业,但作为新时期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之一,园区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产城融合与高新区创新发展的逻辑框架,为此类园区寻找一条破解之道,更好地完成新时期国家赋予的重任。本文梳理了高新区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特征,针对新时期我国高新区创新发展中遭遇的困境,分析了高新区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及空间响应,构建了产城融合与高新区创新发展的逻辑框架,并结合代表性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归纳出具体的规划路径。以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结合园区发展历程、实态特征、发展阶段研判和调研访谈对园区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识别,并以此逻辑和路径为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产城融合是针对当前高新区创新发展瓶颈的一种响应措施,面对当前创新发展阶段高新区难以吸引、留住、提升高层次人才的困境,产城融合可以通过为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提供高品质的空间支持,从而为高新区的创新发展吸引和集聚对工作、生活、学习、休闲有较高空间品质需求的创新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产城融合促进高新区创新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是从空间、产业和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展开,空间上加强园区和城区在区域层面的互联互动,实现一体化发展,园区层面上推动园区创新服务功能与生活服务功能高度融合;产业上深化产业高端化与集群化发展;管理体制上实施市场化管理制度。对于创新导向下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的产城融合主要从区域协调上和空间修补两方面开展,通过狮山核心区联动佛山西站新城发展融入佛山城市发展格局;构建园区内部“科创服务中心+创新产城组团”空间格局,集聚园区各独立发展功能组团的资源,通过三旧改造的更新方式,促进狮山核心区功能融合发展。
王翠[4](2020)在《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理论与智能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高新技术是指以农业应用为主体,具备技术、智力和R&D资金密集的条件,能带来经济的高增长率,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具有先导性的新兴技术群。技术的智能评价是指技术评价的智能化,具体的含义是把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技术评价的各个环节,推进评价技术、方法及手段创新,以技术支撑评价智能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在国家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推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农业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农业高新技术不断涌现,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好了技术储备,如何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风险分析等方面对农业高新技术的实用价值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保证和监督技术的质量,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技术评价过程中,评价报告内容较多、专业性强,其撰写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利用信息化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完成评价报告的线上自动生成,将大大提升技术评价的效率。本文主要探讨了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的理论与智能方法,运用了文献调研法、指标体系法、模型分析法、实验仿真验证法、主流技术网站调研法等研究方法,对农业高新技术的综合评价理论和智能化方法应用进行探索,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对农业高新技术进行定义和分类。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特点,给出农业高新技术的定义;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叙词表中对农业科学的分类,结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调研近年来农业高新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农业高新技术进行分类。(2)构建了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调研国内外各项农业技术评价指标选取原则和选取范围,从农业高新技术本身的特点、利益相关方的评价需求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本条件这三个方面入手,筛选了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指标,并给出了指标的量化处理方法。(3)构建了农业高新技术智能综合评价模型。选取合理的技术样本,邀请专家依据评价指标对农业高新技术打分作为样本数据,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智能评价模型。将该模型的评价效果与使用层次分析法和使用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构建的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BP神经网络具备较好的评价效果的结论。(4)构建了技术评价报告自动生成模型。把评价报告中的文本分为“技术文本”和“评价文本”两个部分。生成过程分别采用抽取式自动文摘技术和模板生成的方式,提升了评价报告的可读性,有助于更加客观高效地进行评价结果的汇总分析工作。(5)设计开发了智能综合评价原型系统。系统包含智能综合评价和评价报告生成两大部分,从技术的选择、专家的推送,技术智能综合评价到评价报告的自动生成,完全实行线上的操作,实现了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特点、产业化条件以及利益相关方的评价需求,创建了包括技术优势、市场前景等6个一级指标和32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的数据采集依据。第二,以机器学习理论为基础,将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转换为机器学习中的多分类问题,运用BP神经网络训练模型来拟合评价指标和技术类型的非线性关系,采用粒子群算法优化模型的初始权重,提升模型预测的准确率。第三,实现了评价报告的自动生成,构建BERT-MMR组合模型进行“技术文本”的自动摘要,解决了传统TextRank算法摘要生成多样性不足的问题。
范家辉[5](2019)在《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产业,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体系的构建将能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使我国产业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加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高收益特征,代表了未来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东北地区面临着环境、资源、技术等多重压力,而且该地区的传统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已经陷入了经济发展困境。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都在竞相发展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今天,东北地区应顺应时代的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摆脱其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好战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就是以创新技术为驱动,研究、开发、推广、生产以及应用高新技术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类产业及其产品的统称。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迄今为止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大致上已有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影响因素及对经济的影响等的探讨;其二,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的实例研究,包括具体某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实例,研究了该国家或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集聚状况、相关因素的影响情况;其三,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途径与策略研究。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从区域空间出发探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集聚状况以及机理的研究尚缺。为此,本文将以东北地区为例,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和集聚状况。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发展历程来看,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经历了萌芽储备阶段(建国至1987年)、初创起步阶段(1988-1999年)、壮大发展阶段(2000-2007年)之后,目前已经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发展态势有所波动、区域差距显着、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产业集聚现象显着等主要特征。众所周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大致上主要有六大方面,即内部创新所需的要素,产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制度环境的促进与制约,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等。这些影响因素各自还包含其若干个影响要素。且其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均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对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可得出高新技术产业的R&D经费投入、资本积累、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购买国内技术、国内经济环境和区域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生了正向的推动作用;而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市场结构、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应、人口规模及风险投资偏好等因素产生了负向的制约作用。另外,计量结果可得出,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为负,同样竞争活跃程度的系数也为负。这结果意味着虽然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集聚态势,但对当地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集聚效应不显着的原因在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较小,产业间分工协作体系不完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孵化器专业化发展不足,研发创新能力薄弱,发展层次不高,影响力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造成的。外部原因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规模较小,周边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和安全威胁的日益多元化,新产业革命的冲击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四期叠加”时期等;内部原因包括由“产业缺位”嬗变而来的“体制固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水平低下,科技创新人员流失和人才匮乏,缺乏敢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等。针对上述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将应采取一下措施。首先,对国内外产业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精准科学判断;其次,共同协商制定关于促进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新思路;再次,积极争取国家对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与产业政策;最后,提高地方政府职能,创新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配套产业。总之,目前尽管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相对不大,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尚未进入成熟快速发展阶段,但其未来发展潜力和前景较为广阔。正因为如此,东北地区将要齐心协力,精准做好真正能落地、有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地方政府职能和引领作用,加大对中小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建立完备的人才吸引和激励机制,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只有这样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够实现整个区域共同发展的终极目标,并能适应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李江华[6](2019)在《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策驱动与技术共性促进了科研与产业的聚合,催生出以政府为支撑,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参与的新型研发机构,并逐步成为吸引创新型人才、推动政产学研结合、加速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平台。此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合作与运行模式不仅打破了研发主体间的资源壁垒,也完善了多主体治理结构,推动了运行系统在共建有序的发展平台过程中,由独立自主的非平衡互嵌状态向协同互融的平衡状态转变。伴随着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各参与主体如何在明晰自身权责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的协同合作,成为确保新型研发机构成果转化率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保障不同模式的新型研发机构间实现良性与长效合作的难点所在。本文以高校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后文统称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对象,重点聚焦研发机构的不同主体在匹配与协作中的要素组合,探求政产学研的有效融合,旨在为新型研发机构中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寻求高效适宜的路径,以此实现新型研发机构搭建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使命。在深度梳理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清晰界定了协同治理涉及的主体——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团队和企业主体,随后对协同治理主体间参与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及运作过程加以详细阐释,剖析出当前我国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在协同治理中存在政策导向功能缺失、协同环境矛盾突出、协同要素兼容不足以及内部治理效率低下等诸多症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结构与效益耦合亟需在政策引导、环境助推、要素匹配及效率提升的多方促进下实现组织构建初始的目标价值。同时,在归纳与阐述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困境之后,以协同主体、协同要素、协同效益、协同环境四个维度对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效果加以评估,通过分析高校科研团队协同创新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企业用户参与协同创新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以及“产学研”协同合作效果影响因素,精准识别影响组织协同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评估体系构建提供了切入点和范式参考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最大程度克服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构建出一套多因素、多层次的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评估体系,更为科学系统地计算出不同指标治理效果要素的占比权重,以此验证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协同治理效果,为优化路径提供方向性指导,这也是文章的核心所在。此外,本文还以国内外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经验为鉴,提出协调与整合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首先,需要对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法规体系和制度流程予以构建及完善;其次,可以从机构融合、机构专业化发展及企业地位的凸显等方面全面营造良好的校地协同治理环境;第三,还应对校地协同治理的基础要素加以科学整合,统一校地协同的战略目标,强化机构的组织文化并增强科研人员的合作理念;最后,校地协同治理的互动机制还可以在常态化下的试运行过程中进行调整,进一步明确机构的功能定位,加快完善研发机构的运行机制,最终以提高校地间的互动效率与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能。
张金艳[7](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邹鑫[8](2019)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国家高新区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的理论法学的研究方法,分六大部分展开研究。总体结构为:导论部分,结合国家高新区30年来的发展成绩和自己熟悉的高新区行政管理工作,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包括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学者在高新区立法研究、区域法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之不足,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问题,即本文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的基本范畴、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和对高新区立法、执法经验的理论反思;本文研究的实践问题,是如何实现高新区的立法和执法的法治化,力图在地方(区域)法治理论与高新区法治实践之间的目光逡巡中寻找法治中国建设的真知。第一章,围绕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和产生的学术争议,笔者区分了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和不同类型,提出了对区域法治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以此为基础,论证了高新区是区域的表现形式,高新区法治是我国区域法治的组成部分,高新区法治研究应当借鉴区域法治理论等基本观点。在对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作为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用以指导论文研究。第二章,以地方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为研究对象,在评述地方法治竞争理论、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借助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地方法治服务于聚集经济、是聚集经济的产物,聚集经济推动法治发展的观点。提出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的观点。第三章,围绕高新区的立法活动,研究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在规范高新区设立、管理活动中的政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的制定、修改过程,指出了我国高新区政策与立法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高新区立法经验的总结,对完善我国目前高新区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第四章,围绕高新区的行政法治,通过裁判文书网的司法大数据,分析了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包括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从与行政体制相关的基本概念和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入手,将高新区行政体制类型化为“促进型行政体制”而非“管理型行政体制”,讨论了在“促进型行政体制”类型下高新区管委会在科技、人才、金融、投资、税收和培养中介机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提出了改革高新区行政执法体制的方向。第五章,从区域法治理论反思的角度,论证了我国高新区法的部门法属性,总结了我国高新区“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提出为避免国内高新区“立法雷同”而应当在跨域立法调研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
陈欣[9](2018)在《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坚定不移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于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加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剖析创新驱动视域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福州市作为福建省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科教资源丰富,同时面临“一带一路”、自贸区等国家战略先机,具有优渥的产业发展条件;然而,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成果产出及转化效率较低,未能形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产业持续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本文依据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期实现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高端化及协同发展。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通过综合分析创新驱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研究,对现存理论进行归纳评述,发现其中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特色之处。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角度出发,提出创新1.0至3.0、持续创新链及创新共生体驱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高端化及协同发展的三大机理,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三,在数据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环境与优劣势、机遇与挑战等方面对福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为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入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第四,通过构建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运用多级优度综合评价方法对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从横向与纵向上分析优势与不足。第五,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国内外城市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的特点,结合福州市产业现实情况,为构建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战略提供思路。最后,基于驱动机理与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的评价,构建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驱动战略,并针对性提出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策。
王文彦[10](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二、加速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速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个案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一、新时代 |
二、高新区 |
三、管理体制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第三节 比照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三、研究启示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一、功能优化 |
二、职能转变 |
三、权力重构 |
四、机构改革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9.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高新区产城融合研究 ——以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火炬计划”下的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高地 |
1.1.2 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高新区,产城融合势在必行 |
1.2 研究问题与目的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1.3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1.3.1 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
1.3.2 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基于Citespace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图谱分析 |
2.1.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2.1.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研究知识图谱及特点 |
2.2 高新区的研究热点 |
2.2.1 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 |
2.2.2 高新区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 |
2.2.3 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 |
2.2.4 高新区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 |
2.3 研究评述 |
2.4 国内外产城融合促进园区创新发展的案例研究 |
2.4.1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 |
2.4.2 苏州工业园 |
2.4.3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 |
2.4.4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
第三章 产城融合与高新区创新发展的逻辑构建 |
3.1 高新区的发展历程 |
3.1.1 要素驱动:生产要素集聚阶段 |
3.1.2 投资驱动:产业集聚阶段 |
3.1.3 创新驱动:创新发展阶段 |
3.2 当前创新驱动下高新区发展的内在需求 |
3.2.1 发展困境:产城分离的创新环境导致创新人才难以集聚 |
3.2.2 需求特征:以吸引创新人才集聚为目标 |
3.3 产城融合:高新区创新发展空间需求的响应 |
3.3.1 产城融合的内涵:以人为本,实现产、城空间融合 |
3.3.2 产城融合通过塑造高品质空间促进创新人才的集聚 |
3.4 创新导向下高新区产城融合的路径构建 |
3.4.1 区域联动,促进城市与园区空间融合 |
3.4.2 功能完善,推动园区创新服务功能与生活服务功能高度融合 |
3.4.3 产业结构优化,深化产业高端化与集群化发展 |
3.4.4 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市场化管理制度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佛高区核心园的发展历程与实态研究 |
4.1 佛高区核心园的发展概况与阶段划分 |
4.1.1 狮山镇的发展概况 |
4.1.2 佛高区核心园的发展概况与阶段划分 |
4.2 佛高区核心园的发展历程 |
4.2.1 分散发展阶段:从“农村社区工业化”到“园区工业化” |
4.2.2 整合发展阶段:从“一园多镇”到“园镇合一” |
4.3 佛高区核心园的实态特征 |
4.3.1 空间:粗放利用,功能结构失衡 |
4.3.2 产业:集聚现象较明显,粗放型与高级化并存 |
4.3.3 管理体制:“市统筹、区建设”,缺乏社会事务管理 |
4.4 佛高区核心园的发展阶段研判 |
4.4.1 经济成就巨大,制造业发展迅猛 |
4.4.2 产业集聚已形成,高企培育数量可观 |
4.4.3 创新引领正在进行,传统制造业产值占主导 |
4.5 基于企业访谈的佛高区核心园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识别 |
4.5.1 佛高区核心园创新环境的构建 |
4.5.2 产城脱节的园区环境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创新导向下佛高区核心园产城融合策略研究 |
5.1 战略谋划:从“园区”向“城区”的空间战略演进 |
5.1.1 市级层面规划:从“城市组团”到“城市副中心” |
5.1.2 区镇级层面规划:从"承接东部"到"产业中枢+交通枢纽" |
5.2 空间修补:功能补强,优化园区内部空间 |
5.2.1 重塑园区内部结构,构建“科创服务中心+创新产城组团”空间格局 |
5.2.2 集聚园区各组团资源,以三旧改造促进核心区功能融合发展 |
5.3 区域协调:核心引领,联动新城融入城市发展格局 |
5.3.1 实现空间一体化发展 |
5.3.2 融入区域生态格局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狮山镇政府访谈提纲 |
附录2 佛山高新区核心园企业访谈提纲 |
附录3 佛山高新区核心园企业访谈记录 |
附录4 狮山镇村、社区访谈记录 |
附录5 狮山镇政府部门访谈记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4)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理论与智能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附件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现状 |
1.2.1 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相关研究 |
1.2.2 自然语言生成研究进展 |
1.2.3 评价报告自动生成的研究现状 |
1.2.4 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的组织结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技术基础 |
2.1 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 |
2.1.1 农业高新技术的界定 |
2.1.2 农业高新技术分类标准 |
2.1.3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2.2 智能评价模型构建理论和技术 |
2.2.1 层次分析法 |
2.2.2 BP神经网络基本理论 |
2.2.3 Tensor Flow深度学习框架 |
2.2.4 神经网络在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中的适用性分析 |
2.3 文本自动摘要生成理论和相关技术 |
2.3.1 文本自动摘要生成概述 |
2.3.2 文本特征表示模型 |
2.3.3 抽取式自动摘要算法 |
2.3.4 文本摘要的评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1 农业高新技术特点分析 |
3.2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条件 |
3.3 农业高新技术评价需求分析 |
3.4 农业高新技术评价指标体系 |
3.4.1 评价指标内容 |
3.4.2 技术评分表设计 |
3.4.3 评价指标量化处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智能方法应用 |
4.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评价模型构建 |
4.1.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流程 |
4.1.2 训练样本的选取和预处理 |
4.1.3 BP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和训练 |
4.1.4 BP神经网络模型的评估 |
4.2 基于BP神经网络的评价模型实证 |
4.2.1 数据的采集与预处理 |
4.2.2 模型的训练 |
4.2.3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模型优化 |
4.2.4 实验对比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评价报告自动生成模型构建 |
5.1 评价报告自动生成模型构建思路 |
5.2 “技术文本”生成模型 |
5.2.1 构建W2V-TK文本自动摘要模型 |
5.2.2 构建BERT-MMR文本自动摘要模型 |
5.2.3 模型的实验与对比 |
5.3 “评价文本”生成模型 |
5.3.1 模板设计 |
5.3.2 专家权重模型 |
5.3.3 专家评分模型 |
5.3.4 “评价文本”生成 |
5.4 总报告生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业高新技术智能综合评价原型系统实现 |
6.1 系统总体设计 |
6.2 系统功能设计 |
6.2.1 信息采集模块 |
6.2.2 专家推送模块 |
6.2.3 技术智能评价模块 |
6.2.4 评价报告自动生成模块 |
6.3 系统展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论文工作总结 |
7.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7.3 后续工作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致谢 |
作者简历 |
(5)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评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区域及东北地区的界定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2.2 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2.2.1 技术创新集群理论 |
2.2.2 增长极理论 |
2.2.3 孵化器理论 |
2.2.4 风险投资理论 |
2.3 区域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2.3.1 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
2.3.2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
2.3.3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
2.3.4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
2.4 产业集聚的测度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
3.1 影响因素 |
3.1.1 内部创新因素 |
3.1.2 产业组织因素 |
3.1.3 制度环境因素 |
3.1.4 技术溢出因素 |
3.1.5 经济环境因素 |
3.1.6 社会文化因素 |
3.2 影响因素的作用 |
3.2.1 内部因素的影响作用 |
3.2.2 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 |
第4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与集聚状况 |
4.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及集聚状况 |
4.1.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 |
4.1.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4.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分析 |
4.2.1 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整体状况 |
4.2.2 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区域状况 |
4.3 产业发展与集聚的主要特征 |
4.3.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体态势 |
4.3.2 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区域差距 |
4.3.3 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内分布 |
4.3.4 东北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态势 |
第5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计量分析 |
5.1 指标选定与数据来源 |
5.1.1 指标的选定与测度 |
5.1.2 数据来源及统计 |
5.2 模型的设计 |
5.2.1 理论假设 |
5.2.2 模型的建立 |
5.3 模型结果及分析 |
5.4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效应分析 |
5.4.1 指标的选定与模型的构建 |
5.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第6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
6.1 存在的问题 |
6.1.1 产业整体规模相对偏小,产业间分工协作体系不完整 |
6.1.2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高 |
6.1.3 产业集群发展不足,孵化器专业化发展不够 |
6.1.4 产业投资基数低,外资依存度较高 |
6.1.5 产业技术层次较低,产业影响力不足 |
6.1.6 配套产业发展落后,管理制度相对滞后 |
6.1.7 高精尖人才匮乏,产业同构性凸显 |
6.2 成因分析 |
6.2.1 内部原因 |
6.2.2 外部原因 |
第7章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集聚的促进对策 |
7.1 促进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 |
7.1.1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面临的课题 |
7.1.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 |
7.2 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集聚的政策建议 |
7.2.1 国家层面 |
7.2.2 区域层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在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2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相关理论基础 |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2 博弈理论 |
2.3 绩效管理理论 |
2.4 协同治理理论 |
2.5 理论述评及应用 |
3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动力机制 |
3.1 协同治理主体概况与动因 |
3.2 协同治理的外部动力机制 |
3.3 协同治理的内部动力机制 |
3.4 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运作过程 |
3.5 本章小结 |
4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 |
4.1 科技创新平台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回顾 |
4.2 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初识别 |
4.3 协同治理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取 |
4.4 本章小结 |
5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评估 |
5.1 构建协同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
5.2 协同治理效果评价对象选择 |
5.3 评价方法及思路 |
5.4 协同治理效果综合评价及结论 |
5.5 本章小结 |
6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困境分析 |
6.1 多元政策供给缺位与制度建设迟滞 |
6.2 内外协同环境失衡及目标导向偏差 |
6.3 协同要素兼容不足与利益取向错位 |
6.4 运行机制不畅与内部治理效率低下 |
6.5 本章小结 |
7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
7.1 国内:推行多主体协作的企业化治理 |
7.2 国外:依托多类平台的主体协同创新 |
7.3 典型协同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
7.4 本章小结 |
8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优化路径 |
8.1 构建校地协同法规体系和制度流程 |
8.2 全面营造良好的校地协同治理环境 |
8.3 科学整合校地协同治理的基础要素 |
8.4 试行常态化校地协同治理互动机制 |
8.5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不足 |
9.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调查问卷 |
附录4 专家判断矩阵打分表 |
附录5 调查问卷数据(主体部分)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外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二、国内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三、对国内外高新区法治研究的评价 |
第三节 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 |
一、论文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
二、论文创新 |
第一章 区域法治的一般理论 |
第一节 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与概念探析 |
一、“地方法治”或“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 |
二、“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探析 |
第二节 区域法治研究的基本框架 |
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 |
二、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 |
第二章 高新区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 |
第一节 区域法治动力及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 |
一、地方法治竞争理论及其局限性 |
二、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 |
三、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借鉴 |
第二节 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一、科技是高新区聚集经济的发展动力 |
二、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 |
第三章 高新区法治的立法建构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历史检视 |
一、国家高新区发展历程及政策、立法变迁 |
二、高新区立法的现实检讨 |
三、我国高新区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的域外经验 |
一、域外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方面的立法实践 |
二、域外立法实践对我国高新区立法的启示 |
第四章 高新区的行政法治 |
第一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
第二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综合执法 |
第三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促进型行政 |
第五章 高新区法治的理论反思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部门法属性 |
一、区域立法的概念评判 |
二、高新区地方立法的部门法定位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与“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 |
一、“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界定 |
二、法治试验的功能及其完善 |
第三节 高新区立法的复制与推广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价值探寻:比较法学的视角 |
三、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基本功能:比较方法的转向 |
四、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步骤设计:功能比较的运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与研究特色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探析 |
2.1 基于创新1.0至3.0驱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机理研究 |
2.1.1 驱动力形成机理 |
2.1.2 跨越式发展机理 |
2.1.3 路径探析 |
2.2 基于持续创新链驱动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机理研究 |
2.2.1 持续创新链的构成 |
2.2.2 高端化发展机理 |
2.2.3 路径探析 |
2.3 基于创新共生体驱动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研究 |
2.3.1 驱动力形成机理 |
2.3.2 协同发展机理 |
2.3.3 路径探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及创新环境分析 |
3.1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况 |
3.1.1 创新投入与产出现状 |
3.1.2 创新平台建设现状 |
3.1.3 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
3.2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PEST分析 |
3.2.1 政治环境 |
3.2.2 经济环境 |
3.2.3 社会环境 |
3.2.4 技术环境 |
3.3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SWOT分析 |
3.3.1 优势要素 |
3.3.2 劣势要素 |
3.3.3 关键机遇 |
3.3.4 主要挑战 |
3.4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SWOT-PEST矩阵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评价 |
4.1 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4.1.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方法 |
4.2.1 可拓多级优度评价方法的基本介绍 |
4.2.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4.3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及分析 |
4.3.1 纵向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2 纵向评价及分析 |
4.3.3 横向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4 横向评价及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战略及启示 |
5.1 国内典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战略及启示 |
5.1.1 发展概况 |
5.1.2 创新战略 |
5.1.3 创新战略的启示 |
5.2 国外典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战略及启示 |
5.2.1 发展概况 |
5.2.2 创新战略 |
5.2.3 创新战略的启示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及对策研究 |
6.1 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驱动战略 |
6.1.1 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思路 |
6.1.2 战略目标 |
6.1.3 战略实践内容 |
6.1.4 战略参与主体 |
6.1.5 产业战略联盟与重大创新专项 |
6.1.6 战略区域合作 |
6.2 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6.2.1 顺应创新范式转变,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 |
6.2.2 深化区域对接机制,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化发展 |
6.2.3 构筑区域共生网络,促使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 |
6.2.4 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强化产业创新支撑 |
6.2.5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打造福州特色产业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三)研究现状思考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本文相关概念的阐释与说明 |
(一)科学 |
(二)技术 |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 |
(四)民族地区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 |
(一)推动科技发展是民族工作的基本要求 |
(二)发展科技是优化民族工作的重要途径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 |
(一)科技发展是良好民族关系构建的基础 |
(二)发展科技是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含发展科技的内容 |
(二)科技发展有利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 |
(一)科技人才培养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 |
(二)科技人才任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
五、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 |
(一)科技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 |
(二)发展科技利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 |
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实践 |
(一)科技扶贫的落实:通过科技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 |
(二)科技扶贫的推进:通过科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三)科技扶贫的深入:通过科技发展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 |
二、民族地区推进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实践 |
(一)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发展民族地区科技 |
(二)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加快民族地区各类科技人才培养 |
(三)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加速推进民族地区科技产业升级 |
三、民族地区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 |
(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目的:推动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 |
(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标志:实现民族地区科技全面创新 |
(三)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构筑民族地区特色科技创新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
一、指导民族地区通过科技发展生产力 |
(一)通过科技发展改善民族地区劳动生产条件 |
(二)通过科技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 |
(三)通过科技发展变革民族地区劳动生产方式 |
二、指导民族地区依靠科技协调经济发展 |
(一)依靠科技协调民族地区经济与环境发展 |
(二)依靠科技调整优化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结构 |
(三)依靠科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三、指导民族地区开展和推进科技工作 |
(一)引导民族地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科技 |
(二)引导民族地区通过交流合作发展科技 |
(三)引导民族地区落实各种战略发展科技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特征、价值、维度 |
一、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特征 |
(一)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 |
(二)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 |
(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 |
(四)与“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 |
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价值 |
(一)社会动力价值 |
(二)生态环保价值 |
(三)科技人才价值 |
(四)人的解放价值 |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四重维度 |
(一)实践维度 |
(二)精神维度 |
(三)价值维度 |
(四)创新维度 |
四、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思考 |
一、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基本概况 |
(一)民族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概况 |
(二)民族地区科技投入概况 |
(三)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制约因素 |
(一)民族地区科技发展整体水平较低 |
(二)民族地区科技投入和研发经费短缺 |
(三)民族地区科技人才储备不足 |
(四)民族地区经济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五)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因素复杂 |
三、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整体思路 |
(一)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重点 |
(二)树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能力目标 |
(三)加快民族地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 |
(四)加强民族地区科研发展经费保障 |
四、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基本路径 |
(一)加快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科技创新 |
(二)加速民族地区民生科技的发展 |
(三)推进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
(四)构建民族地区环境生态科技体系 |
五、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四、加速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高新区产城融合研究 ——以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狮山)为例[D]. 唐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农业高新技术综合评价理论与智能方法研究[D]. 王翠.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5]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研究[D]. 范家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6]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D]. 李江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9)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D]. 邹鑫. 武汉大学, 2019(06)
- [9]创新驱动视域下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D]. 陈欣. 福州大学, 2018(03)
- [10]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