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一、毛泽东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0）在《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之一,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政治前提。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厘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下民族平等与其他政治原则之间的重要关系,这对于继续巩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吸纳了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传统中关于民族治理的积极因素,并在批判继承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平等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创新发展。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内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其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五四运动前的民族意识觉醒与民族平等思想的萌芽、五四运动后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逐步系统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成熟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蕴含着废除民族剥削与民族压迫、提倡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推进世界各民族平等等丰富的理论内容,并呈现出范围上的广泛性、策略上的灵活性和理论上的彻底性的特点。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平等问题的正确道路,同时为世界各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平等问题提供了实践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丕跃^[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提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李永娜^[3]（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廖钰^[4]（2020）在《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上,所采用的的主要方略和手段就是民族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因民族关系的特点不同而制定各有侧重的民族政策,以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新帷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制定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民族政策。7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政策体系,这对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族政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特点,体现出对国家认同侧重点的价值偏向性。在民族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也让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关系在不同阶段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国家认同在民族政策影响下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呈现出新要求和新特点。这也间接要求民族政策适时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认同的发展与变化。论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显着特征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根据不同时期民族政策价值侧重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类考察了我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文章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阶段分成了五个基本阶段,在这五个基本是阶段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比较显着的变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这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明显地显示出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点,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构成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历史轨迹。首先,1949年至1956年之间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影响的起点;其次,1957年至1965年之间,是民族政策提升国家认同的曲折发展时期;再次,1966年至1976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复次,1977年至1991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最后,1992年至今,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深入发展时期。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在于论述本研究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对主要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并分析本研究基本内容、主要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章节,分为六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国家认同视阈下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进行概述。阐述关于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生成规律以及基础性要素。根据“五个认同”的经典论述,梳理了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四种路径,进而指出我国国家认同中所内含的基本维度,探讨其所指向的现实意义,并初步分析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特征、功能、目标、分类、形式构成以及理论来源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详细介绍了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在不断发展深化过程中,分为民族政治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民族宗教文化政策等方面,初步确立了民族政策体系。这也为国家认同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调了从1957-1965年间中国各项政策的“左”倾化影响和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使得民族政治政策引发政治认同混乱,民族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认同阻隔,民族文化政策诱发了文化认同间隙,国家认同的正常发展也被干扰甚至破坏。1960年后,我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在爆发“文革”前夕,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体系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在纠正前期“左”倾扩大化过程中,各项民族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国家认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发展。第四章,“文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对1966-1976年间的民族政策受到的各方面破坏的介绍,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矛盾突出、经济认同关系紧张、文化认同背离发展等情况下的倒退状况。虽然后期有坚持正确民族政策的各种努力,国家认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遭受了破坏性打击。第五章,“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了1977-1991年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举措,使政治认同不断出现向好新局面,民主间经济交往推动经济认同,民族文化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认同。第六章,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梳理199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可以发现我国的民族政治政策丰富多元、民族经济政策深入发展、民族文化政策兼容并蓄,这些民族政策的特点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从中可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新特点,民族经济认同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认同适应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新要求等。新时期民族政策举措和发展,国家认同也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第三部分结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反思与前瞻。通过对我国各阶段民族政策不同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具有较强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鉴。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调整不仅有其必要性、特殊性,也有其规律性。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分析新时期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完善民族政策,强化国家认同。

何晓清^[5]（2020）在《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党初建之时就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相关纲领性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探索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强化,在解放战争时期系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充实和完善。历史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其中,少数民族高级干部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治理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尔汉（全名包尔汉·沙希迪）作为新疆维吾尔族人中最早投身于新疆解放事业的少数民族党员之一,作为我党在新疆最早培养和使用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之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建设性政治实践中最为经典和代表性阶段的民族工作,包括从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到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到在新疆建党建政、肃特剿匪、开展民主改革,再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包尔汉作为首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不仅是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是重要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包尔汉也为我国的宗教工作,为促进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广泛团结和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贡献。包尔汉的工作实践,得到了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肯定,也得到了历届国家领导人和许多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度肯定。研究包尔汉作为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实践和贡献,一方面进一步说明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和重要因素,包尔汉也因此成长为少数民族干部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新疆的社会变革、发展和进步与包尔汉的具体工作实践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本文结合民族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客观、系统研究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领导作用,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对外友好交往工作中的实践,梳理他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同党的执政理念相结合,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相结合,同新疆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相结合,并最终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卓越贡献。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论是政治生活的大风大浪,还是个人遭遇的大起大落,包尔汉始终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备的政治品格。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大会上,伊丽苏娅手捧父亲包尔汉的照片光荣牌与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共同出现在“致敬方阵”礼宾车上,这既是党和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模范的礼赞,也寄予了党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模范后代的期望。包尔汉一生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他把人生追求融入到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利益中,铸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包尔汉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继承和发扬。

杨芳芳^[6]（2020）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与实践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不论在哪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十分注重工作方法的选取和运用。在建国初期,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就运用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对于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民族问题的逐步解决和民族关系的不断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建国初期的民族工作方法的研究,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运用文献研究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概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来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理论的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理论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第二章,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对调查研究、商量办事、宣传教育、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法、这些方法的基本特征作了阐述;第三章,是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基本实践的分析,主要是从民族区域自治的落实、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民族关系的处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第四章,是关于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的阐述。

顾超^[7]（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哈克木·阿里甫汗^[8]（2019）在《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我国主要的战略防御屏障。在新疆和平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心系新疆各族人民,依据新疆区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探索新疆和平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规律,总结了治理新疆的经验,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这一思想在当前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依然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研究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新疆和平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实践,重点分析毛泽东在治理新疆过程中解决复杂问题的方略。通过梳理毛泽东关于新疆的党政建设、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改革、稳疆固边、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历史镜鉴、理论渊源和背景分析,归纳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及特点和实践成效,并提出现实启示。本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系统研究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中共党史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等学科在新疆治理方面的内容,为新疆治理研究开辟新的视阈。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和查阅,主要做了三方面的梳理。一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着;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研究新疆局势的文献;三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第二,梳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理论渊源。通过对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分析,总结孙中山国家治理思想,研究苏联解决多民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挖掘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理论渊源,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经验基础。第三,分析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历史镜鉴及形成背景。本文通过梳理和研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理新疆的智慧,分析和批判国民党政府治理新疆政策,分析毛泽东如何从历史镜鉴中得出治理新疆的思想。本文分析了新疆解放前夕的局势,梳理了毛泽东规划新疆和平解放的每个步骤,新疆解放前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梳理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形成过程。得出新疆在解放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起的重要作用。第四,阐述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四个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屯垦戍边战略、慎重稳进的社会改革方式、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方略。四个特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坚持统筹兼顾的基本方针、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方法、坚持精细化的治理方式。通过搜集资料,分析毛泽东解决新疆解放和建设问题的方法,研究毛泽东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思路。梳理毛泽东在新疆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发布的电文和文献资料,整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新疆工作的文件,对这些资料内容和实际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按照史料研究理论,在理论中解读历史,用真实资料归纳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每个内容,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根据新疆区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指导新疆工作、探索治理新疆的思想。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得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整个内容是围绕“为新疆人民做好事”的民本思想这一宗旨展开的论断。这一思想内容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达到解决新疆实际问题的效果。第五,总结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实践成效。本文搜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新疆各领域的新变化和成效,得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是科学的,治理新疆方略是符合实际的,政策是易于操作的,实践效果也是可观的。最终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探索新疆具体区情,而形成的关于做好新疆工作、造福各族人民、稳疆固边为主题的思想。第六,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对当今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启示。结合当今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可看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在当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可以为新疆党委和人民政府继续探索治理新疆提供重要依据。

董伟燕^[9]（2019）在《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干部政策是我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解决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承袭的优良传统。党的民族政策体系是在与民族、国家核心概念之间的互动中呈现的,它的发展深受客观的民族、国家二因素所影响,单纯地从政策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民族政策会显得片面,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民族政策的变化、走向是正确认识我国民族与国家关系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试图做出尝试性探索。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的发展在民族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上有所突显,民族政策的发展面临着依然较为严峻的形势,故本文以民族、国家相关的理论和视角,考察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借以发扬党和国家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话语方式。思考民族干部整合少数民族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功能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新时期民族干部政策的建议,为进一步促进当前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工作提供一点思路。民族干部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民族工作实践经验、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智慧结晶,开展本项研究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保障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格局;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权;有利于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实践,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平稳推进。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缘由和意义、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可能的创新等内容;正文五章分别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民族干部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情况、特点与成就、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结语部分做出一定总结。正文第一章: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的阐释。首先叙述了我国民族政策话语方式中民族干部的主要内涵。其次厘清了民族、族群、国家、民族精英等基础概念,阐述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论,指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所在并存在二元张力。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理论为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的诞生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从民族政治精英的身份视角,本章阐述了民族政治精英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为后文论述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功能以及民族干部自身的认同冲突问题进行理论铺垫。第二章:我国民族干部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回答了民族干部政策为什么建立的问题。本章首先陈述了封建王朝时期,历代统治者在中央集权统治下实行的民族政策手段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这些民族政策对传统民族精英的流动产生的主要影响。其次论述了共产党认识和把握“族”与“国”关系问题的思想基础是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诞生的逻辑依据。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主张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发动了“国家民族主义”式的革命运动,从而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引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共产党关于民族自治的思想使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论文归纳和总结了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初创时期的主要特点、功能和贡献。对本章内容的探讨,主要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如何处理民主革命时期国内民族关系、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思路,坚持一条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实现革命需要、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为后续的民族干部政策发展奠定稳固基础。培养使用民族干部是共产党在革命特殊时期应对国际国内民族关系、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因此,民族干部政策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第三章:建国后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情况,主要回答了民族干部政策如何发展的问题。本章主要叙述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我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为巩固国家政权,根据国内民族历史与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重新对整合我国的民族-国家关系问题,做出科学性、深入性、重大性的部署和安排,最终形成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的处理民族问题模式,确立了丰富的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体系。由此,我国“族”与“国”的关系格局基本确立,这种关系格局与民族政策系统之间产生互动,二者相互影响。共产党的民族问题治理方案维系了我国长期稳定、和谐的民族-国家关系格局,其中民族干部政策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建国70年来,民族干部政策随着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不断调整、完善,趋向制度化、科学化、系统化,它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民族团结和发展事业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我国的民族干部队伍带动了少数民族地方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与党和国家的政治联系,提升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国家认同。第四章: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问题,主要论述在新时期以后,面临我国社会“族”与“国”关系格局出现的微妙变化,民族问题的复杂化使民族干部队伍承担的责任愈加艰巨,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完善任务,如何正视民族干部队伍自身的问题,切实发挥民族干部队伍的功能是政策完善过程中应考察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波及民族问题领域,我国“族”与“国”的关系出现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当代民族意识的发展对民族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产生不利影响,民族问题的发展渐趋复杂化、敏感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遭遇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因而客观上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继续推进提出严峻挑战,民族干部政策亦是面临诸如境遇。首先,从身份视角看,民族干部具有双重身份,其在身份认同选择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是民族干部政策工作需正视的本质问题。建国以后,受现代行政体制的影响,民族干部成为少数民族精英代表中的一批特殊群体,不同精英群体的权威度是不同的,从传统民族精英到国家精英的身份转换,使少数民族社会出现多元权威并存的现实困境,这在客观上对民族干部群体发挥有效的整合功能造成一定限制。其次,少数民族干部是连接少数民族社会与执政党、国家关系的关键一环,新时期以后,我国的民族干部队伍整体上存在一定的代际更替现象,可以说新一代民族干部队伍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干部队伍相比,其所展现的整合功能有所下降。就今天而言,客观民族意识的发展对当代民族干部队伍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因此引导和教育民族干部构建强有力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当前民族干部政策需解决的根本问题。最后,从政策机制的角度来说,民族干部政策对应对客观变化的国际、国内民族实际形势存在滞后性,自身仍然存在一定的机制缺陷和不足。因此,新时期民族干部政策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工作不仅要结合民族干部群体的身份特征,结合民族干部队伍发展的自然规律,还要全面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不断使政策机制更加规范、系统、科学。第五章:进一步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建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指引下,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背景下,党和国家开展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将我国民族国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对科学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提出新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系统必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发展思路的科学性、阶段性。在党和国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党、政府成为治理我国民族问题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干部是关键,他提出了20字的好干部标准以及“三个特别”的民族地区干部标准,探索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新发展对处理新时期的复杂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章主要结合前文叙述的基本观点,从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度化、法制化和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角度进行详细的阐述,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合理建议。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度化体现在选拔、培养、教育、监督一系列环节上,尤其在民族干部教育制度上应以认同教育和治理教育为核心。民族干部政策的法制化主要是促进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进程。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选拔和培养应配备更为科学、完备的政策机制。可能的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选题方面,单纯进行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系统研究较少,结合一定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甚少,因此本文试图做出基础研究的一点创新。其次,体现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综合运用民族、国家、民族精英的三方视角,阐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了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力图突破以往对民族干部政策的零碎、微观研究,把党的单一民族政策研究扩展到共产党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运用多学科领域交叉方式,使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民族政策领域,还试图拓展到政治领域、大众领域,以此把握对民族干部政策的研究体现出时代性、整体性、深入性。

江超^[10]（2019）在《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民族观,借鉴和吸收了苏联的民族教育学说等,先后经历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革命根据地的民族教育初探、民族教育思想的形成、民族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以及民族教育思想的曲折前进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基本理念方面的自主与自治的教育目标、平等与团结的教育政策、发展和进步的教育价值等,基本原则方面的教育为革命建设服务、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教育统一性与民族特殊性相结合等,以及基本策略方面的统筹管理与适当安排、突出民族形式与民族特质、明确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等。全面理解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需要明确毛泽东推进民族教育实践探索的三个主要途径。首先,在奠定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基础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普及基础教育与文化教育、发展双语教育缩减教育差距、组织动员民众援建民族教育和推进民族教育与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等,确保了民族教育发展的数量与规模。其次,毛泽东从把握民族教育与统一战线之间的内在关系、发挥民族教育中的干部决定作用、注重民族政策教育等入手,切实提高党领导下的民族教育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与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民族教育以及正确处理民族教育中的各种矛盾等措施,来探索民族教育发展的科学机制。整体而言,这些实践途径落实了民族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使民族教育得到了科学、有序的发展。当前,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就理论价值而言,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教育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正确处理我国民族教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就实践价值而言,该思想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凝聚了民族团结与民族复兴的力量;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研究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对于当前推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研究,以及正确应对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和纷繁复杂的民族事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与实践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毛泽东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研究[D]. 张磊. 湘潭大学, 2020(02)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4]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D]. 廖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5)
• [5]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D]. 何晓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方法与实践研究（1949-1957）[D]. 杨芳芳.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D]. 哈克木·阿里甫汗. 西北大学, 2019(04)
• [9]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D]. 董伟燕.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毛泽东民族教育思想研究[D]. 江超. 湘潭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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