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燕化化工一厂工会召开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座谈会（论文文献综述）
瞿红[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是一项重点工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问题的研究,需要对加强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进行深入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进行阶段性梳理,对国有企业党支部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本文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以保障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支部建设理论精髓的承继。从实践逻辑看,它是立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必然选择,是对国企职工身份自觉和思想自觉的革命性重塑。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围绕企业改革在初步探索阶段、制度创新阶段、纵深推进阶段、深化完善阶段中各自不同的内容、特点和要求,灵活多样地开展党支部工作,使企业党支部建设随着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而不断创新和完善。国有企业党支部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下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是必须坚持支部工作和企业生产融合共促,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务生产两大根本问题上端正思想认识,把准内在联系,不断探索支部工作和企业生产的有效融合机制;二是必须坚持党自身建设和团结服务群众“两手抓”,牢牢握住“人”这一关键要素,将管理服务党员和职工群众作为党支部工作的核心内容;三是必须坚持党支部工作的专业化、制度化、现代化相统一,在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方式现代化上下功夫,切实将支部工作做实、做细、做强。
艾尼瓦尔·吐尔逊[2]（2020）在《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员工持股具有提高员工收入、促进员工积极性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潜力,因而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青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国有企业重启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持股制度上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沿,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员工持股制度的高度关注。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有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整体发展。广大企业员工和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收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经济民主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实际上,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员工持股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三十多年期间,我国员工持股制度几经沉浮,经历过大力推广,也数次因各种问题而被紧急“叫停”,其发展历程比较曲折。主要是因为我国关于企业员工持股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够完善、相关理论基础不够成熟。与过去相比,我国推行员工持股的市场经济条件和法律制度相对成熟,但整体而言,相关法律法规非系统化、非细致化问题仍然存在,这不利于员工持股的顺利推行。从当前一些国有企业的实践情况来看,有些企业实践者仍然缺乏对员工持股制度功能作用的深入了解,只是把员工持股制度作为为员工谋短期福利的工具。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员工持股具体的权利内容应该限定在分配领域,否则会降低企业决策效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员工持股制度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那么得到的结论和实际效果也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的目标是要“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就其追求的“利益共同体”理念而言,必须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经济激励功能、公司治理功能、收入分配功能都给予同等的重视。如果仅仅强调员工持股的收益机制,而缺乏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有效制度性保障,难以让员工产生主人翁意识。收益分享为员工带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向激励,而员工参与管理则为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有效路径。现阶段为了保障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顺利推行,仍然需要强化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论认识、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措施。此轮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股制度改革还应坚持分类实施原则、公开透明原则、自愿入股原则。在绪论中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二章阐述了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解析了国有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演进阶段,并对各阶段实行员工持股的目的、特征、相关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归纳说明;第五章对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的现状进行阐述,并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模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还用案例法具体介绍了个体国有企业中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情况,最后总结了现阶段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面临的困境;第六章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以便为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第七章首先提出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3]（2019）在《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文中指出编者按历史是一面镜子。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现在、开辟未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纪略》突出体现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民族团结奋斗三大历史主要脉络，重?
王秀丽[4]（2019）在《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文中提出器物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或传统精神的物化形态。器物不能只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每件器物的身上都蕴藏着与之相连的当时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内涵。陕西南部地区传统油纸伞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梳理二十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起落、工匠群体的身份演化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可视化复原,能够留存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遗产,弥缝即将断裂的陕南地域文化记忆,重建历史、回忆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整体来看,本研究以陕南传统油纸伞为研究本体,通过田野考察、档案追踪、伞匠访谈和工艺再造等多种研究路径,致力于三大层面,即理论层面、历史层面和工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指引;历史层面的陕南油纸伞的空间分布、匠人主体、行业组织、档案记忆、报纸记忆、商标记忆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的历史钩沉;工艺层面的材料再造、工艺复原、技术原理、工艺传承、文化记忆、工匠精神等形而下之“器”和形而上之“道”的复原与重建,旨在勾勒陕南地区传统油纸伞的生产和发展格局,复原并留存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以“理论纲领”为导引,以“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以“工艺复原”为核心,以“传承发展”为旨归的研究脉络。具体内容按章节分述如下:第一章即绪论。此部分在呈现陕南油纸伞濒临失传、无人抢救、研究缺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一是“史沉”,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碎片化,并趋于消亡化;二是“工陨”,陕南油纸伞的制作工匠陆续离世,文化记忆难以留存:三是“材逝技凋”,陕南油纸伞的制作材料与手作技艺失传,工艺复原困难重重。这三大难题同时也是本研究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分别从陕南油纸伞的历史追踪、社会记忆和工艺复原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其中第二章在概述油纸伞历史流变和陕南油纸伞生产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陕南地区安康市汉阴县油纸伞业为研究个案,重点从油纸伞在此地的源起、发展和雨伞社的兴衰历程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油纸伞为代表的陕南手工业匠人体系、行业组织等生产、传习方式变迁。第三章借助地方档案中油纸伞的生产、销售资料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商贸景象进行区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手工业的盛衰升降与区域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的结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和多元特性。第四章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实践层面进行陕南传统油纸伞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可视化复原。制伞材料因工艺生发环境的变迁和工匠的离世等诸多原因,在陕南地区已难以再觅,它地寻访、多点支撑成为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上,笔者跟随伞匠学习制作技术,以获得隐性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白描图稿,通过可视化展现和解析制作工序、原理,将既往不易于流传的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为陕南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留存示范性图像“秘籍”,以挽救这项濒临失传的手工制作技艺。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讨论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陕南油纸伞所属的地方手工业文化体系已经出现“失忆症”,导致文化链条断裂,使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之中。记忆危机伴随而来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正发生于陕南油纸伞这个个案之中,但时间和历史性的强流卷走的远不止陕南油纸伞这一例。历史见证者的经验记忆需要转化成流传后世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续存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记录”层面上,也不能仅站在时间的某一历史刻度上去讨论其曾经的存在状态。探索如何使其成为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通过研究,笔者认为:（1）社会变迁的身影并非仅在“大处”体现,器物再小,同样能够见证社会跳动的脉搏并与其同步兴衰。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亦是一部社会的变迁史。油纸伞作为一个微观媒介,能够镜像出我国手工业生产和工匠文化的诸多历史风貌。（2）器物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空间“适宜性”。但当此“适宜的”空间不再,器物亦将被迫下线。陕南传统油纸伞的源起是历史上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其当下濒临失传的困境亦是由不断前进的时代引发的新一轮文化变迁浪潮所致。（3）工匠是使“器”成“器”的创造者和赋“器”生命的源头。随着老工匠的离世,陕南活生生的油纸伞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和过去的脱节也将最终导致记忆的危机和文化的断层,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成为当务之急。（4）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从严格的制伞规范和质量标准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以用为上、恪守规范的工匠精神在现代浮躁的、“娱乐至死”的社会世相下显得如此珍贵,值得现代人学习。（5）传统手工技艺的断流与现代转型之痛并非陕南油纸伞这一例。“滑铁卢”境遇下更应冷静思考传统手工技艺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现实出路。
王明科[5]（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文世芳[6]（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沈根泉[7]（2017）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古今中外许多政权都兴办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拥有财政金融调控功能的现代国家更是如此。以建立公有制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权广泛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战略,更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技术基础,选择国有企业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然性,并赋予国有企业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功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营企业制度,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但存在生产经营机制僵化、政企不分等问题。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国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出现诸多不适应,形成大面积的亏损,由此开启市场化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为目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出现了社会主义性质弱化问题。国有企业死守旧体制不改革,将难以生存;但在改革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将失去其存在价值。市场经济强调利益驱动机制,社会主义方向强调价值取向,既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非易事。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定位,重新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作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赋予国有企业特殊的经济政治职能,其社会主义性质功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在改革中不断巩固和放大。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要研究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对策措施,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宏观上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确保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微观上要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社会主义基因植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之中,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柱。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涉及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国有企业制度设计,还要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符合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论文的总体框架分为导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主体部分为论证过程。第一部分是导论,阐述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关系,介绍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归纳近年来与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界定论文中常用的几个基本概念,概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等。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国有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选择。本章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即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来源。探讨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分析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之后的经济建设探索历程,论证为什么会选择国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制度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端重要性,国有企业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再从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第二章,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促使国有企业改革。本章分析“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分析公有制理论付诸实践后国营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为什么会促使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逻辑是什么。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促使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逐步探索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基本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第三章,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及原因。本章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什么问题”,这是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核心。着重分析国有企业私有化、资产流失、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弱化、领导干部腐败、行政化倾向、职工主人翁地位弱化、垄断经营、功能偏离等问题的存在原因与严重后果,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博弈过程。第四章,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功能定位再认识。本章论述“要不要国有企业”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国有企业还存在哪些体现社会主义方向的性质与功能,如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共同富裕,等等。第五章,确保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若干对策。本章分析“要什么样的国有企业”问题,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体现社会主义方向。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论述确保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若干对策,对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加强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建设、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提出对策和建议。第三部分是结语,通过归纳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理论与逻辑关系,得出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石、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通过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的结论。
黄丽娟[8]（2017）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各种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传播各种政治文化信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工、转化所接受的信息,进而完善政治人格、充实政治自我、更新政治观念,将内化的政治意识转化为政治行为实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灌输"和作为个体的政治学习的"内化"共同组成。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三个要素构成。理论学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当下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所做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主要回答"是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理想是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的问题。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是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的桥梁,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视阈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遵循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借助政治社会化的介体和方式两个维度来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的运行,即研究在政治社会化的传播阶段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化阶段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如何实现认同和内化;在政治社会化的外化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化将意识形态的策略主张外化为行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国6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进行历史考察和宏观梳理,可以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特点、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建设在历史铺陈中经历的整合、冲突、调适、传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顺理成章地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各个行业的渗透运用,将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意识形态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意识形态。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了"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灌输成效显着;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过于简单化、形式主义凸显,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向、强制,意识形态整合过度依赖批判运动,夸大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度强调理想信念的培养,忽略现实利益的满足。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国度里,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萌长相得益彰。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里,提炼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的基本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民本导向,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兼顾坚定的主导性与包容的多样性,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意识形态指导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发展之路。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诱致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缺憾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一致性或层次性或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深入人心、实现内化认同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丰富,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有时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大众传媒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意识形态,但却仍不能深入人心,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漂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提出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全盘解决"效果的速效论,以及那种不考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规律和不同受众的接受特点的漂浮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消费主义、"媒体公器论"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媒体主导权,"后真相"现象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助力西方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存在理论传播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缺乏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僵化空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着社会变迁诱致的价值断层导致认同弱化、部分党员的腐败行为耗损合法性基础的不足;此外,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切都削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清晰地提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必须借助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创设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体系,在"话语形象"上,应由"政治符号"转为"文化符号",在"话语表达"上,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认同向日常生活感性认同的转化和深化过程,我们应立足于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将意识形态的显性引导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的特点,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周定财[9]（2017）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市场机制转换、社会快速转型的大变革之中。在这一变革洪流中,社会不断地由单向度向多向度、价值由一元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官僚制日趋式微,社会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经济与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和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先导,西方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涌现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指导政府改革的理论。他们试图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以政府再造为手段来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拉开了政府改革的大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由此而推动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公共事务复杂性的增强,一方面是政府单一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是包括公民、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引导社会管理由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转变,以此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于是,协同治理应运而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16字”的社会管理格局,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从而在制度建设层面上规范化地推进协同治理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原有“16字”社会管理格局基础上,重视“法治保障”建设,从而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实现为研究目标,以后工业社会为研究背景,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践形态、协同困境、生成机理、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协同路径为叙事脉络,通过规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多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论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核心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的阐释。在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协同治理”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问题及协同治理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解释力。同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四大理论基础,即系统论和协同论、治理理论、“巧匠”理论、整体性政府和无缝隙政府理论。其次,阐述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形态。府际协同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的“方向盘”和“发动机”,属于政府治理的内聚性要求,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治理能力,透过治理过程的协同加强沟通、提高信任并发展更为多样优质的备选治理工具。基层政府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是基层政府治理在体制内有效协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向性拓展,属于跨域协同,是对府际协同的有效补充,有利于很好地解决当下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公共问题。再次,阐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困境及生成机理。从主体地位不等、协同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拥有权力不均四个方面分析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并分析了上述困境的产生原因,其中协同惰性是困境生成的客观因素,信任阙如是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机制缺失是困境生成的动态因素,制度滞后是困境生成的静态因素。最后,阐述域外协同治理的经验启示及我国加强基层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英国、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协同治理方面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制、机制、制度乃至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借鉴域外协同治理经验,可以从协同平台、协同主体、协同机制、协同方式和协同环境五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协同治理。
周竞风[10]（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根本转变。从革命走向执政,时代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中心对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历史考察,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实践,厘清了历史线索。论文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基本概况。从解放战争后期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革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当然,干部队伍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组织上整顿与建设。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确立编制,建立新规,使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同时,通过大规模统一调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运动,如内部镇反、审干、肃反、“三反”“五反”等,不断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以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干部队伍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许多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干部队伍在作风领域却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突出,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由此迅速采取措施,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等一系列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实践中也认识到,作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法治保障十分重要,因此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开始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起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学习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突出优点。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产生过“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本领恐慌”更胜从前。为此,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广泛学习。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政策学习;二是文化学习;三是专业知识学习。理论与政策学习旨在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从而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明辨是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干部文化教育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也有业余的,既有脱产的也有在职,几乎所有干部都置身其中,因此规模浩大,且成效突出,影响则极其深远。干部教育第三方面内容是专业知识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专业干部队伍,已有的专业干部不仅数量缺乏,且专业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强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壮大专业干部队伍。同时,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学习,同样开展的有声有色。干部专业教育对于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尾——“结束语”部分,是对1949年至1956年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燕化化工一厂工会召开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座谈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燕化化工一厂工会召开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座谈会（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加强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加强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理论逻辑 |
| 一、党支部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
| 二、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支部建设理论精髓的承继 |
| 第二节 加强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逻辑 |
| 一、国企职工的身份自觉和思想自觉不足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效能 |
| 二、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是培育国企职工身份自觉与思想自觉的有效手段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初步探索阶段的党支部建设实践(1978年-1992年) |
| 一、促进企业生产任务和业务工作的完成 |
| 二、健全并落实党的组织生活 |
| 三、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本领教育 |
| 四、探索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创新阶段的党支部建设实践(1992年-2002年) |
| 一、筹谋企业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
| 二、立足企业新布局调整支部设置 |
| 三、优化支委班子和党员的选拔培育机制 |
| 四、依靠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
| 五、在建设企业文化中培育企业精神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纵深推进阶段的党支部建设实践(2002年-2012年) |
| 一、以制度方式规范党的组织生活 |
| 二、打造一支先进模范党员队伍 |
| 三、与群团组织合作创办特色活动 |
| 四、对企业职工进行关怀帮扶 |
| 五、借助现代方法和工具开展支部工作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完善阶段的党支部建设实践(2012年至今) |
| 一、规范支部设置与人员、阵地、制度等要素配备 |
| 二、推进支部工作的正常化、日常化与科学化 |
| 三、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 |
| 四、建立党群联系帮扶长效机制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坚持支部工作和企业生产融合共促 |
| 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
| 二、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 |
| 三、坚持党建与生产相融合 |
| 第二节 坚持党自身建设和团结服务群众“两手抓” |
| 一、以提高党员身份意识促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 |
| 二、创新离退休党员的管理服务形式 |
| 三、探索建立综合性困难职工的帮扶机制 |
| 第三节 坚持党支部工作的专业化、制度化、现代化相统一 |
| 一、打造专业化的党务工作团队 |
| 二、构建全面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 |
| 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支部工作实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与相关理论 |
| 2.1 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 |
| 2.1.1 所有权 |
| 2.1.2 员工持股方式 |
| 2.1.3 员工股份获得方式 |
| 2.1.4 员工持股结构 |
| 2.2 国外相关理论 |
| 2.2.1 双因素经济论 |
| 2.2.2 分享经济论 |
| 2.2.3 民主公司论 |
| 2.2.4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论 |
| 2.2.5 委托代理理论 |
| 2.2.6 心理所有权理论 |
| 2.3 国内相关理论 |
| 2.3.1 职工主体论 |
| 2.3.2 劳动力产权论 |
| 2.3.3 劳者有其股思想 |
| 2.3.4 人力资本产权论 |
| 第3章 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的重要意义 |
| 3.1 有助于完善国有企业经济民主建设 |
| 3.1.1 国有企业历来重视经济民主建设 |
| 3.1.2 员工持股制度可补充国有企业原有经济民主制度 |
| 3.2 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 |
| 3.2.1 员工持股制度促进创新投入和创新投入效率的路径解析 |
| 3.2.2 员工持股制度促进员工创新意愿和知识分享的路径解析 |
| 3.3 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
| 3.3.1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
| 3.3.2 员工持股制度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的路径解析 |
| 3.4 有助于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
| 第4章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演进历程 |
| 4.1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起源 |
| 4.1.1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动因 |
| 4.1.2 重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4.1.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雏形 |
| 4.1.4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员工持股制度 |
| 4.2 探索阶段(1980 年代初期-1991 年) |
| 4.2.1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获得认可 |
| 4.2.2 出现的问题 |
| 4.3 规范化阶段(1992 年-1998 年) |
| 4.3.1 相关政策法规及其演变 |
| 4.3.2 发展概况 |
| 4.3.3 员工持股方式与资金来源 |
| 4.3.4 员工持股模式的创新 |
| 4.3.5 出现的问题 |
| 4.4 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发展阶段(1999 年-2012 年) |
| 4.4.1 相关政策法规及其演变 |
| 4.4.2 发展概况 |
| 4.4.3 出现的问题 |
| 4.5 有序稳定推进阶段(2013 年至今) |
| 4.5.1 员工持股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实现路径 |
| 4.5.2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制度政策 |
| 4.5.3 国有控股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政策 |
| 第5章 现阶段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的实践 |
| 5.1 国有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制度 |
| 5.1.1 基本情况 |
| 5.1.2 主要特征 |
| 5.1.3 实施员工持股制度的目的 |
| 5.1.4 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模式的缺陷 |
| 5.1.5 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
| 5.2 员工持股试点企业中国电器院案例分析 |
| 5.2.1 公司介绍 |
| 5.2.2 员工持股方案 |
| 5.2.3 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 |
| 5.2.4 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成效 |
| 5.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
| 5.3.1 国有资产流失担忧影响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进程 |
| 5.3.2 对员工持股制度的认识不够成熟 |
| 5.3.3 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并未得到重视 |
| 5.3.4 相关员工持股法律规定不衔接 |
| 5.3.5 员工持股资金来源单一 |
| 5.3.6 相关税收政策存在尚不明确的地方 |
| 第6章 西方发达国家员工持股制度及其启示 |
| 6.1 美国员工持股计划 |
| 6.1.1 美国ESOP的运作机制 |
| 6.1.2 美国ESOP的特征 |
| 6.1.3 ESOP—美国流行的员工所有制形式 |
| 6.2 英国的员工持股制度 |
| 6.2.1 英国员工持股制度发展的背景 |
| 6.2.2 英国员工股持股计划的主要类型与相关制度安排 |
| 6.2.3 英国税收优惠型员工持股计划的发展概况 |
| 6.2.4 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 |
| 6.3 法国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制度 |
| 6.3.1 法国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的发展背景 |
| 6.3.2 法国当前流行的四种计划 |
| 6.3.3 法国的员工董事制度 |
| 6.3.4 法国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的发展概况 |
| 6.4 西方发达国家员工持股制度的启示 |
| 6.4.1 以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和引导员工持股的发展 |
| 6.4.2 利用税收优惠刺激员工持股的推广 |
| 6.4.3 鼓励企业员工广泛参与 |
| 6.4.4 注重员工持股期限的长期化 |
| 6.4.5 工会积极参与员工持股制度的实施 |
| 第7章 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的原则及建议 |
| 7.1 坚持的原则 |
| 7.1.1 分类实施原则 |
| 7.1.2 公开透明原则 |
| 7.1.3 自愿入股原则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和建立有关员工持股制度的法律法规 |
| 7.2.2 为员工持股制度提供税收和信贷支持 |
| 7.2.3 适当扩大持股员工范围 |
| 7.2.4 员工股份的转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
| 7.2.5 建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容错机制 |
| 7.2.6 加强所有权文化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论文提纲范文）
| 编者按 |
| 1949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2年 |
| 1953年 |
| 1954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 1962年 |
| 1963年 |
| 1964年 |
| 1965年 |
| 1966年 |
| 1967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1970年 |
| 1971年 |
| 1972年 |
| 1973年 |
| 1974年 |
| 1975年 |
| 1976年 |
| 1977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4）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趋势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体系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三大难题 |
| 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匠人主体与行业组织 |
| 1.1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1.1 伞的历史流变 |
| 1.1.2 油纸伞在陕南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2 汉阴油纸伞的历史源起与匠人主体 |
| 1.2.1 源起于技艺移民 |
| 1.2.2 生发受自然条件护佑 |
| 1.2.3 孙氏伞匠家族记忆再现汉阴油纸伞历史 |
| 1.2.4 民国档案中的油纸伞匠铺历史残片 |
| 1.3 汉阴雨伞社的行业组织 |
| 1.3.1 印章更迭见证汉阴雨伞社组织变迁 |
| 1.3.2 汉阴雨伞社组织成员考略 |
| 1.3.3 汉阴雨伞社砍竹运输路线暗合古商道 |
| 1.3.4 伞社皮纸供应的地方性发展与退化 |
| 1.4 小结:传统手工业生产与传习方式变迁 |
| 第2章 基于文献的陕南油纸伞社会记忆 |
| 2.1 档案文献中的油纸伞记录 |
| 2.1.1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生产规范与质量评定标准 |
| 2.1.2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产销记录 |
| 2.2 民国广告文献中的伞业贸易及手工业变迁 |
| 2.2.1 民国报纸广告作为镜像媒介 |
| 2.2.2 民国报纸上的油纸伞广告样本分析 |
| 2.2.3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贸盛况 |
| 2.2.4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业设计 |
| 2.2.5 油纸伞商贸盛景中的手工业社会变迁 |
| 2.3 近代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中的社会记忆 |
| 2.3.1 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 |
| 2.3.2 近代油纸伞商标及其竞争记忆 |
| 2.3.3 油纸伞商标的图像语义与社会记忆 |
| 2.4 小结: 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与多元特性 |
| 第3章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 |
| 3.1 传统制伞材料再造 |
| 3.1.1 柿子油 |
| 3.1.2 桐油 |
| 3.1.3 头发绳 |
| 3.2 传统制伞工艺复原 |
| 3.2.1 备料 |
| 3.2.2 伞骨 |
| 3.2.3 伞键 |
| 3.2.4 伞托 |
| 3.2.5 组装 |
| 3.2.6 网伞 |
| 3.2.7 糊伞 |
| 3.2.8 晾伞 |
| 3.2.9 扣扎 |
| 3.2.10 伞杆 |
| 3.2.11 上油 |
| 3.2.12 渡伞,成器 |
| 3.3 传统制伞工艺原理分析 |
| 3.3.1 自然的立场: 油纸伞中的竹骨担当 |
| 3.3.2 科学的立场: 油纸伞结构设计 |
| 3.3.3 地域的立场: 油纸伞制作工艺差异 |
| 3.4 小结: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的技术路径 |
| 第4章 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 |
| 4.1 文化符号: 器物的逝去与再生 |
| 4.2 记忆留存: 历史记忆的危机与转化 |
| 4.3 实验作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油纸伞记忆存储的媒介 |
| 4.4 工匠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陕南油纸伞工匠及家庭谱系调研表 |
| 附录二: 陕南油纸伞工匠照片 |
| 附录三: 2016-2018年田野调查进程 |
| 附录四: 工匠访谈手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7）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选择 |
| 第一节 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一、公有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 |
| 二、私有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 |
| 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 |
| 四、公有制生产关系将为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国有制理论与实践 |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国有制理论的突破 |
| 二、斯大林时期的国有化改造运动 |
| 三、斯大林模式国有制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
| 一、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二、建立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实践必然选择国有企业制度 |
|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
| 二、国有企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 |
| 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
| 四、国内外形势促使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国有企业制度 |
| 第五节 国有企业制度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
| 一、国有企业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 二、国有企业制度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使国有企业改革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运营模式与主要特征 |
| 一、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
| 二、国营企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行政化管理模式 |
| 三、国营企业的劳动关系:“铁饭碗”和“大锅饭” |
| 四、国营企业的非经济职能:企业办社会 |
| 第二节 国营企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传统的国营企业制度脱离我国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 |
| 二、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划分和基本路径 |
| 一、建立生产责任制阶段 |
| 二、实行承包制阶段 |
|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
| 四、改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阶段 |
| 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阶段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 |
|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二、市场化改革 |
| 三、理顺政企关系 |
| 四、抓大放小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公企业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 |
| 一、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公企业案例分析 |
| 二、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的资产流失问题 |
| 一、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内部原因: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薄弱 |
| 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外部原因: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 |
| 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出资人职责履行不到位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存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弱化问题 |
|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变化情况 |
|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运转中缺乏制度保障 |
| 三、管党治党不严使得国有企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腐败问题 |
| 一、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政风险较高 |
| 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腐败行为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
| 第五节 国有企业行政化问题 |
| 一、国有企业行政化管理的合理性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行政化倾向 |
|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行政化倾向偏离市场化改革的初衷 |
| 第六节 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弱化问题 |
| 一、改革前国营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较高 |
| 二、“理顺劳动关系”导致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弱化 |
| 三、国有企业职工“碎片化”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发挥 |
| 第七节 国有企业功能偏离问题 |
| 一、国有企业垄断经营问题 |
| 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问题 |
| 三、国有企业集体性福利腐败问题 |
| 四、国有企业劳动用工世袭制问题 |
| 五、国有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
| 第八节 为什么会出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
| 一、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矛盾 |
| 二、政府与改制企业之间的博弈 |
| 三、经营者与职工之间的博弈 |
| 第四章 重新认识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功能定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
| 一、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 |
| 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 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 |
| 二、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
| 三、现阶段发展非公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调整生产关系 |
| 第三节 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 |
| 一、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
| 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骨干作用 |
| 三、国有企业引领国家科技发展 |
| 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关键要看影响力、控制力、带动力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决定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一、国有企业改革为培育市场经济创造条件 |
| 二、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 |
| 三、国有企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
| 第五节 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 |
| 一、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 |
| 二、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待遇逐步透明合理 |
| 三、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贡献 |
| 四、真正的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才能实现 |
| 第六节 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关系 |
| 一、准确理解“两个毫不动摇”的内涵 |
| 二、辩证看待国有企业垄断与集中问题 |
| 三、国有企业为非公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
| 第五章 确保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若干对策 |
| 第一节 维护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特征的基本思路 |
| 一、如何认识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国有企业怎样表现出社会主义性质 |
| 三、为什么强调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四、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第二节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
| 一、建立经营者对所有者负责的国有资本经营体制 |
| 二、将社会主义基因植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
| 三、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本特征和制度优势 |
| 四、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必须落实在公司章程中 |
| 第三节 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
| 二、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把握的几个原则 |
| 第四节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
| 一、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
| 二、落实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
| 三、切实维护下岗分流职工权益 |
| 第五节 锻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
| 一、建立区别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
| 二、树立符合国有企业特征的选人用人导向 |
| 三、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担当 |
| 第六节 构建体现社会主义方向的国有资产监管格局 |
| 一、现行国有资产监管格局及存在问题 |
| 二、国有资产监管格局必须承担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职责 |
| 三、国有资产监管格局必须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
| 四、对国资监管机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监管绩效进行考核监督 |
| 第七节 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创新举措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构建和谐共享的劳动关系 |
| 第八节 从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
| 二、落实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监管责任 |
| 结语: 国有企业在从严改革、返本开新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8）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化关联的研究 |
| (四) 评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本文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本文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多学科研究法 |
| (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六、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 研究贡献 |
| (二)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社会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理论概述 |
|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
| 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
| 三、政治社会化的介体 |
| 四、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耦合 |
|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阐释 |
|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
| 第二章 革命与斗争: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路径(1949-1976) |
| 第一节 从"混合多元"到"指导思想一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1949-1956) |
| 一、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扫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障碍 |
| 三、初步建立制度化体系将政策主张转化为物质力量 |
| 第二节 从"指导思想一元化"到"意识形态一元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嬗变(1957-1966) |
| 一、通过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 |
| 二、开展政治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确保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日趋成熟 |
| 第三节 泛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异化(1966-1976) |
| 一、通过"四大"与学习毛泽东着作运动固化意识形态理论 |
| 二、通过"批判"与"改革"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扭曲变形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评析 |
| 一、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 |
| 二、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 |
| 第三章 包容与开放: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调试与归位(1976——今) |
| 第一节 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社会思潮的初步交锋:坚持与扬弃(1976-1992) |
| 一、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
| 二、共同富裕导向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
| 三、恢复与重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重构:传承与创新(1992--今)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总纲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评析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就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 |
| 第四章 问题与挑战:制约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外部因素 |
| 第一节 全新的环境与背景 |
| 一、意识形态理论学说传播面临新情况 |
| 二、价值理想认同遭遇新挑战 |
| 三、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制约因素 |
| 一、理论传播僵化 |
| 二、价值认同淡化 |
| 三、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 |
| 第五章 传承与超越:政治社会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 |
| 第一节 多措并举,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优化体制机制,坚持党管媒体 |
| 二、创新传播方式,增强宣传效果 |
| 三、创设符合人们日常认知特点的大众话语体系 |
| 四、培养高素质的意识形态传播队伍 |
| 五、将互联网建设成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 |
| 第二节 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
| 二、创新方式和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同 |
| 第三节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
| 一、构建科学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 |
|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 |
| 三、创新文化治理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关于主题的审视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由来 |
| 二、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协同治理研究回眸 |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审视 |
| 三、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点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小结 |
| 第一章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同治理的相关性…_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
| 一、核心概念之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
| 二、核心概念之二:协同治理 |
| 三、协同治理模式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解释力 |
| 第二节 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及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一、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的新形势 |
| 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三、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
| 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多元治理主体 |
| 二、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中基层政府的角色定位 |
| 三、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阐释 |
| 第一节 系统论与协同论 |
| 一、系统论 |
| 二、协同论 |
| 第二节 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一般理论 |
|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网络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巧匠”理论 |
| 一、“巧匠”理论的提出及其阐释 |
| 二、“巧匠理论”中的跨部门合作思想 |
| 第四节 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一、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二、整体性治理与整体性政府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形态 |
| 第一节 政政互助:府际协同治理 |
| 一、府际协同治理述要 |
| 二、府际间纵向协同、横向协同与斜向协同 |
| 三、“金寨驻吴江工作站”的协同机制及其借鉴 |
| 第二节 政社互动: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
| 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区 |
| 二、基层协同治理中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塑 |
| 三、苏州青剑湖社区治理中“政社互动”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三节 政企互通:政府与企业的协同治理 |
| 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其演进 |
| 二、政府与企业协同治理的现实根源与方式选择 |
| 三、昆山政府与台商合作的策略及其成效 |
| 第四节 政会互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必然性及其方式 |
|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阻滞与关系重塑 |
| 三、张家港市“新市民共进协会”的实践及其启示 |
| 第五节 政民互连:政府与公民的协同治理 |
| 一、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定位 |
| 二、政府与公民协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关系重塑 |
| 三、苏州市“警民恳谈”的措施及其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困境解析 |
| 一、主体地位不等动摇协同结构 |
| 二、协同动力不足制约协同行为 |
| 三、权责关系不明扰乱协同秩序 |
| 四、拥有权力不均影响协同效果 |
| 第二节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困境的生成机理 |
| 一、协同惰性:困境生成的客观因素 |
| 二、信度阙如: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 |
| 三、机制缺失:困境生成的动态因素 |
| 四、制度滞后:困境生成的静态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域外协同治理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英国社会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一、英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做法及经验 |
| 二、英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启示 |
| 第二节 美国社会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美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做法及经验 |
| 二、美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社会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一、日本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做法及经验 |
| 二、日本社会协同治理的启示 |
| 第四节 台湾地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经验及启示 |
| 一、台湾地区协同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二、台湾地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路径思考 |
| 第一节 构建协同治理的基础平台 |
| 一、网络整合:信息监测中心和办公平台的建立 |
| 二、组织架构:基层社会治理综合协调机构的建设 |
| 三、制度建设:打造多元主体协同行为的规范化平台 |
| 第二节 培育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 |
| 一、树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 |
| 二、改变基层政府的管理方式 |
| 三、提升协同主体的素质和能力 |
| 第三节 完善协同治理的相关机制 |
| 一、重视协同主体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
| 二、建立各方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 |
| 三、建立相关主体协同治理的激励机制 |
| 四、健全治理主体间协同的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创新协同治理的工作方式 |
| 一、完善公民参与,实现工作方式的民主化创新 |
| 二、变革工作流程,实现“一站式”服务 |
| 三、综合运用治理工具,推进协同方式的完善和创新 |
| 第五节 改善协同治理的外部环境 |
| 一、营造跨部门协同和跨组织协同的文化氛围 |
| 二、改善基层协同治理的法治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有效性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现状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基本研究方法 |
| (三) 选题基本内容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情概况 |
|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
|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概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决定 |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队伍扩大和财政压力 |
| (二) 干部队伍快速扩大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
|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团结合作问题 |
|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初步整顿和建设 |
|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
| (一) 党政机关整编 |
|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
| (三) 统一调配干部 |
|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进一步明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
|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
|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
|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
|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
|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二)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
|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 |
|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各地开展 |
|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
| (一) 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教育 |
| (二) 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干部队伍作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 (二) 整顿党的组织 |
|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
|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
|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
|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
| (三) 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起步 |
|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情况 |
| (一) 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
| 二、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确立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
| (二) 干部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
|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
|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
| (二) 有效提升干部工作能力 |
|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
|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
|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
|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
|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
| 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
| (二) 专业干部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
| 三、加强干部的专业学习和教育 |
|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
|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
| (三) 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培训班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燕化化工一厂工会召开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座谈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D]. 瞿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D]. 艾尼瓦尔·吐尔逊. 吉林大学, 2020(08)
- [3]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N].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青海日报, 2019
- [4]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D]. 王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研究[D]. 沈根泉.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D]. 黄丽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9]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 周定财. 苏州大学, 2017(06)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D]. 周竞风. 南京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