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中国半导体迎头赶上

一、新千年中国半导体在追赶（论文文献综述）

李瀚林^[1]（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据IMF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绩,同时更要看到危机。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近代中国由于实验性技术创新的特点,加之落后的经济和腐朽的制度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奋起直追,以年均9.6%的GDP增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由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经济增速的下滑不禁使我们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何方?本文在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引出了主题,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路径在何方?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散见于着作中,主要探析了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详细推导了马克思的简单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和一般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过程,通过分析得出存在固定资本投资的经济体中,放任自由竞争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而有宏观部门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却可以通过合理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均衡,当然这种调控不是随意的,应由宏观部门来进行。继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之后,较系统的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首先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概括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没有发现新的变量,或者就新的变量给予不同的解释,或是创立了新的不同的生产函数;随后推导哈罗德模型,索洛模型,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的数学过程,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并判断增长路径是否稳定。研究发现哈罗德模型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认识到投资的副作用;索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将技术进步（创新）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不同的是罗默模型强调的是创新出全新的产品（技术）,而熊彼特模型突出的是创造性地破坏一种现有产品（技术）并用新的产品（技术）替代现有产品（技术）。研究西方增长理论之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对比分析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投资型增长路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并就增长路径和中国增长阶段进行阐释;得出结论,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随后界定创新的内涵,将创新区分为基础性创新和常规化创新,并就人口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继而从市场规模和后发优势以及自主创新三方面分析中国的创新路径,并就中国的创新路径进行理论思考。实证方面,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创新、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通过面板门槛估计分析得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呈现近似倒“U”型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系统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增长路径在于创新,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一是增强创新意愿:制度建设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二是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三是重“基础”强“常规”: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激励常规化创新。70年后再出发,强烈的创新意愿,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最有效的创新方式是为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创新路径。

周建波,陈皓,于水婧^[2]（2019）在《“奋进的70年——中国道路及其历史渊源”论坛论点摘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7月1日上午,首届"北京大学新新智库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武汉新新图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武汉新新图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新新智库论坛"这一高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希望借此整合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展现新时代具有历史厚度的新思想,为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贡献绵薄之力,以同庆新中国70华诞,同铸复兴伟业。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奋进的70年——中国道路及其历史渊源",对话内容包括"中国道路及其历史渊源"和"新中国7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李连仲、瑞典哥德堡大学副教授郑京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丙涛、武汉新新图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奎英等应邀出席本届论坛,并依次做主题演讲。论坛由北京大学新新智库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钱津主持。各位专家的主题演讲由周建波、陈皓和于水婧记录整理,现将主要论点摘编于此,以飨读者。

李卓琦^[3]（2019）在《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法解决,而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和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何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整体研究框架从问题剖析、理论阐释、解决路径、未来展望、重大意义五个层面具体展开。绪论主要阐明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总结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主要特点,阐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及其相关重要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必须而且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判断和现实依据。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但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备稳定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这是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从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看,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到第六章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矛盾和困境,全面深入地阐述并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思路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方式。一是关于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和动力不足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二是关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与对策问题。三是关于通过实行绿色发展来破解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思路和对策问题。四是关于通过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避免封闭僵化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五是关于通过共享发展以破解发展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思路和对策问题。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发展以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路。主要分析未来30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阐述了对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实现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曾丹凤^[4]（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厘清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相关概念和关系,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及其演进动力和阶级因素的相关论述,揭示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趋势和动力以及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境遇和作为对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分析,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具有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为界限,把技术思维方式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把握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趋势和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比明清至民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演进的不同态势以及1949年以后它在中国的演进态势,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即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了不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演进态势。其根源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技思想体系（思想领导）、领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技术活动主体开展技术实践活动（组织领导）,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前演进。其中,1949—1976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继续发展为第二个形态。尽管期间经历了曲折,而且第三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也受到了阻碍,但1977—1988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开始在中国的兴起。1989—2012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快速发展为第四个形态,而且还具有了伦理意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四个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孕育着新的形态,伦理意蕴日益浓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技术活动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后三十多年,实现历史性转折后取得了重大跨越。同时,这一演进进程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助推中国跻身第四个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以及创新型强国前列,还有助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

王牧天^[5]（2017）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渐凸显,传统的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分为三步,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指明了道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后发国家和大国经济体等特殊国情,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必然也是没有任何前人走过的,只有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当今世界创新驱动发展情况如何,国际上创新驱动发展的经验有哪些?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哪些优势,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优势为中国的创新提供更强大的力量?而制约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不足又有什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些不足?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要做哪些工作?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的研究探讨。当前对于创新驱动的研究很多,中国政府也密集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创新发展。由于创新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本文没有面面俱到的分析影响创新的各项因素,而是通过对若干问题的研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试图找出当前制约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根据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分别分析了美国、日本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经验,认为两国政府对于创新发展的规划帮助了他们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两个国家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分析印度的制药行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指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设计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的历史,总结了当前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基本情况:科技实力强;创新相关数据快速增长并不断缩小与OECD国家的差距;外部环境不好;科学家地位高、民众科学素养低。通过一个问卷调查,了解了当前青年科研人员职业规划的意向,大多数人对科研待遇的评价相对较低。用共享单车的案例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火热,商业模式创新一枝独秀的现状。中国的特殊国情,会对创新驱动发展产生独特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国经济体、后发国家、一线城市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这四大特性对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劣势。一国经济要想由创新驱动,必须依靠该国的强大创新能力。而衡量一国的创新能力,主要的做法是选取相关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综合指数编制的方法来进行测度。当今知名的测度中国国家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数有两个——全球创新指数和中国创新指数。本文分析了全球创新指数对中国创新能力的低估,并尝试对该指数中国的得分进行修正。此外,根据对中国创新指数的分解和相关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了近些年中国创新成效不明显的结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创新不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不足的原因在于作为后发国家,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因为海外“技术压制”,产品竞争力不足,利润较低,无法有力支持研发活动,进而创新不足,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加上受到技术封锁,很难实现跨越发展。同时有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因为考核机制的不合理,创新动力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因为我国研发投入不合理、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缺乏高层次科技人才、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不够造成的。最后,根据分析的问题,结合国际经验和本国实际,本文从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两方面提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赵晓华^[6]（2016）在《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赶超发达国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赶超是后发国经济赶超的关键,而能力构建是技术赶超的前提条件。本论文从能力构建的视角对我国技术赶超问题展开研究,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理论分析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确定基于能力构建的技术赶超的研究架构,包括对技术追赶、技术赶超、能力、能力结构等的内涵、类型、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构造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与能力结构的模型,对基于能力结构的技术赶超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后发国技术赶超阶段转换与发展路径假说。经验分析,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方面,考察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技术赶超或追赶与能力结构转变的经验,对日本、韩国等国能力结构对技术赶超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及对我国的有益启示。并结合建国以来我国技术追赶与能力结构的经验分析,估计了我国能力结构的技术赶超效应。构建了技术赶超的能力指数,对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进行评价。通过我国高铁产业的案例,揭示了能力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追赶的具体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能力结构是后发国技术赶超的基础,后发国要使技术赶超的目标成为现实,就必须发展和累积起足够的技术能力,而技术赶超问题实际上同时是一个能力结构升级的问题。不断累积技术能力,是赶超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构建技术能力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之一。后发国能力和技术赶超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技术能力结构呈现出从模仿能力、向研发能力、再向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的动态演进规律。能力结构决定了技术赶超的发展、运行和所处的阶段。能力结构应当是技术赶超阶段的划分标准。后发国技术赶超过程中,对已往技术追赶方式的路径依赖会对其赶超阶段转换造成困扰,这时,能力的累积和结构的升级有助于其顺利实现赶超阶段转换。一些典型的后发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十分注重构建相应的技术能力,同时加快能力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赶超阶段的转化。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后发国家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历经模仿能力主导和研发能力主导的技术追赶阶段、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主导的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自20世纪初起,美国在技术赶超上就已处于由原发创新主导型能力结构所决定的领先创新阶段。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国的技术模仿能力、研发能力快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技术追赶。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日本、韩国等国在技术追赶上处于由研发主导型能力结构所决定的模仿创新阶段。同时,它们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总体上仍处于技术追赶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技术模仿能力快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技术追赶。同时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发展。但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距离还很大,要达到追赶的目标尚需不少时日。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我国国家总体层面,还是东部地区,亦或中西部地区,目前均仍处于模仿能力主导的技术追赶阶段。技术能力结构中技术研发能力是最为薄弱的,而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东部地区具有从模仿向模仿创新转变和具备了较好的局部赶超的条件。而中长期中、西部地区可能仍将处于技术模仿阶段,同时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较为薄弱的。近年来国内一些产业中的一些企业的技术已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电信设备、特高压输变电、大飞机等行业领域已经完成了模仿向模仿创新转变。同时,我国少数行业,例如家电、高速铁路产业很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自主创新与局部技术超越阶段。对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指数构成中存在一些弱项指标和薄弱环节,应作为今后能力建设的重点。中国高铁能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追赶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能力是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目标,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恶性循环的决定性因素。开放条件下产业技术能力发展路径应遵循“模仿能力——研发能力一自主创新能力”、并以此促进技术赶超。大型复杂技术项目的技术赶超应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对策研究方面,提出我国能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赶超的可行路径为：近期应走出技术“模仿陷阱”；中长期应摆脱“模仿创新路径依赖”,转向自主创新型赶超。鉴于各个产业与区域呈现出的能力结构发展与技术赶超的阶段是有差异的,模仿主导型能力结构难以转变的原因和能力评价指数中的薄弱环节是多方面的,因此要加快我国技术赶超进程,必须从影响能力结构发展因素的角度出发,采取复合式的能力构建与技术赶超策略。首先,提升模仿能力。应实现技术引进方式的多元化；增加对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其次,加快研发能力发展,促进模仿创新。应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加大R&D人员投入力度；加强企业R&D机构建设；优化R&D经费支出结构。第三,保护、扶持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为技术超越奠定基础。应下定决心开展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加快率先赶超和局部赶超；提高专利和论文的数量,更要提高其质量；提高技术成果转化水平；加快发展新兴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大执行力度；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执行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法定增长要求；金融机构应该转变成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持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

周良武^[7]（2015）在《智能化生产力与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智能化生产力是指以芯片、计算机等智能化信息处理设备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劳动者知识化、劳动工具智能化和劳动对象人工化是智能化生产力的特点。智能化生产力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出现,标志着智能化生产力的萌芽;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至20世纪70、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计算机逐渐运用于生产,标志着智能化生产力的形成;现阶段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标志着智能化生产力的深入发展。自主创新战略以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尤其是科技创新理论为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活动,其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三个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创新思想;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发展科技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思想;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突出强调了科技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核心地位、第一位的作用;新时期党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灵魂的思想观点,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与熊彼特特创新理论在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创新目的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创新理论的范围不同,创新的价值取向也不同。自主创新战略是智能化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的特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智能化生产力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国发展智能化生产力必须自主创新;智能化生产力背景下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自主创新;发达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求自主创新;智能化生产力的高知识含量要求自主创新;发展智能化生产力的高尖端科技因涉及国家安全必须自主创新;实践证明,技术引进、开放市场引进技术的方式换不来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自主创新。智能化生产力规定了自主创新的内容和方向:自主创新必须以科技创新,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为创新方向。由于创新的本质在发展,智能化生产力是多种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电子信息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还需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保障,管理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条件,文化创新是自主创新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成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优势;同时,我国也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以及文化障碍方面的劣势。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技术引进与模仿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对策包括:驱动电子信息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创新,建立市场驱动型科技创新机制;保障电子信息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制度创新;加速电子信息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制度创新;引导电子信息技术创新的政府导向创新;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必须培养高尖端创新人才,我国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高尖端人才严重不足,必须加大对创新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在提升我国科技实力的基础上,必然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促使我国经济上创新型国家的实现,思想意识上创新观念的普及;政治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和谐、自由和进步。

王海宁^[8]（2015）在《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文中研究指明对于采取何种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目前,理论界关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主要有三种:比较优势战略、赶超战略、自主创新战略。经验表明,实施赶超战略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在实践中是不可取的。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在理论上分别源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两种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影响的广泛性和在实践中应用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的推崇。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首先,在影响产业升级的变量选取上,这两种理论是分别独立的因素,也就是,或者单独地分析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或者单独地分析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而没有分析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次,大部分学者对于比较优势生成机制和含义的理解,仍局限于静态的分析方法和狭义内涵的理解,认为比较优势只是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再次,有学者认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并以此否定比较优势战略。因此,分析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两者的内涵与关系,认识和理解比较优势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第四,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赶超的关系,则会从新的视角提供一个研究方向;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仅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总量水平,从人力资本结构的角度分析可能更加清晰。第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都有局限性,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各自解释产业结构升级时仍存在着一定不足。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会较大程度地化解产业升级中的困惑。基于此,研究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不仅能够从理论上丰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容,也能够在实践上指导产业升级的实施,并为产业调整政策提供一定意义的指导。本研究主要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和研究综述部分。重点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的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基于对传统比较优势内容的评述,从多元化视角探讨了比较优势的生成机制和内涵。现代比较优势源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外部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仅仅包含使用传统资源,也包含利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资源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既有外生性也有内生性;既可能是静态的,也可能是动态的,两者可以相互转化。第三部分,从理论、经验上分析了比较优势在产业升级中的基础作用。首先,在分析了“比较优势陷阱论”缺陷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结构的选择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已有的产业升级路径选择战略的比较,从理论上阐述了比较优势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作用。其次,通过对中、日、韩的产业发展阶段和中、美、日、印汽车产业发展案例的分析,从经验上检验了只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产业结构才能有效、持续地升级。进一步,利用比较优势指标检验了我国主要产业的变化及各产业比较优势的状况,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得益于遵循了比较优势规律。第四部分,分析了比较优势规律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弱化效应。而这与“比较优势陷阱论”有着本质区别。基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比较优势弱化效应的内涵及其表现和原因。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影响的关键性作用。首先,从经济理论的逻辑上,阐述了产业升级中由比较优势转向人力资本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演变、内涵与特征的概括总结,利用案例和实证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样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的差距,特别解读了英国对荷兰的追赶、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美国的追赶和韩国对西欧的追赶的经济实例,从中得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和追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独有特征的启发。最后,总结并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的模式等。第六部分,分析了人力资本发展的阻力因素削弱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驱动的问题。首先,探讨了各人和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障碍以及阻碍人力资本发展和教育投资、人力资本配置、人力资本产权缺失与模糊的制度缺陷。其次,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背离现象,并通过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性两方面的原因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第七部分,针对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分析研究了产业升级中的比较优势与人力资本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只有将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理论有效结合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优势互补和劣势弥补,才能更有效地驱动产业升级。第八部分是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总结而言,比较优势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得益于遵循比较优势,但是,随着比较优势的发展和演变,会逐渐产生弱化效应。人力资本是产业升级的关键,中国人力资本水平虽然不断提升,但是其质量和结构仍然较低。人力资本的发展有一定的障碍,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才能创造出促进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

郑志柱^[9]（2014）在《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文中提出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简称专利等同原则，是专利司法审判过程中法院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的一整套司法原则。专利等同原则的规范要素包括方式-功能-效果三要素测试法、“全要件”说，以及专利审查过程禁止反悔、现有技术抗辩、公开披露贡献、反向等同等限制规则。本文将专利等同原则视为司法权对技术创新市场中专利的“二次确权”，等同范围的严宽影响模仿创新的程度和规模，影响技术进步的节奏和技术成果的质量，还影响技术创新市场结构。基于专利等同原则是技术创新轨道中产权规则的认识，本文在制度经济学的规则范畴中研究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在可调节的等同范围中，技术进步水平与专利等同范围正相关，两者互相适应、互相推动。理论上，通过技术进步水平与专利宽度的互动性、技术创新市场中技术进步水平与等同范围的互动性，以及一国总体技术水平与等同边界的互动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实证上，研究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的专利司法案例，验证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中国专利等同原则大量移植了美国法的规范要素。基于同属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主张中国借鉴日本在经济技术发展同质时期的做法来适用等同原则。现阶段知识产权政策应以促进模仿创新、繁荣科技市场为重点，不宜过宽界定专利等同范围；随着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和经济结构升级，专利等同范围应适时扩展，知识产权政策向以较高的保护水平保护自主创新这个重心转移。由于中国区域间的不均质性，区域竞争中出现的打破均衡的“亲专利”司法政策，只要尚处于制度与技术互动性的阈值内，有利于促进区域间资源和制度互补。

邓练兵^[10]（2013）在《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立志要在2020年之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创新政策，数量之多、内容之全、范围之广，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创新型国家及东亚各国的政策力度，以致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创新政策样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却遗憾地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官方机构、学术界还是国际研究机构，对中国现有创新水平的评价却基本一致：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但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没有得到加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建立，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以致OECD在其《中国创新体系评估》（Review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报告中指出：“要成为一个现代化表现出色的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上述现象，本文的中心论题是：为什么中国几乎制定了世界上最全面的创新政策，实际投入巨大，而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非常一般？从这一核心问题出发，本文以1978年为历史起点，重新回到三十多年的政策实践当中，从历史的逻辑中寻找答案。文化大革命以后，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同落后低效率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和中国饱受“文革”摧残极其涣散的科技现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方面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政策层面尽快修复科技体系，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在此背景下，中国隆重召开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等重要政策方针。这次大会迅速扭转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涣散局面，并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科技政策的出台，使原有科技体制得以恢复，科技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沿用建国后实行的苏联计划模式，以科研机构为科技创新主体，按计划配置科技资源，这种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暴露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科研机构人浮于事等问题。本文观察到，历史上凡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都不允许公有制企业大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而将创新活动交给专门成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企业只是应用研究机构提供的创新成果生产加工产品。经过进一步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计划经济和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激励机制的不相容性，允许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结果就是极有可能造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第三章）。受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及国家财政危机影响，中国在1985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科技体制的第一次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三个方面：改变拨款制度；加快技术成果市场化推广应用；继续以科技攻关计划为主要方式直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由于以优先权竞争为主的科学研究激励机制与以市场利益最大化竞争为主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不同，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技术化及科研机构的分化。同时由于技术契约的不完全性，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交易越来越少。如果不能设计或自然形成一个比纵向一体化方式有比较优势的可自动实施的风险分担机制，原有基于市场激励机制而设计的促使科研机构转化其技术成果的技术交易市场将逐步走向消亡，通过技术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的政策初衷将不能实现。本文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首要的创新政策——科技计划的变迁历史进行了系统分析。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委托方的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项目受托方之间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因此，现行模式下的科技计划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疑问（第四章）。由于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善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加上1992年中国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企业微观市场主体地位，中国在1996年正式明确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政策，并由此制定下发了一系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同时沿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期望迅速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但就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并没有选择技术创新的竞争策略，仍然以技术引进为主，并且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状态。就理性分析而言，企业取代科研机构是创新主体基于演化博弈的自然结果，创新政策的变迁也完全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而“市场换技术”政策的不成功背后其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各利益主体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逻辑必然性（第五章）。由于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家技术安全等问题凸显，原有非创新驱动的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得以打破，中国再次启动了创新政策的重大变迁，于2006年正式提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创新战略，由此中国创新政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政策实施了七年以后，仍然没有实现创新预期，中国官方在2012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随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都明确指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仍然没有确立，科技体制弊端仍然存在，中国的创新水平仍然与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创新博弈环境压力已经明确同时传导给政府和国内企业，二者创新的紧迫感趋同，政策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陷入非创新路径困境，这似乎与理性原则相悖，令人困惑（第六章）。面对中国创新政策困境，仔细梳理中国创新政策历次变迁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创新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受制于创新系统中的两大关系：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地位即谁是真正的未来创新主力。从中国创新的历史逻辑分析，这两大关系是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最重要因素。经过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历史创新路径、创新状况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发现，由于激励机制的内在缺陷和行业覆盖面的原因，国有企业难以担任中国创新的市场主力；而民营企业由于创新目标与利益机制的天生一致性，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创新、为谁创新的难题，加上其创新投入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假定市场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将在与国有企业的创新竞赛中获胜。而且从国际实证经验来看，全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实现了国家创新目标的。从AVS标准和TD-SCDMA标准制定、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政策问题的两个案例及中国历史上创新政策全过程中的各种失灵现象可以看出，政府坚守创新政策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极其重要，中国大量创新政策失灵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利用创新政策工具和其他公权不断越过市场的边界，对创新主体的创新预期造成极大的干扰和阻碍。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在于两个方面：创新产品的需求者和创新秩序的维护者。创新政策的边界就应该限定在此区域内。上述经验对目前普遍设定的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形成了冲击，无论是从理论假设前提还是中国三十多年的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实践上看，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都存在明显的不适用性（第六章）。而这一历史变迁的逻辑经验在深圳市的城市创新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模式是解决目前中国创新困境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只要有改革的勇气，这一模式完全具有可借鉴意义（第七章）。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八章对中国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创新政策变迁历史中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简要论证，并就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展望。

二、新千年中国半导体在追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千年中国半导体在追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奋进的70年——中国道路及其历史渊源”论坛论点摘编（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智能化生产力与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9）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千年中国半导体在追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D]. 李瀚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2]“奋进的70年——中国道路及其历史渊源”论坛论点摘编[J]. 周建波,陈皓,于水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05)
• [3]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D]. 李卓琦.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D]. 曾丹凤.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5]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若干问题研究[D]. 王牧天.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D]. 赵晓华. 云南大学, 2016(12)
• [7]智能化生产力与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研究[D]. 周良武. 华南理工大学, 2015(08)
• [8]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D]. 王海宁. 青岛大学, 2015(03)
• [9]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D]. 郑志柱. 暨南大学, 2014(04)
• [10]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D]. 邓练兵.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