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

一、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王娜^[1]（2021）在《莫言小说的巫性与民间性》文中提出

贾延飞^[2]（2019）在《现代性与大众狂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众狂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当代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古今对比的现代性视野中,古代狂欢是理解大众狂欢的必要参照系。以古代的“狂欢节”为本源的狂欢诗学理论旅行至世界各地并引发各个学科研究热潮的同时,狂欢诗学理论也成为阐释大众文化以及互联网文化的重大引证资源。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大众狂欢的生成本源这一根本问题。而现代性论域的时间专题研究从现代性时间与审美的关系角度探讨了新世纪以来的审美迷狂文化的本质。由此,上述问题可以从现代性及其时间观念来探讨。首先需要从狂欢史的角度分析大众狂欢区别于古代狂欢的现代性性质,进而分析现代性时间的性质及其主导现代历史—社会的地位并由此造成的主流现代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导致现代人在公共的劳动时间里积蓄的身心能量急需在属己的狂欢时间里释放甚至畸变为发泄而进入狂欢。大众狂欢的现代性本源问题由此得到了回答。所以,这就构成一个由现代性和大众狂欢两个具体论域相关联的新的问题域。论文各章节则是对这一问题的逻辑性的展开过程的具体论述,主要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中问题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思路、创新点、研究意义和章节安排。第一章主要内容为“狂欢史的大众狂欢”。主要勾勒出狂欢史即狂欢的术语史和狂欢活动史。区分出古代的巫术狂欢和民俗狂欢,现代的大众狂欢及其最新形态网民狂欢。分析各种狂欢表现形式,给出相应的定义。并指出古代狂欢和现代大众狂欢在时（空）间观念、思维特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第二章主要论述现代性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内在关系。现代性的基础一环是其现代时间。现代时间受惠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的线性时间观念,结合救赎史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观念;而且,这种线性矢量时间的生存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本质上来说,主流的现代时间一种遗忘“过去”、否弃“现在”、奔向“未来”的线性矢量时间模式。现代性时间因此是永远加速奔向“未来”的线性矢量时间。在这一时间的驱动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本我属己的生命时间产生对立,因而出现现代社会中特有的公共劳动时间与私人闲暇时间的区分与对立。这种分裂使得私人闲暇时间等时间作为重大的时刻出现。现代人释放因现代性紧张而产生的身心能量进入狂欢状态。因此,作为对线性矢量的现代时间的抗衡和扭转,包括私人闲暇时间、节日时间、游戏时间和艺术审美时间等时间在内的狂欢时间都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从现代性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内在关联可解释现代的大众狂欢和网民狂欢的现代性特质。第三章主要论述现代性与大众狂欢的关系。狂欢的大众是现代性的产物。更深刻的社会学和文学史考察表明,大众这一群体只有经历现代化过程并拥有现代性心性体验才成为大众。进一步解析这大众的心性结构会发现其现代性特性,如支配大众狂欢的观念是现代的诸多时间的对立经验,大众快适的感觉来自于本能,而且可能升华至审美境界,审美共通感成为大众狂欢团体生成的中介,但是这一切都贯穿着异化的消费逻辑。因此,大众狂欢一方面作为对现代性时间的亢奋追随,呈现出肯定审美现代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作为对现代性时间的拒绝,呈现出否定审美现代性的一面。第四章主要论述现代性与网民狂欢的关系。网民狂欢的时间实质上是一种可逆的多元的虚拟时间。它一方面与现代性的面向“未来”的方向一致,因而加速地奔向“未来”,塑造着网民永远激进地追求最快最新的现代性心性结构;另一方面又可逆转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方向,成为蕴含“未来”意义的感性刺激的“当下”时间,或返回到“过去”。狂欢网民的心性结构因此呈现出更为激进的现代性特性,如无休止地求快气质、急速奔向“未来”精神、匆忙浏览的阅读心性和冷漠与怨恨并存的围观心理等等,这一切都表征为求新、求快和审丑等狂欢文化现象。余论部分主要探讨大众狂欢的未来走向。大众狂欢的引导仍然需要基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变革。扭转主流现代时间的方向和“自反性”现代化只有整合起来,才能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从而破除公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多样的生命时间的对立关系,实现主体的认知、意志和审美的完美统一。但是,这一切引导与变革方法必然要基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才能真正实现。

于健^[3]（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梁月圆^[4]（2019）在《基于怪诞风格的节事视觉设计研究 ——以“黑瞳俱乐部”主题活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今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时代,怪诞风格以其独特的创造力与吸引力特点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引起了应用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怪诞风格滥用、错用现象仍比较严重。娱乐时代的来临加剧了人们对线下活动的需求,各类节事（“节庆与特殊事件”的统称）也应运而生。然而节事在我国仍属于较为年轻的领域,其视觉设计仍缺乏系统研究。本次研究发现,怪诞风格和节事视觉设计两者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共融性和研究价值,因此,研究尝试从节事视觉设计角度入手,利用节事视觉设计表现怪诞文化,用怪诞风格的反常态艺术手法指导节事视觉设计,从而提升平面设计的创造性与感染力。本次研究首先通过对文献及其他资料的研究分析,加之作者的自我体会,讨论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怪诞风格的特征与定义,明确怪诞的价值,分析怪诞的构成技巧;其次对怪诞形象进行剖析,了解怪诞形象的特点,总结其构成方法;最后运用理论结果,结合节事视觉设计进行设计表现。以节事发生的时间为线索,从活动的宣传、开展、结束的各个环节,来分析视觉设计给参与者带来的影响。通过对受众人群的分析确定活动内容,利用怪诞的构成技巧进行一系列的视觉设计。结合节事活动的场地、策划、人群,力图呈现一次较为全面的设计研究。

孙睿^[5]（2019）在《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开始,身体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加深,它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身体作为人类意识的重要载体,其最显着的特征即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不但指的是生物属性多样化,同时还彰显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涵。身体有自己的述说方式与设计语言,身体如同一面镜子,不仅能够展现人的风格,还能折射出当前社会人们在观念上发生的变化。身体的视觉形式通过引导、传达、记忆来满足身体的物质需求、审美需求、功能需求。通过视觉进行创造属于一种认知行为。身体在创作时能够感知自身正位于和世界的新型互动之中,将其发展至全新的精神层面中。梅洛·庞蒂在其前两部着作《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均反复强调,他的目的是要探讨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在艺术设计的发展进程中,情感与设计如同两股持续涌动的潮流,成为人类造物活动有序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身体沟通打破“视觉”的范围,向“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拓展,直至打动人们的情感。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认为,身体是我思的主体,而在我思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技术,这从另一个角度上展现出了人们把握世界本质的方法。身体体验是现象学的关注焦点,该学派重点研究的是空间中身体的各种感受。身体行为作为艺术创作的元素,行为艺术的本质更多的是身体作为媒介直接进行的自我反思,使作品表达出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内涵,看似简单的身体行为引起我们高度的共鸣。很多艺术类型都是以身体语言为载体进行表述的,譬如舞蹈、雕塑等。文学、美术等学科则是以描述身体语言的方式进行再创作,并以此为契机,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赋予人类生命新的寓意。身体语言在设计中所传达的各种现象均取决于一种前提,即表达以信息诉求为基准的身体原因。具体来说,设计传达的基础是一种认知共性,即对某一姿态,某一动作,某一场景下的身体内在情绪、情感状态、常见动作的普遍性认知。设计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来源于身体的需求,在身体体验与产品设计的“感知层”中,身体行为对产品的感知过程是通过身体与产品产生接触性交互来实现的。身体美学包括如下要素:第一,肉体;第二,服装;第三,个人;第四,社会。将这四个要素运用到日常生活以及艺术设计中,从服装、肉体、个人三个要素下探讨时尚、设计和身体美学的关系,将身体与服装、人体外形、风貌、姿态等都结合起来,实现对身体美学更为细致深刻地刻画,分析出相关的艺术设计理念。

尹代波^[6]（2019）在《中国当代具象雕塑转型研究（1990-2000）》文中指出当代具象雕塑作为中国当代雕塑的重要部分,对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转型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当代具象雕塑自身还是当代雕塑在今天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代替的意义,本文的研究对于明晰中国当代具象雕塑的发展脉络也将是有益的。本文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具象雕塑作品和雕塑家,通过对相关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语言、表现手法和材料运用四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和研究,明确其是如何转型的,以及转型的时代背景和西方当代雕塑对其的影响。本论文研究的中国当代具象雕塑的时间进程按当代雕塑中狭义的划分,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为准确地说就是1990年以后。本文第一章对写实雕塑的发展脉络从三个阶段进行了梳理,分别为:写实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和现代主义因素,明确写实雕塑自从西方引入以来的发展。第二章就当代具象雕塑转型的原因从知识和文化的转型、学院的变革和西方当代雕塑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明确了具象雕塑转型的具体原因。第三章从普通人物成为表现的主体、“物”成为独立的主题、人体雕塑以当代具象的面貌出现三个部分来分析具象雕塑的题材内容是如何转型的。第四章从基座的消失、姿态的求变、形体的不完整和重复的力量四个部分来探讨具象雕塑形式语言的转型。第五章从具象雕塑作品表面的处理、超级写实手法的借用和色彩运用的普遍化三个部分来分析具象雕塑创作手法的转型。第六章从现代材料的发掘、传统材料的再认识和综合材料的介入三个部分来分析具象雕塑材料的转型。第七章则从具象雕塑转型后的现状和思考来探讨今天的当代具象雕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两个开放性的问题:今天,具象雕塑在雕塑学科中的地位如何?是否坚持具象雕塑教学?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关煜^[7]（2019）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晚近三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一些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尤其以架上绘画最为显着。就艺术本身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创构某种“艺术类型”甚至“艺术流派”。比如,以张晓刚、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为代表的着名艺术家,他们都创作了“面具化”作品。画面中的肖像形象具有表情凝固、抽离了鲜活生命状态与不断复制等特征,符合汉斯·贝尔廷对肖像艺术中“面具”概念的定义。即使目前尚不能称他们的作品为“面具艺术流派”,但毫无疑问已形成了一种绘画现象,不妨称之为“面具”现象。将这种“面具”现象置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则可以认为,它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发生发展有着明显契合。这些“面具”艺术改变了古典艺术中对“优美”的追求,肖像中或傻笑或呆滞的表情无疑具有朴素写实的追求,蕴涵了现代性反思的文化精神。我们只有结合社会现实,才能透过面具本身理解这些表情下的震惊体验,实现艺术作品对现代人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积极探索。论文以当代艺术的“面具”形态为切入点,结合丰富的作品实例与文献材料,运用图像学、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面具”群像现象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与具体概念。首先界定“当代艺术”的概念,认为其是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所出现的一批具有“观念”特征的先锋艺术。其次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多重维度着手,在中西方艺术视野的比较关系和中国当代不同艺术家的平行关系中建立观察中国“面具”化艺术的视角,确立中国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民族身份。第二章,从表情凝固、复制与面具表达的中国式呈现视角分析当代“面具”艺术的生成过程。主要运用汉斯·贝尔廷的“面具”理论,结合史上面具的流变发展过程对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形态下定义。并通过对本雅明、安迪·沃霍尔、当代艺术中的不同“复制”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异质同构”的特性。同时,揭示出“天价面具”现象背后存在的“双重矛盾”,即国际艺术市场对作品、艺术家的热捧和国内官方艺术平台对其的冷遇之间的矛盾,以及当代艺术发生之初的批判意识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符号化、自我重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由此探讨当代艺术的先锋内涵与存在意义。第三章,围绕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为突出的“面具”艺术家的作品,考察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杂糅性特征。通过对张晓刚的“中国脸”面具、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方力钧的“光头”面具与曾梵志“假面”面具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一方面归纳“面具”的合理性称谓,另一方面在确立不同艺术家面具审美风格的基础上,对“面具”作品的中国式真伪寓言及深层人文关怀进行揭示。第四章,从“面具”艺术作品中的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入手,分析当代艺术中面具的功能效果及中国式审美意蕴。认为当代“面具”艺术对传统面具的遮蔽、遁形功能有所保留。其以当下的视野与观念,和有别于西方艺术的隐喻与寓言的方式,共同开启“面具”的内在记忆与暗示功能。旨在重塑过去,抵抗记忆的断裂与遗忘,实现自我救赎。同时以自嘲与解构的方式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的内在情感,获得了当代艺术反思与批判的创意。第五章,从构成面具的外在艺术形态线条、色彩、构图等组成部分入手,深入分析西方艺术语言的中国式变革。认为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的“记忆”与“反记忆”才是构成“面具”的主体部分,并以此为脉络形成当代艺术的叙事逻辑和基本情感表达。由此可见,当代艺术是建立在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之上,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绘画语汇、逻辑结构和空间意识的独立艺术。亦是对于文化蕴藉、审美蕴藉、政治蕴藉有着内在追求,带有反思批判性的先锋艺术。尽管这些“面具”作品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手法,不免带有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印记,但作品呈现出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艺术共同交织的不规则,不平衡性却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绵延生命力之所在。

方善熙^[8]（2018）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父亲形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既是一种血缘、生命、生存系统的支撑和维持,也反映了特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的系统存在,还蕴藉着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和意义。虽然中韩两国在国家体制与文化理念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两国同处于东方历史文化背景下,比较研究两国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同根同生、丰富厚载及其太多的同构或异质,可以引发我们诸多的深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韩两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韩国则在独裁政权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化运动。同处在重大历史转型期的中韩两国文坛,既要对以往的文学历史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批判,也要开启后来的文学发展历史的新篇章。而八九十年代中韩两国小说的审父意识和父亲形象或颠覆或重构的书写便应运而生。或者说,正是这一历史汇通的机遇、正是八九十年代中韩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文学审美的历史转型,造成了中韩两国作家在文学立场、审美理念、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历史性转型或价值重构,从而也造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父意识的诞生,造成了中韩小说父亲形象书写的诸多共鸣、共谋,或不同异质中的诸多同构。首先,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文学理念,在主观自我的存在、人与人性的拷问、内在心理的真实等方面的理论建构是相通的,甚至是共鸣的。他们共同强调作家主观自我的主体性探索,强调主观自我的非理性思考和潜意识书写;他们共同关注人、关注人性以及人生困境的思考;他们也共同去探究内在心理的真实,如“虚伪的真实”、“心理的创伤”等心理活动的精神真实。当然,这些精神同构之中也存在着主观自我探询的高度、人性拷问的深度、创伤体验的程度等诸多同中之异。其次,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关于父亲形象的性格塑造,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相近性审父母题,他们共同书写了父亲的暴虐、猥琐、愚昧乃至野蛮、无能、痛苦,共同批判了父亲形象的道德沦丧、父亲价值的丧失、父亲权利的尴尬以及父亲形象的坍塌、父亲责任的推卸、父亲资质的悲哀等性格特征,并在这或渎父或丑父的并置陈列的审判中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批判力度。再次,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叙事的艺术形式,虽然在心理的主观性和体验的真实性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不同视角的书写,但是他们像同谋一样共同青睐于心理的主观性和体验的真实性,共同选择了主观性与心理性的形式手法。他们或从人物“精神真实”出发,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主观性的虚伪真实、情节结构中的感觉性的心理变奏、审美体验中的非理性的荒诞戏谑,或“依存记忆”来写作,写出了人物在记忆的自发无意识中的心理性表现、在记忆的真实体验中的心理事实性和心理模式。然后,表现在文学理念、审父母题、审父艺术等方面的父亲形象的审判,合拢凝聚、共同汇集成一种博大的审父意识。在80年代初的历史转型期,中韩小说的审父意识大多以弑父为主导,他们热切地以先锋审问、现实控诉去进行颠覆性、丑化性的父亲形象批判;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极端性的亢奋渐趋冷静,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寻父的渴望,转而以民间化立场、民众化倾向去表现父亲形象的现实性转型和精神性回归。当然,无论是弑父还是寻父,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旨归都是一种相通的同构,他们共同围绕着“我与父亲”的核心而展开关乎“人本”与“人性”、精神性与现实性等方面的批判,其批判立场既相通又互异,其批判方式既对峙又互补,从而形成了一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相对而立之中的异质亲和。对于中韩小说父亲形象的比较而言,父亲形象是一种镜像。一方面,八九十代年中韩小说的“审父”书写,是一种共同的主动性选择,他们以思想启蒙的旗帜在中韩两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和发展的历史上完成了某种意义的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使命,同时他们也以先锋叙事的艺术形式使中韩作家的主体经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历史性高扬。当然,他们的审父意识既是积极的、彻底的,又携带着一些极端性、局限性乃至一些他们自己也无法逾越的悖论。另一方面,对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书写进行比较,也是一种自觉的批判。对于中韩两国而言,父亲形象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镜像,其影响无所不在、如影相随。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或在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心理比较下进行父亲形象的审视,既可以深入地揭示中韩两国民族的记忆,引发相关的思考,也可以广阔地展开东亚文化圈中属于自己的期待视域中的理想与追问。

丛新强^[9]（2018）在《“诺奖”之后的莫言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五年中,莫言研究形成新一轮高潮。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原因自然成为研究热点,而其作品英译本以及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受到特别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角色等问题也被广泛讨论;莫言作品的世界性被再度提起,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一起形成新的热潮。与此同时,莫言和中国叙事传统的渊源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莫言与《聊斋志异》的精神、与鲁迅传统的继承创新以及与其他本土作家的比较研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另外,研究者将目光重新回归莫言作品本身,立足文本细读和辨析,从创作整体、文本叙事等层面进行了再解读。

叶艳^[10]（2018）在《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文中指出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性与大众狂欢（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怪诞风格的节事视觉设计研究 ——以“黑瞳俱乐部”主题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当代具象雕塑转型研究（1990-2000）（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莫言小说的巫性与民间性[D]. 王娜. 浙江大学, 2021
• [2]现代性与大众狂欢[D]. 贾延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基于怪诞风格的节事视觉设计研究 ——以“黑瞳俱乐部”主题活动为例[D]. 梁月圆. 深圳大学, 2019(01)
• [5]观念与视野：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身体[D]. 孙睿.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6]中国当代具象雕塑转型研究（1990-2000）[D]. 尹代波.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D]. 关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8]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D]. 方善熙. 辽宁大学, 2018(02)
• [9]“诺奖”之后的莫言研究述评[J]. 丛新强.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叶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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