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重点疟区疟疾防治的组织形式与控制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许秋利[1]（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之一,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3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Malaria Report 2020》显示,2015-2019年全球在减少疟疾负担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疟疾发病率基本停滞在57例/1000高危人口,疟疾死亡率的下降也在放缓。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疟疾病例和40.9万相关死亡病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于2010年启动了《全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从2017-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如期实现了行动计划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入境人数日益增多,输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巩固消除疟疾成果的主要威胁。2010-2019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37 04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占比高达78.95%（29248/37047）。尽管当前开展了一些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输入性疟疾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评价和降低输入性疟疾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我国消除疟疾后期亟需考虑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位于中国南疆,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四大疟疾高度流行区之一。2010-2019年广西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占同时期全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总数的10.70%（3 130/29 248）,且病例以恶性疟（72.88%,2 281/3 130）为主。以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为样本开展经济负担评价,对于控制和降低疟疾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的:1.分析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和响应提供决策依据。2.评价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情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降低病例的经济负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收集整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基本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2.收集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广西各级卫生机构诊断并上报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对经镜检确诊的病例通过医院病案调取、现场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开展疟疾治疗相关的经济负担调查。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索疟疾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第一部分获取的广西输入疟疾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推算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1）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2012-2019年广西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3 011例,其中确诊病例3 005例（99.80%）,临床诊断病例6例（0.20%）。确诊病例中,恶性疟有2234例（74.34%）,间日疟有274例（9.12%）,卵形疟有406例（13.51%）,三日疟有38例（1.26%）,混合感染有55例（1.83%）;病例的感染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96.84%,2 788/2879）,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2012-2019年广西所有确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男性有2 956人（98.17%,2956/3 011）,女性有55人（1.83%,55/3 011）;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30-49岁,占病例总数的66.76%（2010/3011）;职业以在境外务工为主,占比高达92.61%（2671/2884）;除2013年6月上林县发生一起聚集性输入性疟疾事件外,其余各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的月份没有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市分别是南宁市、河池市和桂林市,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87.61%（2638/3011）;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县分别是上林县、全州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占全区病例总数的 76.56%（2 308/3 011）。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诊断机构中,县级机构占比最高（83.66%,2 519/3 011）,其次是地市级机构、省级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等;2013年广西疟疾病例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最少（2d）;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病例的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均为3d;2017-2019年广西重度（住院）病例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占比最高（75.91%,624/822）,轻度（门诊）病例次之（22.75%,187/822）,危重病例最少（1.34%,11/822）。（2）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本次经济负担研究共收集202例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信息,其中门诊病例28人,住院病例171人,危重病例3人。门诊病例的直接经济负担较低,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0.00元;住院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 032.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60.00元;危重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5 00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600.00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院病例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疟疾种类之间的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地市级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县级医院;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P<0.01）,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分析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验费（52.47%,1 515.75/2 888.81）、药物费（21.68%,626.31/2 888.81）和检查费（10.68%,308.50/2 888.81）,而诊查费（2.08%,60.00/2 888.81）、注射费（1.58%,45.65/2 888.81）、护理费（1.31%,38.00/2 888.81）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中的占比很小。门诊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353.13元;住院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706.26元;危重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10 123.02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院天数（P<0.01）、发病-确诊天数（P<0.01）、医院等级（P<0.01）之间的住院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疟疾种类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广义可加模型结果表明,住院天数（P<0.01）与发病-确诊天数（P<0.01）对经济负担有影响。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为3 250 375.22元,且总体经济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结论:1.广西输入性疟疾主要来自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病例多为恶性疟（74.34%,2 234/3 005）,且以 30-49 岁（66.76%,2 010/3 011）、男性（98.17%,2956/3 011）为主;病例职业以在境外务工（92.61%,2 671/2 884）为主;卵形疟病例在逐年增加,当前已超过间日疟占比;输入性疟疾病例初诊机构主要集中在县级机构,其次是地市级和省级机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重度（住院）病例占比最高,轻度（门诊）病例次之,危重病例最少。2.输入性疟疾门诊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低,住院病例和危重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重,其中危重病例的经济负担超过2019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住院费用中占比较重的分别是化验费、药物费和检查费,而诊查费、注射费、护理费等在住院费用中的占比较低。住院天数、发病-确诊天数是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住院天数越长、发病-确诊天数越长,患者的经济负担就越重。3.2017-2019年广西全区随着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逐年减少,总体经济负担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为降低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要尽早发现和确诊病例,科学合理地缩短住院时长,同时还要巩固当前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疫情暴发及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地再传播。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薄珊珊[3]（2020）在《我国赴非劳务人员疟疾防控知识、态度、行为及感染现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出国劳务人员对疟疾防控方面的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采取的预防措施和实践,了解出国劳务人员在非洲国家获得的医疗服务状况,从而为提高出国劳务人员对疟疾的防控认识、制定出国劳务人员对疟疾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及对赴非劳务人员疟疾感染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选取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江苏省江都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建设集团派驻非洲的出国劳务人员,其中包括目前在非洲的劳务人员和已回国的人员共441人纳入本研究。通过援非医疗队工作人员及非洲当地项目管理人员帮助向出国劳务人员发放网络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KABP问卷模式,自拟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和务工环境状况、疟疾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出国劳务人员对疟疾的态度、发病后的行为及工作当地卫生可及性情况。本研究基于问卷星平台收集数据,并进行逻辑检查和一致性检验。通过R软件（版本3.6.1）进行统计分析,在统计学方法上,根据数据资料性质,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数、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构成比等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选择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选择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筛选自变量,并采用似然比卡方检验方法检验优化前后的logistic回归模型整体是否有差异。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时进入标准与剔除标准均设置为0.05。统计学检验均使用双侧检验,为将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故将单因素分析的检验水准α设置为0.10。结果1 基本情况特征:本次共有441名赴非劳务人员完成调查,有效问卷399份,分布在非洲26个国家,以塞拉利昂（31.33%,125/399）、坦桑尼亚（15.79%,63/399）等国家为主。以男性为主（85.21%,340/399）;年龄最小21岁,最大63岁,中位年龄为33岁（IQR:29～43岁）;学历分布中,以大学本科居多（44.11%,176/399）;约一半以上的务工人员的英语水平能够达到简单交流的程度（56.14%,224/399）;技术职称以初级职称（34.59%,138/399）和中级职称（34.34%,137/399）为主。2 疟疾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参与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对疟疾相关防控知识的总知晓率为73.58%。最低分为3分,最高分为10分,平均得分为7.358（±1.369）分。对于“疟疾是一种危险的热带病具有传染性,会出现严重的症状,甚至导致死亡”（知晓率=71.68%,286/399）、“疟疾可以预防”（知晓率=88.97%,355/399）、“疟疾可以治愈”（知晓率=94.49%,377/399）、“疟疾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知晓率=99.50%,397/399）等题目的知晓率较高;而对于“预防疟疾的措施:在药浸蚊帐内睡眠、用杀虫剂对住家内部实施喷洒”（知晓率=58.65%,234/399）和“孕妇与幼儿等人群面临的疟疾风险较大”（知晓率=56.64%,226/399）等题目的知晓率较低。3 疟疾防控相关态度:研究对象对疟疾的防控态度基本较好。有98.50%（393/399）的人认为“有必要了解工作地区疟疾流行情况”,仅有1.50%（6/399）的人认为没必要;有93.23%（372/399）的人认为“在患疟疾后应该及时确诊并规范治疗”;有96.24%（384/399）的人表示会“积极主动的学习疟疾相关知识”,仅有3.76%（15/399）的人表示不会主动学习;不会主动学习疟疾相关知识的人群中,主要原因包括:内容太专业不易理解（53.33%,8/15）、没时间（46.67%,7/15）。4 疟疾防控相关行为:在疟疾防控行为的调查结果中,87.47%（349/399）的人会在“出国前主动查阅或向同事等了解工作地区疟疾流行情况”;54.39%（217/399）的人在“此次出国工作时自行携带疟疾防治药物”;74.94%（299/399）的人表示“其所在的劳务公司为员工配备了疟疾防治药物”;25.56%（102/399）的人表示“在外工作期间,会服用疟疾预防性药物”;70.18%（280/399）的人表示“在出现疟疾症状时会服用疟疾治疗性药物”;82.96%（331/399）的人“在此次出国工作时使用驱蚊药”;77.94%（311/399）的人“每晚都使用蚊帐”。5 医疗服务利用与需求:在医疗服务利用与需求调查中,本次赴非务工,公司团队配有医务人员的占比27.32%（109/399）;在就医途径调查中,“去我国援外医疗队医疗点就医”成为了最受赴非劳务人员倾向的选项（75.69%,302/399）;14.04%（56/399）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没有可以治疗疟疾的医疗机构;能够在半个小时内到达住所附近最近的医疗机构的人群仅占30.83%（123/399）;20.80%（83/399）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其去当地卫生服务机构时,并不总能得到所需医疗服务,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缺乏实验室检测”（54.22%,45/83）。在对所在国的就医方式满意度打分中,最低分0分,最高分5分,平均打分 2.985（±1.295）分。6 疟疾感染现况及影响因素:对本次出国期间感染疟疾的状况调查发现,17.29%（69/399）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本次出国期间被确诊感染过疟疾。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学历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OR=0.048（95%CI:0.003～0.249）]是赴非劳务人员感染疟疾的保护性因素;所在国家的疟疾严重[OR=2.477（95%CI:1.176～5.672）]、近1个月蚊虫叮咬频率在每周1-2次[OR=2.791（95%CI:1.116～8.044）]和每天都被叮咬[OR=2.829（95%CI:1.082～8.414）]、认为没有必要了解当地疟疾流行程度[OR=11.532（95%CI:1.731～110.384）]、认为若同事得疟疾后可以继续接触[OR=7.184（95%CI:2.885～22.636）]等因素是赴非劳务人员感染疟疾的危险因素。结论1 本研究显示,我国赴非劳务人员疟疾防控知识水平较低,主要涉及疟疾防控措施和对高危人群的重点保护等。但对疟疾防控的态度和行为较为积极。2 本研究中,我国赴非劳务人员对当地医疗服务满意度水平一般,就医的便利性不足,医疗服务的获取存在一定困难。3 本研究发现,我国赴非劳务人员疟疾感染率较高,影响疟疾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自身受教育程度、所在国家疟疾流行程度、蚊虫叮咬频率和疟疾防控态度。4 建议对低学历、务工地点疟疾流行程度高的赴非劳务人员加强疟疾防控的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疟疾预防措施的认知,积极改善赴非劳务人员疟疾防控态度。
陈田木[4]（2018）在《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构建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并验证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以划分我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区域,为指导我国消除疟疾后监测与防止输入继发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消除疟疾地区和国家推荐关于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敏感性-可接受性-脆弱性分析法,结合传统风险评估方法,在文献综述和小组讨论基础上提出与疟疾再传播风险相关的各级指标,通过Delphi法遴选特异指标并确定其权重,从而构建以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为核心内容的指标体系。第二部分为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建立研究。在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8个乡镇17个村寨开展媒介种类调查后,选择4个乡镇5个村寨深入开展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等媒介可接受性调查,以及输入病例占比、输入虫种、流动人口占比等人群脆弱性数据现场采集,依据第一部分遴选和构建的指标体系,建立小尺度（村寨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small-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SMRRAM）,计算各村寨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综合得评分及风险等级,根据乘法模型计算再传播风险指数（malaria re-establishment index,MRI）等级,量化评估不同村寨的疟疾再传播风险。第三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研究。以2016年报告的全国疟疾输入病例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步式数学模型筛选主要指标并确定其权重,建立大尺度（县级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large-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LMRRAM）,计算以县为单位的传播风险等级,构建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地图,弥补当前仅依据媒介种类评价传播风险的不足。结果:Delphi法调查的专家积极系数为100.0%。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评分的Kendall协调系数W=0.488,χ2= 132.698,P<0.001。构建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4大因素（媒介因素、气象因素、病例输入因素和人口流动因素）、16个指标（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月平均气温、月降雨量、入境至发病间隔、发病至治疗间隔、输入病例多少、输入虫种、输入病例疫点类型、跨境流动人口占比、外出地疟疾疫情、在外居住时间和在外居住有无防护措施）,即三级指标体系。内在信度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为0.883,标准化后为0.904,均超过0.7,表明信度符合要求。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公因子方差比、变量的共同度对所有变量均为1,4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0.0%,说明这些变量绝大部分信息都可被因子解释,信息丢失少,提取的总体效果理想。16个指标权重依次为0.076、0.069、0.066、0.057、0.051、0.060、0.057、0.059、0.067、0.058、0.070、0.068、0.049、0.069、0.059、0.066。媒介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6,病例输入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7,气象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59,人口流动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3。媒介因素中媒介种类的权重最高（0.076）,病例输入因素中输入虫种的权重最高（0.070）。在中缅边境的媒介调查点共收集按蚊15种10053只,占比排前三种分别为中华按蚊（75.4%）、昆明按蚊（15.6%）和微小按蚊（3.5%）。5个研究村寨传疟媒介为微小按蚊、中华按蚊、或两种媒介混合,村寨间媒介密度存在差异,微小按蚊密度范围为0.66-4.49只/灯/夜,中华按蚊密度范围为0.60-103.54只/灯/夜。微小按蚊和中华按蚊叮人率分别为3.3只/人/夜和3.6只/人/夜,人血指数分别为0.065和0.184,经产蚊比例分别为90.5%和93.3%。各村寨月平均气温为14℃-22℃,月降雨量为183mm-217mm。输入病例的入境至发病间隔为5.6天-12.0天,发病至治疗间隔为1.8天-3.6天,输入病例密度为0.000-0.033,输入虫种以间日疟原虫（93.8%）为主、其余为恶性疟原虫,输入病例疫点类型为已出现传播的疫点和具备传播可能的疫点,跨境流动人口占比为28.4%-72.0%,外出地主要为缅甸,在外居住时间为1.6-11.0个月,98.0%以上流动人口在外居住采取了防护措施。根据各指标赋值和权重构建的SMRRAM模型依次计算媒介可接受性、人群脆弱性、MRI得分,并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5个等级。结果显示,媒介接受性最高为卡牙河,综合得分为1.641,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户缺坝和新村;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1.142,等级为1。脆弱性最高为新村,综合得分为1.757,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卡牙河和户缺坝;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0.498,等级为1。MRI等级最高为卡牙河,得分15分;其次为景颇寨、新村、户缺坝,得分分别为12分、5分和4分;最低为转坡寨,得分1分。景颇寨和卡牙河的再传播风险为高,新村、转坡寨、户缺坝再传播风险为低。采用分步式数学模型对第二部分建立的SMRRAM模型指标参数进行筛选,构建了包含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的LMRRAM模型,在全国县级层面开展模型验证和应用研究。结果显示,LMRRAM模型仍为三级指标体系,即包含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2大因素（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2个指标（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与SMRRAM模型一致,且在全国选择的1490个研究县区运行顺利,可以用于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等级评估和风险区域划分。评估结果显示,1358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低,占91.1%;80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中,占5.4%;35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高,占2.3%;13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较高,占0.9%;4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极高,占0.3%。8个省存在高再传播风险县区,分别为云南省（14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7个县区）、广东省（5个县区）、湖南省（4个县区）、福建省（2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重庆市（1个县区）和贵州省（1个县区）。存在较高风险县区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云南省（11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1个县区）。存在极高风险县区的省份仅有云南省（4个县区）。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三级指标体系。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是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因素,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是核心指标。建立的SMRRAM和LMRRAM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一致,分别适合在村寨级小尺度和县级大尺度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LMRRAM模型提示我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广东省等南方省份的疟疾再传播风险高。
李玉民,李冉,于涛,邓绪礼,赵长磊,缪峰[5]（2018）在《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资料的形成及意义》文中研究表明1950年,山东省就开始进行了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消除了黑热病、丝虫病,并即将消除疟疾。有效控制了绦/囊虫病和肠道寄生虫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一次文献资料,成为了疾病防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资源,具有极高的开发和利用价值,为此编纂了《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内容包括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资料汇编,山东省丝虫病防治与研究（初稿）,苏鲁豫皖鄂联防十年经验交流资料选编及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等,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东省在人体寄生虫病防治中采取的措施、方法及取得的成就。该文献的完成为山东省寄生虫病的防治保留了完整的珍贵资料,为寄生虫病的防治提供了探索路径,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该文献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可供临床及专业人员参考。
刘起鹏[6]（2017）在《1960～2016年费县疟疾流行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费县历史上疟疾的流行概况与防治疟疾的历程,总结评价费县消除疟疾的相关措施,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方法对19602016年费县的疟疾疫情数据、工作报表、工作文件、工作计划、预防控制措施及防治效果等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依据《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疟疾控制和消除标准》、《消除疟疾技术方案（2011年版）》和《山东省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方案（2014年版）》等文件要求,从方式方法、工作措施、组织管理等方面对消除疟疾工作进行自评。结果费县在历史上曾为间日疟流行地区。据疫情资料,19601980年累计报告发病411 656例,共发生2次地方性流行,第一次是1960、1961年,分别发病38 931、35 969例,发病率分别为8 493.21/10万、7 407.12/10万。1963年后疟疾发病逐年下降,到1969年疟疾发病9 434例,年发病率为1 541.5/10万。到1970年,第二次暴发流行。1971、1972年分别发病82 517、69 059例,发病率分别为12 779.46/10万、10 495.29/10万,1971年成为历年报告病人最高年份。1988年通过卫生部考核验收,宣布基本消灭疟疾（即全县疟疾年发病率连续3年降至1/万以下）。自2004年实行疫情网络直报以后,共报告管理7例病人,2006年后均为输入性病例。2013年我县发现非洲输入性疟疾,截止2016年7月共报告3例。结论费县经过多年疟疾防治,连续保持11年无本地疟疾病例,达到消除疟疾标准。
王彤[7]（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梁占菊,门凤民,张雪梅,祝玉洁,王春云,董丹丹[8]（2016）在《曹县疟疾流行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曹县疟疾流行特征和防控策略,总结消除疟疾工作经验。方法收集、分析1953-2014年曹县疟疾疫情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效果评价。结果曹县疟疾发病率由1970年的13.25%降至1983年的0.33%;1986年首次未发现疟疾报告病例,全县实现了基本消除疟疾的目标。2006-2010年均有散在病例发生。2011-2014年共报告3例国外输入性疟疾。结论曹县采取的综合性疟疾防治措施效果显着,具备了消除疟疾的条件。输入性疟疾病例及其二代病例是今后疟疾防治工作的重点。
孔德怡,程学志,司付旗,董继梁[9]（2015）在《1955-2014年邹城市疟疾防治成效与经验》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1955-2014年邹城疟疾流行概况,评价疟防成果,探讨疟疾防治工作经验。方法:回顾邹城市60年来疟疾防治历程,阐述不同年代和不同发病时期所采取的防制措施、成效及经验教训。结果:邹城市1970年代前间日疟高度流行,疟疾年均发病率在108/万以上,经过实施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疟防措施,发病率自1979年控制在1/万以下,1985年后一直控制在1/10万以下,2008年后无当地感染疟疾病例发生。其防治历程可分为现症病人治疗、重点调查及防治试点研究、控制流行与降低发病率、巩固防治成果、消除疟疾5个阶段,每个阶段均采用相应的防治措施并积累了疟防经验。结论:60年的防治措施和经验为消除疟疾奠定了良好基础,取得了显着成效,2010年后的监测结果表明邹城已达到消除疟疾的目标,今后须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指导,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及时发现输入性疟疾病人的救治和处置,巩固消除疟疾工作成果。
黎润红,饶毅,张大庆[10]（2013）在《“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文中提出青蒿素的发现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完成的。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青蒿素的发现及其成果的评价存在着诸多争议,甚至在青蒿素发现的代表人物之一——屠呦呦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后,相关的争议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既反映出青蒿素发现的成果评判不会因为一个国外的评奖而终结,也表明人们对重大科技发明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档案、会议纪要、人物访谈资料以及日记等原始文献对青蒿抗疟有效粗提物、青蒿抗疟有效单体的发现与提取过程以及相应的临床验证、青蒿素结构测定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溯,希望尽可能重构历史的原貌,同时也阐明青蒿素作为一个天然化合物发展成为一个抗疟新药,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多人、多机构共同参与、协作研究的成果。因此,对青蒿素成果的评价应在充分考察当时的科研组织与管理架构、科研人员具体研究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更为全面、公正。
二、山东省重点疟区疟疾防治的组织形式与控制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重点疟区疟疾防治的组织形式与控制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我国疟疾流行概况 |
| 1.2 广西疟疾流行概况 |
| 1.3 疟疾经济负担研究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 |
| 4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例分类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感染来源 |
| 2.3 三间分布 |
| 2.4 就诊机构 |
| 2.5 发病-确诊天数 |
| 2.6 病情程度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直接经济负担 |
| 2.3 间接经济负担 |
| 2.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 2.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3 讨论 |
| 3.1 基本情况分析 |
| 3.2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分析 |
| 4 结论 |
| 4.1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 |
| 4.2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5 参考文献 |
| 研究小结 |
| 1 结果与建议 |
| 2 研究的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与建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我国赴非劳务人员疟疾防控知识、态度、行为及感染现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疟疾流行特征与防治 |
| 1.1.1. 疟疾流行病学特征 |
| 1.1.2. 疟疾的治疗 |
| 1.1.3. 疟疾的预防 |
| 1.2 我国疟疾现状 |
| 1.3 非洲疟疾流行现状 |
| 1.4 非洲公共卫生现状 |
| 1.5 我国出国劳务人员现状 |
| 2. 研究的目的 |
| 3. 资料及方法 |
| 3.1 资料来源 |
| 3.2 资料收集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选取方法 |
| 3.2.3 样本量计算 |
| 3.3 问卷设计 |
| 3.4 调查方法 |
| 3.4.1 开展预调查 |
| 3.4.2 问卷现场调查 |
| 3.5 资料处理与分析 |
| 3.6 技术路线图 |
| 3.7 质量控制 |
| 4. 研究结果 |
| 4.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4.2 在国外工作与生活状况 |
| 4.3 在国外自身健康状况 |
| 4.4 疟疾防控知识调查 |
| 4.5 疟疾防控态度调查 |
| 4.6 疟疾防控行为调查 |
| 4.7 医疗服务利用与需求 |
| 4.8 疟疾感染现况影响因素分析 |
| 4.8.1 基本情况单因素分析 |
| 4.8.2 工作生活状况单因素分析 |
| 4.8.3 疟疾防控知识得分单因素分析 |
| 4.8.4 疟疾防控态度单因素分析 |
| 4.8.5 疟疾防控行为单因素分析 |
| 4.8.6 多因素分析结果 |
| 5. 讨论 |
| 5.1 疟疾防控知识知晓情况 |
| 5.2 对待疟疾防控相关态度情况 |
| 5.3 疟疾防控行为分析 |
| 5.4 疟疾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 |
| 5.4.1 受教育程度 |
| 5.4.2 所在国疟疾流行程度 |
| 5.4.3 蚊虫叮咬频率 |
| 5.4.4 劳务人员对待疟疾防控的态度 |
| 5.5 公共卫生服务与需求 |
| 5.6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文献综述 我国出国劳务人员疟疾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 赴非劳务人员疟疾知信行调查问卷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4）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前言 |
| 1.研究背景及依据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 |
| 4.研究路线 |
|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第一章 媒介可接受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人群脆弱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小结 第三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研究总结 附录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2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Delphi法问卷 |
| 附录3 疟疾再传播媒介可接受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
| 附录4 疟疾再传播人群脆弱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致谢 |
（5）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资料的形成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1 山东省寄生虫病专题文献资料 |
| 1.1《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资料汇编》 |
| 1.2《山东省丝虫病防治与研究 (初稿) 》 |
| 1.3《山东省疟疾防治与研究》汇编 |
| 1.4《苏鲁豫皖鄂联防十年经验交流资料选编》 |
| 2《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数据库 |
| 2.1 数据库收藏文献的形成时间 |
| 2.2 文献分类及数量 |
| 2.3 数据库文献资料的特点 |
| 2.3.1 从建所就有寄生虫病防治资料记载, 文献资料更具连续性、完整性 |
| 2.3.2 从各年代信息量的差异, 反映寄生虫病防治虫种的变迁 |
| 2.3.3从对疾病命名, 反映学科整合过程和取得的防治成就 |
| 2.3.4 从文献数量的增减, 反映寄生虫病防治的成果 |
| 2.3.5 从文献数量反映工作重心由疾病防治转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1994-2004年, 数据库中寄生虫病的文献内容由防治转向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 |
| 3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的意义 |
| 3.1 为山东省寄生虫病的防治保留了完整的文献资料 |
| 3.2 为寄生虫病的防治提供了探索路径 |
| 3.3 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
（6）1960～2016年费县疟疾流行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疟疾流行概况 |
| 2.2 疟疾防治历程 |
| 2.3 消除措施 |
| 2.3.1 消灭传染源, 控制疫情传播 |
| 2.3.2 抓“两全”措施落实, 保护易感人群 |
| 2.3.3 针对传播媒介, 开展防蚊灭蚊工作 |
| 2.3.4 办好疟原虫镜检站, 加强对传染源的管理和治疗 |
| 2.3.5 积极开展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
| 3 讨论 |
| 3.1 政府领导重视, 多部门参与, 是消除疟疾的强力保障 |
| 3.2严格标准、扎实工作, 是实现消除疟疾工作的基础 |
| 3.3完善体系、健全网络, 是实现消除疟疾的有力支撑 |
| 3.4 加强业务学习, 不断提高疟防技术水平, 是做好消除疟疾工作的技术保证 |
| 3.5 细划责任、奖罚分明, 是做好消除疟疾工作的关键 |
（7）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曹县疟疾流行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疫情流行概况 |
| 2.2 防治措施和效果 |
| 2.2.1 控制流行阶段(1953-1983年) |
| 2.2.2 基本消灭阶段(1984-1988年) |
| 2.2.3 巩固监测阶段(1989-2009年) |
| 2.2.4 消除疟疾阶段(2010-2014年) |
| 3 讨论 |
（9）1955-2014年邹城市疟疾防治成效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1材料与方法 |
| 1.1资料来源 |
| 1.2统计方法 |
| 2结果 |
| 2.1流行概况 |
| 2.2防治措施、成效及经验 |
| 2.2.1 1955-1959年重点为现症病人治疗阶段 |
| 2.2.2 1960-1969年为重点调查及防治试点研究阶段 |
| 2.2.3 1970-1989年为降低发病率和基本消灭疟疾监测阶段 |
| 2.2.4 1990-2009年为巩固防治成果阶段 |
| 2.2.5 2010-2014年为消除疟疾阶段 |
| 3讨论 |
| 3.1加强对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实现“关口前移”是消除疟疾的重要手段之一 |
| 3.2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血检意识和诊断水平是及时发现病例,减少病原扩散的必要措施 |
| 3.3彻底、正规清除传染源是阻断疟疾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 |
| 3.4长期的防治为消除疟疾奠定了基础 |
（10）“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一、“523任务”简介 |
| 1.“523领导小组”沿革 |
| 2.“523任务”最初的分工与执行简介 |
| 二、中药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部分抗疟作用的发现 |
| 1. 余亚纲当时总结的多张表格, 青蒿都是在各单方中列在第一位的, 下图 (图4) 为余亚纲将青蒿列为重点研究对象提供了更好的证据: |
| 2. 屠呦呦曾在书中指出: |
| 三、青蒿素 (青蒿素Ⅱ、黄蒿素和黄花蒿素) 的发现及初步临床验证 |
| 1. 北京中药所发现青蒿素Ⅱ的经过和初步临床试验 |
| 2. 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发现黄花蒿素的经过和初步临床试验 |
| 3.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发现黄蒿素的经过和初步临床试验 |
| 4. 三个单位临床验证结果的比较 |
| 四、青蒿素化学结构测定的经过 |
| 五、协作的成果 |
| 1. 单位内部 |
| 2. 单位之间 |
| 结语 |
四、山东省重点疟区疟疾防治的组织形式与控制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D]. 许秋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我国赴非劳务人员疟疾防控知识、态度、行为及感染现况研究[D]. 薄珊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4]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D]. 陈田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01)
- [5]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资料的形成及意义[J]. 李玉民,李冉,于涛,邓绪礼,赵长磊,缪峰.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18(09)
- [6]1960～2016年费县疟疾流行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J]. 刘起鹏. 预防医学论坛, 2017(06)
- [7]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8]曹县疟疾流行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J]. 梁占菊,门凤民,张雪梅,祝玉洁,王春云,董丹丹.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6(05)
- [9]1955-2014年邹城市疟疾防治成效与经验[J]. 孔德怡,程学志,司付旗,董继梁.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5(07)
- [10]“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J]. 黎润红,饶毅,张大庆.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