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顺县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实物供应站的做法(论文文献综述)
李攀[1](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李响[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初阔林[3](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我国新疆也进入了一个“军阀”掌权的特殊时期。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局下,如何以保持有限的武力来维持政局稳定,成为民国新疆主政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由于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门户、边防国防任务艰巨的属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因此,军制建设,详细来说,包括军事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体制、军事教育训练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为新疆各位主政者所必须考量问题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新疆之军制,系承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而来,同时也是世界军事近代化浪潮下对清代新疆军制之继承、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即: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军事训练和教育,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在本论文第一章中,首先在略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军事改革的情况,而后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政府入主新疆后的四个阶段期间,不同军事建设思路下新疆军事组织编制的变迁情形,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对军事编制体制的考证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政者力图实现省部的军政统一与省内各地方的军政分离是其治军原则之一重点。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民国新疆的兵役状况,对兵役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重点着眼于兵源的民族、籍贯属性以及兵员服役状况等,更进一步从兵役的权利义务方面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治建设缺乏建树的话语体系下,其兵役体制依然很难走出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募兵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讲,在兵役制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具有传统募兵与强征相结合的特点。第三章从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官兵薪饷制度、军械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军费筹支与人口、地方经济之关系。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整理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新疆的军饷支出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对地方经济、地方政治,乃至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了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组织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以及军事教育训练所产生之影响。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具有从学习德日到仿苏效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鲜明的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点。第五章首先分析民国新疆军制变迁之国际、国内背景,力图从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探寻军制发展的规律。之后再从民族、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民国新疆军制发展特征以及总结其对边疆安全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统一是边疆安全的根本,坚守文化传统对于安边固疆具有灵魂作用,并认为加强民族理论研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门户,其政治、军事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也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国时期新疆军制建设内容颇为复杂,本文抽丝剥茧,从五个主要的方面,主要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并参用军事学、社会学理论,在分析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述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建设,与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建设息息相关,在混乱复杂的时局下,虽历经各种艰难,但民国新疆的军事基本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变,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其中经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王梅[4](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胡凯基[5](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谢忠强[6](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石武英[7](2013)在《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种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抗灾救灾成为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国初期,在新旧政权交替,执政党面临执政资源相当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连续发生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居于长江流域腹地的湖北省不仅面临着旧势力的破坏和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而且还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特别是1954年,湖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洪灾。天灾人祸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给新生政权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对此,省委省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省政府承担起组织领导防汛救灾的重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湖北省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法规,新建了相关机构,初步形成了上下一贯的救灾体制;在这种举国体制下,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大力防灾、抗灾、救灾。他们组织全省民众加固堤坝、兴修水利、实施治理水患的综合举措;进行灾前防汛和灾后生产自救,对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和妥善安置,领导、扶助他们开展农、副业生产,与严重的水灾作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全力动员全省人民,积极调动全省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灾区人民和非灾区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协助政府抗灾救灾,加上全国其它兄弟省区的鼎力相助,使救灾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最终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政权的巩固。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救助积累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历届政府的经验,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正是今天防灾救灾工作所要吸取的教训。本文以建国初期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的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为研究基点,以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变动为背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内湖北省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湖北省抗洪救灾的实践和经验是在历次大水灾中逐步摸索和形成的,特别是在经历1954年的特大水灾后基本完善。7年间实际形成了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动员的抗洪救灾局面。本文在总体研究取向上注意如下两点:首先,注意从抗灾救灾的具体方针、措施和实际效果中考察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其次,注意从抗灾救灾过程中考察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建国初期湖北省党委和政府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史实,还原历史原貌,促使当代的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并通过抗灾救灾这一重大事件来看出新生政权在内忧外患,执政资源匮乏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积极应对灾害、整合社会、获得拥护、巩固政权,并为我国当前的抗灾救灾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李建中[8](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李莉莉[9](2009)在《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国家政策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近几年来我国沼气事业蓬勃发展,沼气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日益明显。在沼气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和沼气用户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沼气池使用管理对沼气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沼气物业化管理服务试点,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各种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本课题在分析沼气物业化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江苏省三种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每种模式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找出其优缺点和适应性,剖析其发展前景。通过对淮安典型农村的实地调查,讨论了当地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的背景和实际,包括当地建池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来源、支出水平和用途、建池成本和效益、农户日常维护沼气池的现状及其代价和支付意愿,为分析农户对沼气物业化管理服务的需求提供了依据。通过涟水县小李集沼气协会和楚州区沈艞村物业管理站实地考察,走访组织负责人、沼气技术工、沼气用户等,对组织运行现状、运行模式、组织管理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建立农村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发展对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投资和补贴策略,具体规划了四个投资主体对沼气行业的投资策略和适应我国现状的政府补贴策略,从而规范和完善了现行政策。本课题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苏省现行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理论和实践的不足,为开展沼气物业化管理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能够为政府或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为全国各地建立和完善沼气物业化管理服务体系提供了指导。
林星[10](2004)在《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近代福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福建这个独特的区域内,以福州和厦门为龙头,以开埠为契机,福建城市开始了百年缓慢而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全文以城市近代化作为主线,力图全面深入地反映近代福建城市经济的成长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探析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导论部分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进而说明本文的相关概念、研究框架、理论方法和基本史料。 本文试图对福建近代城市的历史作多角度的长时段的分析,将分段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时间为顺序,以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中华民国建立和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切点,将近代福建城市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从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角度阐述城市发展的概况。各章之中分节讨论贸易商业、金融、工业、城市建设等。上篇包括以下几章: 第一章是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主要探讨生态环境对福建城市的影响和古代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和特点。第二章是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时间跨度是1843年开埠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这一阶段是福建城市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起步时期。主要叙述开埠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初步近代化。第三章是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时间跨度是191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阶段是城市初步发展时期。主要阐述民国建立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是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即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这一阶段福建城市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沿海城市发展滞缓,内地城市有了一些发展。 下篇是横向的专题研究,选择一些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力图从多层面反映城市的变迁。包括以下几章: 第五章是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探讨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以及城市和附近乡村的互动关系。第六章是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城市中的外国人,以及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第七章是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讨论的是近代教育的发展、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第八章是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主要阐述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婚丧嫁娶,闲暇生活等方方面面风俗的嬗变。 结语部分是对福建城市发展的整体考察。着重对福建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近代化成效及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二、和顺县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实物供应站的做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和顺县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实物供应站的做法(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一)整顿老社 |
(二)发展新社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结论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基本史料与研究概况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 |
第一节 清代新疆军制略述 |
一、清代新疆军府制略述 |
二、勇营制度的建立与裁撤 |
三、“清末新政”之军事改革 |
第二节 杨增新“弱兵思想”下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一、“弱兵”的军事建设原则概述 |
二、军队的组织编制 |
三、“弱兵”思想之利弊 |
第三节 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到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一、从“弱兵思想”到“军事强化”转变的原因 |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三、盛世才的治军原则和特点 |
四、盛世才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一、盛世才的离职与国民政府掌管新疆 |
二、国民政府主政新疆时的军事领导体制 |
三、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军队编制 |
小结 |
第二章 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 |
第一节 关于民国新疆兵役制度性质的界定 |
一、何为兵役制度 |
二、兵役制度形式略述 |
三、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形式和性质 |
第二节 兵员的招募来源、服役形式及退伍管理 |
一、不同时期兵员招募原则和来源的变化 |
二、招募方式和服役状况 |
三、兵籍和复原退伍管理 |
第三节 新疆“回队”招募中的兵役权利和义务分析 |
一、“回队”成军之缘由 |
二、“回队”用命情形 |
三、“回队”折射的兵役权利与义务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 |
第一节 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一、军事后勤的重要作用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三、后勤组织管理方式 |
第二节 官兵薪饷制度 |
一、军官饷制 |
二、士兵薪饷制度 |
三、“恩饷”等其他饷项 |
四、军队“吃空饷”状况严重 |
第三节 军械的来源、数量种类与管理 |
一、民国新疆的军械装备情况 |
二、军械来源 |
三、民国新疆军工业的发展 |
第四节 军饷来源与地方经济 |
一、民国新疆的军费支出 |
二、军费的筹措 |
三、民国新疆的军费与地方经济 |
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与教育 |
第一节 军事训练与教育概述 |
一、军事训练与教育在军事体系中的作用 |
二、民国新疆军事教育与训练组织体制的变迁 |
三、从法德日—仿苏—效美:军事教育训练体系的外来特征 |
四、民国新疆军队教育训练体制发展的动因 |
第二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 |
一、民国新疆军事训练的理念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的内容 |
三、军事训练的作用和效果 |
第三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 |
一、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途径 |
二、军事教育的内容 |
三、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兴办的意义及影响 |
小结 |
第五章 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 |
第一节 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
一、沙俄衰落、苏俄建立契机成为杨增新弱兵可行性之一因素 |
二、苏联与日本的对抗竞争促成苏盛军事合作—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三、内地军阀混战、政权更迭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 |
四、英国、土耳其及双泛思想滥觞造成的军事压力 |
第二节 军制改革与多民族社会 |
一、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述略 |
二、民国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军制变迁 |
第三节 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与启示 |
一、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 |
二、民国新疆军制嬗变对当今的启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 关于社会救济史的整体研究 |
(二) 关于甘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
(三) 关于西北及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区域研究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第一节 青海的自然环境 |
一、地貌 |
二、气候 |
三、土壤与植被 |
四、河流 |
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 |
一、多民族聚居和传统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
二、宗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 |
三、近代因素的发轫与地方社会 |
第三节 近代青海的行政区划及建置的沿革 |
一、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建置 |
二、近代以来青海的基层行政组织 |
第二章 济贫事业 |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族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及其发展 |
第二节 官方的济贫活动 |
一、官办救济机构 |
二、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
第三节 民间的慈善救济 |
一、血缘组织下的互助与济贫(汉族的宗族、撒拉族的孔木散、土族的舍房、藏族的“日科尔”) |
二、地缘组织(村落、藏族部落内、城镇会馆组织)下的互助济贫 |
三、宗教组织的慈善救济 |
四、民间社会团体的慈善救济活动 |
五、融入民间习俗中的济贫行为 |
第四节 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发展情况 |
二、教会在医疗和助学方面的济贫活动 |
第五节 近代青海济贫事业的成效及其评价 |
第三章 灾荒救济 |
第一节 灾荒概况 |
一、灾荒概述 |
二、灾荒的影响 |
第二节 官方救灾 |
一、近代国家和青海地方的救灾机构及其制度建设 |
二、灾前预防 |
三、临灾赈济 |
四、灾后善后 |
第三节 民间救灾 |
一、防灾备荒的探索 |
二、民间赈灾款物的筹集与对政府救灾的支持 |
三、民间的应灾举措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成效及评价 |
一、政府救灾活动的成效及评价 |
二、民间力量救灾活动的评价 |
第四章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反映的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 |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
二、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 |
三、多层次和多样化 |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有关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部分法规 |
附录二 近代青海自然灾害发生统计表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二) 沿海崛起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一、婚姻恋爱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二) 商业化加剧 |
二、社会风尚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三) 消费增长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三、精神生活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一) 使命感勃发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6)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导言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六、 研究方法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部分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后记 |
(7)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局限及提升空间 |
三、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和成因 |
一、建国初期湖北省政权的建立和行政区划 |
(一) 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
(二) 省属地方行政区划概况 |
(三) 新政权面临的政治经济状况 |
二、建国初期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 |
(一) 全国的水灾灾情 |
(二) 湖北省严重的水灾灾情 |
三、灾情成因 |
(一) 地理因素 |
(二) 历史原因 |
(三) 战争因素 |
第二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救灾体制的初步建立 |
一、湖北省防汛救灾的方针政策 |
(一) 防汛方针 |
(二) 救灾方针 |
二、防汛救灾机构的新建 |
(一) 救灾机构的新建 |
(二) 防汛机构的新建 |
三、防汛救灾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
第三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的抗洪抢险工作 |
一、荆江分洪工程的修建 |
(一) 修建原因 |
(二) 规划述略 |
(三) 工程实施 |
(四) 工程完成的重大意义 |
(五) 工程运用及效益 |
二、1949年至1953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一) 1949年的抗洪抢险概况 |
(二) 1950年防汛情况 |
(三) 1952年防汛情况 |
三、1954年抗洪抢险情况 |
(一) 组织动员 |
(二) 查堤防汛、加固培修堤防 |
(三) 采取紧急分洪,牺牲局部保全局 |
四、1955—1956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一) 1955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二) 1956年的抗洪抢险情况 |
第四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的救灾工作 |
一、抢救与安置灾民 |
(一) 抢救灾民 |
(二) 转移灾民 |
二、实施临灾救济 |
(一) 粮款紧急赈济 |
(二) 以工代赈,进行修堤 |
(三) 对灾民实行医疗救助 |
三、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
(一)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促进灾民生产自救 |
(二) 发放农贷扶助,支援灾区生产 |
(三) 通过互助合作运动促进灾民生产救灾 |
(四) 大力发展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依靠供销合作社收购和推销 |
第五章 人民军队是抢险救灾的主力军 |
一、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
二、参加抗洪抢险 |
三、捐献款物救济灾民 |
第六章 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对救灾工作的响应和推动 |
一、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救灾动员 |
(一) 召开各类会议 |
(二) 通过报纸媒介等进行舆论宣传 |
(三) 组建宣传网,设立宣传员和报告员,进行面对面宣传 |
二、灾区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一) 积极参加防汛抢险 |
(二) 节约渡荒与开展社会互济互助 |
(三) 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
三、非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 |
(一) 人力支援 |
(二) 物力支援 |
(三) 社会捐助 |
(四) 热情接待和安置灾民 |
四、红十字会对灾区人民的援助 |
第七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抗洪救灾的成就与经验 |
一、抗洪救灾工作的成就 |
(一) 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二) 缓解了灾情,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
(三) 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奠定了基础 |
(四)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凸显了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精神 |
二、历史经验 |
(一) 党政军一体化的高度集中的举国机制是救灾工作的重要特点 |
(二) 充分发动群众与坚决依靠群众是生产救灾成功的内在动力 |
(三) 贯彻“有备无患,防重于治”的精神是战胜洪水的前提 |
三、防汛救灾中的失误与偏差 |
(一) 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问题 |
(二) 政府对救灾款物的管理存在欠缺,对赈灾腐败现象缺乏监管机制 |
(三) 救灾的社会化程度过低,政府是救灾的主体,其他力量发挥不够 |
结语 |
参引文献 |
后记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史料与方法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一 建立的背景 |
二 性质和任务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四 代购代销员 |
五 领导管理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一 "批" |
二 "树" |
三 "改"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二 对私政策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一 搞好"学、揭、批"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以购促产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一 改革的背景 |
二 改革的内容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二 棉花经营 |
三 农资供应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一 股金风波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结语 |
一 百年回眸 |
二 展望未来 |
征引文献 |
后记 |
(9)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和发展现状 |
1.2.1 国内沼气管理现状 |
1.2.2 国外部分国家沼气建设管理现状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的目的 |
1.3.2 研究的意义 |
1.4 研究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沼气物业化管理概述 |
2.1 沼气物业化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
2.1.1 沼气物业化管理的内涵 |
2.1.2 沼气物业化管理的特点 |
2.2 沼气物业化管理的相关方分析 |
2.3 实行沼气物业化管理的意义 |
第三章 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分析 |
3.1 沼气物业化管理的发展模式 |
3.1.1 沼气协会 |
3.1.2 个人承包制沼气物业服务站 |
3.1.3 股份合作制沼气物业服务公司 |
3.2 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组织形式 |
3.2.1 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带动型 |
3.2.2 龙头企业带动型 |
3.2.3 政府推动扶持型 |
3.3 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运行机制 |
3.3.1 投资机制 |
3.3.2 组织机制 |
3.3.3 管理机构和决策机制 |
3.3.4 经营方式 |
3.3.5 利益连接机制 |
3.4 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分析 |
第四章 淮安典型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现状及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分析 |
4.1 典型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现状分析 |
4.1.1 沼气池的建立对当地农村家庭的影响 |
4.1.2 农户对于沼气物业化管理服务组织的态度 |
4.1.3 基本结论和启示 |
4.2 典型农村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分析 |
4.2.1 沼气协会——涟水模式 |
4.2.2 个人承包沼气物业管理站——楚州模式 |
第五章 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的投资与补贴策略 |
5.1 投资策略 |
5.1.1 政府投资策略 |
5.1.2 农户投资策略 |
5.1.3 金融机构投资策略 |
5.1.4 外资投资策略 |
5.2 政府补贴策略 |
5.2.1 完善设备购置补贴政策 |
5.2.2 启动农业保险补贴策略 |
5.2.3 创新农业补贴管理体制和机制 |
5.2.4 加强农业补贴的立法工作 |
第六章 结果与讨论 |
6.1 论文创新点及研究结果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效益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 |
第四节 主要资料情况 |
上篇 |
第一章 福建城市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 |
第一节 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 |
第二节 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 |
第二章 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1843-1911年)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兴盛 |
第二节 近代金融业的产生 |
第三节 近代工业的起步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兴起 |
第三章 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1911-1937年)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
第二节 金融业的转型 |
第三节 工业的发展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开展 |
第五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
第四章 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1937-1949年) |
第一节 沿海城市的停滞 |
第二节 省会内迁与内地城市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抗战后城市的恢复和萧条 |
下篇 |
第五章 区域中心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 |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透视 |
第六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 |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 |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分析 |
第三节 城市中的外国人 |
第四节 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的变化 |
第七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的发展 |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发展 |
第二节 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
第八章 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 |
第一节 晚清社会风俗的初变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嬗变 |
结语: 对近代福建城市变迁的总体考察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和顺县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实物供应站的做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D]. 初阔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6]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7]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D]. 石武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9]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物业化管理模式研究[D]. 李莉莉.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6)
- [10]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 林星. 厦门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