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坚持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韩美琳[2]（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胡炅坊[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董昀[4]（2019）在《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准确把握决策者的宏观调控理念为中心任务,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官方政策文献和学术文献,对七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总结。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思想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在1978年之前,决策者倾向于对经济运行实施行政干预和直接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调控手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行政性调控手段仍被保留下来,计划和市场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我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2012年以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实现了宏观调控理论的新突破。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经济政策总体框架的一部分,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思想和政策框架体系是决策者从国情出发,长期艰辛探索的产物,尽管借鉴了发达国家理论与实践中的有益成分,但从未照搬照抄。
刘芮嘉[5]（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陈景华[7]（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马建东[8]（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文中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3678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但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当前,在GDP增速普遍放缓、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投资效益加速递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形势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承载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重心西移、产业转型示范、优化城市和人口布局的重任。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资源环境约束紧、脱贫攻坚任务重、经济转型困难多,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查阅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文献资料,发现很少有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多是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概念、内涵、意义、测度方法和提升路径开展研究,或是对某个省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2006-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测度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不仅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体系框架,填补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方面的空白,还对现有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质量概念、指标体系设置、测度方法选择和时空差异分析技术等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掌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现状、变化趋势、时空差异特征和驱动因子情况,可为制定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分析各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提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优美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内容包括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七个方面。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特征,构建了由经济发展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安全性7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及32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正向指标21项、逆向指标11项,并对7个维度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考虑到权重设置在测度结果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客观赋权和主观赋权常用的4种方法优缺点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最后根据研究对象特征选择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共享性、创新性、绿色性权重分别为0.1924、0.1923、0.1855,三个维度权重之和超过总权重的一半以上,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将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第一动力,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增长了73.68%。重庆、陕西经济发展质量整体高于其它10个省份,广西、贵州、新疆、吉林、宁夏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虽基础较差,但年均增速相对较高。青海、西藏经济发展质量位居中国西部地区末尾。依据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值,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省份进行了聚类,从聚类结果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质量、较低质量和低质量四类。从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经济发展质量与各维度之间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维度稳步提升,尤其以重庆、陕西表现最为突出,与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正相关。协调性维度虽起伏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从0.0043提高到0.0074,提高了72.1%,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绿色性维度指数除四川外,其余11省份均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起伏大,说明部分省份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上仍然不够到位,但随着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绿色性维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正相关特征。开放性维度指数在起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特征。共享性维度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指数值从0.0081提高到0.0263,提高了224.7%,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最强,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着正相关。有效性维度指数起伏波动大,整体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应降低,二者呈正相关。安全性维度指数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但在当前形势下,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经济发展质量呈正相关。利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虽不显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因此,在减小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组间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不同层次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缩小。利用jenks自然断裂法对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聚类分析。从聚类结果看,层次间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从全域性和局域性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特征显着。从冷热点分布情况看,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冷点区省份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经济实力较弱省份,表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实力正相关特征。从标准差椭圆分布看,经济发展质量重心在重庆和陕西之间移动,但向重庆方向移动趋势更加明显,说明2006-201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高,提升速度也更快。通过利用要素贡献弹性和要素贡献率两个指数全面分析7个一级指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和制约性。总体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共享性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推动力,绿色性、有效性、开放性、安全性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不够强,甚至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最后,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特征、时空差异规律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拓志超[9]（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孙雁冰[10]（2019）在《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国理政思想在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思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和改善民生。稳中求进是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创新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改善民生是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赋予了税收调控在特定时期特定的调控职能。由于税收调控受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税制体系等方面的制约,为防止税收调控无效或过度,为控制和规避税收调控可能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税收调控的实施主要通过总量调整、结构调整和个别调整来进行,具体的说,税收调控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来实现。这三个方面是税收调控的三个维度,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形成政策合力,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这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税收调控合理限度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第一,经济标准。税收调控应立足于经济发展现状,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其核心在于税收调控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和谐统一。第二,财政标准。财政职能是税收的最基本职能,税收既要能满足国家必须的财政支出,又不能征收过多税收,妨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取之有度而民不伤”。第三,社会标准。税收调控能够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外部效应,如果税收调控不能够引起积极的社会效应,那么也不能认为税收调控是有效的。将总标准应用于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形成具体的判定标准。在具体标准的指导下,本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研究税收调控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科学定位税收调控,税收调控不是万能的,不应赋予税收调控无法承受的任务;完善税收制度,税收调控合理限度为税制优化提供可行性建议。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确定减税空间,优化税制结构,约束税式支出,全力服务发展大局,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促进派”;防范风险,把握好税收调控的“度”,可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和扭曲风险;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为下一步的政策提供建议。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然后从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研究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每个维度的研究思路是:一是进行现状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二是国际比较与借鉴,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发现我国税收调控与别国的差距。三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税收调控现状及问题,确定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最后,基于合理限度下,提出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和政策建议。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运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展开研究,本文共分为七章三个部分,一至三章为理论分析,四至六章为实证分析,第七章为政策建议。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方法、技术路径、重点、难点、创新点及研究存在的不足,确定了本文研究的主题、思路和基本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介绍税收调控理论,选取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税收调控思想进行综述,接着介绍我国关于税收调控理论的研究文献。其次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宏观税负调控区间、税制结构优化模式、税式支出合理约束三个方面的文献,最后梳理了税收政策方面的文献。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多基于理论层面,定量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确定了方向。第三章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税收调控的理论依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市场失灵理论、风险控制理论和治国理政思想。再从宏观和微观介绍税收调控的经济效应,然后指出税收调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对税收调控合理限度进行了界定。第四章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研究。首先介绍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和影响因素,再对我国宏观税负进行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然后在巴罗模型的基础上,用拉姆赛—卡斯—库普曼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最后在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探讨经济和债务所能承受的最大赤字率,最大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之差,全部用于减税,得到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下限,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为上限,从而确定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第五章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首先介绍税制结构的层次及量化标准,分析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并提出存在的问题,再从组合方式和相对地位两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然后,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宏观税负、税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税系、税类和税种结构优化方向。最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及问题,提出税制结构的优化模式。第六章我国税式支出合理约束研究。首先介绍税式支出的作用机理,接着分析我国税式支出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然后总结国际经验,提出合理约束税式支出,先要界定好税式支出范围,再要控制好税式支出规模,还要确定好税式支出结构。第七章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政策建议。在前几章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和政策建议。总体设计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总体框架。政策建议如下,第一,适度降低宏观税负:明确减税方向,选择减税策略,把握减税力度。第二,优化税制结构:继续降低增值税比重,提升消费税比重,完善企业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房地产税。第三,编制税式支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编制目的、编制范围、成本估计、绩效评价和管理模式。本文的创新点有:第一,贯彻治国理政思想,基于风险控制视角研究税收调控合理限度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为我国税收调控提供了方向,第一,我国正处于结构性改革时期,经济质量的提升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同时,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过重,无法为市场注入活力,这种情况就决定了税收调控的主基调是减税,这就对税制结构和宏观税负提出了要求,第二,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如结构转型、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等,这些对税式支出提出了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自觉的防范各种风险,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本文从风险控制的视角研究税收调控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可保证税收调控的有效性,可规避税收调控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估算宏观税负合理区间,服务减税政策本文基于改进的巴罗模型测算了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该水平作为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上限,又综合考虑赤字率、负债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测算出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下限。结合我国宏观税负现状,发现宏观税负水平偏高,应采取减税措施,该结论与我国当前的政策方向一致。用实际宏观税负率与合理区间下限的差乘以国内生产总值,得到最大减税规模。这从事前角度为我国当前减税政策提供参考,利于我国掌控减税空间,合理利用税收调控。第三,用实证分析法论证了税制结构的调整方向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税系结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实证结论是,提升直接税占比,宏观税负下降,经济增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税种变动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结论是降低增值税比重、营业税比重和个人所得比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税比重和企业所得税比重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这些结论为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提出了方向。第四,形成三位一体的税收调控体系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税收调控体系。从政府视角出发,政府调整税种以及税种要素,税制结构变动体现普遍性和确定性。政府通过税式支出对特殊纳税人进行税收减免,体现特殊性和灵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确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作用结果显示为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又反作用于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影响税制结构,影响税式支出的规模、方向及侧重点。本文基于风险把控视角研究这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旨在发挥政策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税收调控体系。
二、继续坚持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续坚持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与文献概览 |
| 二、“宏观调控”释义 |
| 三、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49-1977):加强国家计划控制 |
| 四、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78-1991):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 |
| (一)1978-1983年:“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
| (二)1984-1986年:市场化间接调控思想开始萌芽 |
| (三)1987-1991年:经验积累与思想融合 |
| 五、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92-2011):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 |
| (一)1992-1996年:正确处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二)1997-2002年: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初步成型 |
| (三)2003-2011年: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 |
| 六、中国宏观调控思想(2012-2019):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 |
| (一)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主线 |
| (三)适度扩大总需求: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七、总结与评论 |
（5）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供求问题的研究历史 |
| 二、关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研究动态 |
| 三、关于中国经济供求问题的研究动态 |
| 四、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前古典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一、古希腊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二、古罗马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三、西欧中世纪经院学派的供求思想 |
| 四、重商主义的供求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
| 一、重农主义回归生产 |
| 二、亚当·斯密对供求理论的系统概括 |
| 三、萨伊、李嘉图的供给决定论 |
| 四、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需求决定论 |
| 五、穆勒对两类商品价值决定的分析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特点 |
| 二、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缺陷 |
| 三、马克思对之前供求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微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
| 一、供给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二、需求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值 |
| 一、市场供求不决定市场价值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值 |
| 第三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 |
| 一、市场价格由市场价值决定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格 |
| 三、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求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竞争 |
| 一、市场竞争推动市场价值的形成和转化 |
| 二、市场价值与市场供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互动 |
| 第五节 马克思微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宏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
| 一、社会总产品供求和单个产品供求之间的关系 |
| 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总供求平衡 |
| 一、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第三节 总供求平衡的内在机制 |
| 一、总供求平衡的内容 |
| 二、总供求平衡的实现机制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失衡与经济危机 |
|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
| 二、供求失衡的调控 |
| 第五节 马克思宏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
| 一、以效用为中心的需求理论 |
| 二、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供给理论 |
| 三、供求均衡决定商品价格 |
|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一、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
| 二、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的理论 |
| 一、供给学派的概况 |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
| 三、供给学派理论的实践 |
| 第四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相同之处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内容区别 |
| 三、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本质区别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邓小平的市场调节供求理论 |
|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市场调节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江泽民的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 |
| 一、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经济社会形势剧变 |
| 二、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新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二、“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一、新时代我国市场供求情况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节 对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
| 二、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与马克思供求理论是一脉相承 |
| 三、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是在传承中发展 |
| 第六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供求发展 |
| 一、中国经济总供给的发展情况 |
| 二、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解读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评判分析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不平衡的原因解析 |
| 第三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指导 |
| 一、市场竞争机制消除供求总量不平衡 |
| 二、部门结构优化消除供求结构不平衡 |
| 三、生产进步推动供求平稳发展 |
| 四、生产与流通衔接促进产业资本循环 |
| 第四节 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消除体制弊端,发挥市场调节供求主导作用 |
| 二、注重发展质量,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
| 三、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供求平衡弹性 |
| 四、优化流通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匹配 |
| 第五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的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二、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 三、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五、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构建 |
| 第二章 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选择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取原则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三、指标体系说明 |
| 第二节 测度方法选择 |
| 一、指数测度方法 |
| 二、聚类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 第一节 数据处理和相关内容界定 |
| 一、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
| 二、相关内容界定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分析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省际分析 |
| 三、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类型划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分维度测度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创新性 |
| 一、经济发展创新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创新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协调性 |
| 一、经济发展协调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绿色性 |
| 一、经济发展绿色性维度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绿色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发展开放性 |
| 一、经济发展开放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开放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五节 经济发展共享性 |
| 一、经济发展共享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共享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六节 经济发展有效性 |
| 一、经济发展有效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有效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第七节 经济发展安全性 |
| 一、经济发展安全性时间序列分析 |
| 二、经济发展安全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间差异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二、总体差异分析 |
| 三、聚类差异分析 |
| 四、分层次差异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 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三、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算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综合分析 |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省份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平衡”与“均衡” |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 1.2.3 学术史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 1.2.1 税收中性 |
| 1.2.2 税收调控 |
| 1.2.3 宏观税负 |
| 1.2.4 税制结构 |
| 1.2.5 税式支出及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研究的创新点 |
| 1.5.4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1.1 西方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1.2 我国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2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 |
| 2.2.1 宏观税负调控区间研究 |
| 2.2.2 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 |
| 2.2.3 税式支出研究 |
| 2.3 我国税收政策研究 |
| 2.3.1 减税政策研究 |
| 2.3.2 优化税制结构研究 |
| 2.3.3 税式支出报告制度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4.1 现有文献的主要贡献 |
| 2.4.2 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3章 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 |
| 3.1 税收调控的理论依据 |
| 3.1.1 社会再生产理论 |
| 3.1.2 市场失灵理论 |
| 3.1.3 风险控制理论 |
| 3.1.4 治国理政思想 |
| 3.2 税收调控的经济效应 |
| 3.2.1 税收调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3.2.2 税收调控的微观经济效应 |
| 3.3 税收调控的局限性 |
| 3.3.1 外在局限性 |
| 3.3.2 内在局限性 |
| 3.4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界定 |
| 3.4.1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总标准 |
| 3.4.2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具体标准 |
| 3.4.3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质和量界定 |
| 第4章 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研究 |
| 4.1 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及影响因素 |
| 4.1.1 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 |
| 4.1.2 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 |
| 4.2 我国宏观税负现状 |
| 4.2.1 总量分析 |
| 4.2.2 相对量分析 |
| 4.2.3 税收弹性系数分析 |
| 4.3 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
| 4.3.1 与OECD国家比较 |
| 4.3.2 与金砖国家比较 |
| 4.3.3 国际比较结论及启示 |
| 4.4 基于改进Barro模型的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研究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数据描述 |
| 4.4.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4.5 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 |
| 4.5.1 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4.5.2 确定宏观税负合理区间 |
| 第5章 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 |
| 5.1 税制结构的层次及量化标准 |
| 5.1.1 税制结构的层次 |
| 5.1.2 税制结构的量化标准 |
| 5.2 我国税制结构现状及问题 |
| 5.2.1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
| 5.2.2 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3 我国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 |
| 5.3.1 组合方式比较 |
| 5.3.2 相对地位比较 |
| 5.3.3 国际比较结论及启示 |
| 5.4 基于PVAR模型的税系结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4.1 PVAR模型 |
| 5.4.2 数据描述 |
| 5.4.3 实证分析 |
| 5.4.4 主要结论 |
| 5.5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
| 5.5.1 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描述 |
| 5.5.3 结果分析1: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5.4 结果分析2: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6 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 |
| 5.6.1 优化税种组合方式 |
| 5.6.2 优化税类税种结构 |
| 第6章 我国税式支出合理约束研究 |
| 6.1 税式支出的作用机理 |
| 6.1.1 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 |
| 6.1.2 税式支出的抑制效应 |
| 6.1.3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研发税收优惠对产业结构影响分析 |
| 6.1.4 合理约束税式支出的必要性 |
| 6.2 我国税式支出现状及问题 |
| 6.2.1 我国税式支出的现状 |
| 6.2.3 我国税式支出存在的问题 |
| 6.3 税式支出制度的国际经验 |
| 6.3.1 清晰界定税式支出范围 |
| 6.3.2 注重控制税式支出规模 |
| 6.3.3 优化税式支出结构 |
| 6.3.4 建立税式支出报告制度 |
| 6.4 我国税式支出的合理约束 |
| 6.4.1 合理界定税式支出范围 |
| 6.4.2 合理控制税式支出规模 |
| 6.4.3 合理确定税式支出结构 |
| 第7章 基于合理限度下税收调控的政策建议 |
| 7.1 基于合理限度下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 |
| 7.1.1 指导思想 |
| 7.1.2 基本原则 |
| 7.1.3 主要目标 |
| 7.1.4 总体框架 |
| 7.2 降低宏观税负:总量把控 |
| 7.2.1 明确减税方向 |
| 7.2.2 选择减税策略 |
| 7.2.3 把握减税力度 |
| 7.3 优化税制结构:结构优化 |
| 7.3.1 逐步降低流转税比重 |
| 7.3.2 稳步提升所得税比重 |
| 7.3.3 完善财产税体系 |
| 7.4 编制税式支出报告:突出重点 |
| 7.4.1 编制目的 |
| 7.4.2 编制范围 |
| 7.4.3 成本估计 |
| 7.4.4 绩效评价 |
| 7.4.5 管理模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继续坚持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J]. 董昀. 金融评论, 2019(05)
- [5]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 马建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D]. 孙雁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