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主论》及其管理思想辐射（论文文献综述）
薛浩[1]（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杜威[2]（2020）在《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文中提出人与制度是管理的两个核心问题,管理的主体和本质是人,管理意欲达成目标的常态性手段是制度。制度中的人是凝结着理性特征的行为主体,是人类社会化活动中的理性存在者,亦即所谓“理性的人”。现代社会制度的建构是人类在社会化生活中的一种理性活动。制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无法离开人的理性精神、理性认识以及理性作用,而管理理论与实践同样是制度的理性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场域。因而,有必要以制度的理性问题为视角,就其所蕴涵的理性特征加以定义,挖掘其凝结的管理价值。本文意欲揭示制度内蕴的不同理性维度的内容与形式、功能与特征,立足制度的理性思想史,审思制度在不同管理时期呈现的理性样态、偏好与诉求,深度挖掘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在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价值,概要梳理两者在管理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偏失。它试图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制度的一元理性维度,探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的制度结构的二元理性解释模式,并在管理视界中展望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方式和应然之态。显然,本研究期望解决管理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维护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逻辑体系,以推动制度的持续创新与合理性化发展进程,最终实现促进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现代化中走向协同之路。这不仅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诉求,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制度自觉和张扬制度自信的现实需要。
杨舒涵[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行政价值观是行政主体（政府）对行政客体（行政系统）实施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解,代表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中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追求始终是一切为了人民,显着的人民性是中国行政价值观与西方行政价值观最本质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关注重点从以经济为中心,逐渐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并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价值维度更加多元,表现出持续的成长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价值观演化,也只是经济、社会形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和政策关注的重心有所变化,但行政价值观的核心仍然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以及政策终极指向必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价值追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的行政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先进水平,也为其发展完善提供经验借鉴。四十年来,上海的行政价值理念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重改革和建设到新世纪前后的重开放开发和市场化、国际化再到当前的更加注重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呈现出持续的演进与成长。但其核心价值取向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上海将市场化、法治化、服务化作为实现行政价值观的基本条件,率先践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最终归宿都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因此,完善中国行政价值观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并从思想、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共同推进行政价值观的落地。思想层面,重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和任务,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新理念指引发展。制度层面,重点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为保障,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全面推进人民民主和法治中国建设,以刚性的制度设计保障行政价值观的落实。实践层面,妥善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范围和渠道,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孙雯[4]（2019）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文中提出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架构形式,具有主权独立,民族统一,民族与国家认同一致,人民拥有主权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变迁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形态,国际社会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中国,也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和西欧强大民族国家的外在压力下,在数千年王朝国家的历史基础上,被动建立起民族国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民族国家就此诞生。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中国的国家进程和民族进程都比王朝国家时代发生了质变性的飞跃:国家主权得以明确;中华民族得到统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中华民族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成为现代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而成为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建设民族国家,追求民族复兴的能力日益增强。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还未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也相对复杂,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构建国家认同的时间还不长,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程度也有待提高。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国家建设的重任,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国家建设是不间断的历史接续过程。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国家主权疆域内,以统一的国族为基础,通过国家认同建设与族际政治整合,构建一个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统一的国族化政治共同体,以弥合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地域、宗教等结构层面的异质性,从而使中国在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国家主权的统一与人民主权的巩固,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正处在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而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历史民族的聚居区,是中国内陆疆域的边缘区域,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地缘与民族结构异质性最为突出的地区,既是中国民族关系与国族构建最为关键的区域,也是中国认同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更是中国主权风险最为集中的区域。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对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影响特殊而重大。目前,关于中国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研究日渐得到重视,但研究成果远不能满足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实需求,全面、系统分析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研宄成果也并不多见,与边疆在民族国家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以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性和紧迫性的现实很不匹配。当前中国理论界关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观念、方略、政策以及效果进行讨论,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传统治理经验对现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适用性及借鉴意义,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的研究路径,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任何具体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略要想发挥作用,都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为支撑,必须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放到当下的时代条件中去,放到国家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更有益、有效地探索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规律并获得经验上的启示。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但当代中国学界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角研究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几乎付之阙如。本文以民族国家构建的普遍逻辑为研究起点,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为研究背景,以当代中国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实为研究对象,分析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中的特殊地位,探索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国族建设、国家认同建设、族际政治整合、国家主权建设方面的特殊规律,提出“国家主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理念,强调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主权、国族建设、国家认同、族际整合方面对中国民族国家的特殊责任,建议强化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族建设、国家认同、族际整合、主权安全等方面的政治功能,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文拟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述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阐释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民族国家背景,对民族、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地区、国族、国家认同等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对民族国家理论、治理理论、国族理论等进行铺陈,为整体研究奠定基础。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梳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创立及全球扩展的历史,从中归纳民族国家的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以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主权独立、国族统一、民族与国家认同统一、人民主权——为线索,分析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特殊历程,指明国族建设、国家认同建设、族际政治整合、国家主权建设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历史任务。第二章,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阐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国族、国家认同、国家主权层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在要求,分析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国家中地缘与民族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概括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国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集中区域、国家认同统一的关键场域、国家主权安全的保障区域的特殊重要地位。第三章,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实挑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国家认同、族际政治整合、国际地缘博弈、宗教治理形势五个方面分析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实挑战,探索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规律。第四章,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国家战位。明确中国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地位与目标,论述“国家”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首要价值,强调从加强执政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功能与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促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相一致。
郑墩[5]（2019）在《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文中研究指明宪法的正确解释取决于正确的宪法观,正确的宪法观取决于正确的国家观。宪法归根结底处理的是整体与个人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形成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国家观,二者都是建立在超验预设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了解决二律背反,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应当对国家进行批判,这是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解决先验宇宙论二律背反给我们的启示。国家批判的首要环节是国家意识形态批判,在各种国家意识形态中,形而上学国家观最具代表性,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国家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概念的界定,出于有利于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国家的核心要素应当界定为政治统治关系,那么国家就是政治统治的现象总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哲学基础批判,这些哲学基础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具有片面性,却借用普遍性的名义以偏概全,从而成为为政治统治辩护的工具。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古典形而上学批判,古典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哲学是同义语,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出现了诸多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为相应的形而上学国家观奠定了哲学基础,二者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三种形态。首先,它可以区分成目的论的、理想主义的国家观和非目的论的、非理想主义的两种形态,后者只是本体论哲学的不自觉运用,将共同体的公意、传统、同质性等事物在本体论上预设起来,因此是纯粹的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其次,理想主义国家观又包含着极端与温和两种立场,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除理想之外毫不妥协,不承认其它事物的合理性,而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则将理想转化为理想层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和。于是,极端理想主义、温和理想主义、共同体主义就成为形而上学国家观的三种形态,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以柏拉图、奥古斯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为代表,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则以卢梭、柏克、施米特为代表。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许多共同的本质特性,它们都具备意识形态性,都秉持整体主义立场,并且以自己的逻辑将部分人视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使他们获得统治他人的正当权力。形而上学国家观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对它进行批判并未完成全部的批判工作。此外,还应当对其它国家意识形态,如社会契约论、科学主义国家观展开批判,最后还要从正面对国家进行分析。批判工作只有同时具备批评意义和分析意义才能完整,从正反两面对国家展开批判,最终才能建构正确的国家观。以上工作应当分步骤进行,完成对国家的批判工作,具备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有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分析各种国家观的哲学基础,对它们展开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宪法学元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宪法学的基础研究,一般侧重于在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内,对国家与宪法的元概念和元问题展开探讨,并将结论作为宪法学的理论基础。然而,世界观决定国家观,政治哲学的一般观念并非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而是取决于具有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国家观归根结底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此,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研究,将更有利于准确理解各种国家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根源,而且,哲学基础批判能够加强批判错误国家观的现实效果,产生更强的说服力。所以,这种宪法学基础研究的新思路,不仅有创新性,而且能够抛砖引玉,以期对宪法学的发展做出绵薄的贡献。
唐艳华[6]（2018）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文中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重心在基层。鉴于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对乡镇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不仅必要,更显迫切。但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过程中,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出现了动力不足、活力不强、流动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推进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发展,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治理我国基层干部懒政怠政现象的关键举措,更是贯彻落实中央从严管理干部最新政策法规的现实诉求,相关研究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在经历建国初期、人民公社、社改乡和新时代四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治理体系、干部效能、责任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因为薪酬制度固化、考核评价脱节、轻视心理管理、晋升条件过严和配套制度建设滞后而导致的激励约束失衡、薪酬激励不够、精神激励缺失和晋升激励不足等困境。在对江西省南昌市X区的干部薪酬、福利、晋升、考核、廉政制度系统考察中进一步发现,该区所辖乡镇中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存在失衡、失调、乏力、软化等问题。在国外,美国、日本和越南的基层公务员考核具体化、晋升程序化、薪酬分类化与奖励多样化等方面的经验非常典型,而国内无锡市滨湖开发区、济南市、黄石市三地干部考核任免、正向激励和容错免责激励机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归纳起来,国内外在考核激励、薪酬调节、职务晋升、培训教育的机制建设,为我国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为此,在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应重在完善政绩考评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动态监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六大机制”上着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第一,选取江西南昌市X区乡镇干部作为研究标本,系统分析了他们的薪酬、福利、晋升、考核、廉政等乡镇干部激励约束体系,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第二,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来探讨乡镇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经验范本和决策参考,拓展了公务员管理相关理论,且具有一定的推广和适用价值;第三,基于国内外典型经验的总结,从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一整套完善乡镇干部政绩评估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动态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的对策建议,在国内研究还比较少见,必将是一种较新的尝试。未来有关该问题研究,可以在加深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充分运用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激励手段与约束形式。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郑迟[8]（2018）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央视“春晚”在海外视频网站上的传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迅速蔓延,国家与国家间的文化主权边际被打破,多元文化与信息爆炸的冲击为文化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自媒体的热潮瓦解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表达壁垒,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机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如何改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值得思考。因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改进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来获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主要概念,寻找适宜的理论工具,分析传播媒介的变化倒逼文化传播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要求以及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流行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制约和促进作用。其次,选择既有传统文化元素——“春节”,又具当代文艺面貌的央视“春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YouTube、Niconico等海外自媒体视频网站上的传播情况,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为理论依据,以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案例分析工具展开案例分析。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采集央视“春晚”在YouTube和Niconico上的播放量、互动量、参与度和好评度四个维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采样其在YouTube上的观众评论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使用视频网站观看“春晚”是否能满足受众需求以及具体的满足内容和满足程度,从而发现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反响与接纳情况,归纳目前互联网背景下国际文化传播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最后,综合以上两方面研究,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通过挖掘现象背后的通性原因,举一反三,旨在探讨在互联网背景下利用新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以传递国家价值理念、展示文化软实力为根本目的,探求在互联网环境中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方式方法。既为文化传播本身提供理论依据,也能对互联网环境下对外传播平台建设等更宽阔的领域提供一定的借鉴,从而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一些对策建议,特别是为我们的文化宣传领域的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范拥军[9]（2016）在《乡级治理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为政之道以农为先,农村承载着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民生、生态厚重的内涵,是民族存续根脉、国家发展根基、人类衣食之源。郡县治则天下安,乡级政权机关是国家与农村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具有基础性、直接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特征。乡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没有乡级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为基础,吸收当代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在对中国传统治理理论扬弃的基础上,结合对“百村千户”（263个村2617户）农民的调查和对一些乡镇干部的调查访谈,深入剖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其对乡级治理的诉求,结合中国乡级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现状,从四个维度对乡级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乡级治理的历史变迁。任何治理创新都不能脱离历史文化和已有的治理路径。在传统社会,乡级治理经历了乡官制到职役制的演变。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孕育了皇权、族权和绅权三权融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乡村治理特质。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从清末乡镇自治制度创设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的实践,其虽有历史局限性,但都是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富民强的有益尝试。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功开展乡级民主治理。苏区民主治理从选举法创设到实践探索卓有成效。抗日根据地乡级民主选举富有特色,创造了画圈法、投豆法等选举办法。建国初期普选产生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乡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级人民政府,乡级政府有效地开展土改和社会经济文化管理。从1958年到1983年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这一治理模式超越了生产力,违背农民的意愿,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乡政府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文化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历史性变革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大农业的历史性变革,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在农村较为广泛应用,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也要求政府为其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农村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新型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济组织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农村企业主、职业农民、农民工、村干部、传统农民等社会阶层,不同阶层利益诉求不同,新兴阶层参政愿望较强;农村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农村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深深地影响着乡级治理;农民的民主素养、法律素养、文化素养显着提高,对乡级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整体讲,农村生产力、生产方式、人口结构、社会阶层、农民素养等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既为乡级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乡级治理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要求构建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力生成民主化、权力运行法治化、利益表达制度化、绩效考核科学化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培育建设现代农村小城镇、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美丽乡村的现代治理能力。第三部分:剖析了推进乡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发展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实施取消农业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乡镇政府的服务职能逐渐凸显,在农村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路径依赖,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机制没有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化而创新,乡级治理仍然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如下:乡级治理体系缺乏现代化特质。一是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新型社会组织处于被治理状态,缺乏参与管理的体制机制;同时乡级治理权力分割为“七站八所”,碎片化严重,缺乏整体性、协调性。二是考评体制不科学,治理客体评价缺位;监督机制不健全,群众监督缺乏平台和制度保障。三是农民利益表达非制度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四是乡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法定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扭曲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五是县乡关系职责不清、权责不明,呈现“随意性”“人治化”。六是乡级官员权力产生机制存在缺陷。目前一些地方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形式上是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产生,实际上是由上级党政领导任命,造成了一些乡镇领导唯上级领导命令是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乡级现代治理能力弱化。一是部分乡镇干部素质低,服务意识、奉献精神有待提高,科学决策能力不够,组织协调能力较差,依法行政能力不强,甚至少数乡镇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二是乡级治理主体在维护农村市场秩序,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能力不强。三是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民政治权益能力有待提升。四是供给公共产品能力不足,发展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建设农民精神家园能力较差。五是保护农村环境,建设美丽村镇,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措施不够。第四部分:从完善乡级治理体系、提升乡级治理能力两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推进乡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建构。构建多元治理机制,为农民、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构建参与乡级公共事务管理、监督的平台和制度保障;科学界定乡级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责和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能力;强化信息公开,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完备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让群众成为考评乡镇干部的主体;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完善信访制度、民主恳谈制度,维护群众的话语权和正常利益诉求;依法界定县乡政府间权责,实现权责法定;理顺乡级政权机关与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构建现代国家和社会关系。乡级治理的中枢是乡级党委政府,推进乡级党政领导干部权力生成体制改革,是完善乡级治理体系、提升乡级治理能力的治本之策。推进乡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乡级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级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以下路径:提升乡级干部的学习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提升乡级治理主体建设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具有现代产业和现代服务体系的美丽特色村镇的能力;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能力;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政治文明的能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涵养乡风文明,建设农民精神家园的能力;维护乡村治安、化解乡村矛盾,应对乡村突发事件,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的能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建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魅力村庄和宜游宜养的森林景区。综上所述,要通过创新乡级治理体制机制,构建多元、民主、法治、透明、高效的现代化乡级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乡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美丽村镇建设,使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得益彰,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安婕[10]（2015）在《福柯的治理术研究》文中认为福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从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中提取能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又与各种知识遗产产生思想撞击,裹挟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福柯转向了生命政治的研究工作。福柯创造了知识／权力与治理的技艺学。这些技艺学围绕着生命,也包围着社会,使得社会变得易于控制,也使得生命可以被投资。本论文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讨论福柯有关治理术的思想体系。治理术作为福柯研究生命政治的一个独特维度,既是政治哲学的改写,也是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围绕这两个主要线索,论文依托福柯文本,展开了治理术的谱系学梳理,同时尝试对福柯政治哲学及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提出新的见解。论文第一章主要研究治理术的源起。福柯将它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与古希腊传统的普适性法律权力不同,这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个体性的善意权力。这种权力与基督教牧领制度相结合,在牧领引导与反引导的运动中积蓄了冲出教堂的力量,从而有了侵入政治领域的可能。第二章分析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后的第一个具体化形式—国家理性。16世纪围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展开了治理术的大论战,由此契机治理术并入了政治领域,并且具体化为国家理性的形式。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术,模仿家政经济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两大技术装置,对内强调无限治理的治安技术,对外采用外交-军事的制衡战略。第三章探讨了政治治理术的蜕变和转折。治安国家对重商主义的征用逐渐表现出家政经济模式与主权庞大框架的不协调,国家理性逐渐成为治理术发展的障碍。18世纪下半期,重农主义借用人口-财富要素,使经济摆脱了家政模式,转而成为治理的对象。这引发了治理的变化。人口和经济的“自然”要求治理从无限治理转变为有限治理。这是西方治理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第四章论述治理术转折之后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最小的国家理性。福柯的自由主义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域,结合真理与法律的纠缠,来发现自由的消耗与生产的机制。这个机制既向我们表明治理术自我限制的可能,也像我们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而对危机的思考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点。第五章讨论作为新自由主义形式之一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20世纪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站在胡塞尔现象学、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交汇处,试图通过国家、市场、社会和人之间关系的重组,通过建构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的配合机制,来保证经济进程的自由不会损害社会,从而从经济合理性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第六章关注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对于福柯的治理术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由经济而生发的对于存在的思考方式和阐释学。基于休谟经验主义哲学,人的有目的的选择活动,即利益取舍,其起点不是理性的推理,而是本能的利益偏好对情感的触动。情感的本能性及其不可化约性为从行动出发去理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这种理解中,福柯带领我们发现了经济人主体的原理和市民社会的广阔空间。福柯治对理术的谱系学研究揭开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的面纱,这不是某种本质的玄想,而是行动和实践的敞开。治理术研究为权力关系分析附上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为主体的建构和生命的可能性提供了更深的思考。
二、《君主论》及其管理思想辐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君主论》及其管理思想辐射（论文提纲范文）
（1）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1.1 民间武术 |
| 1.4.1.2 自由 |
| 1.4.1.3 秩序 |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 1.4.2 理论基础 |
| 1.4.2.1 四因说 |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创新 |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方法 |
| 1.6.2.1 文献研究法 |
| 1.6.2.2 田野调查法 |
| 1.6.2.3 历史分析法 |
| 1.6.2.4 案例研究法 |
| 1.6.2.5 口述史方法 |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内容 |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8.1 研究重点 |
| 1.8.2 研究难点 |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1.2.1 兵操演练 |
| 3.1.2.2 隐匿民间 |
| 3.1.2.3 寓于舞中 |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1.3.1 战事之需 |
| 3.1.3.2 武举制度 |
| 3.1.3.3 任侠尚武 |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1.4.1 统一天下 |
| 3.1.4.2 治国理政 |
| 3.1.4.3 竞逐自由 |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2.2.1 流转授拳 |
| 3.2.2.2 民间结社 |
| 3.2.2.3 湖团组织 |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2.3.1 自然环境 |
| 3.2.3.2 政权迭变 |
| 3.2.3.3 社会变迁 |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2.4.1 驱除鞑虏 |
| 3.2.4.2 强国强种 |
| 3.2.4.3 自由放任 |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4.2.1 竞技武术 |
| 3.4.2.2 群众武术 |
| 3.4.2.3 学校武术 |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4.3.1 国家战略 |
| 3.4.3.2 政策利好 |
| 3.4.3.3 续写传统 |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 4.2.1 纷呈图景 |
| 4.2.2 地理分布 |
| 4.2.3 传承谱系 |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 6.1.1 自利则生 |
| 6.1.2 以正求反 |
| 6.1.3 自由扩张 |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 8.1 精英行动 |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 8.2 地方社会 |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 8.3 国家在场 |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 8.4 相互在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 附录8 :文件Ⅰ |
| 附录9 :文件Ⅱ |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三、主要创新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制度的理性问题解析 |
| 第一节 制度的理性概念界定 |
| 一、制度 |
| 二、理性 |
| 三、制度的理性 |
| 第二节 多角度审视制度的理性 |
| 一、制度的理性的性质 |
| 二、制度的理性的作用 |
| 三、制度的理性的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制度的理性维度表达形式 |
| 第一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的含义与规定性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 |
| 三、审思制度的工具理性 |
| 第二节 制度的价值理性 |
| 一、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含义与规定性 |
| 二、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
| 三、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基本向度 |
| 第三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逻辑关联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现象 |
| 三、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思想演进中的阶段性呈现 |
| 第一节 早期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形态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维护政治稳定统一的管理秩序 |
| 二、理性形态: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原始统一 |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偏好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技术管控下的高效率管理秩序 |
| 二、理性偏好:制度的工具理性优先 |
| 第三节 行为科学时期制度的理性偏好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人性张扬下的情感型社会秩序 |
| 二、理性偏好:制度的价值理性优先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诉求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复杂管理的协同整合秩序状态 |
| 二、理性诉求: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第一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偏失 |
| 第二节 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一、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 |
| 二、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偏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中实现整合的思考 |
| 第一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的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意义 |
| 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意义 |
| 三、制度人类学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影响 |
| 四、实用主义哲学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启示 |
| 五、结构功能主义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作用 |
| 第二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影响因素 |
| 一、管理制度的理性功能呈现非均衡性 |
| 二、管理制度的理性文化生态的制约性 |
| 三、管理制度的理性承载主体的异化性 |
| 四、管理制度的理性效度评价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方式的展望 |
| 一、管理制度观念: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观 |
| 二、管理制度共治:制度的公共理性的整合作用 |
| 三、管理制度艺术:“真、善、美”理性的统一 |
| 四、管理制度生态:工具性与价值性人格的共生 |
| 五、管理制度方法:制度的理性方法论范式寻求 |
| 六、管理制度实践:理性精神导引下的制度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源起和意义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学者关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关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观点与创新点 |
| 一、主要观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行政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行政的释义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三、行政价值、价值观及行政价值观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 一、内在价值取向:维护阶级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
| 二、终极价值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第三节 行政价值观的共性、个性及主要功能 |
| 一、行政价值观的共性、个性 |
| 二、行政价值观的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
| 二、强调效率、公平与法治 |
| 三、重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
| 第二节 行政价值观演进的思想文化根基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行政价值观演进的总体特征 |
| 一、阶级性和人民性 |
| 二、成长性和一致性 |
| 第三章 实证分析:来自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上海的城市简况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演进 |
| 一、上海行政价值观的分析视角 |
| 二、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
| 第三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
| 一、核心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 |
| 二、价值观取向的实践条件:市场化、法治化和服务化 |
| 三、价值观取向的整体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 第四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成因分析 |
| 一、上海发展的历史传承 |
| 二、上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
| 三、上海自身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五节 上海行政价值观的建设经验分析 |
| 一、在落实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加强行政价值观的建设 |
| 二、在破解发展难题的过程中实现行政价值观的提升 |
| 三、在引入民众参与的过程中促进行政价值观的完善 |
| 第四章 主要启示:完善行政价值观的路径建议 |
| 第一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一、以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 |
| 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制度保障 |
| 一、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二、坚持人民民主,拓宽公民参与 |
|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第三节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
| 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 结语 从应然到实然:一个未尽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 致谢 |
（4）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 |
| 一、民族国家的内涵与本质 |
| (一)主权独立 |
| (二)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关系 |
| (三)民族与国家的认同统一 |
| (四)人民主权 |
| 二、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建立 |
| (一)王朝国家时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
| (二)国家主权的独立 |
| (三)中华民族的形成 |
| (四)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的统一 |
| (五)人民主权的建立 |
| 三、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 |
| (一)国族建设 |
| (二)国家认同建设 |
| (三)族际政治整合 |
| (四)国家主权建设 |
| 第二章 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 |
| 一、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集中区域 |
| (一)民族关系纷繁复杂 |
| (二)国族建设任重道远 |
| (三)族际政治亟待整合 |
| 二、民族国家认同统一的关键场域 |
|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 (二)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 |
| (三)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 |
| 三、民族国家主权安全的保障区域 |
| (一)主权统一的战略要冲 |
| (二)人民主权的建设高地 |
| (三)世俗秩序的维护屏障 |
| 第三章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实挑战 |
| 一、国族建设相对匮弱 |
| (一)传统民族的“实体化”与中华民族的“虚拟化” |
| (二)西化分化势力对中华民族的解构 |
| (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建设的脱离 |
| 二、国家认同亟待加强 |
| (一)认同结构与认同顺序 |
| (二)认同危机与认同整合 |
| 三、族际政治整合乏力 |
| (一)族际政治整合理念落后 |
| (二)族际政治整合机制滞后 |
| 四、国际博弈形势严峻 |
| (一)边疆争夺与地缘战略博弈 |
| (二)分化渗透与认同政治博弈 |
| (三)领土分裂与主权安全博弈 |
| 五、宗教管理复杂紧迫 |
| (一)宗教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影响广泛 |
| (二)外部势力对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渗透加剧 |
| (三)宗教极端主义对现代国家世俗化原则的挑战 |
| 第四章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国家站位 |
| 一、明确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目标 |
| (一)“国家”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最高价值 |
| (二)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国家中的战略地位 |
| (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的一致 |
| 二、加强执政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功能 |
| (一)明确党的国族建设策略 |
| (二)发挥党的国家认同整合功能 |
| (三)推进党的族际政治整合功能 |
| (四)强化党的国家主权建设功能 |
| 三、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一)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族价值 |
|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家认同整合机制 |
| (三)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族际政治整合优势 |
| (四)强调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国家主权安全责任 |
| 结论 在治理中塑造认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
| 五、本文的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争论迭起：中国宪法学的难题 |
| 一、宪法释义学的局限性 |
| 二、立场分歧：宪法实现的困惑 |
| 三、宪法哲学：多元立场的理论基础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国家观的困惑：整体性与个人权利的二律背反 |
| 一、二律背反之正题 |
| 二、二律背反之反题 |
| 三、正题之证明 |
| 四、反题之证明 |
| 五、结论：国家观的困惑 |
| 第三节 康德的启示：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 |
| 一、康德的启示：纯粹理性批判 |
| 二、国家批判的必要性 |
| 三、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 |
| 第四节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理论前提 |
| 第一节 国家：实施统治的政治体 |
| 一、“国家”概念的四种主张 |
| 二、国家批判中“国家”概念的确定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批判 |
| 一、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
| 二、意识形态分析：含义、功能与阶段 |
| 三、意识形态批评：政治统治的工具 |
| 第三节 古典形而上学批判 |
| 一、古典形而上学在哲学史发展逻辑中的地位 |
| 二、古典形而上学的内涵 |
| 三、古典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 |
| 第三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的三种形态及其批判 |
| 第一节 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批判 |
| 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批判 |
| 三、教皇专制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批判 |
| 二、阿奎那政治学说批判 |
| 三、黑格尔伦理国家观批判 |
| 第三节 共同体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卢梭共和国理论批判 |
| 二、柏克保守主义批判 |
| 三、施米特政治共同体理论批判 |
| 结论 |
| 一、形而上学国家观的谬误 |
| 二、对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展望 |
|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6）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和综评 |
| 1.2.1 海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构思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总体构思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创新 |
| 1.4.1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全面从严治党与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逻辑关联 |
| 2.1 全面从严治党对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出的新要求 |
| 2.1.1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 |
| 2.1.2 全面从严治党赋予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新使命 |
| 2.1.3 全面从严治党给予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新标尺 |
| 2.2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界定 |
| 2.2.1 我国乡镇干部的界定及特点 |
| 2.2.2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概念 |
| 2.2.3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容 |
| 2.3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构成分析 |
| 2.3.1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构成要件 |
| 2.3.2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结构特征 |
| 2.3.3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功能 |
| 2.4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的理论依据 |
| 2.4.1 公务员人性理论 |
| 2.4.2 激励管理理论 |
| 2.4.3 干部监督理论 |
| 2.4.4 干部考核理论 |
| 2.4.5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 |
| 第3章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反思 |
| 3.1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历史考察 |
| 3.1.1 建国初期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
| 3.1.2 人民公社体制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
| 3.1.3 社改乡后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
| 3.1.4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
| 3.2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的主要成效 |
| 3.2.1 乡镇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
| 3.2.2 乡镇干部效能显着提高 |
| 3.2.3 乡镇干部责任机制健全 |
| 3.2.4 乡镇干部管理体系逐步规范 |
| 3.3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推进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的现实依据 |
| 3.3.1 紧抓严抓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 |
| 3.3.2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3.3.3 治理基层干部懒政怠政的现实诉求 |
| 3.3.4 中央管理干部最新政策法规的内在要求 |
| 第4章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困境及成因 |
| 4.1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效果的总体评价 |
| 4.1.1 行政效率全面提升 |
| 4.1.2 工作作风逐渐转变 |
| 4.1.3 公共行政支出大幅降低 |
| 4.1.4 社会评价显着改善 |
| 4.2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困境 |
| 4.2.1 激励约束失衡 |
| 4.2.2 薪酬激励不够 |
| 4.2.3 精神激励缺失 |
| 4.2.4 晋升激励不足 |
| 4.3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存在困境的具体成因 |
| 4.3.1 薪酬制度固化缺乏动态调整机制 |
| 4.3.2 考核评价脱节导致结果运用不足 |
| 4.3.3 轻视心理管理导致精神激励缺乏 |
| 4.3.4 晋升条件过严导致个体发展受限 |
| 4.3.5 配套制度建设滞后难以形成合力 |
| 第5章 案例分析:江西南昌X区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剖析 |
| 5.1 江西南昌X区乡镇干部基本情况分析 |
| 5.1.1 X区基本区情 |
| 5.1.2 X区乡镇干部的基本情况 |
| 5.1.3 X区乡镇干部队伍构成的不足分析 |
| 5.2 江西南昌X区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 |
| 5.2.1 干部薪酬福利制度 |
| 5.2.2 干部晋升制度 |
| 5.2.3 干部教育制度 |
| 5.2.4 干部考核制度 |
| 5.2.5 干部廉政制度 |
| 5.3 江西南昌X区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 |
| 5.3.1 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效应失衡 |
| 5.3.2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两者间失调 |
| 5.3.3 竞争机制不畅导致晋升激励乏力 |
| 5.3.4 考核深度不足导致考核约束软化 |
| 5.3.5 薪酬激励不活导致不公平感激增 |
| 第6章 创新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
| 6.1 国外基层公务员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6.1.1 美国基层公务员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6.1.2 日本基层公务员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6.1.3 越南基层公务员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6.2 国内基层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6.2.1 江苏省无锡市蠡园经开区干部考核任免机制 |
| 6.2.2 山东省济南市基层一线干部正向激励机制 |
| 6.2.3 湖北省黄石市基层干部容错免责激励机制 |
| 6.3 国内外基层公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的主要启示 |
| 6.3.1 健全基层公务人员目标考核激励机制 |
| 6.3.2 健全基层公务人员薪酬调节机制 |
| 6.3.3 健全基层公务人员职务晋升机制 |
| 6.3.4 健全基层公务人员理想信念培训机制 |
| 第7章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创新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对策 |
| 7.1 完善乡镇干部政绩考评机制 |
| 7.1.1 完善乡镇干部政绩评估体系 |
| 7.1.2 健全乡镇干部考核约束机制 |
| 7.1.3 健全乡镇干部考评应用机制 |
| 7.2 完善乡镇干部政选拔任用机制 |
| 7.2.1 准确把握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导向 |
| 7.2.2 进一步健全干部选拔程序 |
| 7.2.3 用公平竞争深挖优秀人才 |
| 7.2.4 用公正遴选实现选才规范 |
| 7.3 完善乡镇干部正向激励机制 |
| 7.3.1 健全乡镇干部晋升激励机制 |
| 7.3.2 健全乡镇干部物质激励机制 |
| 7.3.3 健全乡镇干部精神激励机制 |
| 7.4 完善乡镇干部动态监督机制 |
| 7.4.1 强化制度执行刚性 |
| 7.4.2 推进施政行为公开 |
| 7.4.3 加强干部道德约束 |
| 7.5 完善乡镇干部容错纠错机制 |
| 7.5.1 建立全方位的干部容错机制 |
| 7.5.2 建立健全与容错机制相衔接的纠错机制 |
| 7.5.3 建立健全干部错误预防机制 |
| 7.6 完善乡镇干部责任追究机制 |
| 7.6.1 完善乡镇干部纪律惩戒制度 |
| 7.6.2 健全乡镇干部追责问责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调研方案 |
| 附件二: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调查问卷 |
| 附件三: 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
| 附件四: CN镇干部职工绩效考核办法(试行)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互联网背景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央视“春晚”在海外视频网站上的传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特点与不足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基础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认识国际传播 |
| 一、国际传播的概念与特征 |
| 二、新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主要的传播媒体 |
| 一、式微中的传统媒体 |
| 二、新兴起的网络媒体 |
| 第三节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
| 一、文化与软实力的概念内涵 |
| 二、文化传播与软实力的作用途径 |
| 第四节 大众传播领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
| 一、理论概念与模型 |
| 二、理论应用 |
| 第三章 央视“春晚”海外视频网站传播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设计 |
| 一、案例设置 |
| 二、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案例1:央视“春晚”在YOUTUBE上的传播与反响 |
| 一、整体播放情况分析 |
| 二、2017年具体播放情况分析 |
| 第三节 案例2:央视“春晚”在NICONICO上的传播与反响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与总结 |
| 一、案例1与案例2的对比分析 |
| 二、受众的使用动机与满足情况分析 |
| 三、归纳总结 |
| 第四章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互联网引发的传播革命带来新的挑战 |
| 一、互联网与全球化打破了国家与国家间的文化主权边际 |
| 二、互联网与自媒体打破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表达壁垒 |
| 三、多元文化与信息爆炸冲击下个体信仰与身份认同的迷思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 |
| 一、价值内涵认识不足导致内容创作缺乏深度 |
| 二、受众定位模糊导致作品缺乏目标针对性 |
| 三、受众本位意识缺失导致传播方法跟不上新媒体特性要求 |
| 四、传播主体缺乏协作导致传播效果未能叠加反而弱化 |
| 五、扶持资金多头分散及政策保障有待完善 |
| 第五章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深挖文化来丰富对外传播形式内容 |
| 一、搜集海外受众的文化需求 |
| 二、鼓励机构与个人深耕创作 |
| 三、整合基金以贯通扶持渠道 |
| 第二节 融合媒体以建立海外传播“中国军团” |
| 一、建立官方、民间、国际媒体协作的多层次传播格局 |
| 二、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辅相成的多形态传播渠道 |
| 三、建立海外传播“中国军团” |
| 第三节 团结华人并鼓励全球公众共同参与 |
| 一、引导和调动网民来实现泛在式传播 |
| 二、团结和鼓励海外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 三、设立“中华文化友好使者”国家勋章 |
| 第四节 通过留学机制促进中外文化浸入式交流 |
| 一、聚焦青年群体进行传播主体长期培育 |
| 二、鼓励中国留学生积极传播中国文化 |
| 三、吸引海外青年来华学习体验中国文化 |
| 第五节 优化政策以保障对外传播持续发展 |
| 一、建立海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 |
| 二、优化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管理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乡级治理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 |
| （二） 乡级治理、乡村治理、农村城镇化 |
| 四、研究的思路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论 |
| （三） 国外基层治理理论 |
| 第一章 乡级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社会农村乡级治理及其特征 |
| （一） 夏商至隋唐乡官治理模式 |
| （二） 唐宋至清末的职役制模式 |
| （三） 传统社会乡级治理的特征 |
| 二、清末至民国的乡级自治 |
| （一） 清末乡级自治的尝试 |
| （二） 民国时期的乡级治理 |
| 三、中国共产党乡级治理的发展 |
| （一） 革命根据地的乡级治理 |
| （二）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级治理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级治理 |
| 第二章 当前农村社会变革对乡级治理的影响 |
| 一、农村生产力发展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一） 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二） 非农产业发展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对乡级治理影响 |
| （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结构变化 |
| （二） 农村人口流动对乡级治理的积极影响 |
| （三） 农村人口流动对乡级治理的消极影响 |
| 三、农村社会阶层变化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四、农民素质提升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一） 农民法律素养增强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二） 农民民主素质提升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三） 农民文化素养提高对乡级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
| 第三章 推进乡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
| 一、乡级治理体系缺乏现代化特质 |
| （一） 乡级治理结构单一化和碎片化 |
| （二） 乡级治理职权界定不够规范化 |
| （三） 乡级治理权力生成不够民主化 |
| （四） 利益表达回应机制缺乏制度化 |
| （五） 信息公开缺乏真实性和常态化 |
| （六） 乡级官员考评机制不够科学化 |
| （七） 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关系行政化 |
| （八） 县乡治理主体关系有待法治化 |
| 二、乡级现代治理能力弱化及其表征 |
| （一） 一些乡级干部素质差行为失范 |
| （二） 引导农业现代化发展能力不足 |
| （三） 建设农民精神文化家园能力低 |
| （四）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能力欠缺 |
| （五）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能力不够强 |
| 第四章 推进乡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建构 |
| 一、构建农村乡级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 |
| （一） 构建乡级现代多元治理体制 |
| （二） 科学界定乡级治理主体职能 |
| （三） 健全乡级权力民主生成机制 |
| （四） 构建群众利益表达回应机制 |
| （五） 健全乡级政务信息公开机制 |
| （六） 完善乡级民主监督检查机制 |
| （七） 构建乡级多元并重考评机制 |
| 二、构建治理主体层级间现代运行机制 |
| （一） 构建乡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 |
| （二） 构建县乡间法治化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推进乡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
| 一、提升干部素质、培育现代治理能力 |
| （一） 提升干部素质优化干部队伍 |
| （二） 培养乡级干部现代治理能力 |
| 二、培育建设农村特色小城镇能力 |
| （一） 打造现代特色宜居农村城镇 |
| （二） 构建农村城镇现代产业体系 |
| （三） 建设农村城镇现代服务体系 |
| 三、培育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能力 |
| （一） 培育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能力 |
| （二） 提升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能力 |
| （三） 建设农民精神文化家园能力 |
| （四） 培育建设现代美丽乡村能力 |
| （五）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
| （六） 涵养乡级依法依规治理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福柯的治理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源起：牧领制度 |
| 第一节 希伯来牧领权力：治理与统治的分野 |
| 第二节 基督教牧领制度：个体化与总体化的悖论 |
| 第三节 治理术：引导与反引导的运动 |
| 第四节 小结：牧领主题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偏移 |
| 第二章 整合：国家理性 |
| 第一节 国家理性的诞生：治理术的新连续性 |
| 第二节 国家理性的意蕴：治理术在经验、知识及权力间的新关系 |
| 第三节 国家理性的治理(一)：对外有限治理的军事-外交技术装置 |
| 第四节 国家理性的治理(二)：对内无限治理的治安技术装置 |
| 第五节 小结：经济与福柯对治理术的整合 |
| 第三章 蜕变：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 |
| 第四章 批判：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自然与界限相互定义及自我批判的自由主义实践 |
| 第二节 市场：真理与法律的相互纠缠及效益估算的自由主义治理实践 |
| 第三节 自由：自由的生产、消费与安全、危险的共生及自由主义危机 |
| 第四节 小结：安全作为权力装置与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治理实践 |
| 第五章 重塑：德国秩序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切入点：国家 |
| 第二节 秩序自由主义配置的第一步：穿越灾难场—作为分析常量的纳粹主义 |
| 第三节 秩序自由主义配置的第二步：反转—从自然主义“交换”到胡塞尔现象学“竞争”及韦伯历史社会学批评 |
| 第四节 秩序自由主义配置的第三步：发明新的资本主义样式—干预机制与法律规则体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
| 第六章 反思：美国新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作为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行为与经济 |
| 第二节 美国新自由主义思考模式之下的经济分析：劳动、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的经济学 |
| 第三节 美国新自由主义思考模式之下的社会分析：犯罪、惩罚与新的法律观 |
| 第四节 美国新自由主义配置下的存在方式及政治哲学再思考：经济人与市民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君主论》及其管理思想辐射（论文参考文献）
- [1]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薛浩.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2]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D]. 杜威.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D]. 杨舒涵. 上海大学, 2019(03)
- [4]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D]. 孙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D]. 郑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6]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D]. 唐艳华. 湘潭大学, 2018(12)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互联网背景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央视“春晚”在海外视频网站上的传播为例[D]. 郑迟.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9]乡级治理现代化研究[D]. 范拥军.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10]福柯的治理术研究[D]. 安婕.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