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建立个体、私营经济统计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褚雷[1]（2021）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健康。自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医疗保险制度以来,该制度在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减轻个体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2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13.6亿人,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制度整合并轨不断加快,筹资和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病有所医”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增进民生幸福业已成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主题。在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下,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开始逐渐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成为监测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新兴方式与手段。那么,作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重要公共民生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论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主要基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并结合医保政策实际运行来开展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国内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以后,大多为对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经验性研究。总的来看,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分析,但是直接关注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相关研究在理论逻辑分析、作用机制探讨及现实问题聚焦等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些核心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公共政策视阈下,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围绕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的意义为: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公共政策视角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分析评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分析,能够为从提升居民幸福感入手,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建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幸福感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概念探讨和相关研究。在幸福感概念界定上,重点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内容的视角出发定义本研究所探讨的幸福感概念,并借鉴已有研究工具加以操作化处理;在基本医疗保险概念界定方面,主要考察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分别以参与度、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加以操作化处理。本研究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居民健康、防范安全风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融合并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基本功能,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述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5个理论模型,分别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需要满足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和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同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分别基于全国层面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2年数据（主要验证收入分层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和笔者自行开展的山东城乡居民2020年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主要验证需要满足机制和功能性活动机制）,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为:（一）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方面:（1）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在CGSS全国数据和山东调查数据中都得到证实;（2）基于CGSS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女性居民和35-59岁的中青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着,而对城镇居民、男性居民和其他年龄层次居民的影响则不显着,此结果可能与数据调查年份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的政策调整变化有关,此外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3）基于山东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居民在幸福感方面高于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的补充性作用。（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方面:（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收入分层效应机制在CGSS全国数据层面得到证实,可知基本医保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增进居民幸福感发挥了积极作用;（2）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社会融合效应机制未得到证实,即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虽分别都与居民幸福感显着正相关,但两者交互作用不显着,有关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3）基于需要满足理论提出的健康、安全感和公平感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可知现行基本医保在满足居民健康、减少生活风险和维护社会公平等需要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的功能性活动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即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改善感等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比较低的居民功能性活动水平（包括社会参与、休闲参与和社会信任水平）要高,而较高的功能性活动水平又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着的正向作用。（三）居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分析方面:（1）CGSS全国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体验指数、享有发展体验指数）以及10个维度的均分皆在理论中位数以上,但10个维度中知足充裕、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要低而山东调查显示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平稳,但心理健康指数和身体健康指数也有待提升。由此可知,当前居民幸福感总体平稳,但身心健康方面的幸福体验还有待增进;（2）CGSS全国层面数据和山东居民调查数据基本都显示了,女性居民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务农群体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其他职业类别群体,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基于山东居民调查数据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居民评价情况分析:（1）调研样本居民的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5%;（2）调研样本居民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和公平感总体评价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改善感相对略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与居民体验的滞后性;（3）总体上,老年人群体、男性群体、低学历群体、非在婚群体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较其他群体要高,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得分则较低,农业户口群体的基本医保改善感显着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基本医保对于农村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较大投入力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但也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个体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和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保投入与保障力度。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研究从公共价值、制度结构和经办机制入手,分析归纳制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功能发挥的因素,重点阐述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基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度结构（聚焦公平幸福价值取向）、政策实施（侧重需求分析与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效能（凸显可行能力导向与共享发展）和管理服务（体现精准标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保障机制）四个层面共11项建议。
侯恩宾[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温健纯[3]（2021）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配置,这在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融合与大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与风险。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这既为原本资金匮乏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丰富的外部资本,进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在这些危机的身后,均有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波动而采取了频繁调整经济政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成为左右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与影响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利因素促进我国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这其中,如何准确分析和估计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从而趋利避害,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亟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意义重大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将通过八章内容开展研究。论文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研究意义,然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度与应用,跨境资本流动的类别划分和度量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等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和归纳,从而对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政策有效性及国际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已有文献存在不足方面主要有三:（1）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将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作为背景考虑因素的已有文献较少,更是缺乏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2）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3）对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研究,尤其对基于资本流动规模、流向和波动的研究较为缺乏。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分析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第4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统计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情况,包括指标构建和具体使用;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包括具体项目下的流动特点,以期为政策启示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中,重点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构成及其表现,其中包括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表内资本流动项目的流出和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3）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经由全球EPU指数的分段表现可以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增强的特征。第5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的加大,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抑制效应,跨境资本净流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较低的国家、低金融机构效率国家、高外债资本存量国家以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中,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净流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在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国家、高宏观金融风险国家以及高金融机构发展指数国家中,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境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大。第6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净流出规模增加会对本国宏观杠杆产生负向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对本国杠杆产生正向影响;（2）分部门来看,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增加会显着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上升会对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期,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部门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私营部门杠杆率的提升。第7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97-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流动确实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3）虽然总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也可以表现出其有利于虚拟经济稳定的一面。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归纳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具体措施包括: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利用跨境资本维持适度宏观经济杠杆率;加强跨国公司融资风险管理;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防范;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能力。
陈国凌[4]（2021）在《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则是投资。目前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譬如说我国国务院所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曾经明确提出,缩小城乡差距、增强我们国家经济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就业率、实现共同富裕等都与个体及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它们的繁荣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而言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曾表明民间投资当前已经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我国就业率、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延边地区的经济与过去相比出现了较大的进步,而在此过程中民间投资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且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民间投资的发展也应不仅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还要寻求质量上的改变;同时,延边地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力求民间投资高效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不同的阻碍。本文首先是对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与分析,然后对现阶段所处的实际情况进行阐述,通过理论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经济功能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撰写该文章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进行搜集与整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民间投资概念与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其次,选取延边地区2006年至2019年的相关数据,对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总量、比重、资金来源和投资模式的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其中在民间投资的模式变化上主要对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新型投资模式即公私伙伴合作（PPP）投资模式情况的概述,并且,对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发展成就进行分析,包括民间投资对延边地区GDP、就业情况、经济结构、财政收入、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的贡献,发现延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再次,从政府角度、市场角度和民间投资主体的角度来找出阻碍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选择发达的浙江省的民间投资出色发展经验为参照依托,采用浙江省2006年至2019年的相关数据探讨其民间投资发展,从而为探究延边地区的民间投资发展提供参考;最后,借鉴浙江省的成果,以延边区域民间投资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作为切入点,提出可以对其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针对性建议。
王淑娟[5]（2021）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文中认为不同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由于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等原因使得企业往往会遭受严重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体系作为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外部融资来源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尤其是新兴的数字金融更是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融资占比却逐年下降,内部融资占比逐年上升。那么,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究竟面临何种程度的融资约束呢?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了什么作用?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能否有效地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呢?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发投资和融资约束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融资约束后果出发重新界定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用企业实际研发投资支出与最优研发投资支出的偏离程度表示,偏离程度越大代表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接着,从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探讨了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基于金融功能理论,从“信息管理”、“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三种路径阐释传统融资渠道和数字金融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并描述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面临的融资的现实状况。接着,基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及其形成机理,利用2008-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在融资约束程度度量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欧拉方程实证检验传统融资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此外,本文还通过理论和实证考察了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融资渠道对其缓解效果的差异性表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实际的研发投资水平远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说明中国研发投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传统融资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得以实现,且内部融资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而债务融资不利于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表明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渠道来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而外部融资渠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中介效应的传导机制看,债务融资不利于通过“信息管理”和“融资成本”两种作用机制来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相反股权融资发挥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且主要是通过“融资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的;（3）数字金融显着降低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从中介效应机制看,数字金融通过“融资成本”和“信息管理”两条路径来缓解融资约束,但是“融资来源”中介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虽然提升了企业融资来源,但因债务融资会提高融资约束程度,导致数字金融通过扩展融资来源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被抵消。同时,从企业异质性看,不同融资渠道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创新点为:（1）首次将研发投资资金需求这一视角加入,从资金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并就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进行了区分;（2）定量测度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企业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大小,从而更深入和清晰地认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中介机制,探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优化作用,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融资渠道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为优化企业研发投资融资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周旋[6]（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重商主义学派代表学者托马斯·孟提出“汇率变动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汇率就被各国政府当作调节对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具,以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对本国有利的地位。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能够促进出口,升值会抑制出口。21世纪初,国外学者们曾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看作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乏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94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伴随着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呈升值状态。很多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这种正向关系称之为“中国汇率调整之谜”。在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间品贸易、出口汇率弹性、需求供给变动等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世纪初期,Melitz（2003）开创性地发展了出口选择理论,他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经典垄断竞争模型中,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企业出口选择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宏观视角扩展到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微观视角。在国内,基于微观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而且这些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贸易方式、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而忽略了作为中国企业重要异质性特征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Li and Yu,2009;Egger and Kesina,2010）,政府和各级机构也将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会在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因为与政府目标的差异或自身资本积累的特性,导致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显着差异。因此,将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纳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出口企业融资特性,放宽了Chaney（2016）对企业出口的融资不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与生产率不完全相关的融资约束出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的三种作用机制,即当本币升值时,汇率会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同;本币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且融资约束机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汇率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汇率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出口,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当汇率通过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正效应大于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的负效应之和时,本币升值就会促进出口,从而找到了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9涵盖两个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周期和受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私营企业的出口飞跃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变动的关系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普遍较小,私营企业面临的平均融资约束超过国有企业的5倍还多,且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差异特征,出口占比前五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中有四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平均融资约束都较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出口汇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从大部分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融资约束较高的行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次,为了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探寻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原因,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做了总样本、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低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却会增加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三种作用机制均存在,且融资约束机制双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方向,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汇率变动的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较大,超过了价格竞争和生产率机制作用之和,所以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出口;第三,企业出口动态决策选择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市场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本币升值会提高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而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处行业如何,在已出口企业对是否退出市场选择时,融资约束机制作用均较小,所以本币升值会使得已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升高,并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减出口量选择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本币升值会促进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加出口量。最后,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分别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避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张莅黎[7]（2021）在《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是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在回答且一直没有满意答案的命题。起初人类只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就可以实现增长,而随着分工的出现,市场的形成,资本、技术介入到经济增长中,使得生产函数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学家们把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其他因素放入“余值”,全要素产生率也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后来,研究者又把制度、空间等因素从“余值”中分离出来。显然,随着生产从简单到复杂,市场从分割到连通,分工从单一到多样化,新的增长要素不断涌现,新业态的不断催生,产业关联也日益网络化,导致经济增长动因难以完全揭示。产业关联虽然没有被经济学所遗忘,从魁奈的《经济表》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从经济统计上已全面测度了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也可用于识别主导产业、产业的价值链位置等。然而,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究竟是如何促进一国或地区增长,仍是一个缺失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上的缺位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环节错配,更难解释一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孤立的产业是不存在的,产业只有在投入产出关联中形成产业体系才能发展。那么,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是否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为什么一国内部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发展得好,即规模大质量高?本文将从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全面揭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对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联系,提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假说,把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全要素”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增长因素,从而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从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视角探讨产业集聚的经济学原因,不仅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有效拓展,也为产业集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另外,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位置的不同导致了主导产业的不同,又进一步决定着经济增长动力与增长质量,从而解释了一国内部地区在相同制度安排下的发展差距,这对产业结构理论及地区差距成因理论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统计方法上,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通过构建产业关联距离的概念,进一步经计算得到产业关联矩阵,并将其引入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然后再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以中国规模以上、多所有制的34个工业产业和地区42个产业为样本,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进行全面测度,实证由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起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差距的形成。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全面的验证,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的结论:一是,在没有新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产出关联、资本关联和劳动力产联产生了增长效应,同时由于不同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所有制产业的关联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的构建,对20072012和20132018年两阶段中国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34个工业产业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自相关性进行测度,结果均说明34个工业产业间存在着显着正向的产业关联自相关性,并据此对产业关联集群进行分类,发现规模以上和多所有制的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存在差异性,并且不同时期因产业关联发生改变,也会使得产业关联集群内的产业存在差异。二是,中国工业产业的中心和外围产业关联集群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且在未考虑产业关联的情况下,普通经济增长模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或低估产业关联集群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剔除短期效应后,在长期协整均衡下得到的生产函数将更为真实地揭示出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工业产业的增长本质。三是,在产业关联下,不同组织制度安排的工业产业间产值、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联传递和溢出效应也明显不同。总体上看,关联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存在着负向效应,即一个产业的资本投入会抑制其他产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负面影响,而关联劳动则都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正面影响。四是,在相同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产业关联的不同导致了产业链上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也明显不同。从中国情况看,相对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高端,且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较明显,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低端。以全国、上海市、湖北省和云南省为样本,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得到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并从各地区划分出的四类产业关联集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地区中心产业关联集群的差异性。五是,一国内分区域和地区间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有所不同。首先就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受到最终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最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出口需求拉动最大。西部地区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经济增长受关联产业的消费需求拉动作用较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关联投资阻碍作用和关联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大。上海市经济增长受到最终消费的拉动最大,其次是出口和投资,而湖北省和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则受出口的拉动最大,其次是最终消费和投资。在产业关联的增长效应下,三个地区都受到关联投资的负向作用和关联出口的正向作用,除上海市外均受到关联消费的正向拉动作用。鉴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含义:首先是对于外循环,应打通产业链上各环节,加强产业关联同时强化价值链分割,推动制造业全面且深入的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重构中,在外循环中提升中国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潜在规模,提升产业链韧性以抗风险;其次是对于内循环,中国应打破产业分割以缩短产业关联距离,推动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在内循环中实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再次是要通过地区产业关联再造,实现欠发达地区产业链上中心——外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扩大中心产业关联集群集聚规模的同时,也要推动中心产业关联集群向高端移动,充分带动外围产业发展;最后是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政策,消除地区间产业转移障碍,通过国内价值链的内部循环以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内外双循环中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王永仓[8]（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范璐璐[9]（2021）在《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风险、双平衡约束与规避机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等发展趋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本文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趋势下养老金保障潜在风险及显化可能性进行预判,增强对退休期养老保障给付动态变化的预见性,是对提高民生福利水平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前瞻性研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民生思想的贯彻落实和理论回应。随着预期寿命逐渐提高,参保者养老金领取周期显着延长,退休期内养老金保障风险加大并且具有显化的可能性,如何对养老金保障风险进行判定,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有效规避养老金保障风险,风险规避政策受到哪些因素制约,风险政策设定是否合理等问题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也是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研究焦点。本文创新构建养老金保障风险判定标准及数理模型,测度预期寿命延长趋势下养老金保障风险系数水平及显化可能性,男性职工最低缴费标准对应的退休期养老金保障风险系数由0.52提高至0.79,风险显化趋势明显,女性职工最低标准对应的退休期养老金保障风险系数由0.58提高至1.44,风险已经显化,面临养老保障困境。本文以养老保险精算平衡和收支平衡为约束条件,提出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现实政策工具和潜在政策工具的合理边界,在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下,采用计发系数与调整指数5%联动,且将最低缴费年限标准提高至17年,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情况下,将养老金调整指数提高至6%是较优选择。通过分析外部经济波动冲击和内生参保激励因素对风险规避需求及政策工具实施的影响,对养老金保障风险政策工具边界进行再考量,设定最终的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最优政策组合为最低缴费年限提高至20年,养老金调整指数设定为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65%,个人账户计发系数与养老金调整指数、预期寿命联动调整。进一步通过计量检验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经济效应,确定风险规避机制的合理性。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对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现实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阐述,梳理关于养老金保障功能、制度可持续性及养老保险与经济发展契合关系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提炼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阐述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及不足。第二章是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养老金保障风险相关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进一步分析世代交叠模型、养老保险生命周期和养老保障适度水平等理论基础,并梳理了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逻辑演进框架,为进行养老金保障风险测度及应对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水平现状及长寿风险冲击。本章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现状以及地区间、参保选择差异的给付水平异质性进行定量测算,分析预期寿命延长对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影响,以现实数据为基础,判断养老金保障水平发展趋势,为确定未来可能出现的养老金保障风险提供基础。第四章是养老金保障风险测度及政策回应。本章重点构建退休期内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及养老金保障风险系数模型,对不同参保主体、不同参保选择的养老金保障风险进行测度。同时分析现阶段养老金调整指数政策对保障风险的现实回应,以及最低缴费年限标准、延迟退休年龄和个人账户计发系数等潜在风险规避政策工具对养老金保障风险的影响。第五章是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双平衡约束。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政策工具边界设定会受到养老保险精算平衡和收支平衡的约束性影响,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不能够以制度不可持续为代价,本章重点研究在双平衡的制度可持续性约束条件下,实现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目标的可能性,检验同时实现风险规避与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帕累托改进。第六章是风险规避政策、外部冲击与内生激励。本章以外部经济冲击和参保内生激励性对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影响为依据,对风险规避政策工具边界设定进行再考量,利用VAR模型检验外生冲击对风险规避需求及政策实施可能性的影响,利用BP神经网络、随机森林模型检验内生激励性提高对风险规避政策优化的影响,最终确定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最优政策组合。第七章是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经济效应检验。本章重点分析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对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等经济发展要素的影响,研究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与经济发展契合关系,判断风险规避政策设计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第八章是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梳理养老金保障风险测度、潜在风险显化的可能性、双平衡约束下风险规避政策设计及其经济效应等方面的结论,从风险规避实施路径、提高内生激励性和合理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提出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对策建议。
张超[10]（2018）在《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减贫成就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被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也应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总结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并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学术研究却极其缺乏。“中国减贫奇迹”何以发生,一般性的经验是什么,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本文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结合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作出解释。首先是基于产权理论,构建“资源—产权—贫困”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进而从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管制与管制放松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及计量实证;然后通过中印两国农村资源产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同资源产权制度的具体减贫效应,提炼中国制度优势;再总结减贫的一般性理论经验,从资源产权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中国农村人口进一步减贫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资源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并不决定于拥有的实物,而取决于依附在资源上面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这个资源的价值。个体陷入绝对贫困实际上是其所拥有的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导致获取收入不够,而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则源于分配不均以及产权管制。一方面,越是被分配到数量少、质量差资源（包括拥有的土地等物质资源太少或质量太差,以及缺知识、技术、健康等人力资源匮乏）的个体,其所享有的权利价值就越低,能从资源中获得的收入也越低。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重要资源实施产权管制,减少了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权利,容易导致普遍性贫困,并且它会引起贫困的恶性循环:产权管制——供给减少——收入降低——需求减少——供给再减少——收入再降低。（2）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中国农村“减贫奇迹”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对这两项资源所形成的产权管制放松及其后续带来的激励和扩散效应。在土地资源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土地产权由受严重管制到大幅放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资源权利,为其积极利用土地提供了内在化激励,而且农业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又推动了乡镇商贸经济蓬勃发展,为更多农民带来商机和提供就业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城乡分割二元制度的逐步破除及对私营经济的全面管制放松,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迁移择业权、经商权、非农收入权等人力资源产权的重要内容,大规模农村人口因此流入城镇就业,出现了大量农民企业家及引发了外出打工的“民工潮”,并进而带来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拉动城镇房地产业、零售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迅猛发展,为更多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形成了减贫的良性循环:产权管制放松——内在化激励——供给增加——收入提高——需求增加——供给再增加——收入再提高。（3）中印两国在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产权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印度是实行民主与私有制的国家,但实际上腐败与管制是其产权制度的两个显着特征,其农村资源产权一直受到严重管制,土改法及复杂的土地审批制度造就了大量失地农民并形成对原有土地产权的诸多限制,严重的女性歧视、严苛的劳动法规、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相反,中国虽然是国有、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制度,但主要资源产权却是已经明确界定,得到了较好保护。由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前提,而是以严格的产权界定和保护为前提,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比印度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让农村各种资源带来最大的减贫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大力对严苛复杂的劳动法规进行改革、清除造成管制的繁琐商业法规、反对女性歧视,这事实上导致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并带来了良好减贫效果。（4）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实现资源权利的精准。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来源于资源,精准识别贫困,关键是精准识别个体农户所拥有的主要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权利价值（也即市场价格）,由此获得个体农户的客观收入;另一方面,精准帮扶脱贫,关键是要增加贫困者的资源权利价值,由此实现收入提升,而改善资源权利分配与放松资源产权管制是其中两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农村的精准帮扶应主要从放松农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提升农地资源权利价值、调整资源权利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着手。
二、关于建立个体、私营经济统计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建立个体、私营经济统计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总结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讨论与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讨论 |
| (一) 对幸福含义的探讨 |
| (二)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讨论 |
| 二、相关理论分析 |
| (一) 幸福感相关理论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理论 |
| 三、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 |
| (三) 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设计与处理 |
| 三、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四、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 |
| (三)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
| (四)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收入分层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需要满足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
| 一、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功能发挥的因素探讨 |
| (一) 公共价值的制约 |
| (二) 制度结构的制约 |
| (三) 经办机制的制约 |
| 二、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一) 制度结构层面: 凸显普惠公平与消除福利分割 |
| (二) 政策实施层面: 居民需求分析与高质量供给 |
| (三) 制度效能层面: 可行能力取向与成果共享 |
| (四) 管理服务层面: 精准标准施策与数字治理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 (三)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 研究局限 |
| (二)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一 山东居民生活状况调査抽样框说明 |
| 附录二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査问卷（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 4.2 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 |
| 2.1.2 政府投资 |
| 2.1.3 民间投资 |
| 2.2 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民间投资理论 |
| 2.2.1 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 |
| 2.2.2 后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 |
| 2.2.3 新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 |
| 2.2.4 新古典投资理论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发展情况分析 |
| 3.1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3.1.1 复兴发展阶段(1978年-1985年) |
| 3.1.2 低回发展阶段(1986年-1992年) |
| 3.1.3 稳定发展阶段(1993年-1998年) |
| 3.1.4 推广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
| 3.2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发展近况分析 |
| 3.2.1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总量分析 |
| 3.2.2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比重分析 |
| 3.2.3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融资来源分析 |
| 3.2.4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领域范畴分析 |
| 3.2.5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的模式变化分析 |
| 3.3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效用分析 |
| 3.3.1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GDP方面的效用 |
| 3.3.2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就业方面的效用 |
| 3.3.3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效用 |
| 3.3.4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财政收入方面的效用 |
| 3.3.5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市场化进程方面的效用 |
| 3.3.6 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效用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制约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的因素分析 |
| 4.1 政府层面 |
| 4.1.1 政府的观点看法保守 |
| 4.1.2 政府方面的扶持缺位 |
| 4.1.3 存在行政和政策性壁垒 |
| 4.2 市场层面 |
| 4.2.1 来自经济下行的压力 |
| 4.2.2 民间投资的融资路径有所闭塞 |
| 4.2.3 民间投资的市场体制存在破绽 |
| 4.3 民间投资主体自身层面 |
| 4.3.1 民间投资企业自身实力较弱 |
| 4.3.2 民间投资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
| 4.3.3 民间投资企业家综合素养亟待提升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民间投资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
| 5.1 浙江省的选择研究 |
| 5.2 浙江省民间投资的发展近况分析 |
| 5.2.1 浙江省民间投资发展取得的功绩分析 |
| 5.2.2 浙江省民间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分析 |
| 5.3 浙江省民间投资发展取得胜利成果的做法分析 |
| 5.3.1 浙江省民间投资的特色 |
| 5.3.2 浙江省民间投资成功经验的启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促进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革新民间投资的思想见解 |
| 6.1.1 更新提高观念认识 |
| 6.1.2 健全信用体系建设 |
| 6.1.3 树立政府服务意识 |
| 6.2 加持对民间投资的扶持力量 |
| 6.2.1 打破市场的束缚限制 |
| 6.2.2 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 |
| 6.2.3 大举推进PPP模式的运行 |
| 6.3 打造民间投资的和谐市场环境 |
| 6.3.1 降低政策性壁垒 |
| 6.3.2 培育产业集群 |
| 6.3.3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6.4 增强民间投资主体的意识 |
| 6.4.1 构建现代化企业制度 |
| 6.4.2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
| 6.4.3 提高民间投资企业家的综合素养 |
| 6.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投资 |
| 2.1.2 融资约束 |
| 2.1.3 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2.1.4 数字金融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融资约束的识别与度量 |
| 2.2.2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 |
| 2.2.3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2.2.4 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信息不对称论 |
| 2.3.2 代理成本理论 |
| 2.3.3 融资优序理论 |
| 2.3.4 金融功能理论 |
| 2.3.5 平台经济理论 |
| 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 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成因分析 |
| 3.1.1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需求侧分析 |
| 3.1.2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供给侧分析 |
| 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 3.3.1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3.2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4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 |
| 3.4.1 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2 企业年龄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3 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融资概况分析 |
| 4.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总体状况 |
| 4.1.2 不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资状况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1.4 不同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现状分析 |
| 4.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困境分析 |
| 4.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窄 |
| 4.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成本高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测度 |
| 5.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的测度方法 |
| 5.1.1 随机前沿模型介绍 |
| 5.1.2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5.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与样本筛选 |
| 5.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随机前沿模型基准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 |
| 5.3.3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 |
| 5.4 不同度量标准的融资约束程度对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传统融资渠道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内部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1.2 外部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企业异质性下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6.3.3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3.4 模型估计结果的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6.4 融资渠道、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数字金融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7.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3.2 企业异质性下数字金融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7.3.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7.4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7.4.1 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2 不同维度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5 不同融资渠道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汇率 |
| 1.2.2 融资约束 |
| 1.2.3 企业出口选择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4.2 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4.3 主成分分析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 |
| 1.5 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
| 2.1.1 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2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3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 |
| 2.2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 |
| 2.2.1 融资约束的事前和事后效应 |
| 2.2.2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
| 2.2.3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
| 2.3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假设 |
| 3.1.1 需求假设 |
| 3.1.2 生产和贸易假设 |
| 3.1.3 融资约束假设 |
| 3.2 融资约束下企业的出口决策 |
| 3.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出口的传导机制 |
| 3.3.3 模型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2 事实描述 |
| 4.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特征 |
| 4.2.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
| 4.2.3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统计性描述 |
| 5.2 基本回归结果 |
| 5.2.1 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5.2.2 融资约束条件下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组检验 |
| 5.2.3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行业特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统计性描述 |
| 6.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1 作用机制的总样本检验 |
| 6.2.2 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组检验 |
| 6.2.3 基于不同行业的分组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统计性描述 |
| 7.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7.2.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总样本检验 |
| 7.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分组检验 |
| 7.3.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分组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8.1.2 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 |
| 8.1.3 汇率变动对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宏观方面 |
| 8.2.2 微观方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经济增长 |
| 二、产业关联 |
| 三、产业关联距离 |
| 四、产业关联集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 一、产业关联效应统计测度的发展 |
| 二、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单一或多产业关联 |
| 三、产业关联与主导产业选择 |
| 四、产业关联与产业结构 |
| 五、产业关联溢出效应与异质性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 |
| 一、产业集聚的成因与分类 |
| 二、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 |
| 三、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 |
| 四、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五、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一、产业关联研究评述 |
| 二、产业集聚研究评述 |
| 三、文献总评 |
| 第三章 相关理论与假说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产业关联分析理论 |
| 一、产业关联分析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产业关联的主要形式 |
| 三、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IOT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相关理论 |
|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
| 二、韦伯的区位集聚理论 |
| 三、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
| 四、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第四节 理论假说 |
| 一、理论线索 |
| 二、相关假说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自相关性统计测度与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关联自相关性的测度方法 |
| 一、产业关联网络分析 |
| 二、产业关联距离与关联矩阵 |
| 三、产业关联自相关性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的关联自相关性测度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二、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四、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四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的关联自相关性测度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二、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四、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集聚与溢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经济增长模型 |
| 二、普通面板模型 |
| 三、产业投入产出关联面板模型 |
| 第二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模型形式的选择 |
| 二、全样本模型估计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模式识别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效应 |
| 五、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模式识别 |
| 六、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 |
| 第三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模型形式的选择 |
| 二、全样本模型估计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模式识别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效应 |
| 五、产业关联集群集聚溢出效应模式识别 |
| 六、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第一节 变量检验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检验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取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与估计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误差项方差分解 |
| 六、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
| 第三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取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与估计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误差项方差分解 |
| 六、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分区域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经济增长模型 |
| 二、基础模型 |
| 三、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全国及分区域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全国及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参数估计 |
| 二、全国及分区域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参数估计 |
| 第四节 全国及地区产业关联自相关性统计测度与分析 |
| 一、产业关联距离与关联矩阵 |
|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三、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五、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五节 全国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全国及地区经济增长模型参数估计 |
| 二、全国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参数估计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强产业关联,提升产业链韧性 |
| 二、缩短产业关联距离,提升产业关联性 |
| 三、增强中心产业向高端集聚,充分带动外围产业发展 |
| 四、制定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风险、双平衡约束与规避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养老金保障风险 |
| 2.1.2 风险规避政策工具 |
| 2.1.3 风险规避约束条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养老保障适度水平理论 |
| 2.2.2 养老保险世代交叠理论 |
| 2.2.3 养老保险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养老保险与经济发展契合理论 |
| 2.3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内在机理 |
| 2.3.1 预期寿命延长与养老金保障风险显化 |
| 2.3.2 风险规避与制度可持续性的选择悖论 |
| 2.3.3 风险规避政策、外部冲击与内在激励 |
| 2.3.4 风险规避政策与经济发展契合性检验 |
| 第3章 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水平现状及长寿风险冲击 |
| 3.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历史演进 |
| 3.1.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 3.1.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模式演进 |
| 3.2 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水平现状 |
| 3.2.1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测算 |
| 3.2.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异质性 |
| 3.3 预期寿命延长对养老金保障水平的冲击 |
| 3.3.1 预期寿命延长趋势 |
| 3.3.2 预期寿命延长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
| 第4章 养老金保障风险测度及政策回应 |
| 4.1 养老金保障潜在风险测度 |
| 4.1.1 养老金保障风险测度模型 |
| 4.1.2 模型指标参数设定 |
| 4.1.3 养老金保障潜在风险测算 |
| 4.2 预期寿命延长与养老金保障潜在风险显化 |
| 4.2.1 预期寿命延长与养老金保障风险显化可能性 |
| 4.2.2 基于预期寿命延长的养老金保障风险测算 |
| 4.3 降低养老金保障风险的现实政策回应 |
| 4.3.1 养老金调整风险回应机制及其本质 |
| 4.3.2 养老金调整机制降风险效应典型案例 |
| 4.3.3 养老金调整机制降风险效应共性测算 |
| 4.4 降低养老金保障风险的潜在政策工具 |
| 4.4.1 提高最低缴费年限 |
| 4.4.2 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 |
| 4.4.3 个人账户计发系数调整 |
| 第5章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双平衡约束 |
| 5.1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与跨期精算平衡约束 |
| 5.1.1 精算平衡约束模型构建 |
| 5.1.2 精算平衡约束指标参数 |
| 5.1.3 精算平衡约束下风险规避政策边界测度 |
| 5.2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与基金收支平衡约束 |
| 5.2.1 收支平衡约束模型构建 |
| 5.2.2 收支平衡约束指标参数 |
| 5.2.3 收支平衡约束下风险规避政策边界测度 |
| 5.3 基于双平衡约束的风险规避政策设定 |
| 5.3.1 基于双平衡约束条件的风险规避政策工具边界 |
| 5.3.2 风险规避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 |
| 第6章 风险规避政策、外部冲击与内生激励 |
| 6.1 风险规避政策与外部冲击 |
| 6.1.1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外部经济波动冲击 |
| 6.1.2 风险规避需求、政策工具与外部冲击实证检验 |
| 6.1.3 经济波动对风险规避政策工具设定的影响 |
| 6.2 风险规避政策与内生激励 |
| 6.2.1 内生激励因素BP神经网络识别 |
| 6.2.2 内生激励因素随机森林模型再检验 |
| 6.2.3 内生激励因素对提高风险规避空间的影响 |
| 6.3 基于双向影响的风险规避政策工具边界修正 |
| 6.3.1 潜在政策工具实施的可能性 |
| 6.3.2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政策组合最优设定 |
| 第7章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经济效应检验 |
| 7.1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提振消费效应 |
| 7.1.1 门槛效应模型 |
| 7.1.2 指标参数设定 |
| 7.1.3 提振消费效应实证检验 |
| 7.2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 |
| 7.2.1 门槛效应模型 |
| 7.2.2 指标参数设定 |
| 7.2.3 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实证检验 |
| 7.3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的就业效应 |
| 7.3.1 门槛效应模型 |
| 7.3.2 指标参数设定 |
| 7.3.3 就业效应实证检验 |
| 第8章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研究结论 |
| 8.1.1 养老金给付水平下降且异质性分化 |
| 8.1.2 预期寿命延长加大养老金保障风险 |
| 8.1.3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政策受制度可持续约束 |
| 8.1.4 基于外部冲击与内生激励的风险规避政策优化 |
| 8.1.5 风险规避政策组合最优设计与经济发展相契合 |
| 8.2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对策建议 |
| 8.2.1 合理实施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政策 |
| 8.2.2 优化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约束条件 |
| 8.2.3 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内生激励性 |
| 8.2.4 养老金保障风险规避与外部冲击相适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内容安排与逻辑思路 |
| 1.5 研究对象与基本概念界定 |
| 1.6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述评 |
| 2.1 要素供给与贫困 |
| 2.1.1 物质资本要素与贫困 |
| 2.1.2 人力资本要素与贫困 |
| 2.2 分配制度与贫困 |
| 2.2.1 不平等占有与贫困 |
| 2.2.2 不平等分配与贫困 |
| 2.3 权利制度与贫困 |
| 2.3.1 基本权利制度与贫困 |
| 2.3.2 产权制度与贫困 |
| 2.4 对现有文献的评析及本文贡献 |
| 2.4.1 现有文献评析 |
| 2.4.2 本文贡献 |
| 第3章 理论框架：资源—产权—贫困 |
| 3.1 资源与贫困 |
| 3.1.1 资源匮乏与贫困 |
| 3.1.2 资源利用机会匮乏与贫困 |
| 3.1.3 两者的比较 |
| 3.2 资源的产权结构、管制与贫困 |
| 3.2.1 资源的产权结构 |
| 3.2.2 资源的产权约束与管制 |
| 3.2.3 资源的产权管制与贫困 |
| 3.3 资源的产权管制放松与减贫 |
| 3.3.1 资源的产权管制放松 |
| 3.3.2 放松管制与减贫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人口减贫：一个产权视角的历史回顾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制度变革下的农村土地产权管制 |
| 4.2.1 土改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1950-1952年) |
| 4.2.2 初级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1952-1955年) |
| 4.2.3 高级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1955-1958年) |
| 4.2.4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1958-1978年) |
| 4.2.5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总体变迁与管制 |
| 4.3 制度变革下的农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 |
| 4.3.1 农村人力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 |
| 4.3.2 农村人力资源的收入权 |
| 4.3.3 农村人力资源产权制度总体变迁与管制 |
| 4.4 双重产权管制与农村人口贫困：一个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指标与数据选择 |
| 4.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人口减贫：一个产权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的总体理论框架 |
| 5.3 制度变革下的农村土地产权管制放松 |
| 5.3.1 管制放松的制度演变 |
| 5.3.2 产权重新界定与减贫 |
| 5.4 制度变革下的农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 |
| 5.4.1 管制放松的制度演变 |
| 5.4.2 产权重新界定与减贫 |
| 5.5 产权管制放松与农村人口减贫：一个实证检验 |
| 5.5.1 模型构建 |
| 5.5.2 指标与数据选择 |
| 5.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产权管制下的印度农村人口贫困及与中国比较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基础：产权管制与贫困 |
| 6.2.1 产权管制下的权利再分配与贫困 |
| 6.2.2 产权管制下的分工与贫困 |
| 6.2.3 产权管制下的供给与贫困 |
| 6.3 印度的产权制度特点：管制与腐败 |
| 6.3.1 民主制下的产权管制 |
| 6.3.2 私有制下的产权管制 |
| 6.4 印度的资源产权管制与农村人口贫困 |
| 6.4.1 农村土地资源产权管制 |
| 6.4.2 农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 |
| 6.4.3 产权管制下的印度农村贫困 |
| 6.5 中印农村资源产权制度比较及减贫效果 |
| 6.5.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比较 |
| 6.5.2 农村人力资源产权制度比较 |
| 6.5.3 总体比较及减贫效果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农村进一步减贫的产权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理论基础：资源产权与精准扶贫 |
| 7.2.1 基本假设与初始状态 |
| 7.2.2 权利贫困与精准识别 |
| 7.2.3 产权与精准帮扶 |
| 7.3 现阶段中国农村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一个产权视角的案例分析 |
| 7.3.1 案例简介 |
| 7.3.2 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实践与分析 |
| 7.3.3 精准帮扶的实践与分析 |
| 7.4 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产权策略选择 |
| 7.4.1 精准识别农村贫困户：客观识别资源权利价值 |
| 7.4.2 精准帮扶农村贫困户：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 |
| 7.4.3 精准帮扶农村贫困户：提升土地资源权利价值 |
| 7.4.4 精准帮扶农村贫困户：资源权利再分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8.1.1 贫困的根源 |
| 8.1.2 中国农村“减贫奇迹”的制度性经验 |
| 8.1.3 相比于印度中国在农村减贫方面的产权制度优势 |
| 8.1.4 如何推进中国农村精准扶贫 |
| 8.2 进一步研究方向及不足之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四、关于建立个体、私营经济统计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D]. 褚雷. 山东大学, 2021(11)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3]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D]. 温健纯. 广西大学, 2021(12)
- [4]延边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研究[D]. 陈国凌. 延边大学, 2021(02)
- [5]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D]. 王淑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D]. 周旋. 山东大学, 2021(11)
- [7]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D]. 张莅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10)
- [8]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9]城镇职工养老金保障风险、双平衡约束与规避机制[D]. 范璐璐. 辽宁大学, 2021(02)
- [10]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D]. 张超.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