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怎么被发现的（论文文献综述）
张晗希[1]（2021）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杀死亡分布及相关疾病负担研究》文中认为背景: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RRT）能够抑制 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复制,促进机体免疫重建。通过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不断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以下简称 HIV 感染者）的病死率,但目前尚未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HIV感染所致过早死亡或伤残及心理健康问题等给HIV感染者造成严重疾病负担。国内外研究均发现HIV感染者中抑郁、焦虑等症状出现比例均高于一般人群,但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因此,中国HIV感染者心理健康问题及疾病负担亟待探索。目的:利用1993-2012年国家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描述中国HIV感染者的流行特征和病死率变化;利用2013-2018年国家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分析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综合国家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计HIV感染者期望生存时间,探索中国HIV感染者中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疾病负担。方法:1.基于“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数据,采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探讨“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2004年）前后我国HIV感染者报告病例病死率变化。2.利用2013-2018年病例报告数据,分别以省、市为单位对HIV感染者的自杀死亡特点、流行特征进行空间分析;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一般人口学特征、感染特征等个体因素对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经济、交通、医疗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的影响。3.根据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的地区分布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选择研究现场,采用方便抽样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探讨HIV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医疗费用、治疗情况等因素。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HIV感染者心理特征间的相互关系。4.利用病例报告、死亡数据,估计2004、2012、2018年HIV感染者的期望生存时间及去自杀死因期望生存时间;以现场调查中CES-D量表所测量抑郁症状为主要指标进行失能权重估计,计算HIV感染者中心理健康问题所导致的疾病负担。结果:1.1993-2012年HIV感染者病死率变化:抗病毒治疗政策的实施降低了我国HIV感染者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中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在1993-2003年间逐渐上升,在抗病毒治疗政策实施当年（2004年）,艾滋病相关病死率下降（β=-1.530,p=0.155）;政策实施后（2005-2012年）,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呈下降趋势（β=-0.926,p=0.005）。提示我国HIV感染者寿命在抗病毒治疗后有所延长。2.2013-2018年HIV感染者自杀死亡分布特征:（1）分布特点:HIV感染者自杀死亡地区分布与艾滋病总体流行特征的地区分布不一致。我国艾滋病高流行区集中云南、四川、广西等西南地区省份,自杀死亡率和自杀死亡比例较高省份集中在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省份。自杀死亡率前五位省份为湖北（113.57/万）、湖南（103.65/万）、安徽（96.08/万）、江西（51.98/万）、河南（41.90/万）;自杀死亡比例前五位的省份为安徽（8.15%）、湖北（7.27%）、湖南（5.28%）、山东（4.78%）、江苏（4.59%）。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率及自杀死亡比例呈现空间聚集性。我国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为自杀死亡率和自杀死亡比例的热点区域,提示此类地区的自杀死亡为高高聚集区域;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及西南地区,属于低低聚集区域。（2）个体因素:低年龄及同性性行为感染是HIV感染者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与50岁及以上HIV感染者相比,<30岁组（aOR=2.602,95%CI:2.200-3.078）、30～岁组（aOR=1.708,95%CI:1.490-1.957）、以及 40～岁组（aOR=1.518,95%CI:1.355-1.701）均为自杀死亡的危险因素。与异性性行为感染途径相比,同性性行为感染是自杀死亡的危险因素（aOR=1.776,95%CI:1.570-2.009）。（3）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对自杀死亡比例的影响以负相关为主,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交通水平与自杀死亡比例呈正相关,呈现中部地区高,向东北、西北地区逐渐减小;医疗卫生水平与自杀死亡比例呈负相关,从西南部地区向西北、东北地区逐渐增高。3.HIV感染者心理特征:按照自杀死亡分布分析结果,选择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为51.76%,最近半年有自杀意念的比例为23.08%。调查对象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进行排序中,压力来源首位为“感染HIV”的调查对象占比最高,为69.05%（667/966）。构建感知压力、应对、情绪稳定性与抑郁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情绪稳定性在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为完全中介效应关系。4.HIV感染者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疾病负担研究:（1）随着抗病毒治疗政策的持续实施与推广,HIV感染者期望生存时间有所延长。基于病例报告数据,按照抗病毒治疗实施后的不同时间点（2004年、2012年和2018年）,计算HIV感染者各年龄组期望生存时间,根据各时间点自杀死亡数计算去自杀死因期望生存时间,比较两者差值,自杀死亡所造成的寿命损失在2012年最高。（2）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疾病负担估计:2018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中,自杀死亡182人,所导致的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s）共计2275.98人年。其中,25～岁组（470.83人年）和45～岁组（677.84人年）YLLs较高,但15～岁组（211.22人年）所在总YLLs中占比最高（5.46%）。通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获得2018年抑郁症状患病数估计值、失能权重估计值,计算HIV感染者的伤残损失寿命年（YLDs）为27563.54人年。其中,25～岁的YLDs最高,为6012.31人年,之后YLDs随年龄增加而逐渐下降。结论:1.本研究基于国家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发现抗病毒治疗政策实施后,我国HIV感染者生存时间延长。2.报告HIV感染者中,自杀死亡的地区分布与艾滋病总体流行特征的地区分布不一致,且呈现空间聚集性。自杀死亡的影响因素有个体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为我国制定分区域防控策略和政策研究提供依据。3.首次采用多中心流行病学现场调查设计对HIV感染者人群2018年心理健康问题所致疾病负担进行估计,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和伤残损失寿命年分别为2275.98人年和27563.54人年。为我国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疾病负担研究提供本土化数据。为今后针对HIV感染者进行心理健康干预及收益评价提供线索。
唐林[2]（2020）在《基于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趋势》文中提出目的: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拟合CD4与感染时间的衰减关系,构建CD4消除模型;利用CD4消除模型,探讨不同传播途径人群和不同年龄组中的HIV阳转到不同CD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分布;采用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者数及流行趋势。方法:选取截至2019年5月底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年龄≥15岁、除母婴传播以外的且CD4检测记录≥2次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拟合ART前CD4随感染时间的衰减规律,计算CD4消除模型的截距ai和斜率bi;利用CD4消除模型参数根据云南省红河州2008-2018年报告HIV/AIDS的首次CD4数据,推算出HIV阳转日期及各年度的感染年分布,再根据HIV感染到诊断发现的时间间隔Ti的诊断延误分布求得诊断延误权重,结合各年度新发感染者被诊断发现者数与诊断延误权重的乘积,求得2008-2018年各年度新发感染者估计数;利用一般线性模型推算2007年及之前的新发感染者数,累加可得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者总数,以及云南省红河州HIV诊断发现比例。结果:1、CD4消除模型截距与斜率估计MSM人群中截距估计值从15～24岁年龄组的24.84（95%CI:23.76～25.92）下降至3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23.44（95%CI:21.91～24.96）,全年龄组截距为24.16（95%CI:23.48～24.84）;异性性行为传播人群中男性全年龄组截距为23.64（95%CI:22.41～24.87）,女性全年龄组为22.70（95%CI:21.03～24.38）。MSM人群15～24岁年龄组斜率的估计值为-1.31（95%CI:-1.33～-1.25）,4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为-1.59（95%CI:-1.68～-1.51）,全年龄组斜率为-1.19（95%CI:-1.41～-1.37）;异性性行为人群中男性中15～29岁年龄组的斜率估计值为-1.21（95%CI:-1.24～-1.18）,40岁及以上年龄组为-1.48（95%CI:-1.51～-1.44）,全年龄组斜率估计值为-1.32（95%CI:-1.34～-1.30）;女性中15～29岁年龄组的斜率估计值为-1.22（95%CI:-1.25～-1.19）,40岁及以上年龄组为-1.46（95%CI:-1.50～-1.41）,全年龄组的斜率估计值为-1.29（95%CI:-1.31～-1.27）;注射吸毒传播男性全年龄组斜率为-0.92（95%CI:-0.95～-0.90）,女性全年龄组斜率为-1.03（95%CI:-1.09～-0.98）;其他传播途径中男性全年龄组斜率为-1.14（95%CI:-1.22～-1.06）;女性全年龄组斜率为-1.20（95%CI:-1.28～-1.11）。2、HIV阳转到达3个不同CD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分布MSM人群中全年龄组达到CD4<500,<350,<200个/μl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9（95%CI:0.79～1.81）、3.92（95%CI:3.38～4.48）、7.21（95%CI:6.62～7.81）年;IDU 人群中男性全年龄组达到3个CD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为1.39（95%CI:0.05～2.79）、5.36（95%CI:3.90～6.85）、10.32（95%CI:8.70～11.92）年,女性全年龄组为 0.33（95%CI:0.00～2.06）、3.88（95%CI:2.13～5.79）、8.31（95%CI:6.32～10.45）年。异性性行为传播人群中男性全年龄组中从HIV 阳转到达3个CD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为0.97（95%CI:0.04～1.93）、3.74（95%CI:2.76～4.74）、7.20（95%CI:6.17～8.25）年,女性为 0.26（95%CI:0.00～1.59）、3.09（95%CI:1.77～4.47）、6.63（95%CI:5.26～8.06）年;其他传播途径男性全年龄组从 HIV阳转到达 3 个 CD4 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为 1.12（95%CI:0.04～2.37）、4.33（95%CI:3.03～5.81）、8.33（95%CI:6.78～10.12）年,女性为0.28（95%CI:0.00～1.82）、3.33（95%CI:1.81～5.11）、7.13（95%CI:5.38～9.22）年。IDU、异性行为传播和其他传播途径人群达到不同CD4阈值的中位时间男性均要长于女性。3、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者数及诊断发现比例云南省红河州2008-2018年的诊断延误权重从HIV 阳转后第1年内的5.49下降至第11年内的1.15,结合各年度新发感染人数在2018年底被发现的人数从2008年的1 432例下降至2018年的231例,从而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者总数为35 977例,根据累计报告数为27 881例,其诊断发现比例为77.50%。结论:不同传播途径人群中的CD4衰减速率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变快,而MSM人群相对于IDU、异性性行为传播和其他传播途径人群而言,CD4衰减速率要更快;异性性行为传播人群中,男性CD4衰减率要快于女性,而在IDU人群和其他传播途径人群中,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不同传播途径中低年龄组中达到不同CD4阈值水平的时间均是最长,而对于注射吸毒传播、异性性行为以及其他传播途径人群中的男性达到不同CD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均要长于女性。云南省红河州历年新发感染者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底,四分之三的感染者被诊断报告。
周佳佳[3]（2020）在《我国16-25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HIV基因变化及耐药特征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和目的:2019年1月-10月新报告HIV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HET）占73.7%。该途径已成为我国HIV感染者/AIDS病人最主要的感染途径。2015年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在我国流行的HIV毒株有20多种,是全球流行毒株较多的国家之一,其中CRF01AE（39.0%）、CRF07BC（35.6%）和CRF08BC（8.9%）三种重组型毒株的构成比已经超过80%,所以我国不仅HIV流行毒株种类众多,而且是以重组型流行株为主的国家,因此这也是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艾滋病流行特点,也是防控的难点之一。16-25岁较年青HIV感染者的性行为被认为在近几年发生,可近似代表HIV新近感染者的流行现状。故本研究拟以2008年-2018年11年间我国16-25岁HET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期揭示HET人群中HIV毒株基因变化及耐药特征。研究方法:1.从我实验室2008-2018年历年的耐药监测数据中筛选16-25岁HET的HIV感染者（自报为HET）pol基因区序列,利用邻近参与法（Neighbor-Joining）进行系统进化分析,结合贝叶斯中的GTR模型和Gamma模型进行亚型及亚簇的流行史分析。应用HIV耐药数据库（https://hivdb.stanford.edu/）参考WHO耐药指南推荐选取的12种常用抗病毒药物,判别其耐药传播特征。2.对上述研究中不能明确归类为已知亚型（不能明确划分亚型）的po1基因区序列,进行下述进一步研究（1）了解我国部分地区2008-2018年16-25岁po1基因区不能明确划分亚型的HIV HET感染者基因特征。（2）选取部分代表性样本进行近全长基因扩增（约9000bp）。用HIV database在线工具（RIP和jpHMM）及SimPlot软件进行序列重组分析,确定新的HIV流行重组株。研究结果:第一部分共收集2008-2018年16-25岁HET感染者1990例,主要流行亚型为:CRF01AE（37.3%,742/1990）、CRF07BC（33.2%,661/1990）、CRF08BC（8.1%,162/1990）、B亚型（5.4%,107/1990）、CRF5501B（2.3%,46/1990）和新型重组亚型（1.5%,29/1990）,另有11.4%不能明确划分亚型（226例）;主要流行的亚簇为CRF01AE-Cluster 1（13.4%,267/1990）、CRF01AE-Cluster 4簇（11.7%,232/1990）CRF01AE-Cluster 5 簇（3.0%,60/1990）和 CRF07BC-MSM 簇（15.8%,314/1990）。以往主要在HET人群中流行的CRF01AE-Cluster 1呈下降趋势（P=0.001）,源自同性性传播人群的CRF01AE-Cluster 5、CRF07BC-MSM亚簇和CRF5501B亚型却呈上升趋势（P<0.01）。按性别分层发现,HET男性感染者中主要流行的亚簇为CRF01AE-Cluster 4（19.0%,188/990）和CRF07BC-MSM（25.1%,248/973）;HET女性感染者中主要流行的亚簇为CRF01-AE-Cluster 1（18.4%,179/973）和CRF07BC-Other（25.2%,245/973）,上述亚型亚簇构成比的变化趋势与分层前一致。CRF01AE-Cluster 4和CRF01AE-Cluster 5进入我国HET的时间约为 1996年和2000年,而进入MSM人群的时间分别为1994年和1995年,在两个人群中快速增长的时间段均为1997-2006年;CRF07BC-MSM和CRF5501B在HET人群中与MSM人群增长时期相同。本研究人群耐药率为2.8%（55/1990）,与16-25岁年龄组男男性行为（men having sex with men,MSM）人群（耐药率为3.0%）接近,低于2015年一份全国性调查中全年龄组人群的耐药率（3.6%）。分2008-2011年、2012-2014年和2015-2018年3个时间点看耐药率基本一致,无明显变化（P=0.458）。第二部分（1）不能划分亚型毒株以URFC和URFBC为主,二者共占总调查人群的84.1%（190/226）。43.8%（99/226）的不能明确划分亚型毒株在po1基因区发现存在2个及以上的亚型片段,另确定1例URFA1和5例URFG。（2）通过全长序列扩增新确定了两个CRFs（CRF10301B和CRF106cpx）。CRF103-01B是由3个B片段插入CRF01AE骨架重组形成的;CRF106cpx由2个CRF01-AE片段和3个B片段插入到C骨架重组形成的。研究结论:16-25岁年龄组异性HIV感染者男性中主要流行的HIV毒株的亚簇多于女性,与MSM人群流行亚簇种类一致。结合贝叶斯流行史分析结果显示HET中各亚簇的起源和流行上升时间与MSM相近。以往在异性人群流行的CRF01AE-Cluster 1在16-25岁异性人群中构成比在下降,而源自MSM人群的CRF01AE-Cluster 4、CRF01AE-Cluster 5、CRF07BC-MSM亚簇及CRF5501B亚型却在上升。我国16-25岁异性未治疗感染者中传播性耐药尚处于低水平。16-25岁年龄组中超过10%的异性传播感染HIV毒株不能归类为已知流行亚型,并存在多种潜在的新重组毒株;新流行重组株CRF10301B和CRF106cpx的确定不仅阐释了我国HIV亚型的复杂性,而且可以为以后更好的进行亚型分类分析提供帮助,同时也为诊断试剂疫苗药物等的研发提供数据支持。
陈立[4]（2020）在《三种肠道原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及人兽共患风险》文中提出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spp.）、毕氏肠微孢子虫（Enterocyotozon bieneusi）以及十二指肠贾第虫（Giardia duodenalis,以下简称贾第虫）是三种常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这三种寄生虫除通过人-人和动物-人的直接途径感染人之外,也通过环境因素,如污染的饮用水、娱乐用水和灌溉用水等水源性传播,以及污染的菜蔬、渔产等食源性传播的方式感染人类。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非人灵长类动物（NHPs）是这三种人兽共患病原的常见宿主,且感染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大多数基因型和亚型也存在于人类中,因此,非人灵长类动物是导致人类感染这些寄生虫的重要感染源之一。目前已有多个研究聚焦于动物园饲养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中,但少有研究探索这些病原体在集中养殖的灵长类动物中的遗传多样性和公共卫生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分子分型技术,对中国海南某商业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养殖厂的1452只非人灵长类动物,三种病原体的阳性率、虫种内部的基因型和亚型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从而评估这些病原的人兽共患风险及其公共卫生意义。基于SSU rRNA位点的巢式PCR扩增,对样品中的隐孢子虫进行了阳性率和虫种检测。发现132（9.1%）个样品为隐孢子虫阳性。共发现4个隐孢子虫虫种,包括Cryptosporidium hominis（人隐孢子虫,86）、Cryptosporidiumparvum（微小隐孢子虫,30）、Cryptosporidium muris（鼠隐孢子虫,15）、和Cryptosporidium ubiquitum（泛在隐孢子虫,1）。利用gp60位点对C.hominis、C.parvum和Cubiquitum进行亚型区分仅20个样品被成功区分亚型,发现C.parvuw的亚型IIoA14G1（18）和IIdA19G1（2）属于两个已知的亚型家族。此外,C hominis仅54个样品被成功区分亚型,且大部分C.honiinis亚型属于新的亚型家族Im和In,分别与Ia和Id亚型家族基因相似,包括ImA18（38）、InA14（6）、InA26（6）、InA17（1）和 IiA17（3）。唯一一个C.ubiqui 0tumgp6阳性被证明属于XIId亚型家族。在腹泻个体中检测到的亚型主要是ImA18和IIoA14G1,而其余亚型多在无症状动物中发现。此外与C.parvum和C.ubiquitum相比,C.hominis具有较高的卵囊排泄强度,尤其是Im亚型家族的卵囊排泄强度高于其它亚型家族。基于ITS（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位点的巢式PCR扩增,对样品中的毕氏肠微孢子虫进行了阳性率和基因型鉴定。共有461（31.7%）个样品为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共检测到9个基因型,其中Type IV（236/461）、Peru8（42/461）、Pongo2（27/461）、Peru11（12/461）、D（4/461）和 PigEbITS7（1/461）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中都曾被发现过,而Macaque3（119/461）、CM2（17/461）和CM3（3/461）仅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报道过。利用四个微卫星和小卫星位点对44个Type Ⅳ、24个Macaque3和20个Peru8阳性样品进行多位点基因分型（MLST）,在MSI、MS3、MS4和MS7位点扩增的成功率分别为81.8%（72/88）、80.7%（71/88）、86.4%（76/88）和 89.8%（79/88）。在 88 个样品中,有 53 个在4个位点都被成功分型。基于序列和等位基因数据的系统进化分析,这些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多位点基因型（MLG）被分为四个主要亚群（SPs）,非人灵长类动物宿主特异性基因型Macaque3的MLGs聚集在SP3和SP4中,表明这两个亚群是NHP宿主特异的。基于五个遗传位点的等位基因族谱数据存在基因内连锁不平衡（LD）和正的标准化关联指数（ISA）,表明了食蟹猴中的毕氏肠微孢子虫具有总体克隆性种群结构。个体基因位点间聚集的不一致,表明存在遗传重组现象。基于tpi（triosephosphate isomerase）,gdh（glutamate dehydrogenase）和bg（β-giardin）位点,对样品中的贾第虫进行了阳性率和基因型区分。通过PCR分析我们检测到了 469（32.3%）个贾第虫阳性样品。所有的贾第虫阳性样品的基因型都是集聚体B,在tpi,gdh和bg位点分别有8（4个已知亚型和4个新亚型）、7（6个已知亚型和1个新亚型）和7（4个已知亚型和3个新亚型）个亚型,检测到了 53个多位点基因型（MLG-B-hn01到MLG-B-hn53）。其中大部分基因型与旧世界猴子的基因相似。因此基于单位点的基因分型技术不能准确评估贾第虫的基因多样性和公共卫生意义,而基于多位点的基因分型技术使分型结果更可信。在本研究中具有腹泻症状的食蟹猴肠道寄生虫的感染率显着高于无腹泻症状个体,推测肠道原虫混合感染可能是加重食蟹猴腹泻症状的主要原因。同时幼龄食蟹猴更易感染肠道寄生虫,且多虫种感染个体大多是幼龄食蟹猴,对食蟹猴的饲养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上结果有助于评估上述三种寄生原虫在集中养殖的食蟹猴中的的遗传多样性以及人兽共患风险,为控制这三种病原体在环境中传播和动物的健康养殖提供帮助。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5]（2020）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刚果（金）首次爆发埃博拉以来,在44年时间里,该国历经十次疫情肆虐,成为遭遇埃博拉疫情袭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最新一次疫情于2018年8月爆发,是仅次于2013-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与此前肆虐的多次疫情不同,本次埃博拉病毒致病性强、病毒变异明显,给治疗和预防带来新的挑战。疫情扩散迅速、伤亡较大,快速向周边国家传播,然而,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国内的暴力和不信任危机、政治休整与阴谋论,让疫情的应对阴云密布。本次疫情爆发后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广泛关注和介入,成为疫情应对的重要支持力量。面对疫情,刚果（金）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防控举措。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疫情监测,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监测病例或追踪传播途径;对疑似或确诊病例展开隔离;提高公众认知;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在受影响地区提供安全饮用水;监督安全体面的丧葬;加强跨界监测等在其他地区奏效的常规措施。然而,受到刚果（金）政府行政与管理能力所限,以及受影响地区的不安全状况,让这些原本对症的应对措施频频失效。美国、欧盟各国和中国等世界大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本次疫情应对。美国通过美援署和疾控中心捐款1.96亿美元,是刚果（金）此次疫情的最大捐助国,在疾病监测、传染预防和控制,安全体面的安葬,水卫生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对快速发现病例、减少疫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国家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通过派遣一线医疗队拯救生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在当地社区之间开展合作和提高疾病认识以预防和控制疫情,提供保健服务以及安全体面的安葬等等有力的措施,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也是非洲卫生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本次埃博拉应对中,中国主要通过提供卫生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医药物资、捐赠埃博拉应对资金、通过共享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治疗能力等方面提供援助,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面对刚果（金）本次埃博拉疫情,各类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国际应对行动。首先,世卫组织也即世界卫生当局正在协调实地行动,动员各国对埃博拉应对展开资助,进行试验性疫苗的登记工作。世卫组织是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高危地区部署最多资源和人员的国际组织。同样,世界银行也则致力于一线应对、加强卫生系统和准备等方面的,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基督复临会发展和救济局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了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最佳做法相关的专门知识。虽然在本次埃博拉的疫情应对中,刚果（金）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但疫情却延绵不断,无法得到有效根除,其原因深刻而复杂。首先,刚果（金）国内的政治治理失序带来各类卫生项目的频频失败,本次疫情爆发在刚果（金）政局动荡和长期战乱的地区,不仅政府内部无法有效沟通协调抗疫举措,而且反对势力利用疫情不断制造暴力争端事件,让疫情应对项目无疾而终。第二,缺乏规划的外来援助让国际应对难以奏效。众多的外部应对组织和机构从自身经验出发提供各类援助,而刚果（金）国内缺乏对接此类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巨额的援助无法有效协调流向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和人群。第三,脆弱的刚果（金）卫生系统无法应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突发情况。刚果（金）政府出台的战略响应计划曾为疫情控制带来曙光,但行动中的暴力争端、卫生系统的不堪一击、专业医疗人员和物资的严重匮乏等屡屡给刚果（金）政府的行动带来执行中的巨大阻力。第四,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的限制,各类应对措施的实际效应与预估效应相去甚远。
黄竞月[6]（2020）在《武汉市2016-2019年HIV/AIDS报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对武汉市2016年至2019年报告的HIV/AIDS患者的艾滋病疫情分布、流行病学特征和基线临床特征进行描述,并对死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资料和方法:从《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导出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武汉市上报的HIV/AIDS患者的信息,对HIV/AIDS患者的三间分布进行描述和分析,对其基线指标、症状体征以及机会感染和合并症进行描述和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HIV/AIDS患者死亡的因素。结果:1、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中,男性（90.18%）为主,未婚者（54.05%）占一半以上,居住地区主要在中心城区（65.32%）,户籍大部分在武汉市（94.84%）;报告病例的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其中,以年龄在26-35岁的病例最多,占33.30%;死亡者年龄偏大,55岁以上者占62.65%;所有病例确诊时WHO分期大部分为II期,有1473例,占51.23%;有484例报告病例的配偶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阳性者占一半以上（51.65%）;目前有2749例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占95.06%;所有报告病例通过自身主动进行艾滋病检测发现自身感染状态的仅占19.36%,而大部分报告病例是被动检测发现自身感染状态;有男男性行为史和非婚异性性接触史的病例所占比例分别为64.49%和34.61%,还有少部分病例（3.67%）有多种高危行为。2、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传播途径以性传播途径为主,同性传播比例大于异性传播（64.32%vs 35.24%）;不同性别（?2=570.63,P<0.001）、年龄（?2=553.28,P<0.001）、婚姻状况（?2=696.40,P<0.001）的病例经性行为传播途径不同。3、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基线CD4+T细胞数量在200-350个/mm3之间的病例最多,占32.68%,基线病毒载量在5千-10万IU/ml之间的病例最多,占56.52%;随着病毒量的增加,CD4+T细胞数量有减少的趋势（非参数Jonckheere-Terpstra检验,P<0.001）。4、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中有39.18%出现了疾病症状和体征,常见症状和体征是咳嗽、发热、夜间盗汗、腹泻、淋巴结肿大、皮疹和咳痰。出现咳嗽的患者数量最多,发生率为13.90%;其次是发热,发生率为10.55%。5、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中有9.54%合并患有病毒性肝炎,机会感染发生率为25.66%,机会感染主要发生部位是皮肤、口腔和肺部。6、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的HIV/AIDS患者初始治疗方案和最近治疗方案都以一线治疗方案3TC+TDF+EFV为主（分别为69.81%和65.96%）,其次是3TC+AZT+EFV（分别为17.67%和13.58%）。相比于初始治疗方案,最近治疗方案中二线药物使用构成比增加（由1.48%上升到6.26%）。7、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婚姻状况、确诊年龄、WHO分期、传播途径、基线CD4+T细胞数量、基线病毒载量、白细胞数量、血小板数量、血红蛋白含量、总胆固醇含量、空腹血糖含量、血肌酐含量以及患有鹅口疮、严重复发性细菌感染、严重复发性细菌肺炎、耶氏肺孢子菌肺炎、其他机会感染/肿瘤是HIV/AIDS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确诊时年龄、白细胞数、血红蛋白含量、并发严重复发性细菌肺炎或其他机会感染/肿瘤是HIV/AIDS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结论:武汉市2016-2019年报告的HIV/AIDS患者以男性、未婚、中心城区、武汉市户籍者居多,年龄分布主要在中青年,死亡者年龄偏大;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少数病例通过主动检查得知自身感染状况,确诊时已经是WHO分期Ⅱ期以上,出现的症状和体征种类多,并发症和机会感染率较高,死亡与多种因素有关,提示在今后在防控艾滋病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男性、未婚者,同时青少年和老年人不能放松警惕,艾滋病应早发现,早诊断,密切关注并发症,对症治疗,以减少HIV感染者/AIDS患者不良结局事件的发生。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7]（2020）在《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文中提出序言这本手册旨在帮助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员处理与艾滋相关的就业问题,提供相关的国家法和国际法的信息及其在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框架下的国内法院的适用情况。自首例艾滋病病例被识别出来后的30多年里,全世界应对全球性艾滋疫情有了明显的突破性进展。许多国家新感染的比例下降,有效的治疗得到发展,使得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继续过健康多彩的生活。尽管取得这些成绩,但很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经济、法律挑战仍然存在。
裴晓迪,何芳,刘莉,梁莉,袁风顺,胡莹,刘伦皓[8]（2019）在《2013-2017年四川省艾滋病抗体检测结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四川省2013-2017年艾滋病检测现状,为评估检测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2013-2017年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的检测份数表数据和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采用SPSS 23.0进行χ2检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结果 2013-2017年四川省艾滋病检测量从的6 472 015人次上升到12 880 444人次,粗阳性率在0.19%～0.21%之间,呈现下降趋势（Z=-7.6964,P<0.01）。从检测来源分析,综合医院来源的检测量最大,其次为血站来源的检测量。检出阳性率最高的为自愿咨询检测、其次为监管场所,最低为血站来源。报告病例的样本来源最大的为综合医院。结论 2013-2017年四川省的艾滋病检测量上升显着。为有效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应大力推动医疗机构主动提供的检测咨询服务工作,以及着重关注重点人群。
张勇安,王磊[9]（2019）在《美国里根政府艾滋病政策外交档案选编(下)》文中研究指明19.国务院致所有驻非洲使领馆的电报华盛顿,1986年8月5日,0233Z44258号电报主题:伪造信息:艾滋病是美国制造的。参考:A达喀尔8253号电报;B达喀尔8510号电报;C内罗毕27931号电报;D莫斯科12333号电报。1.（有限的官方用途）国务院注意到有一个重大的组织性集会在非洲活跃着,声称:A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军队为了造生化武器制造出来的;B美国和西欧供应的血液是不安全的、被污染过的;C对于非洲是疾病之
马秋瑾[10]（2019）在《昭通市昭阳区“三位一体”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调查报告》文中指出云南省昭通市自1997年报告首例HIV感染者,截止2017年6月30日全市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3630人,累计报告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409人。预防艾滋病,教育是核心。以学校,社区,家庭,为“三位一体”,制定针对这三方面性的健康教育活动,一方面提升学生的健康意识,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公共卫生意识,并进一步提高防范艾滋病的意识。笔者,采用调查法,以昭通市昭阳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乡镇中学,作为学校代表;市区,乡镇流动人员作为社区代表;以市区小区家庭,乡镇村落零散家庭,为家庭代表。三位一体的多方调查,多名学生,多名教师,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及教育现状。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及对实际情况的思考。后又对比国外经验后提出对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在三位一体上的具体活动方案。从多个方面针对学生进行教育,进一步促进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联系,从而提升昭通市昭阳区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水平。提出相应对策将社区、学校以及家庭的联合教育作用全面发挥出来,使得当代青少年实现健康成长拥有坚实的保障。
二、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怎么被发现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怎么被发现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杀死亡分布及相关疾病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现状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设计 |
| (二) 技术路线 |
| 三. 数据来源 |
| (一) 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
| (二)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
| 四. 数据质量控制 |
| (一) 病例报告数据质量控制 |
| (二) 现场调查数据质量控制 |
| 五. 数据整理与分析 |
| (一) 病例报告数据分析 |
| (二) 现场调查数据分析 |
| (三) 疾病负担计算 |
|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一. 病例报告数据分析 |
| (一) 数据质量评估 |
| (二) 1993-2012年流行特征与病死率变化 |
| (三) 2013-2018年HIV感染者自杀死亡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二. 现场调查数据分析 |
| (一) 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一般情况 |
| (二) 心理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
| (三)讨论 |
| 三. 疾病负担估计 |
| (一) 死亡率及死亡比例 |
| (二) 期望生存时间 |
| (三) 心理相关疾病负担 |
| (四) 经济负担 |
| (五)讨论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和局限性 |
| 一. 研究方法的意义和评价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局限性 |
| (一) 创新点 |
| (二)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我国艾滋病流行现状及HIV感染者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基于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研究背景 |
| 1.HIWAIDS流行现状 |
| 2.艾滋病疫情估计与预测方法 |
| 3.HIV感染疾病进程研究 |
| 4.诊断延误权重估计新发感染者数 |
| 5?研究现场的选择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方法和内容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全国HIV/AIDS的CD_4消除模型参数构建 |
| 3.1.1.1 研究对象 |
| 3.1.1.2 研究内容 |
| 3.1.1.3 CD_4消除模型的截距与斜率估计 |
| 3.1.1.4 CD_4消除模型参数估计流程图 |
| 3.1.1.5 资料整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1.2 HIV阳转到不同CD_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分布 |
| 3.1.3 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趋势估计 |
| 3.1.3.1 研究现场 |
| 3.1.3.2 研究对象 |
| 3.1.3.3 CD_4消除模型反向估计阳转日期的基本原理 |
| 3.1.3.4 诊断延误权重——W(x) |
| 3.1.3.5 云南省红河州2008-2018年新发感染趋势估计 |
| 3.1.3.6 2007年及之前的新发感染者数估计 |
| 3.1.3.7 云南省红河州新发感染者总数估计 |
| 3.1.3.8 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新发感染者数流程图 |
| 3.1.3.9 资料整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2 质量控制 |
| 3.3 伦理审查 |
| 3.4 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结果 |
| 4.1 CD_4消除模型参数构建 |
| 4.1.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分析 |
| 4.1.2 不同传播途径下CD_4消除模型参数构建 |
| 4.1.2.1 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 |
| 4.1.2.2 异性性行为传播 |
| 4.1.2.3 注射吸毒传播与其他传播途径 |
| 4.1.2.4 不同传播途径HIV/AIDS的CD_4消除模型参数汇总 |
| 4.2 HIV阳转到不同CD_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分布 |
| 4.3 云南省红河州HiV/AIDS新发感染趋势估计 |
| 4.3.1 云南省红河州2008—2018年纳入的HIV/AIDS基本特征 |
| 4.3.2 缺失比例系数——K |
| 4.3.3 CD_4消除模型估计感染时间及其分布 |
| 4.3.4 诊断延误权重估计 |
| 4.3.5 云南省红河州2008-2018年新发感染者数分布 |
| 4.3.6 2007年及之前的新发感染者数估计 |
| 4.3.7 云南省红河州总的新发感染者数及诊断发现比例估计 |
| 五、讨论 |
| 5.1 CD_4线性消除模型基础参数构建 |
| 5.1.1 基本特征分析 |
| 5.1.2 CD_4消除模型截距与斜率估计 |
| 5.1.3 CD_4消除模型的适用条件、优点及缺点 |
| 5.2 HIV阳转到不同CD_4阈值水平的中位时间分布 |
| 5.3 云南省红河州HIV/AIDS新发感染趋势估计 |
| 5.3.1 基本特征分析 |
| 5.3.2 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趋势 |
| 5.3.3 反向计算法应用条件、优点及缺点 |
| 六、结论 |
| 七、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艾滋病疫情估计与预测方法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贝叶斯统计在艾滋病疫情估计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我国16-25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HIV基因变化及耐药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我国16-25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中主要HIV流行株基因亚型和亚簇的变化及耐药情况1.1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本部分小结 |
| 第二部分: 我国16-25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HIV不能明确划分亚型分析2.1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本部分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我国HIV重组株快速传播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经历 |
| 个人发表文章 |
| 致谢 |
（4）三种肠道原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及人兽共患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贾第虫的简介 |
| 1.1.1 隐孢子虫的简介 |
| 1.1.2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简介 |
| 1.1.3 贾第虫的简介 |
| 1.2 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贾第虫与公共卫生的关联 |
| 1.2.1 介水传播风险 |
| 1.2.2 其它传播途径 |
| 1.2.3 临床症状 |
| 1.2.4 防控手段 |
| 1.3 三种病原的检测、基因分型技术及亚型区分技术发展 |
| 1.3.1 PCR-RFLP技术 |
| 1.3.2 PCR-DNA结合测序技术 |
| 1.3.3 Real-time PCR技术 |
| 1.3.4 多位点序列分型技术(MLST) |
| 1.4 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贾第虫在人群和动物中的分布 |
| 1.4.1 隐孢子虫在人群中的分布 |
| 1.4.2 隐孢子虫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及其它动物中的分布 |
| 1.4.3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人群中的分布 |
| 1.4.4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及其它动物中的分布 |
| 1.4.5 贾第虫在人群中的分布 |
| 1.4.6 贾第虫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及其它动物中的分布 |
| 1.5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
| 第2章 隐孢子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 |
| 2.1 引言 |
| 2.2 实验材料 |
| 2.2.1 样本采集 |
| 2.2.2 实验仪器 |
| 2.2.3 实验所需试剂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DNA提取 |
| 2.3.2 虫种/基因型鉴定 |
| 2.3.3 亚型鉴定 |
| 2.3.4 卵囊排泄量检测 |
| 2.3.5 统计学分析 |
| 2.4 实验结果 |
| 2.4.1 食蟹猴中隐孢子虫的感染率 |
| 2.4.2 隐孢子虫虫种分布 |
| 2.4.3 隐孢子虫的亚型分布 |
| 2.4.4 感染不同状态样品的隐孢子虫亚型分布情况 |
| 2.5 讨论 |
| 2.5.1 多个隐孢子虫虫种及亚型的分布 |
| 2.5.2 海南食蟹猴中隐孢子虫的公共卫生意义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 |
| 3.1 引言 |
| 3.2 实验材料 |
| 3.2.1 采集样本 |
| 3.2.2 实验仪器 |
| 3.2.3 实验试剂 |
| 3.3 实验方法 |
| 3.3.1 引物 |
| 3.3.2 反体系及程序 |
| 3.3.3 基于等位基因的群体遗传学分析 |
| 3.3.4 毕氏肠微孢子虫亚结构分析 |
| 3.4 实验结果 |
| 3.4.1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感染率 |
| 3.4.2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在不同状态样品中的分布 |
| 3.4.3 主要基因型的多位点基因分型结果 |
| 3.5 讨论 |
| 3.5.1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 |
| 3.5.2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三种主要基因型的多位点基因分型 |
| 3.5.3 海南食蟹猴中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公共卫生意义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贾第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及其公共卫生学意义 |
| 4.1 引言 |
| 4.2 实验材料 |
| 4.2.1 样本采集 |
| 4.2.2 实验仪器 |
| 4.2.3 实验试剂 |
| 4.3 实验方法 |
| 4.4 实验结果 |
| 4.4.1 贾第虫感染率 |
| 4.4.2 贾第虫基因型及亚型在不同状态样品中的分布 |
| 4.4.3 Assemblage B的多位点基因分型 |
| 4.4.4 Assemblage B的系统发育分析 |
| 4.5 讨论 |
| 4.5.1 贾第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 |
| 4.5.2 海南食蟹猴中贾第虫的公共卫生意义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三种肠道原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共感染情况 |
| 5.1 引言 |
| 5.2 实验材料 |
| 5.2.1 样本采集 |
| 5.2.2 实验仪器 |
| 5.2.3 实验试剂 |
| 5.3 实验方法 |
| 5.4 实验结果 |
| 5.4.1 三种肠道原虫共感染情况 |
| 5.4.2 三种肠道原虫在不同年龄段食蟹猴中的分布 |
| 5.4.3 三种肠道原虫在不同性别食蟹猴中的分布 |
| 5.4.4 三种肠道原虫在不同性别食蟹猴中的分布 |
| 5.5 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依据 |
| 1.选题的理论意义 |
| 2.选题的实际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途径和方法 |
| 1.解决的主要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爆发 |
| 一,埃博拉疫情的十次爆发 |
| 二,埃博拉病毒的临床分析及刚果(金)第10次埃博拉疫情的特点 |
| (一)结构形态 |
| (二)病毒分型 |
| (三)传播方法 |
| (四)致病原理 |
| (五)第十次埃博拉疫情的主要特征 |
| 第一,疫情传播迅速、伤亡较大 |
| 第二,快速向周边国家扩散 |
| 第三,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暴力和不信任危机 |
| 第四,埃博拉应对中,刚果(金)国内不断遭遇政治休整与阴谋论 |
| 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进展序列 |
| 第二章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 |
| 一,刚果(金)国内的埃博拉应对措施 |
| 二,实地行动的进行 |
| 三,刚果(金)政府发挥的作用 |
| (1)政府无力确保埃博拉应对的安全 |
| (2)刚果(金)政府的权力斗争 |
| (3)埃博拉贪污 |
| (4)应对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 |
| 四,五项国家应对计划 |
| 第四个战略应对计划(2019年7月-12月) |
| 五,资助国家应对计划 |
| 第三章 各国政府的应对 |
| 一,美国 |
| (一)美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渠道 |
| (1)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
|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
| (二)美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制约 |
| 二,中国 |
| (一)中国在刚果(金)的卫生援助 |
| (1)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 |
| (2)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3)医疗设备和药品 |
| (4)健康知识传递 |
| (5)从防疫角度看 |
| (二)中国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 |
| 三,欧洲联盟框架内的欧洲国家的贡献 |
| 第四章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 |
| 一,多边和国际组织的援助 |
| (一)世界卫生组织 |
| (二)世界银行 |
| (1)世界银行在刚果(金)金的长期参与 |
| (2)加强刚果(金)卫生系统 |
| (3)加邻国疫情的防备努力统 |
| 二,非盈利组织及其他捐助者的贡献 |
| (一)无国界医生组织应对 |
| (二)基督复临会发展及救济署(ADRA) |
| 第五章 讨论和建议 |
| 一,埃博拉应对中的风险因素 |
| (一)国家权力危机和不安全感 |
| (二)不安全的代价:发生在布腾博协调中心的重大安全事件的案例 |
| 二,协调埃博拉反应的问题 |
| 三,埃博拉应对的优化评估 |
| 四,对埃博拉应对的动态评价 |
| (一)埃博拉疫苗接种计划 |
| (二)刚果(金)的卫生系统 |
|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缩略语 |
| 图列表 |
| 表列表 |
| 攻读研究生期间成果 |
| 致谢 |
（6）武汉市2016-2019年HIV/AIDS报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全文缩写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
| 2.2 研究对象的感染途径比较 |
| 2.3 研究对象的血液基线指标分析 |
| 2.4 研究对象的症状和体征分析 |
| 2.5 研究对象机会感染和合并症分析 |
| 2.6 研究对象的治疗情况分析 |
| 2.7 研究对象的死亡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艾滋病流行现状、流行因素和防治对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活动与发表文章 |
| 致谢 |
（8）2013-2017年四川省艾滋病抗体检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不同年份间的检测量和检出阳性情况 |
| 2.2 报告病例数与检测覆盖率关系 |
| 2.2 不同检测来源的检测情况 |
| 2.2.1 不同检测来源构成 |
| 2.2.2 不同检测来源的检测阳性率 |
| 2.3 报告病例数的不同样本来源构成 |
| 3 讨论 |
（10）昭通市昭阳区“三位一体”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对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调查 |
| 1.1 我国目前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 |
| 1.2 国外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 |
| 1.2.1 英国 |
| 1.2.2 美国 |
| 1.2.3 国外中学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特点分析总结 |
| 1.3 云南省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 |
| 1.4 昭通市昭阳区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 |
| 1.4.1 昭通市昭阳区家庭为单位现行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 |
| 1.4.2 昭通市昭阳区教师现行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
| 1.5 总结昭通市昭阳区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与紧迫性 |
| 第二章 昭通市预防艾滋病的紧要性 |
| 2.1 昭通市艾滋病的危害及预防 |
| 2.2 昭通市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
| 2.3 昭通市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迫在眉睫 |
| 第三章 昭通市昭阳区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调查 |
|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1 课题的研究方法 |
| 3.1.2 研究对象 |
| 3.2 问卷调查 |
| 第四章 问卷调查结果 |
| 4.1 学校调查结果 |
| 4.1.1 幼儿园调查结果 |
| 4.1.2 小学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调查结果 |
| 4.1.3 昭通市昭阳区中学调查结果 |
| 4.1.4 教师调查问卷的结果 |
| 4.2 昭通市昭阳区社区村镇现行预防艾滋病健康调查结果 |
| 4.2.1 城市社区现行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
| 4.2.2 乡镇村落基本概况现行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
| 4.3 家庭教育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调查结果 |
| 4.4 调查昭通市昭阳区三位一体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调查结果 |
| 第五章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 |
| 5.1 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对策 |
| 5.1.1 幼儿园对策 |
| 5.1.2 小学对策 |
| 5.1.3 中学对策 |
| 5.2 社区村镇对策 |
| 5.3 家庭教育对策 |
| 5.4 加强、落实师资队伍建设 |
| 5.4.1 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 |
| 5.4.2 大学设立预防艾滋病等健康教育专业 |
|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
| 6.1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形式思考 |
| 6.2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各相关部门的参与、配合 |
| 6.3 三位一体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可以有力保障顺利进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怎么被发现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杀死亡分布及相关疾病负担研究[D]. 张晗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基于反向计算法估计云南省红河州HIV新发感染趋势[D]. 唐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3]我国16-25岁异性性传播感染者HIV基因变化及耐药特征研究[D]. 周佳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4]三种肠道原虫在海南食蟹猴中的分布及人兽共患风险[D]. 陈立.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1)
- [5]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D].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6]武汉市2016-2019年HIV/AIDS报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D]. 黄竞月.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7]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J].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 反歧视评论, 2020(00)
- [8]2013-2017年四川省艾滋病抗体检测结果分析[J]. 裴晓迪,何芳,刘莉,梁莉,袁风顺,胡莹,刘伦皓.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9(12)
- [9]美国里根政府艾滋病政策外交档案选编(下)[J]. 张勇安,王磊.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19(02)
- [10]昭通市昭阳区“三位一体”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调查报告[D]. 马秋瑾.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7)
标签：艾滋病皮疹的特点论文; 艾滋病检测论文; 艾滋病淋巴结肿大特点论文; 埃博拉病毒论文; hiv感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