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部开发的认识上的误区(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亮[1](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曹楠楠[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张一楠[3](2020)在《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公用事业是通过基础设施向个人或组织提供普遍性必需品和服务的产业集群的总称,具有保证物质生产、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作用,同时,还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导向,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大致历经了招商引资—扩大民营—公私合作(PPP)三个阶段。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逐步从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向民营企业特许经营的发展方式转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PPP作为对传统供给模式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起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拓展企业发展空间的积极作用,从而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领域逐步流行,近年来各地均推出大量PPP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包括营建用途产生异化、社会资本参与困难、政府监管效能不足、项目合约治理与风险管理水平欠缺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值得社会各界重视并亟待解决。以合约安排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存在的问题理解为PPP合约的治理问题,从而通过完善其合约条款、优化合约设计的方式为PPP模式在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寻找一条优化路径。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相关书籍与资料的研读,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进行了研究。第一,PPP模式凭借其既能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又能充分发挥公私各方禀赋优势的特点,逐渐成为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部分内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比已有国内外城市公用事业与PPP模式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二是城市公用事业的相关特征辨析与行业类别划分。三是通过对PPP概念与内涵的探讨,阐明了其合约本质,并利用产权理论将现有PPP模式分为有限产权、混合产权、完全产权三类。四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第二,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适用性及存在问题。与此相关的论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将目前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生产营建用途异化、社会资本参与困难、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政府监管效能有待提高四个方面。二是透过合约安排的视角,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过程重新解读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固定合约阶段、分成合约阶段和PPP合约阶段。三是参照公共部门比较值法(Public Sector Comparator),将以纵向一体化为特征的PPP合约与传统行政合约在公用产品供给效率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得出PPP模式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应用的条件与范围,并辅以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的实际案例进行验证。第三,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全周期风险管理。由于PPP合约的不完全性,进行PPP合约设计时需要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在把握其风险特征的基础上,实现PPP项目的全周期风险动态管理,从而保证其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上的最优化。与之相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全面准确的风险识别清单,即通过对我国40个PPP问题案例的研究,将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归纳为五大类,包括政府引致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项目建设风险和市场运营风险,合计20种,并以此建立风险清单。二是科学系统的风险预警机制。即利用模糊综合评判与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演示如何在实践中合理评价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三是权责清晰的风险分担框架,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将PPP风险因素分级,然后采用层级关联与要约仲裁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分担框架。四是群策群力的社会共治环境,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传统礼教与公序良俗的规范作用,为处理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问题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角度。第四,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优化设计。在PPP项目风险全周期管理的框架下,以数理模型为分析工具,通过探讨项目租值的创造与分配,对PPP合约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实现PPP项目的资源最优配置。与之相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基本框架概述,包括项目类型与收费机制、主要合约条款以及合约设计准则。二是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说明在管制的局限条件下,各个生产要素在合约中所占比例及其变化情况,并对影响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三是基于PPP合约的不完全性,构建动态博弈的数理模型,并对影响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四是综合全文的研究分析,从完善PPP合约的收益条款、风险条款、主体条款、监管条款、补充条款五个方面,对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进行优化设计。第五,发展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条政策建议。一是实现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良性发展就要优化其项目合约的设计,主要包括完善模式匹配机制,合理配置项目租值,实现风险动态管理。二是PPP项目合约要以法律框架为依托,突出合约合法合规审查,厘清PPP合约法律关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能够为PPP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三是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监管的保驾护航。树立全新监管理念,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健全监管监督机制,是加强政府监管的三个重要手段。四是发展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需要社会共治,可以通过突出社会规范作用,建立公众问责机制,塑造社会共治环境来实现。总而言之,PPP模式的本质是建立在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社会资本)之间的合约安排,实现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应当着眼于PPP模式的合约治理,根据具体PPP项目所面临的局限条件,在项目缔约之前,项目试运营期间、项目中期评估阶段适时完善合约条款,从而不断优化PPP的合约设计,为发展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
杨柯[4](2020)在《信念、制度与选择 ——集体主义背景下三线工人的行动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一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工人阶级在其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怀抱着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三线地区几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乐于奉献。三线工人行为逻辑的变化既反应了我国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也呈现了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问题。为何三线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够发生?其集体行动的发生逻辑和理论基础是什么?通过集体行动理论解释中国工人群体行为逻辑,有利于揭示工人集体行动的发生机理,对当前保障工人群体合理利益、优化工人群体行为模式的实践提供参考。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分析三线工人的群体构成、社会流动、生活状况、工作状态、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构建了三线工人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信念、制度、利益——理性选择,三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三线工人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集体行动。根据该行动逻辑,应不断构建和完善工人诉求利益和协调机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稳定性与连贯性,通过价值观念的引导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宝贵作用。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论。其中,正文共有四个章节,分别从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信念因素、制度因素、利益因素等不同方面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讨论。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主要介绍了三线工人这一研究对象,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的内涵、应用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第三章主要从信念视角分析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介绍了三线工人在长期工作生活中形成的政治认同和在三线精神影响下形成的信念一致,以及三线工人由于观念逐渐变化导致的认同困境。第四章通过介绍三线建设的政策背景与制度安排,分析了三线工人在政策优待与资源倾斜下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变革下的行动分化。第五章介绍了三线工人集体行动中的利益考量和利益得失对行动选择的影响,通过信念、制度和利益因素引出了集体行动的出发点——理性选择,并分析了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第六章对三线工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了理论总结,并评价了现有理论解释的不足,根据三线工人的行动困境提出了相应启示。
王科[5](2020)在《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文中提出自1993年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党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逐步实现凡进必考、择优录用,以保障基层公务员具备应有的工作能力。2006年《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后,更是将对各级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挂职锻炼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将提升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级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政治胜任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近年来,在提升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还有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形式主义、急功近利等问题。鉴于基层公务员的重要地位,如何优化和改进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的问题,制度性持续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了。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网络形式在全国东、中、西地区共26个省的基层公务员中,发放并回收528份调查问卷作为样本开展研究:(1)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他人评价的方式测量了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水平;(2)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测量了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作用,(3)运用文献分析法研究政治胜任力及提升的逻辑基础,提升方式作用机制及信度效度;(4)运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问题和改进意见;(5)运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方式的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及原因;(6)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来作为参考和借鉴;(7)综合全文提出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优化进路,为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履职尽责,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提供参考。一般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其能够忠于国家、忠于宪法法律、忠于职守,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与西方国家坚持“文官中立”原则不同,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公务员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以及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宪法意识、职责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则指通过教育、实践等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增强理想信念、不断增强“两个维护”意识、以人民为中心意识、忠诚干净担当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履行职责的能力。本文的研究内容:(1)提出研究问题,并阐释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梳理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创新;(2)对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探索研究空间;通过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政治胜任力提升等相关概念的涵义进行了界定,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胜任力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职位分类理论进行论述,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3)测量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现实水平及影响因素,通过他评的方式测量基层公务员当前的政治胜任力状况,并从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其影响效果,形成结论并为后文奠定基础;(4)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教育培训方式的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以及未来的改进策略;(5)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交流锻炼方式和行政问责方式的规范研究,分析两种方式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当前提升方式面临的问题,诸如法律建设不足,动力不够、保障欠佳和缺乏绩效评估等,并分析其原因;(6)国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的提升经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的提升经验,以及两种提升方式对中国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借鉴;(7)提出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路径。从“教育培训”、“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三个维度完善提升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法治建设、激发提升动力、实施管理创新、健全保障机制、强化监督评估等,以期实现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得到有效提升的目标;(8)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分析主要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针对基层公务员这一群体的政治胜任力提升开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基层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中人数最多、分布广泛,且直接服务群众,是政府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所以政治胜任力应该是基层公务员首位胜任力。比较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基层公务员能力或胜任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本文提出政治胜任力的概念,并指出其在各项胜任力中的核心地位,深入研究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的有关问题,这样的研究对象确定是有比较明显的新意的。第二,本文将政治素质的研究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既往的政治素质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审查评价法、日常观察和谈话了解的评语鉴定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判定标准作出定性的文字描述,研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主观性强、表述笼统,不利于全面客观的把握政治素质及其提升过程。定量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比较容易操作、标准规范、易于比较、匿名性强、主观性少,研究资料也容易获取。通过采用成熟的调查问卷,运用他人评价、自我评价或者两者结合的测量方式,发放问卷并回收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结论。通过量化分析能够更为准确的分析政治胜任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升方式的现状与问题,并针对性的提供对策建议。第三,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实践-监督”的“三维框架”以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这个“三维框架”中,“理论”是教育培训方式;“实践”是交流锻炼方式;“监督”是“行政问责方式”。根据胜任力的冰山(洋葱)模型,这个“三维框架”能够改变胜任力模型中的五个要素(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动机),教育培训能够改变知识、自我概念和动机;交流锻炼能够改变技能、自我概念和特质;行政问责能够改变技能和自我概念。比较已有研究成果往往只关注“三维框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教育培训一个维度,本文的观点不仅是全新的,而且对于政治胜任力的提升作用也应该是全面的。
耿锐[6](2020)在《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基本命题。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是关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根本问题。对认同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聚焦教育有效性问题。大学生能否通过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价值认同,是衡量理论教育是否有效的核心点位。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也日渐深刻,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的研究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了时代赋予认同问题研究的全新使命。尽管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认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少对概念本身的前提性梳理,使相关研究在范式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和泛化现象。这导致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研究总是在不同理论视角间往复,彼此之间难以相互印证和支撑。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状况,论文将以前提性的概念梳理为逻辑起点,以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对象群体的思想认同特点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数据支撑,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生成机理和教育策略。为了使研究更切近研究主题,论文首先从概念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认同相关研究之所以在范式上混乱,在于认同概念的复杂性。其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均有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论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概念中,不能简单引用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视域下的认同概念。如果用“我是谁”的问题来概括认同概念,则本文视角下的认同即不仅是哲学中对“是”的同一性追问,也不仅是心理学中对“我”的主观选择,亦不仅是社会学中对“谁”的社会形塑,而是“我是谁”的辩证统一,是连接自我和社会的,超越外在现象的,通过理性跃升形成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独特理论体系,其认同不能停留在直观的知识和情感层面,而是在此二者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从客观知识跃升为理性的价值认识过程。在本质内涵梳理之后,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研究的对象,即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理论认同特点问题。当代大学生的独有特点是时代特点与大学生群体性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认为,在“多”样的社会环境变化背后,源自于“一”的基础性作用,即现代性冲击导致的精神生活物化。在此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呈现出较以往时代更为明显的矛盾性、表象性和过渡性等特点,这一方面使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的形成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对思想理论独特的价值需求。当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出现了新的难点,也内在生成了破解难题的突破点,对难点的剖析和突破点的揭示是论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经过客观的调查研究,论文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机理。论文认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结构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变化内在规定了每一个时代特定的理论认同路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获取层面摆脱了对课程教育的依赖,且大学生通过自主实践形成价值认同的难度增大,使“问题”辨析过程在课程教育中体现出时代特有的不可替代性。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唯有在结构上与当代社会环境的内在规定性相匹配,突出“问题”辨析的独特地位,方能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的有效性。鉴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了基于“问题导向”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策略。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是一个“主体间性”的实现过程,既要保持教育内容的理论性和辩证性,也要充分关注受教育者的主观性和普及性。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问题”辨析的方式呈现,引导大学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法和思维逻辑分析和观察理论观点和社会现状;另一方面,通过话语和环境建构的柔化作用,使“问题”辨析过程以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唯有使大学生通过认同教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论证方法,并运用其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目的。
梁倩[7](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指出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孔贵坤[8](2020)在《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以六盘水市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新时代社会迅猛发展和深刻变化,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教育要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研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举措,也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2017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要求“充分挖掘课程资源,开发、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因地制宜,科学安排综合实践活动,发挥综合实践活动在促进学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1),指出“要充分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2),明确高中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3)。本文在基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上,研究六盘水地区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现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对六盘水地区基于核心素养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主要有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内涵及意义,主要对“核心素养”“地方课程资源”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现实意义,为开展研究定好调、标好方向。第二章,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包括“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并对存在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目前,取得的成绩主要有:教师开发地方性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的意识转变明显、开发和培养方式多样,地方性课程资源呈现多主体协同开发。同时,还存在知识本位倾向严重、思维引领作用不足、开发内容较为空泛、开发形式单一的问题。笔者根据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着教师开发地方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分别是:认识上存在误区、开发能力不足、缺少足够的外部条件支撑等。第三章,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策略。一是提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而进行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需遵循“适宜性、多样性、发展性、共生性”原则。二是指出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自然旅游资源等都是具有教育价值的地方课程资源,都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三是如何提升教师开发地方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内容。四是强调要形成协同开发与共享的局面。五是探索相关的评价方式,促进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相结合的落实。
司会敏[9](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雷虹霁[10](2010)在《西部人文资源以及西部研究中必须走出的四个“误区”》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决策的推行,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介从多种角度对"西部"、"西部开发"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宣传。在诸种"表述"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认识误区,特别是有关西部发展史的研究和认识,更是"谬误"多多。本文对涉及历史角度、经济地理和生态模式等问题的四个认识误区进行了厘清。
二、关于西部开发的认识上的误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西部开发的认识上的误区(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选题缘由 |
1.1.2 问题意识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3.1.1 样本选择 |
3.1.2 现实表现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5.1.3 “降消”项目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5.2.1 春蕾计划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5.4.2 手工编织 |
5.4.3 妈妈制造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5.5.1 幸福工程 |
5.5.2 母亲水窖 |
5.5.3 母亲邮包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文献述评 |
1.2.2 国内相关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结构框架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城市公用事业特性及相关理论 |
2.1.1 城市公用事业的网络性 |
2.1.2 垄断性与自然垄断理论 |
2.1.3 公用性与公用物品理论 |
2.2 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概念 |
2.2.1 PPP模式的合约本质 |
2.2.2 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2.2.3 PPP模式的类型划分 |
2.3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2.3.1 合约理论 |
2.3.2 产权理论 |
2.3.3 交易费用理论 |
2.3.4 博弈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适用性及存在问题 |
3.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适用性分析 |
3.1.1 PPP合约与产业结构 |
3.1.2 PPP合约的效率边界 |
3.1.3 PPP合约的应用条件 |
3.2 PPP合约应用实例分析—以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项目为例 |
3.2.1 项目概况 |
3.2.2 合约分析 |
3.2.3 假说验证 |
3.3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现存问题 |
3.3.1 营建用途产生异化 |
3.3.2 社会资本参与困难 |
3.3.3 风险管理能力不足 |
3.3.4 监管效能有待提高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制约因素及风险分析 |
4.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中的制约因素 |
4.1.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 |
4.1.2 PPP合约的不完全性与风险 |
4.1.3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特征 |
4.2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风险识别 |
4.2.1 PPP项目合约的内部风险 |
4.2.2 PPP项目合约的外部风险 |
4.2.3 城市公用事业PPP风险的识别方法 |
4.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风险清单 |
4.3.1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案例归纳 |
4.3.2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清单建立 |
4.3.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释义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管理 |
5.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风险的预警机制 |
5.1.1 PPP项目的风险评估 |
5.1.2 PPP与模糊综合评判法 |
5.1.3 PPP合约风险评估的案例演绎 |
5.2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分担框架 |
5.2.1 PPP合约的风险分担 |
5.2.2 层级关联与责任归属 |
5.2.3 归责不明与仲裁机制 |
5.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的社会共治 |
5.3.1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风险度量 |
5.3.2 礼仪规范下的PPP项目风险 |
5.3.3 PPP项目风险的社会性监管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优化设计 |
6.1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基本框架 |
6.1.1 PPP项目类型与收费机制 |
6.1.2 PPP项目合约的主要条款 |
6.1.3 PPP项目合约的设计准则 |
6.2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PPP合约分析 |
6.2.1 租值配置模型 |
6.2.2 政府管制约束 |
6.2.3 推理结果分析 |
6.3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PPP合约分析 |
6.3.1 租值配置模型 |
6.3.2 动态博弈分析 |
6.3.3 推理结果分析 |
6.4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优化设计 |
6.4.1 PPP合约的收益条款设计 |
6.4.2 PPP合约的风险条款设计 |
6.4.3 PPP合约的其它条款设计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发展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
7.1 优化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 |
7.1.1 完善模式匹配机制 |
7.1.2 合理配置项目租值 |
7.1.3 实现动态风险管理 |
7.2 完善PPP合约的法律保障 |
7.2.1 突出合约合法合规审查 |
7.2.2 厘清PPP合约法律关系 |
7.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7.3 加强城市公用事业PPP政府监管 |
7.3.1 树立全新监管理念 |
7.3.2 完善政府监管体系 |
7.3.3 健全监管监督机制 |
7.4 推动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社会共治 |
7.4.1 突出社会规范作用 |
7.4.2 建立公众问责机制 |
7.4.3 塑造社会共治环境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PPP项目风险因素权重及其影响程度判断专家调查问卷 |
(4)信念、制度与选择 ——集体主义背景下三线工人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海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点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 |
2.1 “三线工人”释义 |
2.1.1 三线工人的界定 |
2.1.2 三线工人的群体构成 |
2.1.3 三线工人的身份认同 |
2.2 集体行动理论 |
2.2.1 集体行动理论的内涵 |
2.2.2 集体行动理论的应用 |
2.2.3 集体行动理论与三线工人行动逻辑的契合性分析 |
第3章 信念支撑:集体行动形成的思想基础 |
3.1 政治认同:集体行动达成的前提 |
3.1.1 集体化生活方式的观念互动 |
3.1.2 互相信任与高度的组织认同 |
3.1.3 对政府和单位的认同与依附 |
3.2 三线精神:集体行动的意识动力 |
3.2.1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
3.2.2 集体主义的协作力量 |
3.2.3 不畏牺牲的事迹激励 |
3.2.4 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
3.3 信念冲突:三线工人的认同困境 |
3.3.1 有限理性与实际问题引发的认同“褪色” |
3.3.2 社会变革与信念动摇的动态影响 |
第4章 制度约束:集体行动发生的外部框架 |
4.1 政策背景:三线建设的时代要求与号召 |
4.1.1 三线建设政策安排与总体布局 |
4.1.2 时代语境与三线工人的号召响应 |
4.2 制度规范: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保障 |
4.2.1 集体行动的制度认同 |
4.2.2 组织化、集体化的社会管理模式 |
4.2.3 社会待遇、福利保障的政策倾斜 |
4.3 制度困境:内在矛盾与变革 |
4.3.1 制度落实不理想与制度认同的缺失 |
4.3.2 社会变革与集体行动的分化和冲突 |
4.3.3 集体的瓦解与三线工人行动取向多样化 |
第5章 理性选择:集体行动发生的内部根源 |
5.1 利益考量:理性选择的关键因素 |
5.1.1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
5.1.2 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协调机制:选择性激励 |
5.1.3 利益分化与利益认同的缺失 |
5.2 行动特征:理性选择的具体体现 |
5.2.1 国家本位的集体行动 |
5.2.2 集体行动的个人主义行为取向 |
5.2.3 集体与个人行动的落脚点:理性选择 |
5.3 理性选择下利益、信念、制度因素的动态互动 |
5.3.1 利益诉求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基础 |
5.3.2 利益因素与信念、制度因素的相互影响 |
5.3.3 不同动因本位下的集体行动及其规制 |
第6章 总结与思考 |
6.1 三线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 |
6.1.1 共同利益与集体行动 |
6.1.2 行动逻辑与行为依据 |
6.1.3 集体行动的现有解释理论评价 |
6.2 启示与讨论 |
6.2.1 三线工人行动逻辑的当代启示 |
6.2.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5)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五、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一、公务员与基层公务员 |
二、胜任力与政治胜任力 |
三、政治胜任力提升一般方式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一、胜任力理论 |
二、职位分类理论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研究的逻辑框架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研究的法律逻辑与政策逻辑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论述 |
二、法律法规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规定 |
三、政策文件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要求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作用机制 |
一、教育培训的作用机制 |
二、交流锻炼的作用机制 |
三、行政问责的作用机制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与限度 |
一、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 |
二、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限度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实状态与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现实状态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 |
二、政治胜任力的测量 |
三、组织与个人因素的测量 |
第二节 组织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一、组织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二、职级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三、职务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四、专业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五、区域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第三节 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一、个体性征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二、年龄区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三、教育程度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一、政治胜任力现实状况的分析与启示 |
二、组织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效用的分析与启示 |
第四章 教育培训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二、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调查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有效性调查 |
一、培训内容方面的问题分析 |
二、培训方式方法的问题分析 |
三、培训监督管理的问题分析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改进意见调查 |
一、培训分类方式的改进调查 |
二、培训管理机制的改进调查 |
三、培训教学师资的改进调查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一、教育培训满意度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二、教育培训有效性调查的结论与启示 |
三、教育培训的改进意见的结论与启示 |
第五章 交流、问责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第一节 交流锻炼与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一、交流锻炼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二、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一、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二、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一、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二、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第六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 |
第一节 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第二节 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第三节 域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启示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借鉴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借鉴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借鉴 |
第七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进路 |
第一节 教育培训方式的优化进路 |
一、更新基层政府的培训理念 |
二、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及方式 |
三、优化与调整培训组织机构 |
四、建立健全监督保障的机制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的优化进路 |
一、健全法规体系与统筹规划 |
二、积极深化认识与转换观念 |
三、完善工作流程与工作机制 |
四、构建考核评价与奖惩机制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的优化进路 |
一、加强法治建设与事权划分 |
二、理顺行政问责的工作机制 |
三、构建多元的问责评估体系 |
四、理顺党政问责之间的关系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 |
三、本文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附录一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调查问卷 |
附录二 基层公务员教育培训的调查问卷 |
附录三 多选题项的卡方显着性检验列表 |
致谢 |
(6)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的源起与价值 |
(一)从“马克思主义认同”到“认同”作为特殊“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认同”研究是热点问题、深层次问题、真实问题 |
(三)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研究趋势和局限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学理阐释 |
一、认同的本质内涵 |
(一)认同的哲学解释 |
(二)认同的心理学解释 |
(三)认同的社会学解释 |
(四)认同的本质探析 |
二、认同的一般性质 |
(一)内在的生成性 |
(二)内化的价值性 |
(三)认识的稳定性 |
(四)过程的实践性 |
三、思想理论认同的特性 |
(一)理论的彻底性 |
(二)内化的思想性 |
(三)价值的意识形态性 |
(四)观念的排他性 |
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本质特性 |
(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
(二)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四)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第二章 当代大学生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理论认同特点 |
一、大学生群体的一般阶段性特征 |
(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 |
(二)认识事物上理性与感性的交融震荡阶段 |
(三)情绪上稳定性与波动性并存阶段 |
(四)对社会生活态度上向往与忧虑并存阶段 |
(五)知识体系上从科普向科学转化的过渡阶段 |
二、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现代性境遇 |
(一)社会转型期的震荡 |
(二)大众文化的冲刷 |
(三)多重社会思潮的冲击 |
(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催生的蜕变 |
(五)时代样态的现代性根源 |
三、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性特征 |
(一)更浓重的自我意识和相对淡薄的集体意识 |
(二)更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相对脆弱的抗挫能力 |
(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相对单薄的人生意义感 |
(四)较广阔的知识面和亟待提升的价值判断力 |
(五)社会参与较多但对社会生活认识不足 |
四、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的特点 |
(一)理论观点吸收途径多样,但动机趋向功利化 |
(二)理论情感接受情绪化更明显,且易受朋辈影响 |
(三)理论价值认同呈表象化倾向,但潜力巨大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实状况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调查问卷设计 |
(一)调查对象 |
(二)调研内容 |
(三)调查方法 |
二、调研数据分析 |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掌握情况 |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情感的接受情况 |
(三)对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的认同情况 |
三、从调研数据中把握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与问题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研判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问题分析 |
(三)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现状的归因分析 |
第四章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机理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影响因素 |
(一)社会改革深化的阶段性特点 |
(二)网络信息的内在性质变化 |
(三)认同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变化机理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重心变化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认识反复 |
(三)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结构调整 |
(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发展趋势 |
三、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教育引导机理 |
(一)课内外联动的知识输入是教育引导的前提 |
(二)感染性氛围的营造是教育引导的情感保障 |
(三)深入浅出的逻辑演绎是引导认同生成的核心 |
(四)导向明确的社会实践是认同稳定的重要路径 |
第五章 基于“问题导向”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策略 |
一、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面临的问题与“问题导向”教育策略的提出 |
(一)教育面临问题:特殊的体系逻辑与碎片逻辑之间的矛盾 |
(二)破题之处与“问题导向”策略的提出 |
(三)“问题导向”的教育理念转化 |
二、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话语建构策略 |
(一)话语模式上从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 |
(二)表达方式上从显性话语向综合话语转化 |
(三)话语属性上从确证性话语向辩证性话语转化 |
三、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价值建构策略 |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进行贯通式推演 |
(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进行历史性解读 |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进行时代性辨析 |
(四)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辩证性分析 |
四、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环境建构策略 |
(一)高校意识形态环境建构 |
(二)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建构 |
(三)网络意识形态环境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7)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前言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的目的 |
1.3.2 研究的意义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论文结构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论文的创新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2.1 贫困的界定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2.2 贫困的成因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2.4.1 自然资本 |
2.4.2 人力资本 |
2.4.3 物质资本 |
2.4.4 金融资本 |
2.4.5 社会资本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2.5.4 小结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3.1.4 小结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3.4 小结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4.4.6 小结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5.5 小结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6.6 小结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7.3 小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8)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以六盘水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一)实践依据 |
(二)政策依据 |
(三)理论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第一章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内涵及意义 |
一、基于核心素养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 |
(一)核心素养的内涵 |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核心素养内涵 |
(三)地方课程资源的内涵 |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内涵 |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意义 |
(一)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 |
(二)推动思想政治课学科核心素养改革 |
(三)构建地方学校特色课程体系 |
第二章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现状及原因分析 |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成绩 |
(一)基于核心素养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意识转变明显 |
(二)基于核心素养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模式多样 |
(三)基于核心素养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具有多主体支持 |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一)政治认同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知识本位倾向严重 |
(二)科学精神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思维引领作用不足 |
(三)法治意识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内容较为空泛 |
(四)公共参与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形式单一 |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地方课程资源的认识上存在误区 |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能力不足 |
(三)缺少足够的外部条件支撑 |
第三章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策略 |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
(一)适宜性原则 |
(二)多样性原则 |
(三)发展性原则 |
(四)共生性原则 |
二、注重地方课程资源选择,提升开发质量 |
(一)选择经典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
(二)选择现代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
(三)选择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
三、强化教师专业化发展,提高地方课程资源开发能力 |
(一)培育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意识 |
(二)加强教师对地方课程资源获取能力 |
(三)提升核心素养与地方课程资源的整合力 |
四、深化地方课程资源的协同开发与共享 |
(一)增强地方课程资源共享意识 |
(二)促进参与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 |
(三)建设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库 |
五、建立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地方课程资源开发评价机制 |
(一)学生发展评价机制 |
(二)教师发展评价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教学设计案例 |
附录2:调查问卷样表(一) |
附录3:调查问卷样表(二) |
致谢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论文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与生态共识的相关理论概述 |
一、新时代与人的生态需要 |
(一)新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
(二)新时代人的生态需要 |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共识 |
(一)生态文明 |
(二)生态共识 |
(三)生态共识的功能 |
三、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理论资源 |
(一)生态思想的理论资源 |
(二)共识思想的理论资源 |
第二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必要性 |
一、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
(一)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严峻形势 |
(二)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
(一)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 |
(二)建设美丽中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 |
三、融入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 |
(一)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设 |
(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
四、弥合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分歧的现实需要 |
(一)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不尽一致 |
(二)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基本内容 |
一、生态道路共识 |
(一)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
(二)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
(三)解决好最迫切的污染问题 |
(四)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
二、生态理论共识 |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五)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三、生态制度共识 |
(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二)创新生态文明体制 |
(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 |
四、生态文化共识 |
(一)确立生态道德信仰 |
(二)形成生态思维方式 |
(三)丰富生态文化生活 |
第四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条件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有利条件 |
(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 |
(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
(三)公众生态意识逐渐增强 |
(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显着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阻碍因素 |
(一)部分地方党政部门片面的GDP政绩诉求 |
(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部门差异的存在 |
(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
(四)部分公众生态责任意识缺失 |
(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平台不完善 |
第五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与路径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 |
(一)公平正义 |
(二)平等协商 |
(三)权责统一 |
(四)激励与约束并重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 |
(一)宣传教育:引导生态共识的形成 |
(二)政绩考核: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 |
(三)利益共享:激励生态共识的形成 |
(四)激励相容:促发生态共识的形成 |
(五)完善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关于西部开发的认识上的误区(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D]. 张一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4]信念、制度与选择 ——集体主义背景下三线工人的行动逻辑[D]. 杨柯.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0)
- [5]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D]. 王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6]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D]. 耿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以六盘水市为例[D]. 孔贵坤. 西南大学, 2020(01)
-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10]西部人文资源以及西部研究中必须走出的四个“误区”[J]. 雷虹霁. 社会科学研究,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