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真做好战略纵深地区重要目标防护的准备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龙沛[1]（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指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李志豪[2]（2021）在《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文中认为国家安全战略是关于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持久性方案,其内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与手段随着国家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阿联酋的安全威胁界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安全决策体系发生了显着变化。阿联酋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了从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向涵盖政权安全、宗教安全、网络安全、人口安全等更广泛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成为阿联酋内政外交政策转变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受到阿联酋国内权力变动、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决策偏好、维护经济安全的现实需求、阿联酋联盟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第一,自穆罕默德·本·扎耶德2004年被确立为阿布扎比王储以来,尤其是2014年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后,主导了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第二,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个人政治雄心和决策偏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突出表现为对政治异见势力和政治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强硬打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表现为从制度性的路径依赖转变为对非制度性的私人关系及个人能力的偏好,其领导阿联酋成为地区军事强国的个人雄心,促使阿联酋加强军事能力建设、扩大海外军事行动范围。第三,阿联酋通过对外经济交往推进经贸合作,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重深化与伊朗的贸易联系来降低伊朗地区扩张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负面影响。第四,地区秩序转型推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的“阿联酋—沙特轴心”的形成,谋求填补地区权力真空。第五,“阿拉伯之春”以来阿联酋与沙特结成“战术性联盟”,以共同应对冲击地区安全威胁,同时阿联酋通过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寻求更加多元的安全伙伴、提升本国安全的自主性,逐步摆脱对传统盟友美国的安全依赖。阿联酋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践覆盖反恐、宗教安全、人口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在地区反恐领域,阿联酋积极与域内外国家结成安全伙伴,合作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在宗教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宗教国家化手段,不断强化国家对宗教事务的主导。在人口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强化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来应对国家内部认同多样性对本国人口安全的潜在挑战。在网络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提升网络安全框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发展网络安全教育、完善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府办公的数字化转型等措施,应对本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此外,阿联酋政府还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水安全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布局之中,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中东地区秩序尤其是安全秩序的变化,使得阿联酋在新的安全动因的驱动下,本国的角色定位从地缘政治的参与者转变为地区秩序的塑造者,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主导的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使得阿联酋对内加强联邦中央政府的统治,对外推行更加主动有为的外交政策,强化本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以此打造地区安全的“阿联酋模式”。
李德英,陈梦遥[3]（2021）在《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1962-1966）》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国内外各方面矛盾的凸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后方工业基地,加强三线建设,做好打防御战的准备。在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吃穿用"与国防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一矛盾体现在"三五"计划中,表现为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无法保证"吃穿用"和国防建设都充分发展。1964年,由于美国扩大在越南的侵略,战火蔓延到中国边境,国家建设中的国防需要占了上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出台。这是党中央主动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此后,党中央积极寻求发展"吃穿用"与国防建设之间矛盾的解决,提出了在有限资金条件下进行建设的方法。同时,为节约建设资金,党中央主要领导在实地考察和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保障三线建设在不过多占用"吃穿用"投资的情况下合理运行。不仅如此,三线建设还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吃穿用"的发展,使三线建设战略决策逐渐完善。
丁鹏[4]（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时佳希[5]（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指出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欧阳君[6]（2020）在《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A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思维为支撑的“智慧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对传统的城市管理理念实现了重构和解构,成为城市管理从数字化迈向智慧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挖掘大数据背景下A市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比国内先进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和成果,并根据A市调研实际状况,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完善A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大数据背景下A市智慧城市建设现状研究,得出其存在的问题包括:政府数据开放不到位导致存在信息孤岛,应用系统及数据资源整合难,信息技术应用不充分和智慧城市建设社会关注度不高。导致问题的原因为:顶层设计不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未理顺,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和公众参与宣传不到位。最后,在借鉴国内先进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通过数据开放打破信息孤岛、理顺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强化智慧城市建设的“人、财、物”保障与引导公众应用大数据等方面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完善A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创新社会服务理念,优化城市管理活动,呼应百姓需求,对于进一步推动A市完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张尚达[7]（2020）在《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文中认为国民政府在1933年面临着国内外恶劣经济环境的考验,其为应对危机、稳定经济状况采取了众多的经济措施,在工业发展上颁布了一系列的计划方案,以图促进工业进步,并为此时的公营工业发展制定了基本方针。地方政府也奋力提振本省经济倡导新式工业,并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批公营制造工厂。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为解决经济低迷的现状纷纷献言献策,同时“统制经济”思潮开始传播,为国民政府之后实行统制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历史现象共同构成了当时国民政府开设公营制造工厂的社会背景。目前,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整个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宏观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具体产业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早期形态问题。1933年前后国民政府对当时全国的公营制造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该调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普查。有鉴于此,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探究可用各种详实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分别从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资本、投资主体、行业构成、空间布局和长期影响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此管窥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形态。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在数量上共有110家,这个工厂统计数据是在公营制造工厂严谨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后得出的。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在本年制造业工厂总数中占比较低,按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计算均在4%左右。因各种研究中关于这些工厂的资本性质模糊不清,故需厘清不同资料中所统计的工厂资本性质,然后再考证这些政府经营工厂的具体投资数额。除军工厂外,其余各厂的资本几乎均可考证出来。这样可对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有一个数量规模上的估计,也便于我们了解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投资情况。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其中中央政府经营的工厂共有49家,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一共有61家。即在1933年就投资主体而言,地方政府所属工厂数量多于中央政府所属工厂数量。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行业上可以划分为12个大类行业,这12个大类行业大多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工业计划方案中的基础工业部门。而且当时中央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同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行业构成上略有差异。这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制造工厂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在兴办公营制造工厂上更侧重于基础工业部门,而地方政府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更多的是结合本省实际来开办公营工厂。关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也可直观地了解政府在公营企业投资方面的重点部门与当时国民经济主要增长部门的分离。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整体的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但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经营的制造工厂与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是有略有差异的。除军工厂外,中央政府所属的35家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而地方政府所属的50家制造工厂在地理分布上较为侧重于中西部地区。若从工厂厂址的县市布局角度分析,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讨论。再有,这些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厂址分布的原因归纳总结后大致可以而分为三种类型。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日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从这个角度分析,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其在促进抗战之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主要有四点表现,即统一管理部门、基础工业行业建设的先导性作用、新的财政会计制度与工业分布的战略性布局。同时,公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抗战之后国家资本的扩张。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比较这三个时期可知相较全面抗战前的国家资本,之后的两个时期国家资本有了极大地扩张。
庞天宇[8]（2020）在《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莫里斯（Maurice）是查士丁尼王朝终结时期的拜占庭皇帝（582-602年在位）,他在6世纪多瑙河的边防经略与抵抗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入侵、维护帝国之多瑙河边境的安定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曾经活跃于欧亚草原西端的阿瓦尔人（Avars）和突厥人的势力相继越过第聂伯河,造成了多瑙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震动,多瑙河沿岸地区的形势日趋复杂。与此同时,作为巴尔干霸主的拜占庭帝国却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盲目乐观的形势判断下,不顾内部压力,开始了对波斯的军事冒险。在帝国主要精力被吸引在波斯边境的情况下,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Slavs）不断在多瑙河以北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伺机向多瑙河南岸渗透,查士丁尼皇帝留下的看似稳固的边疆防御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遭到破坏,多瑙河边防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一系列攻势已经真切危及到帝国在巴尔干的核心城市乃至帝国首都的安全,并严重影响了帝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是阿提拉帝国解体后,拜占庭所面临的最为凶险的边疆危机。阿瓦尔人在6世纪后半叶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通过结盟以及军事征服等手段确立了在潘诺尼亚地区的霸主地位,逐渐成为影响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势力,其实力和野心的增长直接威胁到拜占庭多瑙河边防的安全。6世纪80年代,阿瓦尔人攻克了多瑙河的锁钥之地西尔米乌姆（Sirmium）,从而彻底打开了通向巴尔干诸省的道路。582至598年间他们又接连发动了对巴尔干的侵袭,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而与此同时,分散居住的斯拉夫人部落也在阿瓦尔人的协助下,利用多瑙河防线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迁入多瑙河以南,造成了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基层统治的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拜占庭皇帝莫里斯采用以军事打击为主,外交结盟为辅的手段,最终在反击阿瓦尔人的入侵的斗争中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暂时解除了帝国的西部边疆危机。莫里斯时期的多瑙河边境战争是古代晚期拜占庭国家战略文化与战略现实之间失衡的突出表现,也是602年多瑙河军队兵变及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无论是莫里斯皇帝在599年的胜利还是帝国对阿瓦尔人626年围城的挫败其成果都未能持久,反倒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莫里斯经略多瑙河的后果及后续影响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更加使6世纪末期已陷于捉襟见肘状态的拜占庭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激化了拜占庭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了拜占庭国内问题于602年的总爆发,继而导致了包括新一轮波斯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地震;第二,通过对阿瓦尔人的军事打击,拜占庭帝国暂时遏制住了阿瓦尔人的侵略野心,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实力,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避免在新一轮波斯战争一开始就面临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为拜占庭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第三,它阻断了拜占庭势力通过伊利里亚向意大利增援的可能,客观促成了伦巴德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也使得罗马教宗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至于拜占庭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对抗伦巴德人的行为,则可以说为日后法兰克王同罗马教宗的政治结盟埋下了伏笔;第四,莫里斯死后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多瑙河防线的全面崩溃,也使得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内陆的迁徙更加畅通无阻,最终永久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构成和政治格局,点燃了巴尔干延绵千年民族仇杀的导火索。莫里斯皇帝经略多瑙河的努力是拜占庭皇帝为维护查士丁尼政治遗产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而他的失败则宣告了查士丁尼光复运动的彻底破产。
卫泉鑫[9]（2020）在《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军兴,为保全工业精华,沿海及邻近战区的工矿企业大举西迁,为妥善安置内迁工厂,国民政府制定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工业布局方针。重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战时陪都的政治优势吸引了大量工厂内迁于此,在国民政府战时“尽快复工以谋生产”的要求下,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尽量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由此形成了以半岛为中心大规模集聚,以两江沿线为轴向四岸延伸分散的战时工业布局结构。截止1940年底,先后共有二百四十余家厂矿迁至重庆,为尽快复工以保障战时急需,国民政府在重庆市郊谋划了若干个工业区,“充实其动力与运输设备,使各种工业依其性质得有适当萃聚之所”,以母城半岛为中心,在周边先后形成了江北、南岸、沙磁等工业集聚区。工矿集聚一处,共享水电、码头、公路等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李家沱工业区就是战时后方新建民营厂矿集聚区的典范。与工业集聚相反,工业分散的移动方向是由工业集结的地理中心向其外围地区扩散。重庆山隔水阻,高低不平的地貌决定了城区发展不可能出现连续匀质的集聚,加之出于战时安全和工业良性发展的考虑,二百余家厂矿依其工业属性分散布置在两江四岸。工厂疏散各地虽有安全隐蔽、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之利,但也面临着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既要尽力分散确保安全,同时又要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在具体的勘址建厂过程中力图靠近城区,将工厂散布在以半岛为中心的城郊地区。内迁工矿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城郊是迫于时势需要,利在速成,未必尽合经济条件,但奠定了重庆近现代工业布局的模式。伴随着战事结束,原有的工业布局已不再能满足城市发展目标的需要。通过对战时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的研究,借鉴其合理性的因素,并分析其布局模式的弊端与缺陷,结合重庆市的特有的历史、政治和自然环境特点,将其运用到当代重庆市的工业结构调整中,为新时期重庆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优化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重庆在未来的发展中掌握大局,使区域内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刘欣[10]（2019）在《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做指导,研究中东当前的安全问题。本文认为该理论在扬弃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现实主义“极”的概念,并将其与温特建构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相融合,形成了较系统、成熟的理论框架。不仅能够分析中东安全问题,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将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都进行了可操作化处理,从而界定出中东的“极”,即地区大国。并着重分析了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在2003-2018年这一时间段内,内核结构演变的状况和趋势,及引发演变的国内、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因素。本文认为在这一阶段内,海湾次级复合体中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非传统隔离行为体”土耳其是引起中东安全态势变化的主角。从2003年至2018年,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物质结构方面,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使伊拉克彻底丧失了极的地位。2010年底开始席卷整个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带来了两次政权更迭,使其至少暂时失去了大国地位。土耳其虽不是中东的一极,但作为一个强大、积极的中东和欧洲间的隔离行为体,对中东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个中东地区大国。地区冲突造成不少脆弱国家主权式微,大批拥有武器的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地区格局碎片化态势明显。在社会结构方面,一方面是沙特、伊朗以逊尼-什叶教派分歧为幌子在地区争夺引发的敌对,并迫使地区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土耳其也投身其中。另一方面,逊尼派内部基于伊斯兰发展模式的分歧也引发了敌对和冲突。沙特、阿联酋对卡塔尔发起的封锁、断交危机,造成海合会成员国的认同崩溃,已经建立起的安全机制也处于失效状态。地区大国均奉行私利至上的原则。沙特、土耳其甚至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支持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朗则支持各种什叶派民兵组织。叙利亚、也门两场内战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国家主权、战时人道主义等基本规范被践踏。随着俄罗斯借叙利亚危机重返中东,美、俄两个全球大国沿地区已有的冲突、对抗分界线进行渗透的情况再一次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敌对。总之,中东有向霍布斯社会堕落的趋势。就未来演变趋势而言,海湾地区发生了内部变革,虽出现了与非洲之角联系增多的趋势,但近、中期出现外部变革的可能性不大。地中海东部因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推进缓慢、巴以冲突再次升级恐将继续陷入动荡和碎片化。存在非传统“隔离国”是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个特点。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战略纵深主义”理念的指导下试图挑战隔离行为体的角色,而中东是其实践该战略的重要舞台。在其“零问题”外交1.0阶段,土耳其在引领中东行为体建立以土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发展朋友关系上曾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为促使整个地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迈进曾作出过尝试和贡献。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进入2.0阶段,以在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推行民主、良治为幌子,实则执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教派主义的干涉外交,并且对武力手段依赖逐步严重。这有将地区拖向霍布斯社会的危险。由于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可能会令地中海东部次级复合体的物质结构发生改变,并使其与海湾次级复合体的联系增加。土耳其现阶段并不是中东一极,成为欧盟一极的可能性也很小。它恰当的定位是以“地区大国”身份充当隔离国,远期的目标是以“大国”身份充当隔离国,在其追求“全球行为体”的目标中,手段的选择十分重要。
二、认真做好战略纵深地区重要目标防护的准备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做好战略纵深地区重要目标防护的准备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阿联酋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
| 第三节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
| 第二章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时期阿联酋的国家安全战略 |
| 第一节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设定 |
| 第二节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体系 |
| 第三节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运行模式 |
| 第三章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国内权力变动与领导人的决策偏好 |
| 第二节 推进经贸合作与维护经济安全 |
| 第三节 地区秩序转型与阿联酋的角色再定位 |
| 第四节 联盟关系变化与阿联酋安全政策的自主性 |
| 第四章 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 |
| 第一节 地区反恐与阿联酋的安全伙伴选择 |
| 第二节 宗教国家化与阿联酋的宗教安全 |
| 第三节 认同塑造与阿联酋的人口安全 |
| 第四节 数字化转型与阿联酋的网络安全 |
| 第五节 国家安全战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 |
| 结论 |
| 附录 2006 年第 17 号关于成立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的联邦法律（2006 年 6 月 11 日） |
| 参考文献 |
（3）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196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提出的背景 |
| 二、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
| 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完善 |
| （一）综合平衡 |
| （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
| （三）“小而全” |
| 结语 |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和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
| 一、欧洲具有悠久的地缘政治历史 |
| 二、欧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框架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的地缘政治环境 |
| 一、冷战后欧盟东部地缘政治的演变 |
| 二、东扩后欧盟东部边界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主动有限接触阶段:1990年-2003年 |
| 二、积极高调介入阶段:2004年-2008年 |
| 三、全面深入参与阶段:2009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模式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路径依赖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路径依赖的机理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模式分析 |
| 一、关键节点一: 俄格战争 |
| 二、关键节点二: 乌克兰危机 |
| 第三节 渐进转型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层叠”式渐进转型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安全稳定诉求是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一、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 |
| 二、维持周边安全是欧盟全球战略重点 |
| 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博弈是发展变迁的直接动力 |
| 一、扩大欧盟的战略缓冲空间 |
| 二、平衡成员国地缘偏好和利益目标 |
| 三、协同北约向原苏联空间扩张 |
| 第三节 民主价值观输出是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 |
| 一、促使东部伙伴关系国的体制转型 |
| 二、围绕俄罗斯营造民主示范的包围圈 |
| 三、避免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产生新分界线 |
| 第四节 经济利益需要是发展变迁的外在动力 |
| 一、实现欧盟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 |
| 二、深化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自由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机制和手段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机制 |
| 一、签订联系国协定是核心目标 |
| 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
| 三、完善内部市场准入机制 |
| 四、落实“更多换更多”的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欧盟推进“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手段 |
| 一、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市场机会 |
| 二、强化制度建设和保障善政 |
| 三、维护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 四、实施签证自由化和增强流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成效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安全成效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政治成效 |
| 三、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经济成效 |
| 四、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社会文化成效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影响 |
| 一、加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 |
| 二、促进东部伙伴关系国的社会化进程 |
| 三、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 |
| 四、扩大中俄、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困境和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深层困境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内在弱点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外部风险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发展趋势 |
| 一、“安全稳定”代替“模式转型”成为优先目标 |
| 二、坚持“差异化”原则和“量身定制”策略 |
| 三、推出更具包容性的“邻国的邻国”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现实考量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三)国家构建的概念、内涵与理论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 |
| 五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 |
| 一 前现代时期: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出现 |
| 二 西方殖民时代:穆斯林的危机与应对 |
| 1.殖民主义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 |
| 2.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的探索 |
| 3.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探索 |
| 三 20世纪前叶:穆斯林独立建国的观念和实践 |
| 1.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
| 2.“巴基斯坦”概念的形成 |
| 3.“两个民族”理论的形成 |
| 4.《拉合尔决议》的通过 |
| 5.《拉合尔决议》之后的建国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 |
| 一 构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条件 |
| 1.殖民体制下的伊斯兰教危机 |
| 2.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动员 |
| 3.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动员 |
| 二 国体伊斯兰化时期(1947-1977) |
| 1.国家的世俗主义起点 |
| 2.《目标决议》的伊斯兰化转向 |
| 3.三版宪法对伊斯兰化的确认 |
| 4.政策领域的伊斯兰化倾向 |
| 三 全面伊斯兰化时期(1977-1988) |
| 1.全面伊斯兰化政策 |
| 2.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一——教派政治 |
| 3.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二——原教旨主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 |
| 一 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 |
| 1.新生国家对军队的依赖 |
| 2.军队的建设与扩张 |
| 3.军队介入政治的开端 |
| 二 军队对政治的直接领导 |
| 1.第一次军政府时期(1958-1971) |
| 2.人民党政府时期(1971-1977) |
| 3.第二次军政府时期(1977-1988) |
| 三 宪政建设的坎坷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一 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 |
| 1.东巴-西巴的并立格局 |
| 2.东巴-西巴的长期矛盾 |
| 3.东巴基斯坦的分离 |
| 二 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 |
| 1.信德民族主义 |
| 2.普什图民族主义 |
| 3.俾路支民族主义 |
| 4.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 |
| 三 多元认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问题 |
| 1.土邦 |
| 2.部落 |
| 3.城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 |
| (二)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种维度 |
| (三)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维度间的关系网络 |
| (四)印巴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构建成果评价 |
| 附录一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重要事件 |
| 附录二 巴基斯坦史常用缩略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6）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A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意义 |
| 0.2.2 实践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1 国外研究现状 |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3 评述 |
| 0.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 |
| 第1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智慧城市 |
| 1.1.1 智慧城市的概念 |
| 1.1.2 智慧城市的特征 |
| 1.2 大数据 |
| 1.2.1 大数据的概念 |
| 1.2.2 大数据的特征 |
| 1.2.3 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的联系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数据开放共享理论 |
| 1.3.2 协同治理理论 |
| 1.3.3 电子政务理论 |
| 第2章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A市建设现状及问题 |
| 2.1 智慧A市建设现状 |
| 2.1.1 智慧A市建设背景和当前形势 |
| 2.1.2 智慧A市实施进度及计划 |
| 2.1.3 智慧A市建设内容及措施 |
| 2.2 智慧A市建设面临问题 |
| 2.2.1 数据开放不到位 |
| 2.2.2 数据资源整合难 |
| 2.2.3 技术应用不充分 |
| 2.2.4 社会关注度不高 |
| 2.3 智慧A市建设问题剖析 |
| 2.3.1 顶层设计不完善 |
| 2.3.2 管理体制未理顺 |
| 2.3.3 公众参与度不高 |
| 第3章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1 经验借鉴 |
| 3.1.1 贵阳市经验借鉴 |
| 3.1.2 杭州市经验借鉴 |
| 3.1.3 上海市经验借鉴 |
| 3.1.4 宁波市经验借鉴 |
| 3.2 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
| 3.2.1 统筹完善顶层设计 |
| 3.2.2 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
| 3.2.3 规范智慧城市的建设与管理 |
| 3.2.4 创新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3.2.5 注重智慧城市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 |
| 3.2.6 重视公共信息平台和大数据资源库的建设 |
| 3.2.7 智慧城市重点项目聚焦民生及社会服务 |
| 第4章 大数据背景下完善智慧A市建设的对策 |
| 4.1 完善顶层设计 |
| 4.1.1 明确建设目标及标准 |
| 4.1.2 树立科学理念 |
| 4.1.3 提升至重大战略统筹推进 |
| 4.2 理顺管理体制,实现协同治理 |
| 4.2.1 加强组织领导 |
| 4.2.2 建设A市大数据中心 |
| 4.2.3 完善制度体系 |
| 4.2.4 推进数据共享开放 |
| 4.3 强化“人、财、物”保障 |
| 4.3.1 重视人才建设 |
| 4.3.2 鼓励多元参与 |
| 4.3.3 创新技术环境 |
| 4.4 引导公众参与智慧A市建设 |
| 4.4.1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
| 4.4.2 加强宣传推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前人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概念——公营制造工厂 |
| (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二章 1933年国民政府兴办公营工厂的历史背景 |
|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
| 二、政府推动工业化 |
| 三、经济学家的建议 |
| 第三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数量与投资 |
| 一、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 |
| 二、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数额 |
| (一)资本性质探究 |
| (二)工厂资本考察 |
| 三、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 |
| 第四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一、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二、中央与地方公营制造工厂行业分布 |
| 第五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特点 |
| 一、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 |
| 二、公营制造工厂的分布类型 |
| 三、公营制造工厂空间布局溯源 |
| 第六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 |
| 一、对抗战的支持作用 |
| 二、促进国家资本的扩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重要史料与研究现状 |
| 一、莫里斯统治时期的多瑙河边防 |
| (一)多瑙河边防与帝国整体战略 |
| (二)6世纪末期的多瑙河局势 |
| (三)小结:从混乱走向失控的巴尔干局势 |
| 二、莫里斯的边防战略和莫里斯时代的拜占庭军队 |
| (一)莫里斯时代的多瑙河边防战略 |
| (二)莫里斯时代的拜占庭军队 |
| (三)莫里斯的失败 |
| 三、莫里斯时期多瑙河边防战略的动因及成效 |
| (一)影响莫里斯时期多瑙河边防战略的因素 |
| (二)莫里斯经略多瑙河的后果 |
| (三)小结:多种因素合力下的多瑙河泥沼与拜占庭帝国的边防困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史料来源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重难点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厂西迁:抗战危机下的工业内迁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工业内迁的决策与组织措施 |
| 一、“东厂西迁”的战略决策 |
| 二、内迁领导机构的设立与统一 |
| 第二节 一波三折的厂矿内迁 |
| 一、民营厂矿的内迁 |
| 二、军事工业的内迁 |
| 第三节 战时内迁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 |
| 一、急战争之所需,以国防为中心 |
| 二、鉴国情之所变,以西南地区为战时工业中心 |
| 三、循工业布局之原则,聚散兼顾,因地制宜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厂概况 |
| 一、内迁重庆工厂统计与分析 |
| 二、战时内迁重庆的主要行业 |
| 第二章 大集中:战时内迁重庆工厂云集城郊 |
| 第一节 北碚工业区的筹划与落空 |
| 一、筹划北碚工业区的构想 |
| 二、北碚工业区的区位优势 |
| 三、北碚工业蓝图的落空 |
| 第二节 战时工业集聚区的形成 |
| 一、为谋尽快复工,内迁工厂齐聚重庆市郊 |
| 二、战时内迁工业集聚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战时内迁民营厂矿区的典范——李家沱工业区 |
| 一、李家沱概况 |
| 二、李家沱工业区的筹划 |
| 三、李家沱工业区的建设 |
| 第三章 小分散:战时内迁重庆厂矿沿两江近郊分散 |
| 第一节 工业分散的必要性 |
| 一、重庆山水间隔的城市形态 |
| 二、战时安全需要 |
| 三、工业良性发展的必要 |
| 第二节 战时内迁重庆工业的分散布局 |
| 一、沿两江线型分散 |
| 二、因地制宜,行业配置均衡分散 |
| 三、为策安全,尽力疏散 |
| 第三节 战时内迁重庆工厂近郊分散选址的区位考量——以兵工署第五十厂和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为例 |
| 一、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毗连峡谷,力求隐蔽 |
| 二、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多方权衡,交通优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及其对中东的适用性 |
| 第一节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坐标与演变脉络 |
|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国际安全研究谱系中的坐标 |
| 二、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演变脉络 |
| 第二节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 |
| 一、RSCT中的物质结构（权力结构）—极（polarity）：对新现实主义的扬弃 |
| 二、RSCT中的社会结构（观念结构）—友好、敌对模式：对温特建构主义的借鉴 |
| 三、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物质理论与观念理论的融合 |
| 第三节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演变 |
| 一、演变的类型与方向 |
| 二、演变的多层次动力 |
| 第四节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中东地区的适用性 |
| 一、中东安全复合体具备存在的前提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中东安全事务有较强的解释力 |
| 三、安全化、话语安全对中东安全复合体的适用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中东的应用 |
| 第一节 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涵及其内核结构概览 |
|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中东”的界定 |
| 二、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概览 |
| 第二节 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演变概览 |
| 一、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演变概览(1990-2002) |
| 二、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演变概览(2003-2018) |
| 第三节 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湾次级复合体内核结构的演变(2003-2018) |
| 第一节 物质结构演变：从不稳定的三极到脆弱的两极 |
| 一、沙特阿拉伯影响力上升及其脆弱性 |
| 二、伊朗与“什叶派新月”影响力上升及其脆弱性 |
| 三、沙特与伊朗在整个地区的争夺 |
| 四、伊拉克彻底丧失海湾一极的地位 |
| 第二节 社会结构演变：堕入霍布斯社会的趋势 |
| 一、教派矛盾激化与沙特—伊朗间虚幻“敌人意象”的互塑 |
| 二、“卡塔尔危机”与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社会结构的急剧恶化 |
| 第三节 海湾次级复合体结构演变的多层次动力与趋势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地区因素 |
| 三、全球因素 |
| 四、海湾次级复合体演变的类型与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传统隔离国与中东安全复合体(2003-2018) |
| 第一节 土耳其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过程中的中东政策 |
| 第二节 “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的土耳其外交与中东 |
| 一、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的“零问题”外交与中东 |
| 二、“零问题”外交1.0及对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积极作用 |
| 三、“零问题”外交2.0及对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消极作用 |
| 四、“后达武特奥卢时代”外交政策与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 |
| 第三节 土耳其中东政策演变的多层次动力与“隔离国”身份演变的现状与趋势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地区因素 |
| 三、全球因素 |
| 四、土耳其“隔离国”身份演变的现状与趋势：“大国隔离行为体”还是“地区大国隔离行为体”？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认真做好战略纵深地区重要目标防护的准备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2]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D]. 李志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2)
- [3]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1962-1966）[J]. 李德英,陈梦遥.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21(02)
- [4]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5]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6]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以湖南省A市为例[D]. 欧阳君. 湘潭大学, 2020(02)
- [7]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D]. 张尚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D]. 庞天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D]. 卫泉鑫.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10]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及其演变（2003-2018）[D]. 刘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