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人口的自助与其他救助——从提高贫困人口社会资本角度看

一、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论文文献综述）

哈申格日乐^[1]（2021）在《弱势群体网络求助现象的社会工作研究 ——以内蒙古农村牧区为例》文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越来越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交往行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互动的主要工具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9亿网民,可见网络已是社会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网络求助日益成为困难群体及时有效解决问题或得到急需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网络以其方便快捷、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日益成为更多弱势群体遇到问题,需要社会援助时所选择的主要手段。然而网络虽然提供便利条件,但毕竟是一种使人们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互动交往的平台,其自身就带有不确定因素,时而干扰参与其中的互动者行为。目前来看,弱势群体网络求助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平台的利用与有关部门的监管,求救者的诚信度与援助者的焦虑,援助的及时有效性和用途的透明度等方面存在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等公益性志愿组织的介入和支持。但目前,社会工作在弱势群体网络求助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在偏远的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薄弱,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和队伍。本研究以内蒙古农村牧区为例对弱势群体网络求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社会工作研究,探求社会工作干预、支持弱势群体通过网络求助得到有效救助帮扶的路径,进而发挥“互联网+社会工作”在推进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本文有绪论和三章正文及总结和反思等五个部分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选题及研究的社会背景,综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前人研究现状以及本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关概念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调查地内蒙古通辽市农村牧区地区弱势群体网络求助的现状,揭示求助行为的特点及求助途径。第二章主要解释弱势群体网络求助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三章主要探索社会工作干预网络求助的策略问题。最后总结与反思中阐述本研究的发现以及如何将社会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弥补短板更好地为积极主动适应互联网新时代环境,推进“互联网+社会工作”融合发展,为弱势群体网络求助提供有力支持等问题。

姜钰姣^[2]（2021）在《服务对象的“他助逻辑”对社工服务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说明

王肖婧^[3]（2019）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经济研究的恒久主题,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与现实解决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对各个国家与地区都具有重要性及普遍性。伴随着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对于贫困的理解会发生变化,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动态性及相对贫困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对它的探讨始终历久弥新,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理论视角,考察两种资本对于中国农户贫困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农户贫困三者之间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还有作用于这种因果关系之上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直接影响,却对这种因果关系中的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探讨不足。文章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之间关系的理论梳理与分析,以CFPS2016数据为基础,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同标准下,具体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第三,比较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类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第四,探讨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就业类型和贫困接纳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第五,讨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劳动力流动、市场化指数及公共财政支出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第六,讨论在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又是否相互具有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稳健的减贫手段,能够显着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率、提高农户收入。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和增收效应都显着存在。但具体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内部,各维度的指标对贫困状态和收入具有不同的效应,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人力资本各维度的减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受贫困标准变化的影响不大,在贫困标准由低提升到较高水平时,仍然保持原有的显着效应;而社会资本个别维度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会发生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对贫困户的影响大于非贫困户,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差距,这种对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不会随贫困标准的提升而减弱;社会资本对贫困户的影响大于非贫困户,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差距,但当贫困标准提高后,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会随之减弱。无论是人力资本和农户贫困之间,还是社会资本和农户贫困之间,都会受到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具体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不同,总体而言,在相对贫困标准下,起作用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更多。在影响农户的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互为中介变量,但交互效应不显着,因此需要审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贫困影响机制中的传导途径。这些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假设,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也为现实中的反贫困策略提供了丰富的证据。结合实证结果,本文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扶贫政策选择上要充分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扶贫政策设计中应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作用机制中的其他影响因素;扶贫政策调整需考虑贫困标准的变化。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引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针对农户贫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丰富、深化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作用机制的探讨,明确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贫困关系间的影响因素。第二,区别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绝对贫困的现状,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中,比较了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及差异,对于贫困标准提升后新阶段的扶贫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第三,通过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从减贫效应、增收效应、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等不同方面,对这两类资本在农户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充分比较。第四,深入挖掘了在影响农户贫困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交互作用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过程中是互为中介变量的。

张焱琳^[4]（2019）在《精准扶贫政策下社会工作介入深度贫困的路径研究 ——以贵州D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取得良好扶贫脱贫成绩的同时,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显得更为艰巨与紧迫。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此本文以笔者参与贵州省D县驻村扶贫调查研究与服务深度贫困家庭的社会工作经验为依据,运用社会学中的贫困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增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并采用文献法、访谈法、行动研究等方法,呈现D县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的成果,分析阻碍精准扶贫的因素,总结该县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特征,以及用专业服务介入深度贫困户的实践经验,展示社会工作介入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的理念、原则与专业路径,来强调“个性化”的精准个案服务,“助人自助”的增权扶贫原则,以“小组动力”培育邻里支持系统,用“社区工作方式”优化发展生态。当行政力量专注于产业扶贫时,社会工作可以发挥建设扶贫“软环境”的作用,推动“政策倡导”以促进发展方式的改变。针对一些地方“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社会工作提供其“精准滴灌”的专业服务路径,为相似的深度贫困村实现精准扶贫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参考。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扶贫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述评,最后呈现本次研究的技术路线图、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对本文所涉及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及相关概念做出界定。第三章主要描述D县目前的扶贫情况及社会工作参与情况,总结出本地社工参与扶贫的特点、重点、难点。第四章着重描述社会工作介入的扶贫的价值理念与视角,从专业视角、理论出发,以某贫困户为例,直接呈现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第五章为本文的总结、反思与展望。

朱常柏^[5]（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基尼系数高达0.529,位居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城市贫困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已经给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重重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救助理论,在汲取我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采取了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大大缓解了城市贫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共享发展”理念,城市社会救助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城市社会救助行为、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城市居民众多,贫困人群生活质量低下,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依然脆弱,城市社会救助重生计轻发展的制度缺陷致使社会救助包容性缺失,救助效果差强人意。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理论前提,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社会救助方面包容性程度,以及遵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以增强其包容性。力争立足学科前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运用发展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历史与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比较相结合、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的最新理念,它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贫富分化和显着不平等已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倡导的最新增长理论。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并嵌入到减贫的具体政策措施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救助项目,一方面由全民化向目标化发展,把社会救助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协调起来,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已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由选择模式向普遍模式发展,社会救助包容性特征日益增强。先进国家社会救助实践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更是制定社会政策必须秉承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包容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也为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社会救助要想取得良好效应,就必须探寻贫困发生的机制,增强制度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既有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欠缺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的政策缺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这就为社会救助政策干预找到了逻辑起点：即通过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成果,实现益贫式增长,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平性,为整个经济社会有机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支撑和向好的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社会救助理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无暇顾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重点建设的社保项目也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直到城市贫困充分显现,城市社会救助才真正进入决策视野。1997年提出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然停留在作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性认识层面。1999年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重新认识,并开始逐步完善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随着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效率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突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作出回应,分配原则也由此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受到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与全面,尤其注重对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这种全面且科学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表述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窠臼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至少包括实施益贫式社会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消除物质贫困；遵循发展型社会救助原则,提升贫困者自救能力,消除能力贫困；秉承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实现权利包容和机会平等,消除权利贫困。城市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甚至是个巨大进步。城市发展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包容性增长式城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指向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增大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城市社会救助的去商品化程度；现有城市社会救助政策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贫困的格局,有效缓解城市贫困。唯此,才能切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

张洁^[6]（2016）在《城市贫困的双重阐释：结构和文化的视野》文中提出贫困是一个与人类发展始终伴随的话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贫困现象伴随社会巨变不断凸显和演变,不仅给身处其中的个体,也给整体性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以上海为例,对城市贫困者进行深度的质性分析,从不均等的结构变化和各不相同的文化要素中,探寻城市贫困的各个面向,寻求城市反贫困之道,既有学理的关注,亦具深刻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发现和论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城市贫困始终处于结构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之下。本研究联系城市贫困者真实生活的实践,以孙立平教授在实践社会学中提出的“过程—机制—策略—逻辑”四个要素作为研究的路径,构建城市贫困的结构和文化的双重阐释框架。经济力、福利制度和社会力是城市贫困的结构性解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城市贫困的文化性解释。在城市贫困的演变发展、成因、个体和国家应对贫困的策略中,都不难发现结构和文化的作用。城市贫困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结构和文化双重视野的的整合和重构之下,城市贫困研究有了新的内涵。2、城市反贫困的逻辑路径可从结构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构架和设计。基于结构和文化的原因,个体的可行能力不断被剥夺,最终陷入贫困的境地中。是否可从突破个体可行能力的局限入手,寻求城市反贫困的思路呢?因此,研究者提出基于可行能力的城市反贫困思路,建议从可行能力建设的结构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主体参与三个层面构建城市反贫困的逻辑路径,最终将理论、方法、实践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以反贫困的社会实践,探寻城市反贫困的现实可能,期待能为贫困研究开辟新的道路。3、城市贫困个体的能动性不容忽视身处城市贫困中的个体,受到结构和文化的重压,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这其中既体现了结构性的影响,也蕴含着文化性的解释。但是,个体从来不是“被动”的牺牲品,他们在结构性的限制之下仍然表现出了可观的智慧和能动性,驱动了各种不同行为的产生。只有真正理解了城市贫困者的能动性,才能真正读懂城市贫困。在文章的结尾,研究者提出未来还可在城市贫困者的多重需求满足、反贫困的差异性原则、社会工作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赵朋飞,王宏健^[7]（2015）在《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着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宁雯雯^[8]（2015）在《国家、家庭、市场: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贫困问题是长期困扰各国的难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组,出现下岗潮,失业贫困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低退出率和长期贫困即是其中最显着的问题之一。城市低保人口中劳动年龄段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他们大部分有劳动能力。这促成了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即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就业问题。本研究遵循福利三角框架对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的贫困、救助与就业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过程中的福利三角框架,对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就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相关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首先对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就业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家庭福利、国家福利以及作为行动者的受助者个体人力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归纳出低保行动者就业行动的逻辑。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状况不佳。一是就业比例低,大部分受助者目前没有工作；二是就业质量差,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表现为职业类型底层化、体力劳动为主、缺乏就业保护；三是就业意愿不高,未就业者大部分缺乏就业打算,而健康原因是不就业的最主要因素。2.在就业福利获得方面,出现“家庭失灵”（1）家庭内部面临照料的压力,有老人、病人的家庭就业的可能性显着降低,但有子女在学特别是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受助者会更积极的开展就业。行动者会因家庭照料的需求而放弃就业,也会因家庭养育责任的承担而积极就业。另外,家庭责任分担在不同婚姻状态和男女两性间存在差异,导致就业状况的差异。相较于未婚者,已婚者（含目前在婚和离异、丧偶者）更加积极的承担就业义务,特别是经历了婚姻失败或家庭破碎者,作为丧偶或离婚的单身和单亲,他们就业的可能性显着高于未婚者,这可能与他们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有关。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仍发挥效力,女性仍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因家务原因不能就业状况显着多于男性,这导致了他们在就业上的差异,男性就业几率高于女性。（2）家庭外部社会网络功能几乎丧失。相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更加重要,但城市贫困家庭普遍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低,质量差,“关键人物”在贫困家庭中并不多见。“家庭零福利”或“家庭负福利”趋势明显,家庭在就业中不仅难以起到助推作用,反而成为阻碍。3.国家福利供给以直接干预为主。在救助方面表现为经济援助为主,且救助水平、救助结构、救助时长与就业之间无显着相关性,否定了救助与“福利依赖”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救助为主体的消极福利供给并未阻碍就业；但同时亦不会推进就业。在积极福利方面,表现为就业支持,以直接干预措施为主,间接的就业能力提升政策效果不理想。提供就业岗位政策对推进就业有明显效果；但该政策存在变异的风险,需警惕“为了工作而工作”的倾向。4.城市低保受助者自身人力资本不足制约就业,特别是健康资本的不足,对就业有显着影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形式对健康资本的要求高过对于教育资本的要求,这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同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掌握一项技能更占优势。要打破“体力劳动—消耗健康资本—疾病风险加大—因病致贫—因贫而怠于治病”的恶性循环和“健康陷阱”,应从技能提升入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福利三角的互动难以达到总体福利增进的效果,“家庭的失灵”、补缺型救济为主的国家福利供给与就业福利不足的状况同时存在,城市低保受助者往往维持着长期贫困的状态,难以实现脱贫的目标。从总体福利增进的立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来说,就业是改变目前贫困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但是,就业福利的实现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在与家庭和国家的互动中实现的,解决就业问题需从总体互动中来把握,实现国家、家庭与市场的均衡。具体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的重建,重点应放在家庭照料与家庭社会资本的重建上。二是国家福利由消极向积极转变。实现救助支持向就业支持的转变、经济支持向服务支持的转变、就业机会提供向就业能力培养的转变。三是,加强社会力量的介入,政府将部分职能下放,引入社会力量,特别是在老年照料、居家医疗服务、非正式支持网络的重建、正式就业支持的强化等领域,都需要“社会”的介入。

肖艳辉^[9]（2012）在《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转型期的“制度性贫困”背景对社会救助制度的责任模式选择有着急切的定位需要。从一个全球范围的视角来比较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社会救助责任模式,找出共同经验,为我所用,意义重大。发达国家的英、美、德、瑞典都经历了国家无责任阶段的慈善救济模式、国家有限责任的补济救助模式、国家强责任阶段的凯恩斯-贝弗里奇模式、多元主体责任阶段的国家和社会共享模式阶段。这几种模式变迁有着深刻的原因：既有共同的社会大背景,也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影响。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危机、丁人运动的大规模爆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福利依赖现象的滋长是其共同的社会原因。理论原因的影响因不同的阶段而分别不同：国家无责任阶段,主要有致贫原因个人因素论、社会连带思想、守望相助思想。国家有限责任阶段,主要有制度变迁理论、负所得税理论。国家强责任阶段,主要有社会制度不平等论、德国新历史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剑桥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基础理论发展等的影响。多元主体责任阶段,主要有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社会风险分担理论、“合理利己主义”理论、贫困陷阱理论、福利依赖理论、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南非、拉美国家、俄罗斯和我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模式有着一定的类同性。改革开放前基本上都是实行全民覆盖与有选择补助的社会救助计划,而在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中,得益于联合国的推动,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应用于国内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从以往单纯的生活救助变为发展被救助者“可行能力”的救助,以解决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制约的紧张关系；在责任承担上,除了强调国家的主要救助责任外,也开始强调被救助者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一些救助项目开始实行私有化改革,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在救助方面的效用。理论方面的影响主要是贫困者应得权利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我国社会救助责任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有：儒家传统思想、社会结构贫困观、社会救助“秩序控制论”、社会救助“经济影响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人民利益观”、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救助制度及反“福利依赖”思想、社会排斥理论等。域外国家制度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在制度模式上由单纯的生活救助向工作导向型转换,注重发展被救助者的可行能力；国家权力向社区放权和转移,寻求国家和社会共担的责任模式。在影响制度变迁的原因方面带来的启示主要有模式的选择与社会背景相对应、模式的转变与社会需求相对应,观念影响模式选择。除了域外的经验外,还要借鉴我国传统社会的丰富经验。我国未来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选择要在克服现有不足的基础上,确立国家责任为主和社会责任为辅的社会救助责任模式,应选择发展被救助者可行能力的救助模式,应建立综合式的社会救助模式,应从“输血式”模式向“造血式”模式转换,国家救助责任应向“社区合作”模式转移。

张宁^[10]（2012）在《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政府确定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艾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艾病防治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留下了“想象空间”,而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中参与防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通过对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兰州市的三个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防治艾病的行动进行了民族学观察,通过民族志式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各类型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组织文化资本参与防治艾滋病,并从中观察到三个社会组织的相关行动以建构在各自组织结构中开展防艾活动,从而达到艾病的宣传预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组织功能目标。论文首先在学术史述评中,对国内外学界关于艾滋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回顾;其次,论文对我国和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进行了论述;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对一个宗教组织——西湖清真大寺、和两个草根民间组织——兰州市男男性接触者工作组和兰州市感染者/患者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进行民族学的研究;最后运用民族学理论讨论三类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行动的学科解读并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1）弱势群体网络求助现象的社会工作研究 ——以内蒙古农村牧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精准扶贫政策下社会工作介入深度贫困的路径研究 ——以贵州D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城市贫困的双重阐释：结构和文化的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国家、家庭、市场: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论文参考文献）

• [1]弱势群体网络求助现象的社会工作研究 ——以内蒙古农村牧区为例[D]. 哈申格日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2]服务对象的“他助逻辑”对社工服务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D]. 姜钰姣.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D]. 王肖婧. 西北大学, 2019(04)
• [4]精准扶贫政策下社会工作介入深度贫困的路径研究 ——以贵州D县为例[D]. 张焱琳.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D]. 朱常柏. 扬州大学, 2016(02)
• [6]城市贫困的双重阐释：结构和文化的视野[D]. 张洁. 上海大学, 2016(02)
• [7]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J]. 赵朋飞,王宏健.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 [8]国家、家庭、市场: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研究[D]. 宁雯雯. 武汉大学, 2015(07)
• [9]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D]. 肖艳辉. 湖南大学, 2012(05)
• [10]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D]. 张宁. 兰州大学,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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