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含义和理论表征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意蕴与理论表征（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李娜^[2]（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马枫^[3]（2021）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哲学批判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更使生态批判的创新和生态哲学的重构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理论任务。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主流生态哲学褪下自由与民主的华丽外衣,其固有的理论缺陷暴露无遗。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生态哲学将“生态环境”变成了一个本质化、中心化的理论内核,而将人的生命置于这个核心之外,对生命健康与生态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缺乏思考,很少关注到病毒、瘟疫与人类健康之类问题。这次突发的疫情危机警醒了人类,也推动生态哲学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思考生态问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方面,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以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理论为基点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德勒兹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立场,注重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哲学分析,由此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为人类生态问题的最终根源,并进一步发展为对以资本同一性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对西方哲学的超验本质主义传统的哲学批判。德勒兹从马克思经典理论出发,广泛吸收卢克莱修、斯宾诺莎、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史资源,以差异性、内在性和容贯性为前提批判原则,入手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重生态维度,创建了以生成论、生机论、机器论与地理哲学四大主题为其内容,以重建“新大地和新民众”为其归宿的丰富而完整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本论文从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立场出发,试图批判性地全面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容和当代意义,期待以此为拓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史背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为首要的理论来源,首先确定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母题,由此建立起反现代性的新自然主义,重构出表现性、多元性、生成性的现实自然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在当下互渗的现实状况与内在机制,并把马克思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命题确立为自身生态理论的实践旨向。德勒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回溯到柏拉图本质主义与理念论的哲学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性、超验性的传统,认为理念论的四重幻相蒙蔽了本真的差异、流溢因之上建立的分有的原则泯灭了内在性,他重建了反同一性、超验性的差异性与内在性,并以差异性和内在性为基础再生了容贯性原则,将三者共同作为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也预设了其理论的生命内核。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德勒兹构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三重批判框架,不仅将自然生态定性为社会问题,而且提出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本身是生态问题的一部分,并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同构的关系。他与加塔利为学界所熟知的两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着作,就是以精神生态为切入点的批判理论。第二部分努力呈现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理论构成,这就是其在生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论批判、生命批判、技术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具体展开。首先,德勒兹以生成论批判资本主义存在论,认为存在实为生成之在,自然具有多样性、多元体、共生性、关联性、断裂性与开放性的生成法则,整个自然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世界,也不是按照树状模式建立起来的等级世界,而是一个由个体化的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是“反对其自身”的生成自然,由此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认知的误导,揭示了此次疫情危机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其次,在生机论的起落沉浮的学术背景中凸显德勒兹对资本主义压制生命的批判,通过探析生命力量与自然、物质、心灵、精神、感知、艺术等事物的内在机理,德勒兹在生态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进行了一个有机的嫁接,发掘了新的社会场域下的生态创造力量。第三,着眼于机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普遍现象,经剖析机器的文明面及反生态的文明悖面,揭露了资本主义抽象机器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机器论视角考察有机体与有机的、无机的环境之间的共生规律,探析了超越技术理性的桎梏、重建人类生态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第四,德勒兹把马克思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作为其地理哲学的源头,并受尼采地理学隐喻的启发,赋予大地概念地球的、自然的、文化的与空间的等多重内涵,通过揭露其编码、结域、层化的内在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地是被总体化、统一化了的同质空间,进而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破解问题推进为由“纹理空间”向“平滑空间”的转化。地理哲学也是对现代性尊崇历史观念的一种反拨。第三部分探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哲学上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未来出路的构想与规划。一方面,德勒兹主张重塑主体性,把生态拯救之道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内在的生存方式”,生成人类敬畏自然、呵护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以期达到以人性解放追求生态自由,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另一方面,德勒兹既期待现代社会增强系统化、微观式的治理能力来应对生态危机,又希望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化解矛盾,其以消极逃逸的方式摆脱资本的平面、摆脱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公理体系、摆脱以同一性为逻辑的现代哲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另外,德勒兹生态批判理论包含着“生态共同体”意蕴,但以习近平生态思想来衡量,其思想只表达了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向往,缺乏有价值的行动纲领。以“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全球共识,坚持异质同构、求同存异的原则来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才能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明天。

李青^[4]（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朱兴涛^[5]（2021）在《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对空间的终极性思考和存在性追问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论题。空间作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变化样态,既是人类生命寄寓的现实处所,亦是人类社会实践展开的重要场域,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蕴。马克思哲学堪称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作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和人类自身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以其基于人性的透彻的实践性理论追求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生成了一种自觉把握时代主题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品格。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空间问题特质与真义的思想方法和逻辑切入点。客观地讲,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和哲学审视,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具体阐发了关于“社会空间”的重要思想。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叙事,从全球社会空间的发现及其批判,城市社会空间的变革及其资本宰制,日常社会空间建构及其异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空间思想进行了理论透视。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空间”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创新性理解和理论性表达。深化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既是多学科视野融合和交叉学科整合的学术需要,也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理论需要,更是理解和阐释当代社会重大空间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首先,本文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历史生成与理论特质。空间研究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的理解和把握可以追溯到传统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社会空间观和古典经济学实证主义的社会空间观。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虽然既表征了人类社会空间的发展逻辑,又确立了历史性的解释原则,但仍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实证主义的代表,所主张的“感性直观”只是把社会空间看作“物化”的实体,人与人的社会空间关系只能被物化为“非历史”的物与物的空间关系。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贯穿着“历史观点”,而他的社会空间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空间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生成过程,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的思想历程,“人的观点”社会空间意蕴,“实践观点”的社会空间逻辑,“正义观点”的社会空间批判的哲学文本阐释,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的观念变革、理论特点及其人性意蕴。其次,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第一个方面是全球社会空间的发现及其批判。根植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在肯定其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把社会空间的理论分析始终与资本对社会空间重塑的现实批判相结合,揭示了人类社会空间出现的多重矛盾、潜在危机及其资本主导逻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世界历史”性交往社会空间的形成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新时代,通过“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地理性拓展,通过从“地方市场”到“世界市场”的经济性牵引,通过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的文化性融合,实现了全球社会空间的普遍联系。由于资本积累的空间全球化,社会空间的“世界历史”性发展过程加速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全球化,导致了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全球性空间剥夺。同时,马克思批判了全球自然空间过度资本化导致社会空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空间的生态恶化,并指出资本与信用的结合是虚拟资本时代资本全球积累的新形式,也包含着发展的内在危机。第二个方面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变革及其资本宰制。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城市是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形态,它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人化自然”,它处处打着人的空间实践活动的历史烙印。城市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变迁的轴心,也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社会空间转换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历史阶段分析,资本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造成一系列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不可挽回的社会后果。同时,马克思指出近代城市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社会空间条件,通过对一系列资本所导致的社会空间后果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等级化。第三个方面是日常社会空间的营造及其异化。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在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并开始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资本积累推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是城市社会空间被资本重塑并快速分异的时代,也是人类日常社会空间被全面纳入资本逻辑和金融体系的时代,人的居住空间、劳动空间、休闲空间出现普遍物化和异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住宅短缺及其区隔的资本逻辑,批判了居住社会空间出现的严重空间分异。马克思始终把空间及其社会性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量和分析,指出以工厂为基础的劳动空间是一个生产要素的空间聚合,出现了各种局部劳动过程的“空间并存”现象。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创造休闲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剥削的资本逻辑。最后,在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三个重要层面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正义旨趣与当代价值。马克思是从人出发,把人作为社会空间正义的真正根据,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在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来把握社会空间正义问题,来阐释社会空间正义的思想内涵,来审视社会正义原则,来形成社会空间正义观念,以人的观念来憧憬社会空间的正义理想。同时,本文申明了马克思“历史观点”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群体依赖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群体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个人独立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自由个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类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进一步指出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理解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基础,自由人的生成与自由个性的生活理想是社会空间正义追求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归宿。因此,深化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有利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当代敞开和生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我超越的必要方式和重要途径。

周坤^[6]（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孙秀梅^[7]（2020）在《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生态危机的频发迭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以及等等错综复杂的力量对峙与文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助力现代性发展与人类性文明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力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加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科学性与紧迫性。本文以英国着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文本依据,以反思国内理论界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思想前提,以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挖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思想基础,努力完成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佩珀着作的深度耕厘,结合其思想的各种表达,为其思想搭建与之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框架、澄明其理论蕴涵、彰明其理论方法、揭示其思想特质、展现其实践进路、反思其理论得失;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概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解读,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性效应呈显出来,以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思想性把握构成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历史脉络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90年代的成熟发展,在21世纪以后走向深化。它通过对生态危机全球性扩张的时间绵延分析、对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的空间侵占批判、对生态运动发展及其红绿转向的实践检视,援引社会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逐渐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吸收的理论营养,坚定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引领。通过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把捏而努力挖掘其思想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准确地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主要论题与理论方法。佩珀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开掘、对生态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和有力揭批,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构筑起其思想的主要理论意涵。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对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使其逐渐确立了四个主要论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展开对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阐发,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案,以实现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的价值路向。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揭示使其理论特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佩珀作为典型的生态学者,既呈现出与其他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又展示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异,并将这些继承与创新彰显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资源撷取的不同之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改造与发展之中,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别样理解与独特建构之中。可以说,独到的理论特质使佩珀成为不同于欧洲大陆与北美风格的典型英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既在于他选择性的批判吸收了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解释与运用,更在于他的实践方案努力完成三重变革与转换,即佩珀试图通过从乌托邦式理论到生态现实主义的阶级创建、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快速转换、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有效跨越,来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逐步推进。这些实践方案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形成的新的判断,是从变化了的生态危机中找寻出路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实践。总体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既有显着的理论创新,也有值得引人深思的缺陷不足。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展示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与乌托邦理论倾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误读与运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偏激武断的认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过度重视而忽视对经济生产等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不足又暗地里挫败了其实践方案的力度与可操作性,这就难免滑向乌托邦的理论困局。所以,认真检视与合理反思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参照其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又有益于我们坚定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超越与贡献。

宋哲琦^[8]（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指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孔瑞^[9]（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何诗鸣^[10]（2020）在《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葛亮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存在。在他的身上,先天优良的创作禀赋和扎实深厚的教育背景同时具备;彼时南京,现时香港的双城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文人家族渊源共同熔铸于他的生命历程,影响着其观照事物的格局并广泛投射于创作中,令其作品带有混杂丰富的“葛亮味”而为文坛瞩目,葛亮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与创作成果之间的牵系也已成为特有的文学现象获得文坛的持续关注。他以自我生存感知作为书写资源,围绕“城市、历史、人性”三个部分开启由表及里的创作探索,将思考倾注进人和城生存发展的讲述之中。在创作中,葛亮将历史沉疴、当代生存冲突质素作为生命存在的背景和舞台,始终挖掘着不同时空内生命存在行进的暗角死结,管窥芸芸众生无所不在的生命悲情和生存残酷,在历史与当下的日常生存节律中抽离出内蕴的生存困境,基于自我生存经验,展示出独特的生存关切和对于生存现实的拷问和思考,也凸显出葛亮自成一脉的生存认知。“生存”集“动物性”与“超越性”为一体的建构性内涵,使以此为基的生存困境囊括生存矛盾冲突未竟的同时,也处于永续建构的状态之中。根据当代生存的内容彰显,葛亮小说中的生存困境可被分为历史“无理性”的残酷盘剥、边缘群体的生存挣扎、男女两性的情感困苦与都市生存的精神失序四部分。历史时代与现代生活秩序的时空内,血腥与暴力的战争杀戮与人性变异,底层民众的当代生存困窘,男女两性的情爱纠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与心灵真实,生命个体与群体乃至城市的命运遭际,在多种关涉物质、精神、自然、社会、历史生存维度的缠绕纠结中,展现出生存困境的长卷。葛亮抱持生存困境书写的缘由值得研究。葛亮作为“独一代”,在历史经历、城市经验、社会关系方面具备特殊心理体验。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承袭了历史反思、人文关怀、社会批判等意识,其中无不渗透着知识分子本身具备的良知意识。而葛亮长期于香港的“岛城”生活经历也给予其一种封闭、阴郁的地理感知,投射在生存困境的书写中,显现为文本形态的孤立、困境空间内部营构的逼仄与促狭以及困境氛围的阴郁特征。此外,作家笃信的宿命观中的“命运推手”思想与浸淫至深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张扬的“反叛”思想二者融合,都影响了其生存困境的书写风貌。葛亮小说生存困境书写的意蕴丰富。在他的小说中,生存者各自生存场域内的生存遭际,体现出生存时间的鲜明对立,“旧年”与“新时”的并立结构不仅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生存时代的场域营构、生存状态显现以及包容性比对,也传递出葛亮对“传统”与“现代”的建构与反思意图。当触及生存困境的缘由反思时,生存者群体性“弱者自弱”与女性群像相对男性群像的“强势”面貌不仅显现出葛亮对“国民性”的审视批判,背后也映射出葛亮的弱势文化书写心态。同时,葛亮对生存秩序的宿命表达、无常表达以及困境源于他者的牵系表达与生存者精神异化的荒谬坦露则共同彰显了葛亮对日常生存本质的悲观认知。而谈及生存困境的描摹,葛亮结合自我的审美经验,书写中显现出的“疏离姿态”、动物谛视以及“视觉化”的叙事表达又令其生存困境书写可被视作一种基于“空间内容物”的堆叠呈现,人的生存困境由此跃入审美范畴。在勾勒生存现场、阐发生存反思的同时注重困境美学的缔造,葛亮的生存困境书写因而获得独树一帜的风格色彩,之于作家个体、“70后”同代际作家队伍乃至当代文坛写作多有深意和新质生成。此外,葛亮的书写也存在生存悲观、生存范围单一等局限之处。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意蕴与理论表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意蕴与理论表征（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9）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意蕴与理论表征（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D]. 马枫. 吉林大学, 2021(01)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5]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D]. 朱兴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D]. 孙秀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9]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葛亮小说的生存困境书写研究[D]. 何诗鸣. 安徽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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