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的个人悲剧与命运探析

一、三国蜀汉个人悲剧命运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曦^[1]（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刘梦瑶^[2]（2020）在《《三国演义》死亡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死亡”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三国演义》大规模、多层次展现了“死亡”众生相。本文以毛评本《三国演义》中的死亡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分类统计死者、死亡类型的基础上,探究《三国演义》死亡叙事艺术及其文化内涵。全文共四章:第一章运用文献梳理和统计分析方法梳理了明前“三国”故事与《三国演义》中的死亡叙写概况。首先对魏晋、唐宋和金元三个阶段的志人、志怪、话本小说,诗,词,散文,金院本,元杂剧及戏文等文学体裁中的“三国”死亡故事作了宏观概述。其次从死亡故事中的死者人数及死亡类型两个角度客观了解《三国演义》死亡叙写的具体内容,梳理了120回本《三国演义》中5大故事板块、20个故事单元的538位记名（姓）死者、46位佚名死者及172处群体死亡描写,并从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两方面分析了全书的死亡类型。第二章和第三章在辩证运用中西叙事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深化对《三国演义》死亡叙事研究。第二章主要从《三国演义》死亡叙事节点、死亡叙事空间、死亡叙事时序及死亡叙事节奏四个角度探讨《三国演义》死亡叙事艺术。第三章主要从《三国演义》死亡叙事视角、死亡叙事手法和死亡叙事语言三个角度对《三国演义》死亡叙事艺术进行研究。第四章讨论《三国演义》死亡叙事的文化内涵,运用文本解读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死亡叙写的政治态度和死亡价值观两大角度剖析《三国演义》死亡叙写的精神文化内涵,并根据《三国演义》“美丑对照”的死亡叙写安排,挖掘小说推崇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生死观和“武死战,文死谏”的价值规范。此外,小说既对主动赴死的仁人志士致以崇高敬意,也用死亡来惩戒见利忘义、苟且退缩之徒。

周文琪^[3]（2020）在《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国戏,指取材于魏、蜀、吴三国历史及其衍生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由民间艺人和文人创作的各种戏剧作品。汉水流域幅员辽阔,地方剧种众多,保存的三国题材剧目不胜枚举。三国题材的戏剧与以扮演三国人物着名的戏剧演员,在汉水流域的戏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汉水流域三国戏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第一章主要对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剧种、剧目、剧本进行整理。汉水流域上游以陕南的汉中、安康一带为三国戏的主要传播空间,流行剧种为汉调桄桄、汉调二黄、商洛道情等;中游的南阳、襄阳等城市以汉剧、湖北越调、南阳越调、南阳宛梆为流行剧种;汉水下游的武汉、钟祥则流行京剧、汉剧等剧种,汉水流域的三国戏基本存在于上述剧种之中。剧目方面,主要是对《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陕西省戏剧志·汉中地区卷》《陕西省戏剧志·商洛地区卷》《南阳地方戏曲艺术》《南阳市戏曲志》《襄樊市戏曲资料汇编》《中国戏曲志·河南卷》《汉剧志》《汉剧史料专辑》及各地区的地方志中的三国戏剧目进行考证。剧本方面,主要以《陕西传统剧目汇编》《河南传统剧目汇编》《京剧汇编》《湖北地方戏曲丛刊》中收录的三国戏剧本为考察对象。第二章主要探析汉水流域三国戏与《三国演义》、元明杂剧、明清传奇、民间文学的关系,探讨了汉水流域三国戏的继承与发展。元明杂剧、小说《三国演义》、明清传奇、民间文学中的三国故事,建立了三国戏剧情的初步框架,也为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创作者改编、重写三国题材提供了蓝本。汉水流域三国戏主要沿袭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语言文本和人物形象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创新。汉水流域三国戏也有《黄鹤楼》《求高计》等剧目直接承袭了元明杂剧的剧情,或吸取明清传奇、民间文学的精华部分,创作出如《刘封滚鼓》《三闯辕门》的精彩剧目。第三章重点讨论汉水流域的诸葛亮文化与诸葛戏中的诸葛亮形象。汉水流域是诸葛亮主要活动的地方,其中汉中地区是诸葛亮最后战斗过的地方,他在汉中留下丰富的诸葛亮文化遗产。汉水流域也是诸葛亮文化胜地,为祭奠诸葛亮,汉水各地修建武侯祠,并有部分保存至今。在戏剧文化方面,汉水流域三国戏塑造了一大批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剧所占比重较大,其形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第四章主要探讨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汉水流域三国戏。汉水流域三国戏展现的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历史题材的限制,女性角色多处于附庸地位,她们服从于封建父权制度,成为话语权缺失、自我意识隐匿的政治斗争工具,即在男权社会中的“失声”的群体。以女性主义的视野解读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女性群像,可以发现女性精神世界和自我意识的集体缺失。第五章重点探究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剧场性。本章主要对汉水流域三国戏的戏剧文本进行研究,其戏剧节奏张弛有序,使戏剧情节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戏剧悬念构思巧妙,其科诨艺术调动了剧场气氛。从节奏、结构、科诨三方面来看,汉水流域三国戏富有剧场性特征。

朱金文^[4]（2019）在《话剧《最后一役》及创作阐述》文中研究指明《最后一役》是一部历史题材话剧,讲述了三国末期,魏灭蜀汉之战中,蜀汉将领姜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假借投降,谋求复国,坚持自我,奋勇斗争到最后一刻的故事。作为全剧的主人公和主要塑造对象,本剧着重表现姜维不屈不挠的信念和敢于抗争的勇气,歌颂了主人公忠义、坚韧的品质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可贵精神。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剧本的创作进行阐述。在主题方面,坚持与时俱进,尝试用时代精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新的解读,挖掘新的内涵,进行新的思考。在人物方面,着重表现主要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从多方面塑造主人公姜维的人物形象,并围绕主人公设置了不同立场和层次的人物。在叙事方面,顺应逻辑的同时注重变化,在尊重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大胆原创,展现了姜维在军政领域外的家庭生活的一面,并对魏灭蜀汉之战中的数个关键节点进行了改编,对人物和故事都进行了新的创作。风格上则着重塑造主人公英雄悲情的一面,力求塑造一个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悲剧英雄形象。

谭迪^[5]（2019）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天人感应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对于民间文化以及俗文学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小说的作者大多是地位较为低下的平民,深受民间感应故事,灾异传说的影响。而明代历史演义作家又需要借鉴史书,敷衍故事。史书往往会从天人相感的角度对帝王将相进行一定的神化,这些内容很多都被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家几乎原封不动写进小说中。所以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相比于明代其他类型的小说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更深。无论是小说的指导思想,还是小说中写人叙事的情节都明显能看出这些文字背后体现的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无论是明代前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天命观思想,还是明代中后期时事小说中的善恶报应思想,其实都是天人感应思想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体现。因此研究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于帮助我们分析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文本内涵以及作者创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学术界对于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天人感应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并且没有整体的、专题性的研究,所以笔者希望从天人感应思想的角度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审视,并且对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立意、叙事、批评中的作用,笔者也有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和拙见,也希望通过对该选题的研究,吸引一些学者的目光,让更多人参与其中,集合众人的力量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天人感应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严丽定^[6]（2019）在《《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文中研究说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1）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刚愎自用,不顾大局。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课题,当下的《三国演义》人物研究就必须更加具有时效性,前瞻性与创新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对过去单一的、重复的研究某一个现象与问题,已不再是重点,故而,老题新做并不是“旧事重提”,而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毛本”120回《三国演义》为依据,展开分析论证,笔者的主要思路为:立足于文本,结合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大背景,将《三国演义》中的降将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并在对降将类型作细致划分的基础之上,从投降动机、降将地域、降将内涵等方面展开论述。在挖掘降将与作者、历史的关系过程中,适当补充《三国演义》降将研究的空白,进而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降将群像研究,并从降将视角出发,概观其对整个《三国演义》情节发展脉络的影响,体会降将叙写的文化意蕴与“三国精神”,希望能为《三国演义》以及历史演义小说的研究形式提供一个特定方向。

尹方红^[7]（2018）在《《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色彩解读》文中指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乱世之中的种种悲剧和苦难,其中英雄人物的悲剧、普通民众的悲剧和伦理道德的悲剧尤为突出,但小说中也不乏喜剧色彩的情节、语言和人物。相对于小说悲剧研究的累累硕果,对其中喜剧色彩的探讨和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从《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色彩入手,探索《三国演义》悲剧和喜剧内涵的双重建构维度,从喜剧角度研究小说悲剧内涵的呈现方式,进而分析小说喜剧书写的文本意义。引言部分,首先对《三国演义》悲剧和喜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其次,对《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色彩的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进行了阐述。第一章是有悲有喜:《三国演义》内涵建构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从英雄人物、普通民众和伦理道德三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小说的多重悲剧;另一方面,从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饱含喜剧色彩的语言及充满喜剧色彩的情节入手论析了小说的喜剧色彩。第二章是以喜见悲:《三国演义》悲剧内涵的呈现方式。本章从以喜促悲,推进情节发展;借喜衬悲,调节故事节奏与悲喜交加,展现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三国演义》悲剧中喜剧色彩的文本功能。第三章是深化延伸:《三国演义》喜剧书写的文本意义。《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书写表达了作者“尊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地突出了作品的悲剧内涵,同时也彰显了古代士人的进取心态。

张博^[8]（2014）在《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文中认为这篇论文的研究范畴属于对《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能力所限,只选择一些传统观念作为切入角度来管窥这一课题的冰山一角。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仁”、“忠”、“义”三者在《三国演义》中的矛盾特征,及其矛盾背后渗透出的文化冲突。在对《三国演义》“仁”观念的分析中,本文重点分析了刘备这一被人民和作者寄予了理想化仁君色彩的人物在其一生斗争过程中坚持仁政理想与获得政治利益上的矛盾,指出儒家向往的仁政理想和政治军事斗争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缺乏联系的,甚至是相反的,获取政治利益的条件体现为对仁政理想的背离。而出现这一观念上矛盾的根源在于儒家和法家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对《三国演义》“忠”观念的研究中,本文首先指出矛盾的焦点在于作品对愚忠守节者和背弃忠君原则的叛变者同样表现出了宽容,甚至对后者的弃暗投明表现出了积极地认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其还原到春秋时代的“士文化”的嬗变过程中去,并认为士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士志于道”的理解发生的转变导致了《三国演义》“忠”观念的矛盾。对于《三国演义》中的“义”观念,本文的研究从被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关羽的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主要体现其重义的情节之中所体现出的“义”的性质,从而发现儒家和墨家同样提倡的“义”的不同内涵的冲突对《三国演义》中的“义”观念造成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三国演义》之中几个历史观念的矛盾之处。首先,对于天命问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明确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些人物在得知天意后顺天而行,而另一些人物则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逆天意而行,人物在两种抉择的之间矛盾态度来源于儒家中孔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对于天命是否有常,天命是否由道德决定的根本分歧。对于三国时代魏国和蜀国孰者为正统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其对王朝正统性的评价标准更是莫衷一是,《三国演义》选择了“拥刘反曹”的政治基调,没有接纳陈寿《三国志》帝魏寇蜀的立场。这其中不仅包含了朱熹等一系列南宋理学名家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推崇,也与民众对现实政治和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相关。对于《三国演义》英雄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人物其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截然不同的定位上。在《三国志》中的超世英杰与《三国演义》中的乱世奸雄之间,横亘着道德标准这一无法逾越的重要标准。而统摄《三国演义》的核心历史观仍是天命史观,而并非英雄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辨析也将在英雄观章节中加以论述。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汉末三国时代道教发展状况,重点分析了张角、张鲁、于吉与左慈分别实践的道教与政治相结合三种形式。通过对三种宗教政治模式失败经验的总结,以及道教领袖难逃被杀、投降、被严格控制的悲剧命运的原因的综合分析,从而展示出道教文化自从汉代诞生以来,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相互冲突斗争的全过程,揭示出《三国演义》道教情节的文化蕴涵。第四章主要关注了《三国演义》中为数较少,地位相对较轻的一些女人人物角色。在粗略地将她们归入不同的类型之后,主要分析了《三国演义》中间女性形象身上存在的三大矛盾：社会地位的尊与卑,女性的美貌与政治斗争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道德层面上是否存在着对贞节方面的要求。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将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从三国女性对政治的参与这一问题入手,分析占据社会主流的男权文化对女性参政问题的压制,以及在男权话语书写下的《三国演义》的性别文化特征。第五章以《三国演义》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虚实观念作为切入,首先总结了前人对《三国演义》虚实问题的争议看法,并使用切实的考据方法,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前人以往关注的不多的历史与虚构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考辨。本文将《三国演义》存在的虚实观念中的差异矛盾归结为上层的史官文化与新兴的下层市民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而在新历史主义学者看来,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各种虚构,无论是史官文化还是市民文化,它们虽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对历史真实问题的态度,但是他们实际上在使用着同样的方法来编织着历史典籍或是通俗小说的文本。第六章作为全文的结论部分,将引入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理论的原理,并以此再次梳理《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在总结全篇论文的同时,对《三国演义》的文化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展望。

周哲达^[9]（2013）在《《三国演义》方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国演义》中常常出现方术描写，作者以灵虚幻化的笔法叙述内容，与全书厚重深沉的审美基调颇不相协。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三国演义》所呈现的历史阶段的史实、作者的好恶、小说创作的客观需求密切相关。由以上原因而频现的方术描写在行文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三国演义》中的方术描写为人物命运、战争成败、王朝更迭层层设下伏笔。与此同时方术描写在贯通小说情节、完善行文逻辑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道德教化融合在方术的描写过程中，并通过诸葛亮运用各种方术彰显出作者的政治理想。《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身死、战争失利、王朝灭亡的悲剧图景为我们呈现了“命由天定，天命难违”的天命观。而此天命观蕴含着“朝代更迭，分合有数”的规律之美，“明主贤相，忠臣良将”的遗憾之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在展现以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推进了传统天命观由“天行有常”向“人定胜天”的过渡演变。

周哲达^[10]（2013）在《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文中认为《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身死、战争失利、王朝灭亡的悲剧图景为我们呈现了"命由天定,天命难违"的天命观。而此天命观蕴含着"朝代更迭,分合有数"的规律之美,"明主贤相,忠臣良将"的遗憾之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在展现以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推进了传统天命观由"天行有常"向"人定胜天"的过渡演变。

二、三国蜀汉个人悲剧命运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国蜀汉个人悲剧命运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三国演义》死亡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话剧《最后一役》及创作阐述（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7）《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色彩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8）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论文提纲范文）

（9）《三国演义》方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国蜀汉个人悲剧命运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2]《三国演义》死亡叙事研究[D]. 刘梦瑶.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D]. 周文琪.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4]话剧《最后一役》及创作阐述[D]. 朱金文.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5]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D]. 谭迪.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D]. 严丽定. 湖北师范大学, 2019(08)
• [7]《三国演义》悲剧中的喜剧色彩解读[D]. 尹方红. 北方民族大学, 2018(02)
• [8]多元文化冲突与《三国演义》传统观[D]. 张博. 南开大学, 2014(04)
• [9]《三国演义》方术研究[D]. 周哲达. 渤海大学, 2013(08)
• [10]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J]. 周哲达.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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