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世界互动”概念看国际政治社会学

一、从“世界交往”概念看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林兵^[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为总体特征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也面临着从逻辑到结构的系统性危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如何引导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已成为关乎世界各国命运的全局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民族复兴、国际正义和人类发展而秉承的国际观念,是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格局观念体系。它既包括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认知,也包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国际新秩序的构想等。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形成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实践中,与“三个世界划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和谐世界”等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观念谱系。当然,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的出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历了萌生、发展与成熟的建构进程后,逐步从一种政治意识演化成自成一体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体系,以习近平的时代观、角色观、大局观、文明观、合作观、义利观等为支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要件,在内涵上集中呈现为以共同发展为核心诉求,以平等互鉴为文化底色,以合作共赢为行动逻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利益分配机制,旨在促进世界各国合理有序互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国际秩序构想。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不是抽象、悬置的概念,而是兼具理论活力和实践张力的理论。它包含了诸多不同于西方传统国际秩序观的理论规范,如以主权平等、多边主义、义利融合为国际交往原则,以自主合作、平等参与、主权自由为国际交往指向,以互联互通、伙伴互惠、理性竞合为国际交往模式。尽管这些理论规范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相抵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对待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弱替代性和强建设性。基于这种立场,中国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通过重塑国际秩序的生成基础、完善国际秩序的运行规范、破解国际秩序的运行桎梏等,致力于引导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任何一种新理论、新观念在引领实践变革时,总是会受到旧理论、旧观念的拒斥。西方的权力型秩序观、反华的舆论话语、掣肘中国崛起的行为等,都对中国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的实践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既要坚决地与挑衅者展开斗争,同时也要坚持战略定力,在自立自强、义利自觉、外交务实的基础上,从容稳步地与世界各国展开深度互动与交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由中国理论转化为世界共识。本文在内容上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论题选择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综述、重要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为第1章,主要梳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科学内涵、理论拓展以及揭示现行国际秩序的内在危机和变革方向。第三部分为第2章,主要分析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的生成过程、思想承新以及理论内涵。第四部分为第3章,主要论述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内蕴的全新的国际交往原则、国际交往指向和国际交往模式等,全面呈现出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的理论结构和内在特性。第五部分为第4章,在分析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对现行国际秩序态度的基础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原则、范式出发,深入分析其如何引导现行国际秩序的生成基础、运行规范、运行桎梏的变革。第六部分为第5章,着重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在引导国际秩序变革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同时,也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的出场,在引领中国国际秩序理论创新,加速国际交往的转向进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规划全球治理全新目标等方面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马越^[3]（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梁冠华^[4]（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成向东^[5]（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马程^[6]（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丁伟航^[7]（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周庆^[8]（2020）在《林克莱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出生于英国阿伯丁,是当代着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流派的代表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声名鹊起,《国际关系中的人与公民》、《超越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作为林克莱特的三部曲使得他在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拥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林克莱特构建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第一,先破后立。一方面,林克莱特把马克思主义批判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且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理论的道德思想也必须要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林克莱特借鉴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将批判社会理论的视角从“生产范式”转向“对话范式”,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续研究中。第二,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多学科综合分析之法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使得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不断拓宽思考问题的视域,进而冲破思想的僵化。第三,建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目的鲜明。实现人类解放是林克莱特构建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他将规范理论中的世界主义和批判理论相结合,并主张将不同层次的忠诚结合起来,培养良好国际公民,进而以全球话语沟通的方式实现人类共同体的道德规范生活。林克莱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理论,更是实现人类解放与发展的理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整体,面对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和全球社会问题的突出化,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渐缺乏相应的现实合理性,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多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较少,以林克莱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诞生于欧洲,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大环境的影响。他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并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将具体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明确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且对继续构建和完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具有启发意义。其次对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进一步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意义。最后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进行了简要罗列。第二部分对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深度挖掘了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渊源。第三部分梳理和阐述了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研究主题包括共同体问题、公民问题和伤害问题,接着整理出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构建路径特点及其实现契机。第四部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重点将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出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之处,继而辩证地总结出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外交思想理论构建和完善提供的有益启发。

古晓兰^[9]（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机地把整个世界统一成了一个整体,真正的“地球村”已经从观念走向现实,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社会进入了新阶段,迎来了新机遇,不可避免的面临新问题,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想要妥善处理自身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和高度,以世界人民的价值共识为遵循,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困惑,我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倡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回应时代发展的客观现实抛出来的人类困惑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共同价值不是由中国凭空锻造和主观臆想,而是基于人类命运与共、水乳交融的社会客观现实内生出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既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也有客观的生成来源;既有真善美的生成导向,也有客观的生成规律;它与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既是一种实践方式也是一种理想目标,是引导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旗帜。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价值,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各国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普遍期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它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人类总能在克服一系列艰难困苦中获得进步,中国在充分认识和分析实现共同价值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障碍后,通过提供“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公共产品逐步推进共同价值的实现。本选题以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紧紧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容主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支撑的系统认识。文章绪论部分首先提出问题,说明在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全球化时代,面临“人类该如何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时,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研究的必要性;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进而为后面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思维导向。第二章对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价值等概念进行厘定,详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本质、特点和内容,并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解读和辨别。第三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共同价值奠定的理论基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提供的理论依据,探寻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共同价值提供的思想资源;并镜鉴了西方相关的思想理论资源。第四章则着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生成机理进行研究,详细论述了它的生成来源、生成导向和生成规律,从而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认识。第五章集中论述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现实困境分析过程中凸显了共同价值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第六章阐述了共同价值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离不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各组成要素进行统筹分析和系统把握。第七章则系统阐释了中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并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具体实践论证了中国不仅是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也是坚实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朱同银^[10]（2016）在《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频仍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一方面,国家使得战争目的性更强,力量更集中,规模和领域空前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交往日益加深,特别是全球化日益演进,国际共享价值与国际组织、制度和法规不断孕育繁衍,战争变得越来越“驯化”和依法循规。冲破一切义绳律索、恣意妄为的战争,在国际社会已逐渐失去空间。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脉搏日显清晰、强劲,这是国际政治文明在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和社会赞同等维度发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一种养育和平的重大因素也能养育战争。和平条件下研究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是因为和平如宁静的夜空,值得守望,但随时会被子弹呼啸的尖叫所划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合法性战争还存在多久,合法性战争佑护人类的路途就有多远。过于乐观的和平思想,其实是一支自制自用的麻醉剂。即使是一场胜负决绝、奠定世界格局的战争也不可能有永久的影响,因为胜利总是一项容易损耗的资产,和平的变迁将使一切面目全非。因此,本文以国际政治社会学为视角,按“国际战争合法性是什么——源泉基础在哪里——如何考量评判——怎样指导现实实践”这样一个逻辑链条,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对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案例的检验分析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后认为,国际战争合法性具有区别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鲜明特点,对战争胜利、国家软实力增强和国际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源泉主要在于战争所基于的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和协商赞同,以理念价值为基础的战争,往往依据“适当性逻辑”,注重对国际共有价值或国际规制内在意识形态的遵循和维护,具有价值合法性,而以国际规制、协商赞同为基础的战争,往往依据“预期结果逻辑”,出于降低战争成本、增大收益目的来决策,故更趋于工具合法性,价值合法性与工具合法性既会相融切合,也会龃龉难调,从而形成程度不同的合法性状况;合法性丧失、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欠足、合法性充足是依据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创造式地提出的合法性考量评判等级,它与前面的合法性“三个基础”论述共同构成战争合法性“三基四级”理论;正义战争、依法战争、多边战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合法性梯度”“合法性冲突”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认识或克服;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社会化效应,合法性战争和多边军事行动富含软实力因素,当国家面对合法性战争机遇逼迫时,应以战争合法性理论为指导,辩证把握合法性战争机遇。总之,在全球化涌动的今天,战争的形式虽趋多样化——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开的与隐性的并存,规模巨大的与零星碎微的、暴烈彻底的与低度干预的同在——但是,战争并未寿终命绝,本质亦尚未根本改变。因此,对战争合法性的思考仍不能停止,对合法性战争的需要有时也无法替补,因为正义与法律的力量,从来不会向邪恶低下高贵的头颅。

二、从“世界交往”概念看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世界交往”概念看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林克莱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世界交往”概念看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研究[D]. 王林兵. 新疆师范大学, 2021
• [3]《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4]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6]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林克莱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研究[D]. 周庆. 吉林大学, 2020(08)
• [9]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D]. 古晓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D]. 朱同银.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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