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邢斯达[1](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胡鑫[2](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杨春辉[3](2021)在《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平等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和社会难题,也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平等的程度和演变持续受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各大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各国政府机构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政府干预在这些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关研究涉及到诸多维度,从社会政治地位不平等到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再到性别、健康、种族等人身权利不平等各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不平等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带来的严重威胁已形成广泛共识,作为经济学者,尤为关注收入不平等。而代际传递研究的出现,从动态视角为收入不平等提供了纵向的因果机制解释,有助于在更深层次寻找缩小不平等的对策,因而本文选定以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为出发点,以改善代际持续性来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公共政策设计为落脚点开展研究。收入不平等不仅要观察代际间的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更要着眼于财富、教育、职业、行为的代际传递关系进行细节考究。在经济学的权力范式理论框架下究其根本,应是资源禀赋占有与使用的不平等,利用“资源→权力→分配”的逻辑可深入挖掘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内在机理,解决当前关于收入不平等代际持续性之“只知其存在,却不晓其本质,而难寻改善政策”的困境。为此,本文在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且阶层分化明显、代际传递现象日趋严重又难以阻断的背景下,以收入分配理论和代际传递理论为抓手,以揭示代际传递内在机理为切入口,透视父辈持有资源的优劣势是通过怎样的传递路径转化给子代,最终,探寻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可对其合理或不合理部分加以鼓励或控制的政策设计空间。以政策可控为前提,从资源层面划分了物质资源、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别进行对应的财富、教育、职业和行为四个代际传递路径的深入剖析,每个路径都是收入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递不可轻视的一个逻辑过程,相互影响又层层递进。财富、教育和职业路径关注父辈结果不平等造成的子代机会不平等,行为路径考察家庭氛围造成的子代努力不平等,尽管彼此之间很难剥离,但为了从根源上探析每个路径的传导机制,想办法在数理模型构建过程中进行了相互控制。之所以选择数理模型与博弈论分析方法,正是为了避免数据内生性,更是为了在一般均衡对比和行为博弈过程中,可以突出对因果机制的掌握,做出公共政策设计依据的详实提供。全文关键工作是对四个不平等代际传递路径的刻画及政策研究:一是财富代际传递,作为最直接最显现的路径,须当首要研究之位,本文是以家庭物质资源的内部代际传递和外部代际转移为分析逻辑,引入遗赠税收和慈善捐赠补贴机制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如何将财富传递的不合理向合理转变,考虑开征遗产、赠与税,设计慈善捐赠制度作为配套政策,缓解遗产税弊端,将遗赠推向捐赠,转变财富代际传递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二是教育代际传递,近年来风头日渐胜过财富继承的路径,本文是以教育资源的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为逻辑展开讨论,引入公共教育投资的相对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获取的均等性程度,建立以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以社会公平发展为目标的公共教育系统,如何抑制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私人教育机构,过去大体完成了教育资源数量上的提供,应逐渐转向以教育质量均衡为重点,考虑延长义务教育且包含职业技能、特长培养等,达到学习内容饱和则无私立机构之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同时满足经济效益长久提升;三是职业代际传递,对社会公平最具挑战的路径,可以放大财富和教育代际效应的路径,本文是以父辈社会资源在子代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为逻辑起点,建立来自不同家庭的子代在求职过程中做出优势或劣势职业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揭露职业代际联系起作用的内在机理,探讨形成有利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稳态均衡策略所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条件,表明公共政策如果从就业机会公平和就业服务指导入手,大力提升个人就业概率,从而减少对家庭社会关系的依赖,可以有效转变职业代际传递,改善收入不平等;四是行为代际传递,作为前三个机会不平等以外的努力不平等路径,有必要在三大有形资源传递之后,进行一个无形资源代际传承的路径阐释。本文将行为习得所需要的认知、观念、氛围、培养习惯等无形资源整合,称为文化资源,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家庭行为养成模式的代际传承刻画为父子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学习博弈思想,分析不同的文化建设政策选择,如何左右父子间行为代际传递的最终演化结局,表明政府的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社会“斜向/水平文化传递”来弥合家庭间文化差异,提升子代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值和努力值,增强低阶层向上跨越的信念。最后,考虑到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和非正式权力的引导性,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有必要将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机制研究中所涉及的公共政策变量落到实处,否则将只显示为理论性过强的政策设计,难以提供有效的实施依据。故而,本文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分析了相关公共政策的实践构想,辅之以国际经验借鉴,主要有正式的遗产、赠与税和慈善捐赠制度,公共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非正式的文化建设政策。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的行政权力和非正式权力足以制衡不同子代来自家庭内部资源传递形成的代际权力差异。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了现阶段日益板结的社会阶层,低阶层子代的拾级而上免不了要逆风而行,但我们的公共政策会给予劣势子代顺风向助推,在打造公平竞争的赛道同时,鼓励且辅助子代努力参与竞争,并对因不可抗因素导致无法参与竞争而陷入困境之人伸出援手。具体政策若能实施得当,阻断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共同发展不无可能。
王雅静[4](2021)在《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的“主力军”,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通过识别市场机会,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才能,但是,随着企业家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其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就会不同,企业家才能绩效必然有差异性。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企业家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进行文献回顾,并作简要概括和评论;第二,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第三,运用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演进脉络及其发展概况,探寻企业家才能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江苏扬州数据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企业家才能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理是:其一,捕捉市场机会的才能,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对此进行识别和预测,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快速反应和行动,及时做出市场决策,为企业带来可能的盈利机会的能力。其二,组织生产要素的才能,是企业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较小的要素投入实现高效的产出,实现市场平均利润的能力。其三,创新发展的才能,是企业家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技术、产品、管理、市场、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变革,使企业获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互为影响,贯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过程。第二,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家才能具有累积性。农业企业家在学习教育和“干中学”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累积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的绩效,良好的绩效又对企业家才能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农业企业家再一次累积企业家才能。其二,企业家才能具有异质性。差异化的企业家才能形成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企业家才能越高,取得的经营绩效越好。在每一个农业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内部,企业家才能的维度结构具有异质性。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应均衡发展,形成企业家才能的整体合力。其三,企业家才能具有匹配性。企业家才能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动态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要求。从本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项目、税收、金融等支持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力度,更加注重培育农业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的企业家才能。特别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发展阶段,在农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关注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态跟踪培养。要改变低层次、重复化的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农业企业家具备程度更高、维度结构更完整、与企业发展要求更匹配的企业家才能。第二,打破偏重工商企业家、城市专业技术人才下乡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想,鼓励青年农民、农民工、村干部、农村大学生等有乡土根基、有农业创业意愿、有一定企业家素质和才能的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者,让乡土农民这个最大的潜在创业群体创成业、创好业,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本研究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三个维度的属性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第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和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素质、能力和绩效指标体系,研究谁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本研究既拓展了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研究领域,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黄晋生[5](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冯瑞[6](2021)在《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类型之一,其主要扶贫方式是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联系,通过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让贫困家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维西县是迪庆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特殊贫困问题凸显,在全县脱贫后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成为维西县未来扶贫主要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妇女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可以使贫困妇女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增加经济收入,转变思维认知和思想观念。因此本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和教育发展功能理论为依据,选取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为县域案例,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实施现状和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筛选三位接受过妇女职业教育成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典型少数民族妇女,构建了典型案例分析基本思路:“案例妇女基本情况简介-妇女职业教育路理分析-子代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成效”,从这三方面重点阐述和说明案例妇女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旨在总结经验、深入比较、凝练普遍成效,并多角度多方面凝练和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凸显问题,进而从妇女思维观念改变、乡村就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有效开展和持续推动以及妇女教育能力、子代教育质量的提高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多元性、创新性的有效对策建议,更好地巩固维西县脱贫成果、保证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的可持续性。
宋颜群[7](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瞿连贵[8](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税爱伦[9](2021)在《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平等”的重要指标,其可以反映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程度。近年来我国社会收入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二代”、“官二代”等不公平现象正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开始担忧,出生寒门的子弟是否还有足够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这些“二代”竞争?代际流动性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有助于摸清当代中国“机会平等”的现状,反思过去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探讨,并通过分析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提出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本文结合现有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公共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进行文献整理与评述,并提出了本文主要研究框架与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CHNS 1989-2015年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转换矩阵的方法,对中国1989年到2015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偏低,且大致呈倒“U”形趋势;同时,通过分子代性别、城乡、地区、收入分位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和时间趋势均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再次,本文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通过将筛选后的CHNS 2000-2015年的微观样本与地方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匹配形成“微观+宏观”数据库,本文运用加入交互项的对数线性模型,讨论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支出有助于降低代际收入弹性;同时,本文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促进作用,对代际收入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其影响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我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省际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并提出了优化我国政府公共支出和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提高基本公共品支出占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农村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跨越。总的来说,本文不仅建立了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更实证研究了现阶段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并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同时,本文着重以区域发展为视角,为我国未来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如何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提出了政策建议。
王永仓[10](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上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不足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2.2.4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3.1 理论基础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3.3 本章小结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2)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2.1.1 人力 |
2.1.2 人才 |
2.1.3 人力资本 |
2.1.4 人才资源 |
2.1.5 人才支撑体系 |
2.2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
2.2.1 产业兴旺 |
2.2.2 生态宜居 |
2.2.3 乡风文明 |
2.2.4 治理有效 |
2.2.5 生活富裕 |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 |
2.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 |
2.3.2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挑战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机遇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3.1.1 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 |
3.1.2 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 |
3.1.3 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 |
3.2.2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 |
3.2.3 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 |
3.3 国外学者相关思想 |
3.3.1 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
3.3.2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 |
3.3.3 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3.4.1 以农为本思想 |
3.4.2 政以才治思想 |
3.4.3 养护农民思想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4.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4.1.1 职业农民 |
4.1.2 新型农民 |
4.1.3 新型职业农民 |
4.1.4 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性 |
4.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4.2.1 乡村专业人才 |
4.2.2 乡村专业人才的类型 |
4.2.3 乡村专业人才的作用 |
4.2.4 乡村振兴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
4.3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4.3.1 农民工 |
4.3.2 新生代农民工 |
4.3.3 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 |
4.3.4 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合理性 |
4.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
4.4.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4.4.2 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 |
4.4.3 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 |
4.4.4 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客观性 |
4.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
4.5.1 社会各界 |
4.5.2 社会各界是乡土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 |
4.5.3 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 |
4.5.4 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必然性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
5.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 |
5.1.1 实施阳光工程 |
5.1.2 实施雨露计划 |
5.1.3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5.1.4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
5.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
5.2.1 实施特岗教师计划 |
5.2.2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 |
5.2.3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
5.2.4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
5.2.5 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
5.3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路径 |
5.3.1 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
5.3.2 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
5.3.3 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
5.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路径 |
5.4.1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
5.4.2 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
5.4.3 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
5.4.4 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
5.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路径 |
5.5.1 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
5.5.2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5.5.3 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
5.5.4 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
6.1 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
6.1.1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 |
6.1.2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
6.1.3 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 |
6.2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
6.2.1 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6.2.2 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6.2.3 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6.3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
6.3.1 教师定期服务乡村 |
6.3.2 医生定期服务乡村 |
6.3.3 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6.3.4 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6.4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
6.4.1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
6.4.2 科技人才兼职取酬 |
6.4.3 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 |
6.5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
6.5.1 增加财政涉农资金 |
6.5.2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
6.5.3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3)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收入不平等居高不下,阶层分化明显 |
1.1.2 代际传递现象日趋严重,难以阻断 |
1.1.3 公共政策乏力,须寻创新范式剖析内在机理 |
1.2 研究意义及主要贡献 |
1.2.1 从特征层面到资源层面的代际传递机制深探 |
1.2.2 丰富代际传递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的交叉研究 |
1.2.3 利用政府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的公共政策剖析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收入不平等相关理论回顾 |
2.1.1 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 |
2.1.2 公平与效率理论的研究 |
2.1.3 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提炼 |
2.2 代际传递理论发展回顾 |
2.2.1 国内外代际传递理论研究 |
2.2.2 代际弹性研究及测度结论对比 |
2.2.3 代际传递机制的研究述评 |
2.3 公共政策可控的四个代际传递路径研究综述 |
2.3.1 财富代际传递研究:以物质资源为客体 |
2.3.2 教育代际传递研究:以教育资源为客体 |
2.3.3 职业代际传递研究:以社会资源为客体 |
2.3.4 行为代际传递研究:以文化资源为客体 |
第3章 财富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财税政策 |
3.1 财富转移形式分解:内部继承和外部捐赠 |
3.2 财富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构建 |
3.2.1 财富代际传递的个体行为分析 |
3.2.2 模型A:只做出亲代遗赠行为 |
3.2.3 模型B:同时做出亲代遗赠和社会捐赠行为 |
3.3 均衡解及收入演变分析 |
3.3.1 生产部门利润最大化分析 |
3.3.2 政府的预算平衡 |
3.3.3 宏观经济体的稳态均衡 |
3.3.4 微观层面的收入差距演变 |
3.3.5 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演变 |
3.4 不同财税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3.4.1 关于边际倾向变化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3.4.2 关于资本存量水平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3.4.3 关于微观家庭收入演变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3.4.4 关于宏观总体收入不平等演变的两模型对比模拟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教育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教育政策 |
4.1 教育资源分解: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 |
4.2 代际传递机制下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分析 |
4.3 教育代际传递的数理模型构建 |
4.3.1 家庭部门 |
4.3.2 生产部门 |
4.3.3 市场出清条件与动态演化 |
4.4 均衡求解及理论分析 |
4.4.1 均衡解探讨 |
4.4.2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私人教育投资的理论分析 |
4.4.3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个体教育水平和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
4.4.4 公共教育政策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 |
4.5 不同公共教育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4.5.1 参数校准和基础数据的选取 |
4.5.2 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随公共政策变化的模拟分析 |
4.5.3 收入水平及不平等随公共政策变化的模拟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职业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
5.1 职业代际传递本质:一个简化的博弈模型阐述 |
5.2 搜索匹配关系:一个引入父代社会资源的描述 |
5.2.1 父辈动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微观场景 |
5.2.2 搜索匹配关系下的就业机会获得 |
5.3 职业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解分析 |
5.3.1 基本假设与博弈模型构建 |
5.3.2 博弈模型求解及复制子动态系统分析 |
5.3.3 ESS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条件分析 |
5.4 不同劳动力市场政策设定下的收入分布及数值模拟 |
5.4.1 保守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5.4.2 温和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5.4.3 激进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下的收入分布 |
5.4.4 合意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模拟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行为代际传递、收入不平等与文化建设政策 |
6.1 行为代际传递的经济学诠释 |
6.2 文化资源在代际行为养成中的作用——以贫困代际传递为例 |
6.3 行为选择的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解分析 |
6.3.1 基本假设与博弈模型构建 |
6.3.2 博弈模型求解及复制子动态系统分析 |
6.3.3 ESS对应的文化建设政策条件分析 |
6.4 不同文化建设政策选择下的数值模拟 |
6.4.1 不利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6.4.2 中性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6.4.3 有利政策参数下的家庭行为演化数值模拟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善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公共政策思考 |
7.1 遗产税、赠与税和慈善捐赠制度思考 |
7.2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政策思考 |
7.3 服务型劳动力市场政策思考 |
7.4 积极向上的文化建设政策思考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4)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思路 |
1.3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样本选择 |
1.4.3 数据来源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家才能 |
2.1.1 企业家 |
2.1.2 企业家才能 |
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2.1 农业企业家 |
2.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2.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
2.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
2.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2.4.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 |
2.4.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2.4.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 |
2.5 简要的研究评述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3.1 概念界定 |
3.1.1 企业家 |
3.1.2 企业家才能 |
3.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3.2 企业家才能理论 |
3.2.1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3.2.2 创新理论 |
3.2.3 人力资本理论 |
3.3 企业理论 |
3.3.1 分工理论 |
3.3.2 生产函数理论 |
3.3.3 契约理论 |
3.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3.4.1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3.4.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历史回顾 |
4.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1 1949年到1978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2 1978年至20世纪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3 21世纪初至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2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迁 |
4.2.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变迁 |
4.2.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变迁 |
4.2.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变迁 |
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1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2 企业家才能的异质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3 企业家才能的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研究 |
5.1 案例介绍 |
5.2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的阐释 |
5.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发展 |
5.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家庭农场发展 |
5.3 经营绩效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 |
6.1 案例介绍 |
6.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关系的阐释 |
6.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3 经营绩效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研究 |
7.1 案例介绍 |
7.2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关系的阐释 |
7.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业企业发展 |
7.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业企业发展 |
7.3 经营绩效 |
7.4 本章小结 |
7.5 三个案例讨论 |
第8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江苏扬州数据检验 |
8.1 理论基础 |
8.1.1 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的认识 |
8.1.2 关于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研究现状 |
8.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 |
8.2 数据来源与检验 |
8.2.1 数据来源 |
8.2.2 信度效度检验 |
8.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8.3.1 企业家才能素质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2 企业家才能能力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绩效的差异性分析 |
8.3.4 讨论 |
8.4 实证分析 |
8.4.1 变量选择与含义 |
8.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主要研究结论 |
9.1 讨论与结论 |
9.2 理论贡献 |
9.3 政策建议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教育扶贫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3.4.1 研究思路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4.1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思路 |
4.2.2 研究方法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5.1 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思路 |
5.1.2 研究方法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思路 |
6.1.2 研究方法 |
6.1.3 指标选取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7.3 信效度检验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6)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一、迪庆州是国家“三区三州”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 |
二、多元扶贫是迪庆州维西县稳固脱贫的长久之计 |
三、妇女职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举措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研究综述 |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 |
二、妇女职业教育相关研究 |
三、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
四、已有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第六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现状调查及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
第一节 迪庆州维西县社会经济的现状 |
一、维西县区位与自然现状 |
二、维西县人口与经济现状 |
三、维西县的教育发展现状 |
第二节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现状调查 |
一、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的现状调查 |
二、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实施现状 |
第三节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分析 |
一、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奠定了基础 |
二、多元妇女教育探索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指明了方向 |
三、妇女职业培训需求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动力 |
第二章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典型案例描述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研究设计 |
一、典型案例研究对象的遴选原则 |
二、典型案例分析的逻辑思路 |
第二节 XYM:职业教育育己育子,阻断子代贫困代际传递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第三节 HCF:抓住职业教育机遇,斩断家庭贫困代际传递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第四节 SSY:赋妇女以职业技能,奠定阻断贫困代际基础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第三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案例特征比较及成效分析 |
第一节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案例特征比较 |
一、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案例的同质特征 |
二、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案例的异质特征 |
第二节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成效分析 |
一、职业教育提升妇女健康意识,提高家庭人口质量 |
二、职业教育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增加妇女增收渠道 |
三、职业教育促进妇女个体发展,提升妇女综合素养 |
四、职业教育增强妇女主体意识,提高妇女家庭地位 |
五、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凸显教育强大力量 |
第四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传统性别分工与家庭观念束缚交织制约妇女自主发展 |
一、传统性别分工,妇女发展范围局限 |
二、家庭观念束缚,妇女独立发展较慢 |
第二节 增收渠道单一与就业岗位有限制约家庭经济收入增长 |
一、传统农业限制,家庭增收渠道单一 |
二、扶贫产业缺乏,妇女就业岗位有限 |
第三节 政府管理分散与宣传力度薄弱制约妇女职业教育规模 |
一、政府管理联动机制不完善,妇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
二、妇女职业教育宣传力度不够,非正规职业教育认可度低 |
第四节 教育供给单一与需求多元错位制约职业培训质量提升 |
一、职业教育主体单一,各地教育内容同质 |
二、妇女实际需求多元,教育与就业相脱节 |
第五节 家庭文化贫困与妇女教育水平低下制约子代教育发展 |
一、家庭文化贫困,子代阶层突破难度较大 |
二、教育程度较低,妇女家庭教育能力不足 |
第五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更新妇女家庭观念,转变妇女思维认知 |
一、借助教育转变妇女家庭观念,提高妇女家庭身份地位 |
二、实现妇女独立自主脱贫致富,激发妇女自我发展意识 |
第二节 挖掘妇女发展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机会 |
一、挖掘妇女发展潜力,多措并举地促进家庭经济增收 |
二、提供良好就业环境,拓宽妇女就业领域和就业机会 |
第三节 完善职业教育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一、完善部门联动合作机制,健全妇女职业教育协同机制 |
二、增强职业教育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大信息传播宣传力度 |
第四节 分层实施职业教育,促进社会供需匹配 |
一、多元化展开妇女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饱满发展 |
二、分层次实施妇女职业教育,展现职业教育的区域特色 |
第五节 增强家庭教育能力,提高家庭人口质量 |
一、关注贫困家庭的妇女教育,提升妇女的家庭教育能力 |
二、完善家庭子代教育的支持,提高阻断代际贫困现实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期刊文献 |
三、学位论文 |
四、其他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7)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1.2.1 相对贫困 |
1.2.2 财政扶贫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1.3.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 |
1.5 论文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2.1.1 贫困的内涵 |
2.1.2 贫困的测度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3.2.1 理论框架 |
3.2.2 数值模拟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3.3.4 数值模拟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反贫困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步骤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一、理论框架 |
二、分析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一、调查目的 |
二、调查对象 |
三、调查工具 |
四、实施步骤 |
五、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9)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数据 |
1.4 研究创新与贡献 |
第2章 相关文献评述 |
2.1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发展与现状 |
2.2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及其测度结果的国际比较 |
2.2.1 转换矩阵法及其相关流动系数 |
2.2.2 线性回归估计法 |
2.2.3 代际收入流动性测度结果的国际比较 |
2.3 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2.3.1 政府公共支出与人力资本 |
2.3.2 政府公共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代际收入流动性 |
3.1.2 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
3.1.3 政府公共支出 |
3.2 相关理论 |
3.2.1 社会阶层理论 |
3.2.2 社会流动理论 |
3.3 代际收入流动的数理分析框架 |
3.4 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机理分析 |
3.4.1 政府公共支出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平等 |
3.4.2 政府公共支出弥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 |
4.1 数据来源、变量释意和基本模型 |
4.1.1 数据来源 |
4.1.2 变量释意 |
4.1.3 基本模型 |
4.2 代际收入弹性的测度结果 |
4.2.1 基于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结果 |
4.2.2 性别差异 |
4.2.3 城乡差异 |
4.2.4 地区差异 |
4.2.5 分位回归 |
4.3 转换矩阵及固化系数的测度结果 |
4.3.1 基于转换矩阵及固化系数的基本结果 |
4.3.2 性别差异 |
4.3.3 城乡差异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实证分析 |
5.1 数据来源、变量释意和基本模型 |
5.1.1 数据来源 |
5.1.2 变量释意 |
5.1.3 基本模型 |
5.2 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
5.2.1 基于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结果 |
5.2.2 代际收入弹性的组间差异 |
5.3 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方向的影响 |
5.3.1 基于MLM模型的基本结果 |
5.3.2 性别差异 |
5.3.3 城乡差异 |
5.3.4 地区差异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使用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替代人均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5.4.2 使用子代多年收入均值替换子代单年收入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政府公共支出的区域不平衡与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 |
6.1 政府公共支出的区域不平衡 |
6.1.1 省际间不平衡,阻碍了欠发达地区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 |
6.1.2 城乡间不平衡,阻碍了农村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 |
6.2 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公共政策建议 |
6.2.1 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提高基本公共品支出占比 |
6.2.2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6.2.3 加强对农村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
6.2.4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跨越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未来展望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1 中国整体代际收入流动的转换矩阵(1993-2015) |
附录2 性别差异: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转换矩阵(1991-2015) |
附录3 城乡差异: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转换矩阵(1991-2015)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10)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上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2]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D]. 杨春辉. 吉林大学, 2021(01)
- [4]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D]. 王雅静. 扬州大学, 2021
- [5]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6]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D]. 冯瑞.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8]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9]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D]. 税爱伦.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10]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