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化与新变的整合(论文文献综述)
周丽艳[1](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黄金龙[3](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提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李秋香[4](2020)在《沈约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沈约是南朝时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文人,历任宋、齐、梁三朝,在美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文学方面,他是永明体的倡导者之一,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引领时代的风气,是齐、梁文坛着名的领袖,被誉为“一代辞宗”。史学方面,他撰有《晋书》、《宋书》、《齐纪》、《梁武纪》等四代历史,今存《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史家称他“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1)。现今研究沈约的学者较多,研究内容、成果也颇为丰富、扎实。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学、史学方面,较少从美学的角度去探讨他的美学思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沈约显在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结语共七部分构成。绪论为百年来沈约研究的相关成果的综述与补充。第一章为沈约的家世与时代。特定的社会思潮、家族环境对沈约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他美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二章为沈约的佛教美学思想。齐梁时期由范缜《神灭论》一文引发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论,持有神论的沈约由此创作大量与佛相关的作品来维护自己的信仰。结合沈约的论、义等护教作品分析其神不灭思想的知识体系和构成,即神本非形的二元论;知性常传的佛性论;“一念之间,众缘互起”的因果论。分析了其杂糅的佛教美学思想,即佛性之美与净国之美;神妙形粗与贵神贱形;“情照”说;无念的审美状态。第三章为沈约的礼乐美学思想。首先,对沈约涉乐作品做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其次,结合沈约作品分析其论乐的构成:器、文、情、官;最后,从南朝统治集团出生庶族、乐自身发展的需求及沈约个人原因三个方面,结合沈约的作品重点分析其“歌功颂德”的雅乐观和“清丽哀伤”的俗乐观。第四章为沈约文学批评的审美批评标准。主要围绕沈约史论、诗赋等作品,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其诗赋“情真彩丽”的自然审美旨趣,分析其“平易晓畅”的声律美,分析其“情文并茂”的审美理想。第五章为沈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沈约作为南朝齐梁美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美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活动和审美趣味对南朝后期和永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教融合下形成多元、杂糅的美学形态;沈约对“北方士族孙,祖根源阳夏”(1)谢灵运的接受和认同,可看作是其南北审美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是南北审美文化的交流过程体现;刘勰对其文学批评审美理论的继承,主要表现为抒情重文的文学发生论,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论,追求诗歌声律的完美和谐,崇尚“清丽”之美;永明声律美的继古与新变。沈约作为南朝齐梁时期审美文化的大杂糅、大综合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古时期古典审美文化向更高的综合阶段和圆熟形态上、转换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大综合、大统一的审美文化,为盛唐审美文化的真正圆熟境界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历史铺垫和准备。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观点的总结及对沈约美学思想价值的概括。
仝乐[5](2020)在《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宗苏词人由苏门词人及苏门外围人员组成,北宋末期由江西诗派词人组成,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苏轼词风。南渡时期宗苏词人延续了苏轼词风。以辛弃疾为主的中兴宗苏词人,则发扬了苏轼词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界定了宗苏词人的成员构成,判断其为宗苏词人的依据为该词人曾与苏轼交游,隔代宗苏词人或推崇苏轼诗文,或在词中次韵苏词,或者词风相似。对两宋之际词坛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介绍针对这一题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正文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宗苏词人的代际传承。苏轼对苏门词人的影响在于促进了苏门词人群的形成和发展,苏门词人群对南渡词人的影响体现在南渡词人对苏门词学活动的追和,如对苏门《渔父词》的追和、赋木樨的词学活动等,促进了苏轼词风延续。中兴词人发扬苏轼词风的体现之一是以词言志,将词以载道作为创作宗旨,中兴词人是承继着南渡词人群之后的英雄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以及恢复中原的志向,发扬了苏轼的豪放词风。第二章,“佳处如其诗”:江西诗派诗人的词作。陈与义、徐俯、吕本中、韩驹、惠洪属江西诗派的着名诗人,“佳处如其诗”,正是传承并发展了苏、黄等人“以诗为词”的做法。陈与义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有意且明显地接受苏轼以诗为词的词风。江西诗派与苏轼“以诗为词”的差异,体现在江西诗派词人好以诗论入词,而苏轼则以豪放词风为主要标志。江西诗派词人词风以平淡流畅为主。第三章,南渡宗苏词人词作。词风更为多样化,苏轼词淡泊潇洒的精神被南渡词人延续,南渡士人在辗转流寓的情况下多寓浮家泛宅的想象,他们在词中寄予了进退出处的矛盾心理,表现为“齐物意”与“济时心”的共存。此外,南渡词人多延续苏轼豪宕沉雄的词风,表现在南渡文人对元佑时期的向往以及确立词能言志的词学观念。词中显露出中兴气象,即为苏轼“天风海雨”词境的塑造,以及词中具有“胸中万顷空旷”的意境。南渡时期的诗歌导向是学习杜甫诗,词学领域也逐渐转向对杜甫诗的学习,词中对杜甫诗的学习又反过来促进了苏轼词风的发展,词的内容和题材转向多样化,主题表现为“万象为诗材”。宗苏词的表现方式主要为直接化用苏词或者苏诗,词人群体之间词学活动也使得苏轼词风间接地影响了南渡词人。第四章,两宋之际次韵苏轼词的新变和价值。表现为次韵词在宗苏词人之间的影响力,南渡时期次韵苏词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促进了次韵词组词形式的创新和词牌的经典化。第五章,宗苏词人的词学观。苏门词人的词学观以传统词论为主,南渡词人的词学观以东坡词为范式,赞赏“以诗为词”的豪放词风,黜俗崇雅。中兴宗苏词人词学观为崇尚词风的多样性,倡导英雄之词,词的表现为“以文为词”,具有词史功能。宋末宗苏词人继承苏、辛词的优点,追求词艺,出现对苏、辛豪放词的反思。
李芸倩[6](2019)在《宋代嘉礼用乐研究》文中指出“五礼”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指的是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规范制度。宋朝的五礼规范,总体上是对唐代五礼制度的延续与继承,如欧阳修所说,“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但宋代政治上开辟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独特治国方略,经济上出现了新兴流通货币和众多规模庞大的城市,文化上更是创造了中国文化的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五礼制度必然有其时代特色。嘉礼在《周礼》的描述中包括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贺庆等,是覆盖宗族兄弟、男女、故旧朋友、四方之宾客、兄弟之国、异姓之国等多方位人群的礼仪,在五礼中内容最丰富,覆盖人群最广泛,也是最是能体现一个王朝整体面貌。这些礼仪还对应着各种各样的用乐规范,正所谓礼乐相须为用。所以要了解宋代音乐文化对嘉礼用乐的考察就必不可少。对宋代嘉礼用乐的研究,本文遵循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其一,将宋代嘉礼用乐置于纵向的时间流中,梳理嘉礼用乐的演变脉络,考察历代嘉礼用乐异同;其二,将两宋作为整体,横向考察其嘉礼用乐类型与规范;其三,选择宋代嘉礼中用乐较为突出的大朝会仪、婚礼、乡饮酒礼和宴会礼四种礼仪,明晰其在宋代发生的“新变”,探讨其产生原因,评估其历史影响。宋代嘉礼用乐的“新变”为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大朝会用乐。宋之前的隋唐和宋之后的明清都将大朝会归属嘉礼,唯独在宋朝被归入宾礼。与其对应的是,大朝会仪用乐在宋代逐步削弱“非雅乐”的参与,最终成为了只用雅乐的礼仪,这就表明大朝会仪式用乐的改变对其性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二,宋哲宗婚礼用乐。宋哲宗一反《礼记正义》中所记载的“婚礼不用乐”规范,大婚时开始用乐。虽然官方礼书记述的用乐形式与文人笔记中不同,有对事实进行“美化”,但却并没有抹去其用乐的客观存在,这可以说是官方层面对“婚礼不用乐”礼仪的突破,与此相反,宋代民间却比其他朝代更突出宣扬婚礼不用乐,这就使得官方与民间产生了一个矛盾。其三,乡饮酒礼用乐。乡饮酒礼在西周之后的历史上少有记载,到了唐代才被重现发现阐释,其用乐在唐代也是依照《周礼》记载的用乐模式。宋代将乡饮酒礼包含的不同含义进行区分,剥离了正齿位之外的其他内容,关于其用乐规范,先是延续唐代的乐章名,后进行新命名乐章的创作,更加体现其内涵与目的。南宋时国家风雨飘摇,政府下放乡饮酒礼举行的权力,地方文人官员自行举行,这样一方面使得乡饮酒礼在地方得以延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国家强权的力量,乡饮酒礼用乐规范因战乱受到打击,迟迟没有得到恢复。其四,宴会用乐。宴会是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宴会也是“宴乐”的主要表演场所。但是宋代的宴会经常记载着“不用乐”的情况,原因或是大丧,或是天灾。这些不用乐的情况偶尔会被违反,但违反大多是针对辽国的使者,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对于上述嘉礼用乐发生的“新变”,本文试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原因,并通过其后明清两代嘉礼用乐情况来分析其影响,最终得以清晰全面地了解宋代嘉礼用乐情况。
李春霞[7](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孔庆蓉[8](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邱玥[9](2019)在《檃括研究四题》文中研究说明檃括体是指将前人的文学作品修改、矫正到新的体式中,以达到作者的某种艺术追求的一种文体。从宋代开始,很多文人都创作过檃括体作品,檃括体作品在诗、词、曲的文类“尊体”与“破体”效应中拥有无法忽视的地位。近年来很多研究者都对檃括体做过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是这些探索往往片面。为了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檃括体文学作品,笔者进行了文本上的整理与收集,作品横跨宋、金、元,以期对檃括体作品有一个更为宏观而整体的把握,并从诗、词、曲的文类破体角度分析,结成《檃括研究四题》。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中间四章为主要内容。第一章檃括体的概念界定。檃括不同于以诗度曲,檃括是将现有的文学作品改入现有的曲调中,以诗度曲更多的情况下是将现有的文学作品创作新的曲调以歌唱。檃括也不同于声诗,宋人声诗是一种音乐性的行为,而檃括体的创作是一种文学性的行为。檃括体的定义是:将前人的整篇文学作品修改、矫正到新的体式中,以达到作者的某种艺术追求的一种文体。第二章檃括与宋词的诗化。从对宋代檃括词的创作分析为起点,分析宋词语言的诗化、创作观念的诗化与檃括的内在关系,后在整体上把握檃括词与宋词诗化的轨迹。得出宋代檃括词是宋代文人对于词体“破体出位”所作出的努力的结论。第三章檃括与元词的曲化。本章从对金元檃括词的创作分析为起点,分析元词语言的曲化、创作情韵的曲化与檃括的关系,解释金元易代之际,词曲互渗的现象与本质。得出元代檃括词是元代文人拯救僵化词风所作出的探索的结论。第四章檃括与元曲的雅化。本章从对元代檃括曲的文本本身的分析开始,分析元曲语言的雅化、创作情韵的雅化与檃括的关系,并着重研讨了元人运用檃括手段抒发情志的现象。得出元代檃括曲是元曲向诗词复归的手段之一的结论。
魏欣怡[10](2019)在《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传统戏曲因具备社会政治、宗教仪式、民族心理情感建构等诸多功能且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与清末民初启蒙革命话语的发轫、战时语境下宣传与鼓动的要求、新政权初构时大众化普及的需求等现实语境相杂糅,呈现出格外复杂的流动过程。至十七年时期,为能够在接受的维度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效呼应,传统戏曲从生产、传播到接受层面均收到来自国家话语的全面介入与覆盖。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话语生产者、实践者与接受群体不断固定并共同推动着对于戏曲改革认知与阐释系统的“一体化”趋向。但它又并非铁板一块,伴随着特定的形势的变化,它又呈现为动态平衡下潜藏对话与张力的样态。因此,对于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不仅限于本体的研究,更应当作为典型的文本策略,对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共同构成主体部分。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状况的综述、大众化视域的切入等方面深入爬梳了戏曲改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讨论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交叉学科、从二元到多元视角、从“价值论”到“生成论”转变的研究趋势。这些有效的基础与思路,决定了本文的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必须在相似的学术背景下,选择与过往研究不同的“大众化”路径重新进入历史现场,进一步对戏改运动如何走向大众又如何成就自身进行辨析、考释及再解读。第一章,“梨园新声与’大众7浮现—一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从发生学的角度回溯至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事件酝酿、发展及深化的进程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戏曲因对于广大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情感图式的建构品格,而被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纳入现代性转换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改革为走向大众,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以“大众化”视角观之,戏曲经历了从“国民之众”“启蒙之众”到“民族之众”直至“阶级之众”的“大众”所指的位移,亦因此影响了各个时段学人对于其具体的价值认知、改革方向与操作路径。直至延安时期,旧戏改革在民族国家构建的革命语境中被具体确立、固定下来,并由此奠定了十七年传统戏曲的改革范式及基本走向。第二章,“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作为十七年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最佳载体,对戏曲艺术的青睐是经历了延安时期对各类文艺形式反复实验与淘炼的结果。建国前后,它于新政权初构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亟需普及推进的现实语境中,以机构单位的方式形成了全面覆盖与不断纵深的组织化网络。这一力量以“改人、改戏、改制”的姿态直接介入戏曲构思创作、传播普及、演出接受的各个环节,与依存于原有旧戏生态中的表演者、接受者们构成了一个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的发展轨迹。第三章,“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个批示”的骤降暗示了“戏曲改革”向“戏曲革命”加速跃进的可能性。在革命现代戏的大力创作与演出中,一批理想的农民形象开始占据戏曲舞台,并在现实语境下广大农民的接受内化、能动反馈中不断趋于纯粹化与典型化。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更加符合“样板”潜质的“革命英雄”开始代替“理想农民”成为主角,正式亮相于革命京剧现代戏的舞台之上。于这一创作实践经验之上所形成的“文艺革命理论”,最终促就了十七年话语向文革话语雏形的急遽突越。第四章,“’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新时期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资源的涌入,传统戏曲的发展也开始被纳入大众文化语境下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之中。为获得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戏曲艺术的持续革新成为“消费革命”形势下的题中之义。但是坐困于文化遗产的定位与大众化工具的移位,戏曲艺术仍需从十七年戏改运动“大众化”经验的逻辑前提、阐释过程与结果中汲取养分,以实现传统文艺形态的当下转换。
二、雅化与新变的整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雅化与新变的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方案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一、传记的分析 |
二、行状的解读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标号说明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四、研究史回顾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余论:曲牌论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参考文献 |
附录编制说明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後记 |
(4)沈约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综述 |
(一)沈约美学思想的研究 |
(二)沈约音乐思想的研究 |
(三)沈约文学活动与诗文创作研究 |
(四)沈约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研究 |
(五)沈约家世及其生平研究 |
(六)沈约《宋书》的史学价值研究 |
二 研究意义 |
三 研究内容和方法 |
第一章 沈约的家世与时代 |
第一节 沈约的家世 |
第二节 沈约生活时代的社会思潮 |
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征 |
二、追求新变的思潮 |
第二章 沈约的佛教美学思想 |
第一节 沈约的神不灭思想 |
一、神本非形的二元论 |
二、知性常传的佛性论 |
三、“一念之间,众缘互起”的因果论 |
第二节 沈约佛性论中的美学思想 |
一、“佛性”之美与“净国”之美 |
二、“神妙形粗”与“贵神贱形” |
三、“情照”说 |
四、“无念”的审美状态 |
五、沈约佛教美学思想的意义 |
第三章 沈约的礼乐美学思想 |
第一节 沈约礼乐作品概况 |
第二节 沈约论“乐”的构成 |
一、乐之器 |
二、乐之文 |
三、乐之情 |
四、乐之官 |
第三节 沈约的“雅俗”美学思想 |
一、“歌功颂德”的雅乐观 |
二、“清丽哀伤”的俗乐观 |
三、沈约雅俗观的成因 |
第四章 沈约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 |
第一节 “情真彩丽”的自然审美旨趣 |
第二节 “平易晓畅”的声律美 |
第三节 “情文并茂”的审美理想 |
第五章 沈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 |
第一节 综合、杂糅的美学思想 |
一、三教融合下新的美学形态 |
二、南北审美文化的融合 |
第二节 刘勰对沈约文学批评审美标准的继承 |
一、抒情重文的文学发生论 |
二、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 |
三、追求诗歌声律的完美和谐 |
四、崇尚“清丽”之美 |
第三节 永明声律美的继古与新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宗苏词人的代际传承 |
第一节 苏轼与苏门词人 |
第二节 南渡词人对苏轼词风的延续 |
第三节 中兴词人对苏轼词风的发扬 |
小结 |
第二章 “佳处如其诗”:江西诗派诗人的词作 |
第一节 江西诗派诗论入词 |
第二节 “浓淡之间”——陈与义对东坡范式的追摹 |
第三节 “以诗为词”的进程 |
第四节 绚烂归于平淡——词风整体倾向 |
小结 |
第三章 南渡宗苏词人的词作 |
第一节 进退出处的选择 |
第二节 高举苏轼豪宕沉雄的词风 |
第三节 中兴气象 |
第四节 宗苏词的表现方式 |
小结 |
第四章 次韵苏轼词的新变和价值 |
第一节 次韵词的影响效应 |
第二节 次韵词的情感深化过程 |
第三节 次韵词组词形式的创新 |
第四节 次韵词词牌的经典化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宗苏词人的词学观 |
第一节 苏门词人的词学观 |
第二节 南渡宗苏词人的词学观 |
第三节 中兴宗苏词人的词学观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宗苏词人成员构成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6)宋代嘉礼用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宋之前的嘉礼用乐 |
第一节 先秦嘉礼用乐 |
一、乡饮酒礼用乐 |
二、乡射礼用乐 |
三、燕礼用乐 |
四、大射礼用乐 |
五、先秦嘉礼用乐的灵活性 |
第二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嘉礼用乐 |
一、秦汉嘉礼用乐 |
二、魏晋南北朝嘉礼用乐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嘉礼用乐 |
一、大朝会仪用乐 |
二、乡饮酒礼用乐 |
第四节 宋之前嘉礼用乐整体情况 |
第二章 宋代嘉礼用乐分类研究 |
第一节 宋代嘉礼仪式中的雅乐 |
一、作为礼仪背景音乐的雅乐 |
二、作为仪式主体内容的雅乐 |
第二节 宋代嘉礼仪式中的燕乐 |
一、配合盏制的教坊燕乐 |
二、开放空间使用的教坊燕乐 |
第三节 宋代嘉礼仪式中的军乐 |
一、大朝会使用的鼓吹十二案 |
二、仪仗中引导作用的鼓吹乐 |
三、与俗乐同时进行的钧容直音乐 |
第三章 宋代嘉礼用乐的新变及原因 |
第一节 大朝会仪在五礼中的归属及其用乐新变 |
一、大朝会仪的五礼归属问题 |
二、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冬至大朝会仪用乐的新变 |
三、大朝会仪取消鼓吹十二案及归入宾礼 |
第二节 宋代哲宗皇帝对婚礼不用乐的违反 |
一、宋代官方礼书中的婚礼用乐 |
二、宋代文人私撰礼书中的婚礼不用乐 |
三、官方“引俗入礼”和民间“因礼废俗” |
第三节 两宋乡饮酒礼的实践及用乐 |
一、从乐章制定看北宋乡饮酒礼 |
二、南宋诏令中乡饮酒礼用乐的消失及原因 |
三、以明州为例看南宋地方乡饮酒礼存续中的用乐 |
第四节 嘉礼宴会的不用乐 |
一、宴会不用乐的遵守与违反 |
二、宋朝宴外使的特殊用乐规范 |
三、对违礼情况的分析 |
第五节 宋代嘉礼用乐新变的原因 |
一、宋代嘉礼用乐新变的政治原因 |
二、宋代嘉礼用乐新变思想文化原因 |
三、宋代嘉礼用乐新变的经济原因 |
第四章 宋代嘉礼用乐的影响 |
第一节 宋代嘉礼用乐的历史地位 |
第二节 嘉礼用乐在宋代之后的发展 |
一、明清大朝会仪用乐对宋代用乐逆向而行 |
二、明清婚礼用乐与宋代用乐的一脉相承 |
三、明清乡饮酒礼用乐对宋代用乐发展的忽略 |
四、明清对宴会不用乐情况的忽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内容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上编 傅玄及其《傅子》研究 |
第一章 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及着述情况考论 |
第一节 傅玄人格精神形成背景与表现特征 |
一、傅氏家风视阈下傅玄人格精神的形成背景 |
(一) 傅玄家族谱系述论 |
(二) 崇尚武力、果敢机智的远祖——傅介子 |
(三) 勇敢、刚直、忠义的祖父——傅燮 |
(四) 见识深远,恪守道义的父亲——傅干 |
二、傅玄人格精神形成的地缘性因素 |
(一) 郡望北地 |
(二) 出生于邺城 |
(三) 避难于河内 |
(四) 入太学于洛阳 |
三、傅玄人格精神的表现特征 |
(一) 崇儒尚学,奖掖后进 |
(二) 务实建言,机敏通变 |
(三) 刚直火暴、缺乏雅量 |
第二节 魏晋皇权转移环境中傅玄的仕宦道路考论 |
一、曹魏时期 |
二、司马氏掌权时期 |
第三节 傅玄着述之着录与辑本流传考论 |
一、《傅子》着录、辑本情况 |
(一) 唐代之前《傅子》着录情况 |
(二) 唐代之后《傅子》着录情况考论 |
(三) 《傅子》重要辑本考述 |
二、《傅玄集》着录及辑本情况 |
(一) 着录情况 |
(二) 总集、选集、类书选录情况 |
(三) 明清人辑录情况 |
(四) 诗歌补遗情况 |
三、傅玄其他着作辑录情况 |
第二章 《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 |
第一节 《傅子》创作的学术思想环境 |
一、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 |
二、魏晋子书着述风气的盛行 |
三、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
第二节 《傅子》创作的社会政治环境 |
第三节 《傅子》的思想特征 |
一、《傅子》思想的多元化特征 |
二、《傅子》思想的社会批评特征 |
(一) 对奢靡无度社会风气的批判 |
(二) 对虚诞谈玄、不婴世务的士人为官行为的批判 |
三、《傅子》思想性质考察与定位 |
第三章 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 |
第一节 汉末社会流弊与儒学的衰落 |
一、名实相乖的吏选之弊 |
二、法纪松弛之弊 |
三、党锢之祸加速儒学衰落步伐 |
第二节 曹魏政权对汉末社会弊病的反思与矫正 |
第三节 傅玄《傅子》对魏晋之际儒学的修正与丰富 |
一、魏晋之际人才问题的讨论 |
二、傅玄以德行为本、量才与督责并重的人才观的形成 |
三、傅玄之前关于礼、法关系的讨论 |
四、傅玄礼法政治思想的理论建构 |
第四章 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 |
第一节 《傅子》的篇章特征 |
一、《傅子》篇章主题特征 |
(一) 主题鲜明、篇首举题 |
(二) 主题纯正,一以贯之 |
二、《傅子》篇章论证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傅子》的句法、辩对及语言特色 |
一、形式多样的构句之法 |
二、善于辩难的论说艺术 |
三、质朴朗畅的语言特色 |
第三节 《傅子》的叙事特色 |
一、叙事思想: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 |
二、叙事方法:直接叙事、推衍叙事 |
下编 傅玄文学创作研究 |
第五章 傅玄诗歌研究 |
第一节 庙堂雅诗 |
一、庙堂雅诗产生的背景及创作情况 |
二、颂美、劝谏、征实兼具的内容特征 |
(一) 颂美 |
(二) 劝谏 |
(三) 征实 |
三、古雅的艺术特征 |
第二节 女性主题诗 |
一、广深的关注视角 |
二、重视教化的创作倾向 |
三、女性主题诗歌创作与傅玄人格精神之关系 |
第三节 纪实诗与咏怀诗 |
一、纪实诗 |
二、咏怀诗 |
第四节 傅玄与魏晋之际诗风变革 |
第六章 傅玄辞赋研究 |
第一节 傅玄辞赋题材论 |
一、辞赋题材类型 |
(一) 花木瓜果类 |
(二) 动物类 |
(三) 器物类 |
(四) 天象时序类 |
(五) 朝会都城类 |
二、辞赋题材特征及其影响 |
第二节 汉晋时代背景下傅玄辞赋创作特征论 |
一、汉魏世风转变与傅玄辞赋创作的征实化特征 |
二、魏晋文学自觉与傅玄辞赋创作的世俗化特征 |
三、魏晋华美文风与傅玄辞赋创作的精致化特征 |
四、汉晋诗赋文体互融与傅玄辞赋的诗化特征及导引意义 |
第七章 傅玄散文研究 |
第一节 重视警戒的箴文 |
第二节 规诫与题咏兼具的铭文 |
一、规诫性铭文 |
二、题咏式铭文 |
第三节 义多规镜的奏疏 |
第四节 形式多样的序 |
第八章 傅玄文学理论研究 |
第一节 文学创作论 |
一、“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共存的文学创作思想 |
二、教化与娱乐兼具的文学创作倾向 |
第二节 文体论 |
一、模拟与文体论的生成 |
(一) 重视模拟的时代风气 |
(二) 拟作过程与文体论的生成 |
二、文体论的内容与影响 |
(一) 文体论的内容 |
(二) 文体论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三、基本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两汉时期关于汉诗的着录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一、有关乐府活动的记录 |
二、乐府曲目创制 |
三、歌辞记录 |
四、乐舞表演 |
五、《琴操》——汉代的琴曲歌辞 |
第二节 《史记》《汉书》对汉诗的收录 |
小结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汉铙歌十八曲》的改造 |
第二节 《宋书·乐志》对汉诗研究的贡献 |
一、相和歌辞的收录 |
二、首次记录《鼓吹铙歌十八曲》 |
三、记录汉、魏所传15大曲 |
四、《陌上桑》首次见载于《宋书》 |
五、对燕乐歌辞的记录 |
第三节 南朝时期对汉代诗歌的批评 |
一、关于五言诗起源的争论 |
二、南朝批评家对汉诗的态度 |
三、南朝诗文选集选录汉诗的分歧 |
小结 |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隋代对雅乐的重视 |
第二节 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 |
第三节 唐代的乐府观 |
第四节 唐代乐府创作中对汉乐府古题的关注 |
一、李白的乐府古题诗——对乐府古题规定性的继承与革新 |
二、唐代新乐府——对汉乐府古题的突破 |
第五节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
一、吴兢对乐府创作“本事”的维护 |
二、《乐府古题要解》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 |
第六节 皎然《诗式》对汉诗的品评 |
第七节 汉诗研究的多样化趋势 |
一、对汉诗的注释 |
二、唐代类书对汉诗的摘引 |
小结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郑樵《通志》中关于汉诗研究的问题 |
一、郑樵对乐府创作“声失义起”现象的批判 |
二、关于相和歌和清商三调的归属问题 |
第二节 宋诗话对汉诗的考辨和品评 |
一、对苏、李诗的关注 |
二、对杜甫诗承汉乐府的讨论 |
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关于《孔雀东南飞》创作时间的论争 |
四、严羽《沧浪诗话》高标汉魏古诗“第一义” |
第三节 《乐府诗集》对研究汉乐府的贡献 |
一、乐府分类研究 |
二、乐府诗的解题方式 |
三、郭茂倩对“鼓吹”曲概念的明确 |
四、对《董逃行》和《董逃歌》的态度 |
第四节 元代的汉诗研究 |
一、吴莱对汉魏遗音的肯定 |
二、左克明对乐府本事的勾勒 |
三、刘履《选诗补注》对《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明代复古思潮与汉诗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明代编选汉诗选集概况 |
一、明代和汉代诗歌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古诗选本繁荣的原因 |
第三节 明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古体宗汉魏”之先声 |
二、李东阳古、律之辨 |
三、陈沂标举“汉魏古诗” |
第四节 明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前七子“古体宗汉魏”理论纲领的确立 |
二、前七子对汉乐府本义辞旨的拟习 |
三、后七子对“古体宗汉魏”古诗观的拓展 |
四、汉、魏诗之辨 |
五、胡应麟对汉诗批评的深化 |
六、前后七子对汉代诗歌审美特质的挖掘 |
第四节 明后期的汉诗研究 |
一、许学夷《诗源辨体》—汉魏之辨的理论总结 |
二、竟陵派以“真”“厚”“情”“韵”诠释汉诗 |
小结 |
第六章 清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清代汉代诗歌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清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清初云间、西泠派对汉诗的态度 |
二、王夫之对汉诗“主情”与“求真”的体认 |
三、清代选学对汉诗的研究——以《六朝选诗定论》为例 |
四、费锡璜《汉诗总说》对汉诗的评点 |
五、陈祚明对汉诗的“言情”考量 |
第三节 清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沈德潜以“格调”论汉诗 |
二、方东树对传统评点方式的突破——以“义法”论汉诗 |
三、张玉谷:以“以意逆志”之法解析汉诗 |
四、独具特色的汉诗评析——“音注”“诗评”相结合 |
第四节 晚清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五节 清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第六节 《古谣谚》对汉代谣谚的辑录 |
第七节 清代汉诗诗学批评模式的多样化 |
一、清代和汉诗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清代对汉乐府的笺注阐释 |
三、清诗话对汉诗的品评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檃括研究四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第一章 檃括体的概念辨析 |
第一节 檃括的定义 |
第二节 檃括与以诗度曲 |
第三节 檃括与声诗 |
一、声诗 |
二、声诗与檃括辨析 |
第二章 檃括与宋词的诗化 |
第一节 从檃括词看宋词语言的诗化 |
一、整引诗作入词 |
二、整引诗意入词 |
三、单引诗句入词 |
第二节 从檃括词看宋词创作观念的诗化 |
一、咏古以观时政 |
二、拟古以抒情志 |
三、变古以逞才情 |
第三节 从檃括词看宋词诗化的轨迹 |
第三章 檃括与元词的曲化 |
第一节 金元檃括词概述 |
一、抒情言志 |
二、酬唱赠答 |
三、遣兴娱宾 |
四、角技逞才 |
第二节 元词的类曲化倾向 |
第三节 从檃括词看元词的曲化 |
一、从檃括词看元词语言的曲化 |
二、从檃括词看元词情韵的曲化 |
第四章 檃括与元曲的雅化 |
第一节 元檃括曲概述 |
第二节 从檃括曲看元曲的雅化 |
结语 |
附录:两宋檃括词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10)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相关问题 |
1. 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
2.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走向问题 |
3. 戏曲改革运动的当下意义问题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综述 |
1. 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2. 文革及新时期以来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3.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章 梨园新变与“大众”浮现——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 |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中发现“大众”:晚清民初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1. 国民之众:梁启超的戏剧改良中的新民话语 |
2. 启蒙之众:晚清民初戏曲理论及舞台实践中的个人话语 |
第二节 革命化实践中制造“大众”:30—40年代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1. 民族之众:新国剧运动中戏曲改良的民众话语 |
2. 阶级之众:延安戏曲改革中的工农兵话语 |
第二章 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有意味的形式”:大众化文艺背景下戏改的发生 |
1.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大众化”实验 |
2. 走向全国:“人民新戏曲”的中心置换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戏改特点与大众化经验 |
1. 戏改机制雏形:中国戏曲改进会的发起 |
2. 戏改机制统筹:戏曲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功能 |
3. 戏改机制特点:管理范畴与科层体系的完备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大众化限度与戏改弹性 |
1. “大众化”限度:接受者与表演者的身份困惑 |
2. 戏改弹性:“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
第三章 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理想农民形象的生成与强化 |
1. 农民模范:革命现代戏的主体形象 |
2. 从被动到能动:现代戏的革命化加速 |
第二节 从“戏曲改革”到“京剧革命”:革命京剧现代戏及逻辑展开 |
1. 舞台的统一:革命规训下的大众形象塑造 |
2. 舞台的延伸:权力运作下的戏改符号传播 |
3. 舞台的覆盖:“大众化”与“样板化”的汇融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第一节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下戏曲生态 |
1. 改革之续:戏曲生态的当下处境 |
2. 定位之困:戏曲生态的当下窘境 |
3. 从戏曲到电影:“大众化”工具的更迭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改“大众化”经验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1. 逻辑前提:“大众化”的当下意义 |
2. 阐释过程:方法置换、方向并进与方式推广 |
3. 阐释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戏曲改革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雅化与新变的整合(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4]沈约美学思想研究[D]. 李秋香.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D]. 仝乐. 郑州大学, 2020(02)
- [6]宋代嘉礼用乐研究[D]. 李芸倩. 河南大学, 2019(01)
- [7]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檃括研究四题[D]. 邱玥. 辽宁师范大学, 2019(01)
- [10]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魏欣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