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本形成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郑志全[1]（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张欣[2]（2021）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方案与实施效果研究 ——以汇川技术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有效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顺利开各项经营管理活动,诞生了职业经理人这一制度。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使企业的管理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将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相结合,为了解决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股权激励已经在国内外的上市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机制通过给予管理层公司股份,缓解委托代理的问题,增强企业管理能力,避免优秀人才的外流,促使企业行业实现长远发展。工控自动化行业具有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双重特征,对于组建高质量人才队伍和增强研发创新力有着高标准要求。由于行业领域内的员工流动性强,专业化、年轻化的特点突出,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利用股权激励这一措施,挽留企业的业务骨干和核心人才。但由于行业不同,企业没有结合自身的特点来设计股权激励方案,导致最终的实施效果好坏参半。所以,股权激励是否真正实现了企业进行该项计划时的初衷,实施效果仍人值得探讨。本文首先分析了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特征,以及实施股权激励的总体行业情况,然后汇川技术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针对该公司从2012年开始的三次连续的股权激励实施方案,详细介绍了实施的过程和具体完成状况。结合我国高新技术行业竞争加剧、核心人才流动性高的的宏观因素背景,针对企业具体计划的实施,本文就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和非财务指标表面三个层次,通过持续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研发创新程度和员工稳定性四个指标的变化情况,综合分析汇川科技股权激励的综合实施效果。通过研究发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和第三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均带来了显着的正向效应,然而第二次激励效果的市场反应不佳;从综合的长期效应来看,首先,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有积极的影响。在首轮股权激励之后,企业核心利润和收入规模增长势头较好,利润含金量也合理范围内。与未实施该机制的同行企业相比,汇川科技克服了外部因素的不利条件,并没有让业绩保持下行趋势,进一步提升了市场份额,稳固了行业领军地位。其次,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力得到了显着增强,激励人员的流失率也远低于行业水平,表明计划的实施避免了优秀人才的外流。最后,将实施效果与方案设计有机结合,并对其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进行提炼和总结。这对于扩大股权激励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改革来说,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闫小敏[3]（2021）在《民营高科技企业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做出了多项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为创新的重要载体快速发展起来。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高科技和高成长性特点使其对具有高水平知识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核心技术人员需求尤为迫切。如何吸引、留住核心技术人才并最大程度的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对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股权激被认为是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留住核心技术人才,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内在价值的长效机制,也是众多学者不断探索研究的重要课题。本论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双因素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选用民营高科技企业AK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激励动因、方案和效果分析其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该公司在2012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到2019年已经全部解锁。论文对两期股权将激励计划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发现AK公司的股权激励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创新能力和留住人才方面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研究发现在每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接近尾声时涉及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运营能力的多项指标均出现了增长乏力和加速下滑的现象,离职率也开始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AK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存在激励对象不合理、激励模式单一、激励期限过短、解锁条件过于单一、激励额度低等问题,并提出了优化方案和保障措施。针对激励方案中激励对象不合理的问题,优化方案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双因素理论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应加大对核心技术人才的激励力度,降低对管理人员激励的必要性。针对激励模式单一的问题,优化方案提出对管理人员采用股票期权,对核心技术人员采用限制性股票的组合激励模式。针对激励期限短的问题,优化方案提出了AK公司将激励期限设置在5-6年更为合理。针对解锁条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优化方案提出应增加市场占有率、市值等非财务指标。针对激励额度低,优化方案提出AK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考虑以占总股本3%-5%的比例确定激励股票额度。优化方案还提出可以通过股票回购来降低股权激励成本。论文在AK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3个维度,提出从组建公司绩效管理机构、加强绩效考核与培训、强化制度建设等6个方面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以保障股权激励计划的高效运行。优化后的股权激励方案更加符合民营高科技企业AK公司的特点,对于其提高创新能力和经营业绩有较强的激励效果。优化后的方案还可以为同领域其他计划实施股权激励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参考作用,并完善激励理论体系。
贾高清[4]（2020）在《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制造业高端化开始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摆脱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偏高的窘境,避免产业链断链的不利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而金融是提升产业链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和实现创新链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和制造业高端化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粗放并存,创新的资金需求高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端化的关系研究,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突破对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制造业高端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必须摆脱过去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的依赖,依赖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越高端化的产品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是攻破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持续参与研发创新,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优质项目的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总是出现市场需求规模比较大的地方。循着上述思路,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纳入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基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划分,将企业家才能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进行理论刻画,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虑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协调度,同时在需求规模的基础上引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产业链本身的评价、对策研究与影响因素,还缺乏从金融相关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要实现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促进,需要提高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寻找出决定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降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通过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当前金融发展和融资结构并未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银行贷款并未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而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改善效应。银行集中度的增加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外开放度很好地降低了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风险。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基于跨国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衡量制造业高端化。检验了金融发展在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以及不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其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内在渠道和机制。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部门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变为负的,当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步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协调度。另外,也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渠道,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中高技术产业则通过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而低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我们也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并没有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但投机资本会对其产生负作用。民营企业中,金融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而国有企业则未发现直接的促进效应。相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更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通过对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构建,选取股权融资比率和债务融资比例,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变量下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规模、金融发展的水平以及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实证结果支持门限值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是起促进作用,在上述变量门限值之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起负面作用。同时,相比传统产业,金融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金融发展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也有差异。通过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具有明显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最后,基于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要使金融和制造业部门保持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许从宝[5]（2020）在《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股权融资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深化,截止2020年3月底共有3808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股权融资规模持续攀升。虽然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新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亟需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质量提升,因此深入研究股权融资如何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遵循“宏观层面（国民经济及省域经济）→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来探究股权融资对宏微观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旨在为促进股权融资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首先深入学习领会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为后文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然后从宏观层面研究股权融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以便对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形成一个总体判断;接着进一步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分别探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系统研究了具体的影响机制和调节因素,因此该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最后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未来应该“怎么做”这个实际问题。在股权融资对宏观层面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方面,本文运用TVP-SVSVAR模型分析了股权融资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从股权融资的类型来看,虽然IPO融资和股权再融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从省域经济增长视角来看,三种经典实证模型均证实了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东部沿海省份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省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由于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细胞,所以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需要落实到微观企业层面。（1）本文首先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SGMM）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投入机制的重要中介功能,并考察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显着正向影响着企业经营绩效,且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和区域异质性;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经营绩效;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强化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业绩的正向作用;而资产负债率水平制约着企业资金的优化配置,因此弱化了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效应。（2）创新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本文以中国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均随着股权融资的增加而增加,且这种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集团企业中;股权融资主要通过货币资金供给增加和中小股东激励监督两个影响机制来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资产负债率水平是制约企业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削弱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3）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独立董事制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着正相关,且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但区分所有制性质后发现该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高质量发展能力;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着强化了股权融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不仅对宏观层面国民经济融资结构的优化有所启示,也为微观企业选择合适的资金来源渠道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股权融资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充分发挥股权融资在宏微观实体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促进效应,真正让股权融资资金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现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高质量发展。在具体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拓宽股权融资渠道;鼓励发展直接融资,提升实体经济股权融资比重;增加创新资源供给,提升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维持实体经济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牛卫东[6]（2020）在《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不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企业规模都获得了快速发展,GDP占比以及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底召开的民用企业座谈会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机遇。管理层权力是指公司管理者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并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管理层权力配置成为强化管理者工作热情和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与有效途径。但是,权力也使得管理者有动机和能力做出不利于组织发展的自利行为,复杂经营环境中管理层权力过度配置带来管理层寻租的负向效应也开始显现。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整体偏高、公司治理中委托人参与程度高”等相对独特的治理特征,使得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的逻辑更加复杂。同时,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双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内容及结论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两方面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规律性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更高;（2）民营上市公司规模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3）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的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4）民营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上市时间越长,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5）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权力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具体表现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6）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7）民营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之间未发现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及其权变性。本文将企业成长性分为反映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和反映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两个维度,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扩张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以上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性,结果显示:（1）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负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反映民营上市公司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表现越好;（2）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正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高,反映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表现越好;（3）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异质性会强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弱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4）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5）外部关注度越高,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6）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与扩张性的关联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从内部治理视角梳理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不同维度差异化关联机理的分析,验证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双重效应;通过对诸多要素在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关系中调节作用的分析,明晰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情境的特殊性,关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权变思考的相关研究结论能为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科学配置提供借鉴,推动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内部治理视角分析了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所包含要素的作用机理,尚未考虑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的影响;二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管理团队特征、公司特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几方面考察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但是实践中,管理层权力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会受到多层次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考虑,其他权变情境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王鑫[7]（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李鑫[8]（2020）在《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各国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时代发展,出口管制政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手段措施不断多样化,因其隐蔽性好,一直被各国所青睐。美国施行出口管制政策经验丰富,除经济领域外,也常将其运用于政治、军事、国防等领域,出口管制政策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特点十分鲜明。受国际形势变化及美国自身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宽严交替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特点在高科技领域更为明显。虽然面临来自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取得快速发展和瞩目成绩。因此,探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具体路径、影响程度,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边界,还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和企业实力。但是,由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公开性不足、在产品层面的精准测度长期缺乏,部分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定量评估、特别是对企业微观行为研究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公开数据构建了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可测度指标,并借鉴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开展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微观绩效的因果评估。首先,本文按照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程度划分了四个等级的标准,通过借鉴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根据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层面实际出口的份额差异构建一个衡量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用以测算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出口管制程度,并将与中国同级别国家的管制程度作为对华出口管制的工具变量。其次,收集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经济复杂度实验室,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数据,在企业层面开展了对研发创新、产品出口质量和企业增加值出口的实证检验。再次,在上述分析和实证中证明美国对华高科出口管制政策确实存在,且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比较确切的发现了对中国企业产品研发和出口的影响效果及机制。最后,根据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产生影响的效果及本文结论,深入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产品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和政策效果。全文共分八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包括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已有研究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本章从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相关理论入手,探析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之间的联系,重点对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贸易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对外战略重要手段之一。最后,分别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研发、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三个层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三章,重点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进行阐述,明确本文的研究界限,清晰掌握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趋势。第四章,阐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介绍了本文的核心变量指标设定的主要思路和检验过程,并对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管制程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五章,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并未完全达到美国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会通过选择共克时艰,企业收到相关领域的补贴和加大主动投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研发水平上的提升。第六章,重点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管制政策限制,中间产品投入受阻,企业生产链条受影响,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七章,探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提升了企业产品的出口增加值率,可能的机制是综合了管制政策对研发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得益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得到提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从不同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吴凡[9]（2020）在《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文中研究说明Belenzon等（2010）研究指出,依托集团“现金池”优势,集团下成员企业比非集团企业在实施创新投资过程中更具保障。集团组织具有信息对称、资源共享等优势,随着我国企业规模化、多元化的发展,集团组织形式日趋增多。集团组织内形成的ICM可视为外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替代和补充,缓解融资约束及进行资金配置。债务融资具有税盾效应、监督优势以及破产效应,在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强度、持续性及效率等影响会产生变化,同时其内在机制也会发生变化,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论文研究了ICM环境引入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关系的变化及其中成因问题。通过对债务结构理论的追朔与债务融资功能效应的分析,以深入理解了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多向性;通过对创新投资特征的剖析,以提出对创新投资绩效的测度应采取多维形式;通过对ICM形成与内涵剖析及对ICM不同理论流派的回顾,以理解ICM运作机理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此基础上,基于“两维度一约束条件”的研究框架,重点研究了ICM环境引入后对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影响的相关问题:（1）借助实物期权模型推演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了ICM有效或无效情况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变化。认为ICM是否有效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与前提;（2）在ICM有效性条件下,从ICM效应特征的动态视角进一步探析,ICM引入后对科技企业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影响变化。提出ICM的“剩余控制权”效应与“声誉红利”效应是促使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强度正向影响更显着的成因;（3）在ICM有效性条件下,从ICM组织结构的静态视角深入剖析,ICM引入后对企业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影响的变化。提出ICM环境下科技企业利用债务融资维持创新投资持续性的意愿降低。意愿降低程度的大小与ICM所处的组织结构特征及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呈正向关系;（4）在ICM有效性条件下,聚焦ICM环境下银行债务与创新投资的关系。通过比较银行债务与非银行债务在内涵、特征与治理方式上的差异,发现银行债务从激励与约束两个方面使其“监督效应”得到高效发挥,有效抑制创新非效率投资。本论文的创新主要有:（1）将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的关系嵌入集团背景下,剖析其中变化及机理过程,阐释在内、外部资本市场共同影响下,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并系统的考察特殊性的背后的规律,拓展了外部资本市场独立性假说;（2）根据创新投资理论的发展与科技企业的经营状况,对创新投资采用强度、持续性与效率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刻画,并运用创新技术采纳、债务结构、实物期权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对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丰满了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规律;（3）基于ICM不同理论流派及ICM形成发展的固有规律,建立“两维度一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完善了ICM环境引入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变化研究的内在逻辑。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科技企业运用债务融资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原因;有助于探析ICM环境引入后,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
张斯琪[10]（2020）在《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金融经济体制改革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金融体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发展程度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包括:经济金融化水平指标、货币化率指标、金融效率指标、金融流量指标、金融资产价格指标、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指标和金融去中介化指标等。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作为代表性的金融去中介化指标,是指企业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借款,而是直接通过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借款的情形。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尽管货币当局采取了一些操作,但在实体经济层面,依旧有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感到资金面紧张。因此,信贷渠道传导受阻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为解决信贷渠道传道受阻的问题,央行自2018年以来多次指出要综合发挥信贷、债券、股权的“三支箭”的作用,即疏通信贷渠道传导,发展资本市场,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居民的消费热情,2020年中央经济会议再此重申这一点,可见综合发挥“三支箭”的作用已成为央行目前疏通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关键。发挥第二、三支箭的作用就是发展资本市场,其本质是金融脱媒不断深化的过程。深化金融脱媒对于疏通信贷渠道传导的意义在于,信贷传导机制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由本国的金融市场是否完善和本国金融市场的创新程度决定的,高效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在一个高效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下,信贷市场与股债市场将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相对的均衡,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为此,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目前的中国的金融脱媒正在以何种方式对信贷渠道施加影响,其影响效果如何?基于此,本文将主要研究以下几点:第一,从微观主体角度深入研究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效果。第二,研究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产生的影响。第三,结合信贷渠道分支渠道,研究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在上述影响中发挥的作用。第四,从机制的角度研究上述影响的机制及影响路径。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依据信贷渠道的分类,从银行信贷渠道、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这四个角度,分别对金融脱媒背景下信贷渠道传导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数据和方法上,本文基于Bankscope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及手工收集到的数据,综合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EM）、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冗余分析（RDA）检验方法、MS（M）-AR（P）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SVAR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金融脱媒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两种指标,并针对指数特征进行了状态转移检验。在银行与企业部分,在每章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脱媒对各个信贷渠道各分支渠道的影响;在综合运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GMM模型、排除可能的解释、更换回归模型和更换样本区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进一步探讨了各微观主体异质性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最后,各章节从机制的角度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挖。在居民部分,本文首先验证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性,之后通过对比该渠道中引入金融脱媒变量前后的变化,分析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影响。最终,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微观主体的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结论。（1）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传导,同时,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较差、负债结构较高的银行更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银行可以通过调节资产负债表结构弱化货币政策的冲击,城市商业银行尤其突出。（2）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对民营企业、资产可抵押性低的企业以及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施加影响。（3）货币政策通过包含房价信息影响消费,房价是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重要的中介变量。2.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影响的结论。（1）在未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时,金融脱媒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更为明显,也对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较差、负债结构较高的银行影响更为明显。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现阶段中国金融脱媒的发展,还不足以削弱货币政策冲击大小、不足以弱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即使银行积极地调整了资产负债表结构,也无济于事。（2）金融脱媒的深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金融脱媒可以弱化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渠道传导的冲击。以上影响对民营企业、资产可抵押性低和注册地市场化进程高地区的企业较为明显,但对上市不久或者高科技企业不明显。（3）金融脱媒能够改善房地产拖累居民消费的问题,促进货币政策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金融脱媒的发展加大了房地产财富变量（以及货币政策变量）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不确定性。3.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影响机制。（1）“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机制存在于两个路径中。“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为直接效应,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银行信贷量。“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为间接效应。目前直接效应影响更大,这与金融脱媒的发展程度有关。（2）“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链条的核心机制之一是“脱媒校正”效应,但在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脱媒校正”效应被抵消。（3）“货币政策→金融脱媒→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的链条下,金融脱媒并非通过“成本驱动”机制施加影响。（4）通过提高或者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按照信贷审批衡量的风险承担）并不能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投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继续深化金融脱媒。（5）无论是金融脱媒变量还是广义的金融脱媒都无法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6）在“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渠道”的链条中,广义金融脱媒指标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有差异主要由于影响机制不同。（7）从效果上看,货币政策的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效果类似,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成效较为明显。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进一步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1）除了考虑银行类别,还应考虑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负债结构,同时还应考虑银行通过调节资产负债结构弱化货币政策冲击的能力,基于此制定更精细的、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实现对重点领域（如民营、高科技、“三农”等领域）的定向释放,以达到货币政策预想的效果。（2）在货币政策调控的过程中,应综合应用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调控工具,促进调控方式的转变。2.规范长效动态监管规则,引导金融脱媒整体布局。（1）虽然现阶段中国金融脱媒的发展还不足以弱化货币政策的冲击,但是金融脱媒已经开始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低等特征的银行产生影响,“脱媒校正”效应也在发挥作用,因此,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金融脱媒的发展趋势,重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调控层面以及微观主体层面的影响,提前作好布局,未雨绸缪,在关注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同时,警惕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规范金融脱媒的长效动态监管。（2）应注意到金融脱媒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脱媒、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好金融脱媒的优势。3.持续深化金融脱媒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1）继续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股票以及债券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继续发挥城商行组织机构扁平化、与客户关系密切、贷款标准比大型商业银行略低、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的优势。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体系,以达到更好地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疏通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目的。4.引导金融脱媒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1）应继续关注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收缩影响,坚持房地产调控、“房住不炒”,通过完善相关租房机制（如公租房等）,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2）应进一步深化金融脱媒,为居民企业投融资拓宽渠道,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3）关注融脱媒的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金融脱媒加以引导。5.优化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监管,重视银行的风险承担。（1）应及时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变化,更好地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纳入到货币政策监管体系之中,防止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2）应进一步完善MPA考核标准,使之对冲击、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更加有效,对未来金融脱媒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前评估,让系统性风险更加可控。
二、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本形成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本形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方案与实施效果研究 ——以汇川技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 |
| 1.3.2 关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股权激励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股权激励内涵 |
| 2.2 股权激励主要模式 |
| 2.2.1 股票期权 |
| 2.2.2 限制性股票 |
| 2.2.3 虚拟股票 |
| 2.2.4 股票增值权 |
| 2.3 股权激励理论基础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第3章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 3.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 |
| 3.1.1 股权激励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 |
| 3.1.2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股权激励的主力军 |
| 3.2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 |
| 3.2.1 股权相对集中 |
| 3.2.2 经营权与所有权统一 |
| 3.2.3 高人才密集度与高创新性 |
| 3.2.4 高投入性与高风险性 |
| 3.3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现有股权激励方案的局限性 |
| 3.3.1 对专业技术人才激励不充分 |
| 3.3.2 激励比例较低 |
| 3.3.3 行权条件设定过于单一 |
| 3.3.4 行权的价格制定不合理 |
| 第4章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
| 4.1 汇川技术基本情况 |
| 4.1.1 公司概况 |
| 4.1.2 股权结构 |
| 4.2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动因分析 |
| 4.2.1 面对市场挑战,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
| 4.2.2 对核心人才的急切需求 |
| 4.2.3 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回报 |
| 4.3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及完成情况 |
| 4.3.1 汇川技术三次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
| 4.3.2 汇川技术三次股权激励方案业绩完成情况 |
| 4.3.3 三次激励方案小结 |
| 第5章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分析与评价 |
| 5.1 基于市场反应的效果分析 |
| 5.1.1 短期市场反应分析 |
| 5.1.2 长期市场反应分析 |
| 5.2 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效果分析 |
| 5.2.1 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分析 |
| 5.2.2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
| 5.3 基于企业非财务指标的效果分析 |
| 5.3.1 企业研发创新能力 |
| 5.3.2 激励对象的稳定性 |
| 5.3.3 员工结构变动情况 |
| 5.4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评价 |
| 5.4.1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的成功经验 |
| 5.4.2 汇川技术股权激励的不足之处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建立全方位的激励考核指标体系 |
| 6.2.2 完善新员工股权激励配套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营高科技企业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股权激励动因的研究 |
| 1.2.2 股权激励方案的研究 |
| 1.2.3 股权激励效果的研究 |
| 1.2.4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营高科技企业 |
| 2.1.2 股权激励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双因素理论 |
| 2.3 小结 |
| 第3章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实施现状 |
| 3.1 AK公司基本情况 |
| 3.1.1 公司发展现状 |
| 3.1.2 股权构成 |
| 3.2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 |
| 3.2.1 第一期股权激励方案 |
| 3.2.2 第二期股权激励方案 |
| 3.3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实施效果分析 |
| 3.3.1 创新能力分析 |
| 3.3.2 留住人才 |
| 3.3.3 经营绩效分析 |
| 3.4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存在的问题 |
| 3.4.1 控股股东不应纳入激励对象 |
| 3.4.2 激励模式选择单一 |
| 3.4.3 激励期限较短 |
| 3.4.4 解锁条件设置不合理 |
| 3.4.5 激励额度较低 |
| 3.5 小结 |
| 第4章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设计 |
| 4.1 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的原则 |
| 4.1.1 合法合规原则 |
| 4.1.2 有效性原则 |
| 4.1.3 可操作原则 |
| 4.2 AK公司股权激励优化方案 |
| 4.2.1 激励对象 |
| 4.2.2 激励模式 |
| 4.2.3 激励期限 |
| 4.2.4 解锁条件 |
| 4.2.5 激励额度 |
| 4.2.6 股票来源 |
| 4.3 小结 |
| 第5章 AK公司股权激励优化方案实施保障 |
| 5.1 组织保障 |
| 5.1.1 组建绩效管理机构 |
| 5.1.2 强化绩效考核与培训 |
| 5.2 制度保障 |
| 5.2.1 强化制度建设 |
| 5.2.2 加强激励制度应用 |
| 5.3 文化保障 |
| 5.3.1 塑造人才导向的企业文化 |
| 5.3.2 领导层高度重视激励对象积极参与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基本框架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研究 |
| 2.1.1 制造业高端化相关研究 |
| 2.1.2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1.3 金融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研究 |
| 2.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内涵及扩展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制造业高端化 |
| 3.1.3 金融与制造业部门的互融共生 |
| 3.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分析 |
| 3.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模型 |
| 3.2.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两部门模型 |
| 3.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及效率分析 |
| 4.1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 |
| 4.2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引言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数据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
| 5.4.1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回归结果 |
| 5.4.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分析 |
| 5.4.3 稳健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择 |
| 6.3 研究模型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所有制差异分析 |
| 6.4.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
| 6.4.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
| 7.1 引言 |
| 7.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7.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检验 |
| 7.4.1 以产业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2 以人才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3 不同类型企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门限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
| 8.1 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8.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股权融资研究综述 |
| 2.1.1 股权融资的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2 股权融资效率与成本研究 |
| 2.1.3 中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研究 |
| 2.2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 |
| 2.2.2 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 |
| 2.3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2.2 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3.3.1 TVP-SV-SVAR模型(全国层面) |
| 3.3.2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省级层面) |
| 3.3.3 指标度量与数据说明 |
| 3.3.4 描述性统计 |
| 3.4 全国层面: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4.1 平稳性检验 |
| 3.4.2 参数估计结果 |
| 3.4.3 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3.5 省级层面: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5.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3.5.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微观绩效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股权融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
| 4.2.2 扩大再生产和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4.2.3 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的调节效应 |
| 4.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4.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4.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中介效应检验 |
| 4.5.2 调节效应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创新效应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分析 |
| 5.2.2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2.3 资产负债率对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影响分析 |
| 5.3 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
| 5.3.1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内生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5.2 资产负债率与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
| 6.2.2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6.2.3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6.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3.3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2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 |
| 1.3.2 实证分析方法 |
| 1.3.3 比较分析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最优薪酬契约理论 |
| 2.1.3 管家理论 |
|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5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1.6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管理层权力的内涵 |
| 2.2.2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 |
| 2.2.3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效应 |
| 2.3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理论模型 |
| 3.1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征 |
| 3.1.1 股东治理特征 |
| 3.1.2 董事会治理特征 |
| 3.1.3 经理层治理特征 |
| 3.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的关联模型 |
| 3.2.1 基于公司治理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涵及评价指标 |
| 3.2.2 基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因素的梳理 |
| 3.2.3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 |
| 3.2.4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 |
| 4.1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研究 |
| 4.1.1 民营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1.2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2 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研究 |
| 4.2.1 企业成长性内涵解析及维度划分 |
| 4.2.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对成长性的影响机理 |
| 4.2.3 管理团队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
| 5.2.1 公司基本特征变量 |
| 5.2.2 股权结构特征变量 |
| 5.2.3 管理层权力 |
| 5.2.4 企业成长性 |
| 5.2.5 管理团队异质性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模型设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滞后结果变量 |
| 6.4.2 替换变量测量方式 |
| 6.5 进一步分析: 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思考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基本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研究方法 |
| 1.3.2 实证研究方法 |
| 1.3.3 案例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贡献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及贡献 |
| 1.4.2 仍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经济竞争是大国竞争重要表现形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英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温和轮替的相关研究 |
| 2.1.2 英德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的相关研究 |
| 2.1.3 美日关系调整与经济领域紧密度的相关研究 |
| 2.1.4 美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冷战的相关研究 |
| 2.2 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贸易管制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2.3 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贸易政策与国家战略的相关研究 |
| 2.3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双边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双边竞争格局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3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 |
| 2.3.4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层面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2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3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评价 |
| 2.5.1 现有研究特点 |
| 2.5.2 现有研究不足 |
| 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 |
| 3.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 |
| 3.1.1 理论来源 |
| 3.1.2 基本概念 |
| 3.1.3 主要内容 |
| 3.1.4 限制目标 |
| 3.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化发展 |
| 3.2.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整体趋势趋于放松 |
| 3.2.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 |
| 3.2.3 出口管制政策随美国政府对华态度不断调整 |
| 3.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可能再次趋于严厉 |
| 3.2.5 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
| 3.3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事实影响及潜在后果 |
| 3.3.1 审批程序繁琐致使美国企业主动放弃对华出口 |
| 3.3.2 管制实施国企业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受挫 |
| 3.3.3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
| 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 |
| 4.1 美国对不同贸易国家分类方法 |
| 4.2 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 |
| 4.2.1 出口管制政策难于测度 |
| 4.2.2 借鉴经典研究方法设定研究思路 |
| 4.2.3 主要研究目标 |
| 4.3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程度的测定 |
| 4.3.1 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设定 |
| 4.3.2 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类别国家出口管制程度的比较 |
| 4.3.3 检验美国对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的测定 |
| 4.4 美国ATP管制程度的分类测算 |
| 4.4.1 分类别测算比较美国ATP产品管制程度 |
| 4.4.2 比较美国对不同种类国家及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 |
| 4.4.3 分类比较美国对不同等级国家十大类ATP管制程度 |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研发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核心变量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4.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6.1 研究背景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方法 |
| 6.3.2 核心变量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质量影响的机制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4.4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 |
| 7.1 研究背景 |
| 7.2 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核心变量 |
| 7.3.3 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4.4 异质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 |
| 8.2.2 产业层面 |
| 8.2.3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后记 |
| 致谢 |
（9）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企业集团(business groups) |
| 1.4.2 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 |
| 1.4.3 创新投资(R&D investment) |
| 1.4.4 债务融资(debt financing) |
| 1.5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内容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
| 2.1 关于债务结构理论与企业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
| 2.1.1 债务结构理论的文献 |
| 2.1.2 债务结构理论与企业投资关系的文献 |
| 2.2 关于企业创新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
| 2.2.1 企业投资理论与创新投资文献 |
| 2.2.2 融资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文献 |
| 2.3 关于ICM理论的文献评述 |
| 2.3.1 ICM与外部资本市场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3.2 ICM对企业投资融资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与ICM |
| 3.1 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3.1.1 债务结构理论与债务融资特点 |
| 3.1.2 创新投资与创新投资测度的研究 |
| 3.1.3 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 |
| 3.2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 |
| 3.2.1 ICM形成与内涵 |
| 3.2.2 ICM理论流派 |
| 3.2.3 ICM资金配置机制与特点 |
| 3.3 ICM环境引入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 |
| 3.3.1 ICM环境引入研究框架的提出 |
| 3.3.2 基于实物期权模型的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与后续章节安排 |
| 第四章 ICM效应特征、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强度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2.1 集团下高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效果(存在性检验) |
| 4.2.2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的机理(成因性检验)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模型 |
| 4.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ICM组织结构、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持续性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2.1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持续性影响(一般研究) |
| 5.2.2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持续性影响的机制研究(机制性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ICM环境下银行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银行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关系研究(一般分析) |
| 6.2.2 银行债务治理效应影响下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关系研究(机制分析) |
| 6.2.3 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影响下银行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6.3.2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 |
（10）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及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献综述 |
| 2.1.1 货币政策的货币渠道传导文献综述 |
| 2.1.2 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文献综述 |
| 2.2 金融脱媒的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脱媒的含义 |
| 2.2.2 金融脱媒的成因 |
| 2.2.3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脱媒下中国货币政策现状及金融脱媒指标的构建 |
| 3.1 金融脱媒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现状 |
| 3.1.1 信贷渠道传导受阻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1.2 综合发挥“信贷、股权、债权”作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 3.1.3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金融脱媒的重要表现 |
| 3.1.4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 3.1.5 金融脱媒的深化有助于疏通信贷渠道的传导 |
| 3.2 中国金融脱媒指标的构建及状态检验 |
| 3.2.1 金融脱媒概念的界定 |
| 3.2.2 金融脱媒测度方法的梳理 |
| 3.2.3 金融脱媒指数的构建 |
| 3.2.4 基于RDA与 MS-AR模型的金融脱媒指数状态转移识别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脱媒下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经典模型与文献回顾 |
| 4.2.1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经典模型 |
| 4.2.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及说明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 |
| 4.4.2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
| 4.4.3 非对称性研究 |
| 4.5 进一步研究:广义金融脱媒视角 |
| 4.6 机制研究 |
| 4.6.1 中介效应 |
| 4.6.2 风险承担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脱媒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理分析 |
| 5.2.1 文献回顾 |
| 5.2.2 理论机理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及说明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非对称性研究 |
| 5.4.4 进一步研究:表内外业务替代 |
| 5.5 机制研究:“脱媒校正”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脱媒下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文献回顾 |
| 6.3 模型推导与假设提出 |
| 6.4 研究设计 |
| 6.4.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
| 6.5.3 非对称性研究 |
| 6.6 机制研究 |
| 6.6.1 成本驱动 |
| 6.6.2 贷款审批的风险承担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脱媒下居民资产负债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理分析 |
| 7.2.1 货币政策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的文献回顾 |
| 7.2.2 理论机理分析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检验 |
| 7.4.1 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路径检验 |
| 7.4.2 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路径检验 |
| 7.5 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研究 |
| 7.5.1 数据检验 |
| 7.5.2 SVAR模型下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研究 |
| 7.5.3 进一步研究 |
| 7.5.4 研究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基于微观主体的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结论 |
| 8.1.2 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影响的结论 |
| 8.1.3 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影响的机制分析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进一步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
| 8.2.2 规范长效动态监管规则,引导金融脱媒整体布局 |
| 8.2.3 持续深化金融脱媒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
| 8.2.4 引导金融脱媒继续优化“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
| 8.2.5 强化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监管,重视银行的风险承担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本形成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方案与实施效果研究 ——以汇川技术为例[D]. 张欣.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民营高科技企业AK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研究[D]. 闫小敏.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贾高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5]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D]. 许从宝. 东南大学, 2020(02)
- [6]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D]. 牛卫东. 山东大学, 2020(10)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D]. 李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D]. 吴凡. 东南大学, 2020(01)
- [10]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D]. 张斯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