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工业企业在改革中的计量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管淑慧[2]（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张芳[3]（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赵鑫[4]（2020）在《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异常迫切。为了应对这种需求,我国自2014年起成立了数量众多、总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基金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起兼容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机制的投资策略体系,并完善相应的财政支持机制,以最小化政府干预的成本,最大化政府投资基金的干预收益,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经济效应。而以往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战略的探讨、或偏重于微观效果的分析,缺乏宏观目标与微观机制相融合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的研究,将财政的宏观策略目标与基金的微观效率目标相统一,建立起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投资策略和财政支持体系,为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才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突破关键领域的发展瓶颈。政府投资基金则是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基金运作中,要实现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兼顾,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策略体系,而这一策略体系要得到有效的执行,离不开完善的财政支持机制。本文从投资方向、投资方式和投资时点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模型,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力的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美国经验的深入对比分析,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而这方面也正是中国政府投资基金面临的短板,急需完善相关机制。结合理论、实证和美国经验的分析,本文对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通过投入产出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向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应该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为宏观策略目标,投资于带动效应强、市场失灵显着、社会综合收益高的产业。实证分析显示,政府投资基金对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后,切实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用是其他财政支出方式所不具有的。2、通过分阶段、分行业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式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在政府干预成本低、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干预成本高、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间接投资的方式。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基金采取间接投资方式取得的效果更好,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的管理人具有最优的投资效果,应给予重点支持。3、通过分阶段效果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时点策略的有效性。即财政应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资本和机制支持力度,通过政府投资基金的积极投资带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政府投资基金对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都更显着。4、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三维度投资策略的合理性,并指出财政支持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成功经验和A基金的失败教训,验证了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实现政府投资基金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两只基金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得以切实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建立了兼容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体系。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体系的合理性、可行性,为财政创新投入方式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3、从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高度,提出了系统性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政策建议。
华清君[5]（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黄艳[6]（2020）在《房产税代替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政策建议》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创造的奇迹举世瞩目,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因素,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实施的财政分权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腾飞,现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机制却面临着重大挑战。土地财政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土地财政确实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城镇化等方面体现出了巨大助力;二是地方政府十分依赖土地出让金进行经济建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土地依赖问题。在第二种影响中,地方经济建设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蕴含着不可估量的土地财政风险。首先,土地一级开发市场由地方政府把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公司来获得垄断收益;而农民则因为生产资料的缺失和社会保障的有限,埋下社会不稳定因素;其次,在目前中国人地矛盾格外突出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已经导致耕地数量的断崖式减少和质量的快速下降;再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过高,居民消费能力被不断侵蚀,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消费不足,引发居民的焦虑和恐慌情绪。此外,由于地方政府不再能取得稳定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就很难实现地方经济的平稳增长。而土地出让收入的不稳定性,极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得知,土地财政和社会方方面面都有着紧密联系,包括经济增长、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等。针对土地财政的风险必须及时提出预警,并寻找行之有效的化解风险之法,才能够避免可能引发的重大系统风险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创。众多因素导致了土地财政问题,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在中国的土地财政问题中得到了反映。因此,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土地财政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土地财政问题本身,也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上亟待更深层次改革的集中反映。近年来虽然有很多学者均对土地财政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如何拉升地方经济的扩张和增长和土地财政如何助力城镇化的加速实现上。相关的数量分析依然欠缺,尤其是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体系下的相关分析,仍然是一张白纸。此外,分析和研究房产税替代原有的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有助于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和实施决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定量分析研究基础。房产税作为一个新的财政工具,在经济波动传导中能够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本文的创新体现在构建了一个含有家庭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房地产建造部门和地方政府四个部门和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并在该模型引入房地产税机制解释和分析房地产税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国经济运行和中国原有的土地财政机制具有哪些影响。在模型设定方面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对房地产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假设和房地产建造相关的设定进行了梳理和细化,给未来该领域的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本文构建的模型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运行现状模拟的拟合度较高,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引入房地产税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变化情况和整体经济波动情况。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在不含房地产税政策的模型中模拟住房偏好冲击,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不征收房地产税的情况下,一个标准的住房偏好对家庭的消费决策中住宅的边际效用产生了改变,从而使家庭增加对住房的支出,伴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家庭支出中的房屋购买支出增加,消费品支出和投资减少。此外,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还推升了土地价格,由于土地价格成本上升和经济环境中的投资减少,房地产建造部门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增加房屋建造数量,消费品部门的劳动力投入也因此而减少,最终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减少。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虽然因为土地价格上升而宽松,所能提供的基础设施数量也相应增加,但却无法阻止经济中总产出的减少。在含有房地产税政策的模型模拟住房偏好冲击后,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家庭预算约束中的房地产税可以降低家庭消费决策中住房的边际效用,降低家庭对购房支出的增加幅度,维持房屋价格原有稳态不变,打消了房地产价格强烈的增值预期,这些使得家庭对于投资需求增加。地方政府在有房地产税收入的情况下,愿意增加土地供给并降低供地价格,而且地方政府在预算宽松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在整体社会中投资增加、供地数量上升的情形下,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房地产建造部门的产出均增加,但由于房地产价格稳态不变,而物价水平长期增长,消费品部门收益提高,从而吸纳更多劳动力,带来消费品部门更大的生产增长幅度。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鑫[7]（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朱迪[8]（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王欣[9]（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董少明[10]（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表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二、建筑工业企业在改革中的计量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筑工业企业在改革中的计量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产业政策 |
| 1.2.4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技术经济 |
| 1.2.5 政府投资基金与财政支持机制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 |
| 1.3.1 市场失灵理论 |
| 1.3.2 财政相关理论 |
| 1.3.3 政府失灵及委托代理理论 |
| 1.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1.3.5 理论评述 |
| 1.4 主要概念界定 |
| 1.4.1 政府投资基金的概念 |
| 1.4.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概念 |
| 1.4.3 财政支持机制 |
| 1.5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现状分析 |
| 2.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情况 |
| 2.1.1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总量及结构情况 |
| 2.1.2 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及分类情况 |
| 2.2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机制现状 |
| 2.2.1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出资支持 |
| 2.2.2 其他配套支持机制 |
| 2.2.3 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支持部门现状 |
| 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三维度分析 |
| 3.1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3.1.1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宏观策略模型 |
| 3.1.2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微观机制模型 |
| 3.1.3 投资方向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1.4 投资方向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2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3.2.1 投资方式的模型构建 |
| 3.2.2 投资方式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2.3 投资方式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3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3.3.1 不同水平生产模型的构建 |
| 3.3.2 宏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3 微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4 低水平经济均衡的判断依据 |
| 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4.1.1 高带动效应产业分析 |
| 4.1.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特点分析 |
| 4.1.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4.2.1 数据的分类处理 |
| 4.2.2 模型与变量设置 |
| 4.2.3 回归结果 |
| 4.2.4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
| 4.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4.3.1 对经济均衡水平的研判 |
| 4.3.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微观效果分析 |
| 4.3.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效果评价的案例分析 |
| 4.4.1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成功案例分析 |
| 4.4.2 基金的失败案例分析 |
| 4.4.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效果评价 |
| 4.5 财政支持机制对投资策略的影响分析 |
| 4.5.1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4.5.2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4.5.3 财政相关机制变化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4.5.4 财政的公共性是投资策略得以切实执行的机制保障 |
| 4.5.5 财政的资本动员机制是提升投资策略效果的物质保障 |
| 5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经验借鉴 |
| 5.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5.1.1 DARPA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1.2 SBIC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5.2.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间接投资策略 |
| 5.2.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策略 |
| 5.3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5.3.1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宏观指标 |
| 5.3.2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指标 |
| 5.4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监管与支持机制分析 |
| 5.4.1 DARPA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4.2 SBIC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5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对比分析 |
| 5.5.1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相同点 |
| 5.5.2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支持机制的不同点 |
| 5.6 美国经验对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借鉴意义 |
| 5.6.1 投资于市场失灵明显并且社会综合收益高的领域 |
| 5.6.2 提高财政资金投入强度并实现差异化出资安排 |
| 5.6.3 采取信息成本最低的投资方式 |
| 5.6.4 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才进行大规模投资 |
| 5.6.5 建立完善的基金支持机制 |
| 6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及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6.1 政府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
| 6.1.1 投资方向不当导致投资策略执行偏差 |
| 6.1.2 直接投资方式占比过高与成功经验不符 |
| 6.1.3 基金部门化和同质化降低了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
| 6.1.4 单只基金规模过大造成忽视投资策略经济性的压力 |
| 6.2 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 |
| 6.2.1 相关配套支持机制的碎片化 |
| 6.2.2 资本动员机制缺乏稳定性和带动性 |
| 6.2.3 缺乏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 |
| 6.3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3.1 转轨中部门和局部利益尾大不掉导致战略扭曲 |
| 6.3.2 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不到位 |
| 6.3.3 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措施不到位 |
| 6.3.4 基金立法不健全且执行机构缺失 |
| 7 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思路与建议 |
| 7.1 以现代财政制度为统领建立通盘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 |
| 7.2 以财政全域治理理念建立常态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
| 7.2.1 建立现代政府投资基金预算制度 |
| 7.2.2 加强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差异化投入力度 |
| 7.2.3 落实财政绩效管理机制 |
| 7.2.4 理顺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 |
| 7.3 由财政部牵头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
| 7.3.1 部际协调监管模式 |
| 7.3.2 组建政策性金融监管委员会模式 |
| 7.3.3 建立统一规范的基金管理制度 |
| 7.4 优化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 |
| 7.4.1 细分与整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7.4.2 缩小单只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 |
| 7.4.3 降低国家级基金直接投资方式的比重 |
| 7.4.4 改变部门各自为政的基金设立方式 |
| 7.4.5 动态优化掌握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7.5 建立科技银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
| 7.6 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 |
| 7.6.1 加强制度统筹协调 |
| 7.6.2 加强政策执行协调 |
| 7.6.3 加强人员交流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房产税代替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土地财政、房产税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 |
| 2.1.1 土地财政的定义 |
| 2.1.2 回顾财政分权与分税制度 |
| 2.1.3 土地财政衍生的社会经济问题 |
| 2.1.4 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的研究现状 |
| 2.1.5 未来房产税的潜在影响 |
| 2.2 尚待完善和研究之处 |
| 第3章 近年土地财政、房价与经济波动特征 |
| 3.1 土地财政的现状 |
| 3.2 城市化与房价急剧上涨的现状 |
| 3.3 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事实 |
| 3.4 分税制与房产税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
| 3.4.1 分税制的现状分析 |
| 3.4.2 房地产税收现状 |
| 3.4.3 房产税改革存在的问题与阻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 |
| 4.1 DSGE模型简介 |
| 4.1.1 DSGE模型的一般建模方法 |
| 4.1.2 DSGE模型的求解方法 |
| 4.1.3 DSGE模型的参数确定 |
| 4.1.4 仿真分析 |
| 4.2 本文构建的DSGE模型的设定和传导机制 |
| 4.3 房地产部门建模理论 |
| 4.3.1 房屋建造的分析 |
| 4.3.2 住宅用地与房屋质量的分析 |
| 4.3.3 住宅用地的限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对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建立DSGE模型 |
| 5.1 家庭部门的建模 |
| 5.2 生产部门的建模 |
| 5.2.1 消费品生产部门建模 |
| 5.2.2 房地产建造部门建模 |
| 5.3 金融中介 |
| 5.3.1 金融中介的建模 |
| 5.3.2 模型中的金融加速器 |
| 5.4 地方政府的建模 |
| 5.5 资本品生产商的建模 |
| 5.6 市场出清与宏观均衡时的条件 |
| 第6章 模型参数校准、脉冲响应分析及经济变量联动性分析 |
| 6.1 参数校准 |
| 6.2 无房产税DSGE模型中脉冲响应分析 |
| 6.2.1 住房偏好冲击下脉冲响应分析 |
| 6.2.2 经济变量的联动性分析 |
| 6.3 含有房地产税的DSGE模型 |
| 6.3.1 模型的修订 |
| 6.3.2 税率参数的校准 |
| 6.4 含房产税DSGE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6.4.1 住房偏好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经济变量的联动性分析 |
| 6.5 方差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模型用到的对数线性化方法 |
| 附录B 标准DSGE模型(不含房产税)对数线性化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建筑工业企业在改革中的计量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4]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D]. 赵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6]房产税代替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政策建议[D]. 黄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12)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9]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