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鄂温克文学的语境与特征

一、论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及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屈蓉^[1]（2021）在《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文中提出迟子建通过文学书写记录着黑龙江这片肥沃黑土地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本文以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了大兴安岭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以及文学作品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迟子建在作品中塑造的地理影像的丰富内涵,从原始的乡土景观中得出,为适应特殊地理环境、气候产生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人群的文化差异,从政治景观中,体味鄂温克人的政治意识,从文化地理景观中,观赏鄂温克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额尔古纳文学地理空间中的叙事,在故乡自然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建构起鄂温克人生活的文学地理空间,借助地名、鄂温克神歌、自然风景进行叙事,发现鄂温克人对人本质的认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得出迟子建呼吁倡导“天人合一”的文明之境。第三部分,反思鄂温克人的“生态移民”事件,从被文化割裂的鄂温克人中,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标准性和技术性,从大兴安岭的生态破坏中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入侵性和狭隘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按照自然指令去生活的生态文明。多元的艺术形式共同建构了额尔古纳河流域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为鄂温克温人留下时代影像,得出要保护少数名族的文化,保持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第四部分,探讨了迟子建创作的对鄂温克文明消亡的忧患意识,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文化反思,对诗意栖居的生态文明的期许,通过反思现代性,保护民族文化,坚守富有生态意识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传统文化注入少数民族的野性生命力。开发、整合本土的文化地理景观,打造独特的文化旅游景观,用文化助推经济腾飞。

郭靖宣^[2]（2020）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且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以其独特的风格盘踞重地,并自成体系。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北方三个较为独特的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习惯称“三少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即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作为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下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对我国七十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同时对“三少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了总括;第二章“三少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三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是第三章“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述介;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重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整体概况的总结和问题查摆。

韩晓莹^[3]（2020）在《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与皮毛工艺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鄂温克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属跨境民族,族民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均有分布。我国的鄂温克人大多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及其周边地区,黑龙江、辽宁等省区也有少数居民。鄂温克族因人口较少,与同为人口较少民族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并称“三少民族”。鄂温克族作为北方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皮毛工艺尤为独特,他们制作的各类皮毛制品中体现有大量的图案纹饰,这些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正是对鄂温克族民俗文化、民族精神、宗教信仰等抽象事物的高度概括,它们凝聚着鄂温克人精神世界的核心思想,意在以具体图像来传递鄂温克族传统文化内涵。生活中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始祖崇拜等图像为主的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是该族人民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表达了民众追求美好生活、渴望幸福时光的愿望。在当今社会,随着国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意识逐步深入民心,未来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占有更重要的比重与份量。故而,鄂温克民族艺术的代表性项目即其系列传统吉祥图案的应用与创新也将得到各个层面的重视与研究。笔者以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研究为切入点,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立足于非遗中北方游猎民族优秀民间工艺品的传承、创新及发展,并基于文旅融合视野,将非遗价值、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相结合,探索文旅融合背景下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在皮毛工艺中的传承与创新发展问题。本文重点关注当代文旅融合背景下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在皮毛工艺中的传承现状与创新发展问题,具体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是针对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文化的解读,通过对鄂温克族人民生产生活、区域地理环境与相关民俗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总结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的图像表征,并阐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其次,笔者前往呼伦贝尔及其周边地区对鄂温克族皮毛工艺特点及工艺流程进行考察,经过实地田野调查了解鄂温克族皮毛工艺的起源与分布,分析其皮毛工艺特点及梳理工艺流程等相关问题。再次,梳理记录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在皮毛工艺中的传承现状,通过对鄂温克族皮毛工艺非遗传承人的专访,记录总结传统吉祥图案在皮毛工艺中的传承境况。最终,基于文旅融合背景下作出对于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再创造”的思考与建议,并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在实践中的应用理念、原则与方法层面,探索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再创造”路径。

侯一凡^[4]（2020）在《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创作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油画艺术多元发展,少数民族题材油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今内蒙古自治区为行政区域划分的中国北方草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草原生态、人文景观构建了独特的民族审美观念。长久以来围绕“草原”母题展开的艺术创作始终没有间断过,其拥有持久的地域魅力且具有可探索的文化深度。以草原题材展开的油画创作发端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其相较于内地及沿海发达地区起步稍晚,但在国内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较早的发展起来,并且拥有相对扎实的根基。从兴起到繁荣发展的70年中,内蒙古的草原题材油画拥有一支执着的创作队伍,以他们的不懈努力,在全国美术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曾经的辉煌成就书写了内蒙古美术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其发展阶段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后期影响值得研究。对探索时期的梳理以及辉煌时期的总结,有利于未来民族美术的积极发展。目前就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的研究现状来看,在广度与深度上,仍有可探索的空间,笔者尝试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并进一步思考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全球化”与当代前卫艺术发展迅速的今天,民族题材美术与当代艺术发展的位差,使内蒙古的油画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面对草原生态环境发生的改变,那些对曾经抒情性传统的延续也使草原题材油画创作走入瓶颈期。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亟待发现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应对与转变,从而寻求民族艺术的创新之路。本文将以新中国成立70年为节点,结合主流艺术发展脉络对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创作进行整体研究。从共时与历时两方面的视野,结合草原地域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以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借助其方法对地域特点进行考证,借助民族学、文化学的视角对人文背景进行分析,借助美学、图像学的方法对艺术本体进行解读,将理论与实例相结合,针对其艺术特色与文化价值展开多纬度的探讨,以期为地域美术研究打开新的思路。本文拟突出问题意识,并以此架构全篇,即分五章内容,针对四点聚焦问题展开讨论:（一）第一章草原题材油画创作形成的地缘环境与人文背景,以及第二章发展脉络及时代因素,围绕北方草原生态文化圈,在全国艺术形态同时期发展的比较视野下,探讨草原题材油画创作如何形成,如何表现,如何发展。（二）第三章在对作品创作内容的分类研究,以及第四章对本体的艺术特色与审美分析中,通过分析作品生成的艺术特点及横向对比异域民族题材油画创作,探讨研究对象形成了哪些独特的地域艺术品格,廓清其艺术个性及美学特征。（三）第五章的文化追问中,将草原题材油画发展视为一个动态的生命体,探讨在其生长过程中草原文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艺术创作又是怎样丰富和传承草原文化的。根据艺术反映论与决定论,研究双向影响促进下,草原文化与草原题材艺术创作在当代语境中的相互作用。（四）在本文的结语部分,通过前文系统的梳理与学理分析,进一步明晰当代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其如何在新的生态文化语境中,适应新变化,化解新矛盾,产生新能量,焕发新生命。

刘丁杰^[5]（2020）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迟子建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热衷类型化研究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来说,她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题。有评论家曾说:“从发表时间上看,迟子建的小说面世始于1985年,从此其特异性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到新的21世纪,她的创作始终不能让人依各阶段文学的基本类型来给出归属。”（1）迟子建从进入文坛以来,一直以那片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域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描写神奇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她的创作有一种神奇的“矛盾”,语言晶莹剔透的同时又带有“质”的坚韧,温柔细腻的描写中又蕴含着雄浑大气的境界。创作以来,她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虽获奖多少不能与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直接画上等号,但足以证明迟子建正处于当代文坛的中心位置,在当代女作家之中也是一位颇有“重量”的女性作家。然而在文坛中正以稳健的态势高质量创作的迟子建,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却受到了“冷遇”。在众多当代文学史着作中,对迟子建的作品及其审美艺术特色几乎没有详细的介绍与分析,甚至直接“忽略”。已经进入史学视野的迟子建却没有获得与其文学创作相匹配的文学史地位,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代文学史书写机制存在的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写作: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与原因、迟子建的创作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迟子建创作如何与文学史书写产生有机联系。在探讨迟子建的文学史地位问题的基础上,为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思路,整篇论文的结构划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章对作家迟子建当前的“入史”现状进行整体概述并研究其原因。第一节阐述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选取的20本较为权威的文学史其中有10本提到了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但其中绝大部分只将迟子建列入“女性文学”这一章节并简单几笔代过,揭示出迟子建虽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视野,但没有引起史家足够的、应有的重视。第二节选取了当代文学史中频繁出现的几位典型女作家:王安忆、池莉、方方、陈染、林白。通过对比迟子建与她们的文学史地位可知,迟子建恒定不变的创作风格与品质不与诸多主流文学流派风格相近,而在当下主要以思潮、流派的发展为线索,串联起整个文学史脉络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中,“特立独行者”并不占优势。第三节分析迟子建无法进入文学史中心视野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身稳定的审美追求与史观的差距、作家与文学社团、多媒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反映社会深度等多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路遥、史铁生、王小波等被文学史“遗忘”的典型作家与迟子建创作的异同点,对当前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当前的文学史书写存在史观僵化、陈旧,缺乏创新意识,远远落后于作家创作速度等问题。同时只有打破现有的编撰方式,建立流动的、多元的叙史方式和结构,并将读者的接受史也纳入文学史的编撰范围,增强创新意识、回应时代发展,才能形成更为完善、辩证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第二章阐述作家迟子建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第一节从迟子建“天人和谐”的创作精神层面进行分析,迟子建的“和谐”创作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我命运和时代命运之间的“和谐”。第二节阐述迟子建“苍凉与诗意”的艺术风格,她直面苍凉苦难的现实生活,同时又以温情的笔触留给人们希望,其次典雅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文体和写意灵动的意象与意境营造使其创作充满了诗意。第三节从“抒情传统的一脉相承”与“当代东北边地文学的开拓者”两个角度论述迟子建创作“承前启后”的史学价值。她的创作延续了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流传下来的现代抒情叙事传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写作方式书写平凡百姓充满烟火气息的人生百态,同时作为当代东北文学的“排头兵”的迟子建一篇篇关于黑龙江边远地区的优秀文学作品无疑给当前的东北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第三章从迟子建的角度出发,为其创作如何“入史”提供三个关键词。第一节从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切入,探讨汉族作家身份的迟子建以及客观、真实的跨民族写作理念书写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史学价值。第二节从“新乡土书写”这一关键词切入,从乡土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与精神内核分析迟子建的创作,并阐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浪潮侵蚀下,迟子建对乡间传统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第三节从“生态文学”这一关键词切入,在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当下,生态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新潮流。迟子建的小说和散文中无不彰显着鲜明的生态意识和世界意识,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推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苏丽君^[6]（2020）在《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达斡尔族（Daur）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今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扎恩达勒是达斡尔族人在过去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自然产生的一种音乐形式,在达斡尔族传统音乐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与达斡尔族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是其表达情感、抒发心绪的重要载体。同时,扎恩达勒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珍贵的价值。近年来,关于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一些令人欣喜的成果,但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后发现,这些成果多集中在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民歌的整体研究,或相同区域内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比较研究方面,而对于扎恩达勒这一音乐形式的专题性研究,以及对扎恩达勒与达斡尔族人生活之间关系的解读等方面的探究较少。本文将研究视角锁定为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的整体研究。首先,笔者运用民族身份的“局内人”进行参与观察及学者“局外人”的理论视角,在调研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对扎恩达勒进行重点的考察,探讨了扎恩达勒的基本定义,简单梳理出20世纪以来扎恩达勒的发展历程。其次,运用音乐形态分析的方法,分析出扎恩达勒的音乐、唱词等艺术特征,对扎恩达勒在四个方言区存在的区域特色及原因进行描述与分析。最后,运用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对扎恩达勒背后体现的音乐文化价值进行诠释,为扎恩达勒这一独特的民族音乐文化能够更好的延续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举措建议。文章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在绪论部分整理、分析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笔者在此文中的研究目的与方法。正文部分由三个章节构成:第一章简要概述了达斡尔族及其传统民歌,对生成扎恩达勒这一音乐形式的自然、人文生态进行了背景介绍,并简要描述达斡尔族传统民歌的发展历程与类型;第二章分别从定义、艺术特征及区域特色三个角度对扎恩达勒进行论述与分析;第三章以扎恩达勒为中心,从社会功能、文化价值及保护与传承方面对扎恩达勒所蕴含的音乐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张栋^[7]（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小说神话叙事中,神话原型、神话结构、神话主题、神话模式等神话元素都被纳入到小说的情节设置与组织结构之中,且往往形成日常生活理性与神话逻辑的并置。“故事”与“话语”的融合,是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们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限,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在神话思维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小说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神话母题作为表现的中心,而且神话式情节也往往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并成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中介。另外,对主要人物的神性塑造、对神话时空观的叙事借鉴等等,使小说神话叙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外观,且产生了一定的叙事价值与审美价值。本文以叙事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叙事现象的整体纵览与叙事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层面说明小说神话叙事的概念与理论形态,在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历史概览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神话叙事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延续的证明;第二部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个案分析,本文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阐释小说神话叙事在主题表达、内容更新、形式拓展等方面的特征;第三部分是总结部分,点明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一般叙事的区别,以及其对于当下批评方法更新与批评范式转换的深刻启示。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小说神话叙事的独特运用,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来看,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先秦时期庄子的寓言化书写与屈原的《离骚》提供了神话叙事表现的初期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唐朝传奇,乃至明清的古典小说、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神话叙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系统性层面,与神话实现了更具深度的契合,因此神话叙事的诸多特质都能够完整地映现在小说创作中。从现实来看,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作家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社会历史阈限与时空制约的新型表达方式,而神话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行为永恒模式与世界本质性规律的话语,因此可作为当代作家现代理念表达的重要凭借。小说神话叙事不仅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中作家的表达需要,因此是一种具有可行性与灵活性的叙事方法。第二,贾平凹、张炜、莫言、韩少功等四位作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话主题表达。贾平凹的《秦腔》《山本》等创作,以秦岭为叙事对象,着重发掘其中的神话意象;张炜则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开启了对于胶东大地的自然神话发现,并借此表现其对工业社会中自然命运的观照与人文思考;莫言对高密地区神话资源的发掘,则通过《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呈现出来,具有现代意味的英雄书写与东方美学塑造,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韩少功则在《爸爸爸》《马桥词典》中着重探索南方神话中的神秘气质,他既借此还原自己的知青记忆,同时亦展开对人类社会中语言神话、集体神话等多种神话类型的理性思考。几位经典作家的神话叙事阐释,为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灵活性做了注解,同时也为其他作家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借鉴。第三,小说神话叙事的内容呈现与形式创新,是该叙事方法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当代作家选择将叙事在历史、现实、未来等多重维度展开:迟子建、范稳等选择从历史的视角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嬗变;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对中国边地的文化寻根开拓了神话叙事表现的现实情境;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则开辟了神话叙事的未来书写形式,神话与科幻实现了精神与叙事层面的衔接,上述创作推动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向一种自然、纯粹境界的回归。小说神话叙事的方法创新,则是通过对神话内蕴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再现,帮助读者从观念更新的层面重新认识神话。在这一方面,鲁敏、赵本夫等作家通过《奔月》《天漏邑》等创作对神话之象征、隐喻特质加以运用,以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原型重构的方式重新讲述传统神话,以及朱大可、王小波等作家通过《长生弈》、“时代三部曲”等创作实现神话作为知识分子思考中介的功能,皆突出了神话内涵多元、表现方式多样等多重特征。本文探究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是试图描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叙事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以此为原点深入到更为系统的神话叙事批评话语构建之中。中国语境中的小说神话叙事,可总结出其作为启蒙的推动力、作为经验解构与建构的力量,以及作为时代价值言说主体的多重内涵,而这正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实现交流的重要前提。这是小说神话叙事话语探究的最终目标,它不仅能够推动叙事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而且能够导向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共同体话语建构。

李明军,郭靖宣^[8]（2019）在《21世纪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我国北方三个较为独特的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统称为"三少民族"）,无论是其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还是其书面文学新人新作的陆续涌现,都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作为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文学批评所应具有的深广度尚待深化等问题。

呼斯乐^[9]（2019）在《蒙古族首饰研究》文中提出蒙古族首饰是中华民族首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她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之大成者。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套身体装饰艺术,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文化内涵都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特点。本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和田野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以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理论,通过对蒙古族首饰的历史追溯、造型演变、工艺发展及其民俗内涵的研究,揭示其与蒙古族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与其他民族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也为蒙古族首饰注入了新的造型、工艺与文化内涵。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族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例证。由于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套身体装饰艺术,因此本研究在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发展情况,继而阐明蒙古族首饰的整体情况;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大成者,故而第二章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艺术中追溯蒙古族首饰的造型及其文化源头,说明其集大成之根据,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皆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第三至五章,纵向梳理蒙元至明清时期的蒙古族首饰演变,主要以蒙古族头饰为线索,阐明其时代特点、嬗变原因,同时举证论述了蒙古族首饰与明清中原地区首饰、满族首饰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第六章是从蒙古族首饰制作的工匠、工具、材料和工艺角度对蒙古族首饰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此举证,再次证明了历史上波斯、阿拉伯、突厥、中原等地区对蒙古族首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具体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一、通过对蒙古族首饰的溯源研究,论证了蒙古族首饰是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装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体装饰之大成者,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特色。二、蒙古族首饰造型、工艺及其内含的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元明清蒙古族头饰造型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其艺术造型、工艺与民俗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性。三、蒙古族首饰吸收了波斯、阿拉伯、突厥、西藏、中原、满族的首饰纹样与文化,是“草原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文化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历史实物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从对蒙古族首饰材料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蒙古族首饰材料的名称便是沿用了波斯、阿拉伯语的称谓,说明历史上蒙古族与其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材料名称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改变,又说明在每个历史阶段,其他文化对蒙古族首饰文化的巨大影响,如论文中训释的“珊瑚”一词,元明时期用sitan称呼,至清代则用siru呼之,说明了“珊瑚”最初来源于古代阿拉伯,至清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对蒙古族文化广泛影响,才导致名称的替代。突厥与蒙古族由于历史和地缘上的关系,使得二者的很多首饰词汇存有共性或相互借用,而蒙元时期的高冠的形式虽然在中国内蒙古以及蒙古国地区已经消失,但在中亚却得以保存,说明“改朝换代”也深刻地影响了蒙古族首饰的发展。中原地区的首饰纹样更是从诸多领域的交流中影响了蒙古族首饰的纹样,如汉字“囍”“寿”纹样在蒙古族首饰中时有发现。四、在中国地域范围内,蒙古族首饰独具特色,但从蒙古族首饰的造型、命名的特点来看,它与阿尔泰地区的首饰更为接近,故而可以将阿尔泰语系民族的首饰看作是一个系统,本研究者提出“阿尔泰首饰系”（或“阿尔泰首饰风格”）的发想（设想）。五、蒙古族首饰尤其是头饰,虽然在纵向的历史中展现出了每个时代不同的面貌,但其首饰文化相关的民俗却是十分稳定的,其核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是贯穿始终的。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萨满教）对生命和灵魂的观念在首饰文化上的折射,具体表现为两性的繁衍、家族的兴盛等方面。本研究首先是以基础理论与应用性研究相统一,以艺术学科（民艺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对蒙古族首饰的工匠、工具、材料、工艺等的活态的文化进行了梳理研究。故本研究是区别于单纯的艺术造型研究的文本;其次,本研究以艺术考古为基础,辅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艺术考古为历史上的蒙古族首饰研究为学科支撑,又从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领域中得到有力补充和确证;再者,本研究大量使用了阿尔泰语系的前人成果和语言学资料,如古代突厥语、中古蒙古语,以及活态语言资料,如现代蒙古语、满语方言,对蒙古族首饰、材料、工具名称进行了大量的训释,并使用国际语言学主流标音方法即统一标注转写拉丁文音标,而非汉译法。本研究还是基于基础数据库基础上的研究,在本研究者大量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田野调研基础数据库,又整理了阿尔泰首饰词汇（突厥语、蒙古语）使之形成语言材料数据库,在两大数据库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了“阿尔泰首饰”风格的发想。综上所述,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民族人体装饰之大成者,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审美文化皆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色。蒙古族首饰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历史上蒙古族首饰造型看似大相径庭,但其艺术造型、工艺,民俗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性。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蒙古族精神文化形态之一的蒙古族首饰,她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者和实在物质载体。蒙古族首饰大量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装饰艺术风格、工艺、材质,同时她也影响了邻近民族的身体装饰文化,蒙古族首饰可以被视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艺术形态。蒙古族首作为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审美多样性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王雨竹^[10]（2019）在《达斡尔族斡包祭的文化研究》文中提出祭祀是一门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时间的见证下,它承载着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情感,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祭祀文化。达斡尔族作为古老契丹族的后裔,达斡尔族是一个相信一切都有着“灵”性的民族。在达斡尔族内祭祀仪式有很多种,但在达斡尔族中最为推崇的是斡包祭。迁徙至嫩江流域后的达斡尔,在归顺清朝后建立了布特哈总管衙门的斡包。2003年2月18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的6月28日为斡包节。斡包象征着达斡尔人坚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斡包祭更是承载着达斡尔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经过查阅资料和多方调查发现,现在的很多研究还是少了关于达斡尔族民族文化心理这一部分,所以在此研究的意义很大。本文以达斡尔族斡包祭作为切入点,结合地方志以及所获得的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影像资料等,为进一步探索斡包祭所承载的达斡尔族民族文化,来挖掘达斡尔人的文化心理。全文共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第二章对达斡尔族的概况进行介绍与展开。第三章叙写非物质文化遗产萨满斡包祭。第四章为斡包祭承载的民族文化意蕴。第五章为结论,通过对前面几章的陈述,进行总结与表态。达斡尔族萨满斡包祭,已在2011年被批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自治区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斡包的历史久远,在祭祀中官祭与民祭的分开还是清朝时的事情。斡包不仅仅是神灵居所,而斡包祭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祭祀,在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意蕴是不可估量的。本文对研究达斡尔族斡包祭内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积极意义。希望通过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达斡尔族的文化和达斡尔人,也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力与水平得到提高。

二、论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及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及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3）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与皮毛工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21世纪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9）蒙古族首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达斡尔族斡包祭的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及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D]. 屈蓉.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D]. 郭靖宣.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3]鄂温克族传统吉祥图案与皮毛工艺的调查研究[D]. 韩晓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内蒙古草原题材油画创作研究[D]. 侯一凡.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D]. 刘丁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研究[D]. 苏丽君. 中国音乐学院, 2020(09)
• [7]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D]. 张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8]21世纪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J]. 李明军,郭靖宣.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9]蒙古族首饰研究[D]. 呼斯乐. 山东大学, 2019(02)
• [10]达斡尔族斡包祭的文化研究[D]. 王雨竹. 延边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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