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许多娇[1]（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指出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秦洁[2]（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丽泽[3]（2020）在《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严复是近代中国着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一生的夙愿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的时刻,严复奋笔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接连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着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示。本文是在研究严复着作及其实践经历的基础上,将严复的民族救亡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出发,对其民族救亡思想进行整理和解读,力图概括出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特点及积极影响,并最终总结出启示。第一部分,通过对严复生活的时代、经历等进行研究,阐述严复民族复兴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形成过程。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严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全面地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弱差距,并对其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反省和思考。在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下,他开始专注译介西方先进着作,并逐步形成了其民族救亡思想。第二部分,通过对严复相关材料和书籍的宏观把握,总结归纳出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严复认为,只有唤醒国人,才能挽救国家,他反对封建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中的落后观念,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渐进变革”现有的政治体制、“自由为体,民用为主”的思想和重视国民素质的“教育救国”思想等一系列的民族救亡思想。第三部分,对严复民族救亡思想进行初步评价并得出部分启示。一方面,肯定其积极影响,即传播先进思想、启蒙民智和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等。另一方面,指出“渐进革命”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要求的不符和严复晚年思想的局限性。并得出结论,严复民族救亡思想中的提倡科学教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国民素质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救亡近代中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当代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重要价值。总之,严复通过翻译和写作,向近代中国传播了大量的先进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救亡的进程。但因为时代环境和严复个人的局限,他的部分思想也存在着过于保守的缺陷。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严复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并为中国今天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孙吉娟[4]（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刘晓[5]（2020）在《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天演论》作为一部中国近现代的科学阐述书籍,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文献研究意义。而作为《天演论》的作者,严复无疑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但是这部书在当时却饱受争议。因为其宣讲的物竞天择理念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因此《天演论》的出世和发行对晚清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当时已经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严复为了编撰《天演论》经历了种种困难。他认真研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达尔文与斯宾塞之间不同的进化理论和观点,并采用特有的翻译技巧将其补充进自己书中。在此之上,他还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例如佛学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相互揉杂贯通,编进了《天演论》之中,因此此书委实是一部涉及了多方面思想流派的着作。《天演论》的成书是严复对中西文化思想予以融会贯通的成果,而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将赫胥黎原书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佛学、儒学和道家思想进行会通,以期达到易为国人接受和思想传播的目的。首先,对于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庞大信仰基础的佛教,严复对其系统内的经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借鉴了佛家翻译经文的方法就中西方对佛教理念的不同看法也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严复将自己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也就是儒家思想也掺杂其中,从而形成了佛、西学、儒三种思想的融会贯通。儒家书籍《易经》中的变易思想与严复的物竞天择理念有着相似之处,而儒家大师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和西方的“与天争胜”思想亦有相通之处,同时他也分析和阐述了自己对性的理解与儒家的不同和相同的地方。最后,严复研究了道家的自然观念和西方的进化理论,并且进行了融会。应该认识到,严复利用中国的本土文化对西方着作进行翻译,并在《天演论》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达”“雅”翻译方式,继而撰成了当时国人更容易理解的学术着作,从而对晚清时的政府、社会和人民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严复在翻译时所用的融会贯通之法,实际上也是中西方文化更深层次贯通交汇的一种体现,也正是由于严复的大胆创新是国人们得以了解西方的繁荣景象,严复《天演论》的完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到的天演哲学观,不论从历史价值还是现代价值上讲,都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系统的翻译理论和研究依然被广为流传。
胡慧娥[6]（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李强[7]（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指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张宜强[8]（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严复思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指出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近四十年来关于严复研究引起学界的持续性关注。其中,严复思想研究一直是严复研究的主要部分,并取得丰硕成果。依据学界关注问题的同一性,可以将严复思想研究分为五个主题展开回顾和思考,以期推动严复思想研究更上一层楼。
陈晓隽[9]（2018）在《“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近代化时期,亦是日本接受西方化,树立日本主义,以武力侵略亚洲、与西方争霸的一个时期。如何解读这一时期,一直是中国学界尤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本论尝试以“philosophy”这一概念为对象,探索日本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依照本论的研究,日本学者一直力图通过历史考证、实证解析、思想独创的方法来探索西方“philosophy”的本质、框架、系统、特质。在这一过程之中,日本经历了思想的启蒙化、知识的制度化、思维结构的日本化等一系列变奏,且构建起了与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个“对话”或者“对抗”的模式,形成了日本接触西方“哲学”、构建近代哲学制度、创立日本哲学的独特轨迹。在此,日本接受“哲学”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纳为:思想启蒙是前提、制度化是标志、日本化是内在基准。这一模式不仅是逻辑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一个基本模式。本文的绪论即第一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选题缘起而展开;第二部分将综合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此展开评论式的阐述;第三部分将就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研究意义展开阐述。第二章首先概述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演义;而后论述了“philosophy”这个概念如何通过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最后聚焦日本近世,即江户时代输入洋学的历史,强调这一文化输入不仅丰富了日本的学问,还促进了近代思想的萌发。尤其是到了幕府末期,日本被迫开国,西方学问得以全面地进入日本。就在这一时期,“philosophy”被日本的洋学家导入到了日本,从而开启了日本知识分子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学问的滥觞,亦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学问打下了思想性的基础。第三章以“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为标题,通过考察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西周,如何选择性接受欧洲实证主义哲学,翻译和创立“哲学”这一概念,并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提出“百学连环”与“知说”,从而将东、西方的学问置于“百学连环”的平台之上,由此来构建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知识体系的过程,提示西周以“哲学”为方法和根据,体系化地诠释近代知识体系,并试图借助它来建构起来近代日本的学科体系的思想。第四章以“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为标题,阐述和探讨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国策方针之后,作为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井上哲次郎站在东学和西学融合的视角,如何将日本的儒学、西方哲学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打成一团,并试图超越西方哲学的思想演变过程,并批判性地指出井上哲次郎对待“哲学”的态度和核心本质,即适应“国家需要”的国家主义哲学。第五章以“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为标题,采取了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以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为中心,将之分别与马赫的“现象要素”、威廉·詹姆斯的“pure experience”、柏格森的“绵延”相比较,提示了西田几多郎走过的自“纯粹经验”到“自觉”,再到“场所”的哲学历程,考察了作为“独创哲学”的西田哲学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并尝试指出西田几多郎接受和转化西方哲学之际,走出了一条“接受、选择、对抗、创新”的轨迹。第六章作为结语,以“近代日本接受’哲学’轨迹的总结”为内容,站在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的立场,针对日本接受哲学的各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与分析,指出日本接受和转化“哲学”的模式与标志。并且,对于日本近代接受和转换“哲学”的模式进一步加以提炼,归纳其特点和意义。与此同时,本研究亦指出,这样的特点与意义不过是一个观念而已,现代性研究的根本核心在于通过借鉴他国经验,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由此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基本模式。
李星颖[10]（2018）在《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文中认为发轫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雅”,从文论延伸到文艺论,并由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说引入译论,彰显出独特而蓬勃的审美活力。但以往的“信、达、雅”研究多囿于狭窄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技术,缺乏对译论范畴以外的论述,缺乏美学视野下的论证。“雅”作为一种极具倾向性的审美观念,其美学内涵丰富而别致,译界历来也存诸多论争,但对“雅”的多数研究还是就翻译标准进行的评判,眷顾于遣词文风而展开。就研究的实质,也多是些修辞文体视野的博弈和文质直意品好的论道,缺乏在美学理论视野下探析“雅”的审美意义和美学内涵。本文超越“雅”缘自“译事三难”所拘囿的翻译标准的合理与否的探讨,以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和翻译审美理论为依据,以美学史观为研究视野,以汉英互译为中心,首次对作为翻译美学观的“雅”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讨论,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证中,思考源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雅”被转换为翻译美学观之后所生成的意义和内涵,反思“雅”翻译美学观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继而揭示“雅”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探讨其对于翻译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本文是一次为建构“雅”在翻译美学视域中的审美观念谱系所作出的探索,是一次就“雅”翻译美学观进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美学运作机制的探究,开拓了翻译美学研究的学术致思空间,实现了翻译美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探索与互证,也推动了翻译审美范式和审美习尚的形态发展和理论完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综述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和“雅”的审美意识研究概况,厘清并阐释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理论资源和线索,并就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予以概述说明。第一章讨论翻译美学观“雅”的历史演进过程。严复“信、达、雅”三字译论简练、深刻,其中之“雅”贯彻并执守于他的翻译实践,呈现为鲜明扼要的翻译文体美学观,适应于译文读者的审美选择,彰显语篇美学和翻译要素的审美标准。在“雅”翻译美学观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审美意义为表征,翻译美学观“雅”主要依照四个不同理念路径获得拓变和延展:其一是对原作风姿的坚守,即“雅”的文体形式论,倡导翻译必须把握和再现原文文体风格形式效果,追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文体形式;其二则讲求译作的独立审美价值,提出“雅”的艺术审美观,提倡翻译必须实现一种译文风格、形式优美的审美追求,并强调译文风格别具一格,甚至能与原文媲美;第三强调翻译应该以读者为重,体察他们的认知水平、审美偏好和接受情理,建设性地提出“雅”的审美接受观,指向翻译审美活动的两大审美价值,即翻译不仅应该心系译品,实现其艺术功效,也应该心怀读者,助力其审美接受;第四是对“雅”翻译美学境界的确立,追求“出神入化”的翻译境界。第二章主要讨论“雅”的翻译美学内涵,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两方面作出分析和阐述,从三个维度和一个方面探寻“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第一,在翻译过程中认识语言之美和认识语言之美的形态是理解、把握原文,并获得和实现译本语言之美的前提和保障。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和汉英互译实践中,注意原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和呈现,就是语言之美的意指所在,也是“雅”的翻译美学观的语言呈示。第二,从翻译风格维度来看,“雅”早已不再局限于语言修辞或文体形式,业已关乎审美创造性,成为原文风格气质在译文中的整体再现,译者不仅需要在语言、句式、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努力,而且需要在审美感应、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审美判断上的用心。第三,从文化之维上,认清语言的文化特征,切实转换译入语或译出语的文化特征,通过意译方法,实现语际间的语义转换和文化价值转换,实现文化层面上的译文和原文间的调和圆满的转换。概言之,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美学内涵即表现为:第一,译者把原作从原语移植到目的语,这是语言形式的再创造;第二,译者把原着的气质风貌在目的语中再现出来,这是风格价值的再创造;第三,译者把原文的文化特征转换到译作,使之与其相调和,这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最后就“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立足于“雅”与“俗”分野、相通以及对立统一,提出在翻译审美实践中,语言、风格和文化在转换和创造中的“离俗”问题,即实现、鉴别和判断译作是否符合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方法和标准。“离俗”之“雅”既不苛守传统审美观里的“雅”“俗”对立,也不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呈现出通达、谐和的特点,是一种讲求恰适的翻译审美价值和功效策略。第三章主要论述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文章从翻译过程角度将“雅”的翻译操作机制置入审美主体和客体视野加以讨论。从翻译审美主体,“雅”要求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充分发挥其审美意识,获得审美判断,实现审美表现的谋略。译者不仅要提升理解美的知识结构,辨析美的分析能力,获得体验美的思维模式,得到创造美的充满文采的译笔,呈现追求美的求真务实的译风,更要深刻认同和理解自身的局限和历时的承接,审时度势、实现翻译的自觉和自信。从审美客体层面,“雅”要求我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翻译客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复杂的,是一个需要精准把握的对象,其有巨大的合力之美;另外审美客体的审美信息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翻译审美活动理应具有一份文化担当的责任;最后,翻译作为审美创造,其价值正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作为翻译美学观“雅”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译者品行和译作品质,译者才情和译作价值均有规约和要求,也是翻译的美学目标和理想。这种目标和理想具备范式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也会遭遇与实践的脱节。每一部译作无疑都凝结着译者的审美理念,但在多数情况和多数时候,也会出现极为困顿的不协调现象。本文还选取汉英互译各三则案例加以具体讨论,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结语部分意在总结课题研究的意义,作为翻译美学观“雅”既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特征的译论,也是一种寄寓译者审美理想的审美观念,体现出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需要、审美判断和审美境界。确立和建构“雅”的翻译美学观,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及其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对翻译美学研究疆域的拓展,有助于深化翻译美学理论,深化对中国哲学美学在翻译审美中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翻译美学观及其体系的建设。从微观层面上,“雅”的翻译美学观的提出可确立翻译的审美标准,提出翻译之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范式,为文本内外的意义传达、美感呈现与审美创造设定价值杠杆。特别是对中国研究者和译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汉语在互译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另外,结语部分也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思考。作为翻译美学观,“雅”体现着翻译的目标和价值,寄寓了翻译的境界与超越,是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翻译理论,需要实现科学化建构,确立一种语言审美创造的艺术观。换言之,语言的、艺术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应该是翻译美学理论所关注和关切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乃至突破和创新,需要建立现代而科学的翻译美学观。
二、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 既有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民族主义与小说动员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与群治观念 |
| 第二节 群体动员与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 |
| 第三节 小说实践:群治理念的构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群治的共识: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 |
| 第一节 道德的批判与重塑 |
| 第二节 国家思想的缺失与培植 |
| 第三节 提升民智与观念革新 |
| 第四节 虚假维新批判:综合思想的呈现 |
| 第三章 群治求诸己: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 |
| 第一节 身体重塑及其演绎 |
| 第二节 女权的阐扬与变形 |
| 第三节 英雄叙事:人性与神性 |
| 第四章 群治与政体: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 |
| 第一节 反专制与倡自治 |
| 第二节 立宪:根本性变革的憧憬 |
| 第三节 乌托邦中的理想政体想象 |
| 第五章 群治的悖反: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 |
| 第一节 排满叙事与群治之界 |
| 第二节 黄种认同与种战观念 |
|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1. 严复进化论思想研究概况 |
| 2. 严复政治思想研究概况 |
| 3.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概况 |
| 4. 严复教育思想研究概况 |
| 5. 关于严复整体思想及评价的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目标及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目标 |
| 2. 研究思路 |
| 3.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一、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形成过程 |
| （一）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产生的背景 |
| 1. 晚清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 |
| 2. 中西文化的碰撞 |
| （二）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 儒学启蒙、留学欧洲 |
| 2. 着文译书、宣传西学 |
| 二、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救亡图存的进化思想 |
| 1. “进化”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社会 |
| 2. “优胜劣汰”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客观现实 |
| （二） 变革救亡的政治思想 |
| 1. 反对“君国一体”的封建国家观 |
| 2. 提倡“渐进”的政治变革 |
| 3. 提倡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 （三） 教育救国思想 |
| 1. 倡导“三民”教育 |
| 2. 倡导科学技术教育 |
| 3. 倡导女子和幼儿教育 |
| （四）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 |
| 1. 主张个人自由服务于国群自由 |
| 2. 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
| 3. 主张经济自由富强中国 |
| 三、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评价 |
| （一）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积极影响 |
| 1. 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启蒙民智 |
| 2. 催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潮 |
| 3. 推动近代教育塑造爱国精神 |
| （二）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局限性 |
| 1. 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过分依赖教育 |
| 2. 渐进变革与民族危机的时代要求不符 |
| （三） 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的现实启示 |
| 1. 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依然是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 |
| 2. 提高国民素质依旧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
| 3. 爱国主义永远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5）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1.严复思想研究现状的综述 |
| 2.严复生平和着作流传 |
| 3.严复翻译研究 |
| 4.严复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 |
| 5.严复哲学思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一、严复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严复行述概说 |
| (二)时代的呼唤 |
| (三)《天演论》的问世 |
| 二、严译《天演论》中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的体现 |
| (一)严复在佛家思想上与西方文化会通 |
| 1.佛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会通的体现 |
| 2.《天演论》中严复与赫胥黎对佛教中“涅盘”的认识 |
| (二)严复在儒家思想与西学文化会通 |
| 1.《天演论》中《易》学思想的体现 |
| 2.荀子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三)严复在道家思想与西学文化会通 |
| 1.老庄思想在《天演论》中的关联和效用 |
| 2.老子哲学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3.庄子自然哲学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三、严复在《天演论》中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意义 |
| (一)严复“自强保种”民族观念的社会价值 |
| (二)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历史意义 |
| 2.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9）“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前期研究的梳理与评述 |
| 1.3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构成、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与哲学传来 |
| 2.1 西方哲学的流变 |
| 2.2 philosophy传来中国 |
| 2.3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
| 第三章 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 |
| 3.1 西周接受“Philosophy”前的思想轨迹 |
| 3.2 西周对“Philosophy”的认识与接受 |
| 3.3 西周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化”的尝试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 |
| 4.1 井上哲次郎接受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 4.2 井上哲次郎如何接受“哲学” |
| 4.3 井上哲次郎的“知识制度化”的实践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 |
| 5.1 西田几多郎研究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 5.2 西田对“纯粹经验”的接受与转化 |
| 5.3 西田几多郎的“自觉”概念与柏格森哲学 |
| 5.4 西田的“场所”概念与希腊哲学 |
| 5.5 作为宗教哲学的西田哲学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立场和目的 |
| 6.2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评价 |
| 6.3 “日本哲学”的树立 |
| 附录1 近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受容 |
| 附录2 “哲学”—语翻译研究的境位 |
| 附录3 西周、井上哲次郎和西田几多郎哲学活动大年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
| 第二节 翻译美学研究 |
| 第三节 “雅”审美意识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意义建构 |
| 第一节 “雅”的初始立意 |
| 第二节 “雅”的意义建构 |
| 一、原作风姿:“雅”的文体形式论 |
| 二、译作优美:“雅”的艺术审美观 |
| 三、读者为重:“雅”的审美接受观 |
| 四、出神入化:“雅”的风格境界论 |
| 第二章 “雅”的翻译美学内涵 |
| 第一节 “雅”的语言维度 |
| 第二节 “雅”的风格维度 |
| 第三节 “雅”的文化维度 |
| 第四节 雅俗之辩:“离俗”之“雅” |
| 第三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 |
| 第一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 |
| 第二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实践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四、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D]. 王丽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5]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D]. 刘晓.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6]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8]改革开放以来严复思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张宜强. 福建史志, 2018(03)
- [9]“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D]. 陈晓隽. 厦门大学, 2018(07)
- [10]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D]. 李星颖. 西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