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蔡越[2]（2021）在《清代前中期云南社会教化研究（1644-1840）》文中提出古人治国,不仅重视政治上的清明和经济上的繁荣,还注重百姓思想德行的端正纯良。因为百姓良善、世风淳厚,于社会而言是稳定秩序和改善风气的良药,对统治者稳固其统治有利无害。故而社会教化的工作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并且会采取多种手段方式,推行社会教化、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在清代前中期,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身统治,亦积极推行社会教化。云南虽处边陲,但地理位置重要,民族众多且多有杂居,所以清朝政府必须首先保证云南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保证西南内地的繁荣稳定。故清初以来,统治者便一直重视云南社会教化工作的推行。在总结前代经验之后,清朝政府从多个层面、立足两个角度、采取多种方式来广施教化,并且联结民间基层,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在统治者所编织的教化的巨网中,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教诲。从顺治时期到道光中期近二百年的时间内,云南社会教化推行的成效显着,具有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和整体统一的特点。同时,也起到缓和社会矛盾、传播文化知识、整顿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从客观而言,其社会教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根本上巩固了清朝对云南的统治。
程时用[3]（2021）在《明清岭南家训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明清以来,家训功能由“提携子孙”的“范家”发展到“医世良药”的“范世”,家训（族规、乡约、乡规等）与乡村自治结合、与法律互补,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本文按照“个体、家庭、家族、乡村”的思路,以岭南着作、人物传记、族谱、祠堂、石碑等保存的家训为基础资料,探索明清时期岭南家训与个人、家庭、家族、乡村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绪论部分对文章涉及概念进行界定,本文首次对明清岭南家训史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既丰富了中国家训文化宝库,也拓宽了岭南文化的外延,也对当今个体培养、家庭建设和乡村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一章分析岭南家训孕育环境及基本特征。岭南在封闭又开放的环境中孕育了家训,家训的发展与岭南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发展轨迹一致。岭南家训在形态上具有总提分应、楹联诗体等特征,内容上具有务实、开放和兼容等特性。第二章论述岭南家训与个体塑造的关系。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家训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明清时期岭南家训是持续稳定的家庭教育,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塑造了家庭成员优秀品德,在“从商、为政、处世、养生”等方面培养了家庭成员的个人技能,而且重视女德培养,因此岭南社会寡母抚孤的感人现象尤为突出。第三章探讨岭南家训与家庭管理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齐而后国治。岭南家训重点在忠孝、和顺、勤奋、积善等方面培养家庭美德,在职业选择、财物管理、财物使用、社会关系处理等方面培养家庭成员的管理技能和生存技巧,全面展现了岭南家训的立身之本、保家之道和传家之方。第四章论述岭南家训与家族发展的关系。家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家训是家族一切行为的宪章,而且是诗书家族、仕宦家族和商贾家族的发展壮大、类型转换、内部管理、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关键因素,并且在岭南社会宗族建设、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第五章探索岭南家训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明中叶以来,为实现“以家达乡”的儒学理想,滞留于地方社会的乡绅撰写家训（族规、乡约、乡规）,家训与法律互为表里,借助地方民众的信仰,实现岭南乡村官绅共管、礼法并治,维持了岭南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力地推动了岭南乡村社会的发展。
吴茂宇[4]（2021）在《宋代行业俗语研究》文中提出宋代社会是我国历史上快速发展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趋于兴盛。此时的宋代笔记文献资料反映面极广,包括但不限于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各地民风民俗、当时的政治事件等等,以宋代笔记文献为基础,以行业俗语为切入点,采取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行业俗语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进行分析探讨,以呈现宋代社会丰富多元的面貌。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四个部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内容、研究方法。通过对宋代行业俗语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发现学界对于宋代行业俗语从历史的角度关注得不够,相对薄弱,因此就有必要对宋代行业俗语进行整理、分析和探讨。第一章为宋代行业俗语生成的背景,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宋代的文化环境以及宋代的阶层流动,从这三方面去看当时行业发展和俗语生成的背景。第二章对宋代行业俗语按性质进行分类,从性质上可以分为生产性行业和生活性行业两大类,对这两大类相关的行业俗语进行整理分析。第三章对宋代典型行业的俗语进行分析,如农业、餐饮住宿业和娱乐行业,概述此行业具体状况的基础上再对其行业俗语进行剖析。第四章对宋代行业俗语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总结。
陈春娇,李孟[5]（2021）在《明代亭建筑的乡村社会教化及其启示——以旌善亭的儒家道德劝诫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旌善亭是明代乡村社会教化的重要建筑载体与场所依托,促进了乡村社区的管理与淳良民风的培育。基于传统建筑、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以儒家道德劝诫为切入口对明代旌善亭的乡村社会教化及其启示展开研究。从空间分布、选址特征入手揭示其教化动因;通过对旌善亭孝亲美德、崇义重道、女性贞节观念宣教主题、旌表活动程序与里老人、地方官员的具体教化职责的分析,论述了旌善亭乡村社会教化职能的运作及其成效;并从传统村落的善文化教育与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再生两个维度提出其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所带来的启示。
邓弟蛟[6]（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马雪莲[7]（2020）在《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文中认为婚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土族婚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不仅反映着土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更是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意识。2006年,以其独具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三川地区传统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包括提亲、定亲、认亲、要亲、娶亲和回门六个环节。随着土族社会发展,土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行动方式发生变革,婚俗从内容与形式上也随之变迁。三川地区土族婚俗的发展和传承,与其生存的环境密不可分。三川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灿烂的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为土族婚俗提供了生存土壤和民俗语境。土族婚俗的形成和发展,结合土族先民的迁徙、重组和盛衰的历史演变脉络,发现土族婚俗的文化源头为鲜卑婚俗,逐渐形成与羌融合、与吐蕃共融后的婚姻习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受汉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土族传统婚俗。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包括提亲、定亲、认亲、要亲、娶亲和回门六个环节。土族婚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儿女到一定年龄时,父母便开始为其考虑婚嫁,男方家物色到合适的女方家时,便请媒人前往女方家提亲;双方家庭满意这门婚事后,男方家会选择吉日派媒人前去女方家定亲,商议聘礼;定亲之后,男女双方家庭选择吉日相互认亲,这一天,新“女婿”同父亲和媒人携带一部分聘礼,一同前往女方家拜访,认识女方家的亲戚;之后便是要亲,通常在女方家村庄举行“纳顿”会或农历双日子时,新“女婿”同母亲和媒人拜访女方家,主要希望将婚期尽早确定下来,并将剩余聘礼全部送到,如果女方家同意,男方家接下来开始准备娶亲的事宜;土族娶亲仪式通常要用三天时间,即收客、宴席和贺喜,过程繁荣而隆重;直至第四天,新娘回门仪式结束后,整个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圆满结束。土族婚俗的变迁,受法律制度、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土族婚俗的各个环节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变迁,既有扬弃又有传承,更与他文化重构,进而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审美艺术。在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土族婚俗文化在传统婚姻观念、女性社会地位、生育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人口的变化改变了社会组织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婚俗文化传承的稳定性;经济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制约并决定着土族婚俗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婚俗的时间结构和物质结构;教育的普及则影响着青年一代的婚姻观念和信仰观念;在文化重构中,土族婚俗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更多内容折射着土族长期受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丰富了婚俗仪式过程的记录方式,也增加了仪式中的互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族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变迁的各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综合影响土族婚俗的变迁。土族婚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相适应,需要提升土族民众的文化自信和认同、加大传统婚俗的认知和延续、注重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育、以及利用多媒体进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的措施。
张世定[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遆羽欣[9]（2019）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水环境与太湖流域城市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太湖流域河湖密布,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要素,人与水的互动贯穿了太湖流域的开发历史。水环境治理与风景营建相结合,塑造了太湖流域的传统地域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人士大夫凭借自身知识体系和文化艺术修养,通过大量的水土整治和风景营建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审美意境的整体性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理论体系,对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文通过古今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图示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风景园林的视角,研究文人士大夫在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风景营建实践,探讨士人阶层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和特征。具体而言,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身份特征和相关的修养准则,以明确文人士大夫与营建活动的关系;并从隋以前、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四个阶段梳理了文人士大夫在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沿革。然后,论文系统解读了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即水利建设、农业规划和城市风景营建耦合叠加的理论体系。其中,水利建设包括开河浚河、修堤筑圩、建闸筑坝三项基本策略;农业规划包括根据水文特征进行分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性规划、基于防洪需求、基于用水需求的农田规划;结合水环境治理的城市风景营建包括水适应性城市景观的营造、以园林化的造景手法对水利设施的改造、以诗文书画和城市八景的创作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发掘、整合和意境的赋予。在此基础上,文章又以苏轼、陈一谦、许瑶光为例,通过其对杭州、平湖、嘉兴三地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实践的研究,分析在不同尺度、环境和需求下治理思路的差异和共性。最后,论文总结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特征,并针对当今中国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文人士大夫传统经验的现代价值,从而为今天的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借鉴。
周兴[10]（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二、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清代前中期云南社会教化研究（1644-184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云南的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滇省存在问题 |
| 一、历经战乱,时有民变 |
| 二、地处边陲,民族众多 |
|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滇省教抚政策 |
| 一、崇儒重道,安抚民心 |
| 二、端正风气,稳定秩序 |
| 第二章 官方教化措施 |
| 第一节 政府与社会教化 |
| 一、宣讲圣谕,晓喻臣民 |
| 二、兴建学校,推广教育 |
| 三、修缮祠庙,新立坊表 |
| 四、主持祭典,布道礼仪 |
| 五、严行律法,以儆地方 |
| 第二节 学校与社会教化 |
| 一、定立规矩,维持教学 |
| 二、收藏经籍,熏陶身心 |
| 第三章 民间教化措施 |
| 第一节 宗族乡党与社会教化 |
| 一、定家训族规,明言传身教 |
| 二、树先辈榜样,扬家族声望 |
| 三、彰节烈妇女,励优良风气 |
| 四、立乡约条例,禁不德之举 |
| 第二节 戏曲诗歌与社会教化 |
| 一、观戏曲,明义理 |
| 二、咏诗文,传精神 |
| 第四章 社会教化的特点与作用 |
| 第一节 社会教化的特点 |
| 一、因地制宜 |
| 二、因俗而治 |
| 三、整体统一 |
| 第二节 社会教化的作用 |
| 一、传播社会文化 |
| 二、净化社会风气 |
| 三、稳定社会秩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明清岭南家训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目标及思路 |
| 第一章 岭南家训的孕育环境及特征 |
| 第一节 岭南家训的孕育环境 |
| 一、自然环境 |
| 二、经济环境 |
| 三、政治环境 |
| 四、人文环境 |
| 第二节 岭南家训的促成因素 |
| 一、中原传统文化的注入 |
| 二、学校教育的成熟 |
| 三、朝廷对家训的重视 |
| 第三节 明清岭南家训的地域分布 |
| 一、岭南家训的发展轨迹 |
| 二、岭南家训的地理分布 |
| 三、岭南家训的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明清岭南家训的主要特征 |
| 一、岭南家训的表现形态 |
| 二、岭南家训的主要内容 |
| 三、岭南家训的思想特质 |
| 第二章 明清岭南家训与家庭成员培养 |
| 第一节 家训:皆以修身为本 |
| 一、家训是稳定的教育 |
| 二、家训是个性化的教育 |
| 三、家训个体培养的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个人品德塑造 |
| 一、仁义 |
| 二、明礼 |
| 三、诚信 |
| 四、才智 |
| 第三节 个人技能锻炼 |
| 一、从商 |
| 二、为政 |
| 三、处事 |
| 四、养生 |
| 第四节 女训:重视女德修养 |
| 一、宗族的择妇观 |
| 二、对女性的训诫 |
| 三、寡母抚孤现象 |
| 第五节 人才培养范本:海南邱浚家训 |
| 一、邱浚幼承祖训,立志济天下 |
| 二、邱氏清贫自守家风,子孙甲第延绵 |
| 三、邱浚廉静戒慎,德泽后世 |
| 四、邱浚撰写《家礼仪节》,进行乡村教化 |
| 五、邱浚撰写《大学衍义补》,实现经国济民宏愿 |
| 第三章 明清岭南家训与家庭治理 |
| 第一节 家训:正家而正天下 |
| 一、推动了岭南儒学的普及 |
| 二、促进了良好家风的形成 |
| 第二节 家庭美德教育 |
| 一、忠孝 |
| 二、和顺 |
| 三、勤奋 |
| 四、积善 |
| 第三节 家庭事务管理 |
| 一、成员分工 |
| 二、财物管理 |
| 三、勤俭持家 |
| 四、睦邻济贫 |
| 第四节 家庭管理范本:庞氏家训 |
| 一、立身之本:孝友勤俭 |
| 二、传家之方:耕读立家 |
| 三、齐家之道:规矩育人 |
| 四、教育之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 |
| 第四章 明清岭南家训与家族发展 |
| 第一节 家训:家族一切行为的宪章 |
| 一、家训是家学和家风的基础 |
| 二、家训是家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
| 三、家国同构,家齐而后国治 |
| 第二节 家训与诗书家族 |
| 一、文学相传,儒雅为业 |
| 二、代相蝉联，文人辈出 |
| 三、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
| 第三节 家训与仕宦家族 |
| 一、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 二、亦仕亦儒,香火传承 |
| 三、促进社会清正之风 |
| 第四节 家训与商贾家族 |
| 一、以诚为本,用心经营 |
| 二、积累家族官吏资本和产业资本 |
| 三、投身公益,维护家族持续发展 |
| 第五节 宗族家训范本:霍渭厓家训 |
| 一、《霍渭厓家训》之源 |
| 二、《霍渭厓家训》与宗族制度建设 |
| 三、《霍渭厓家训》与书院教育 |
| 四、霍渭厓家训与宗族经济建设 |
| 第五章 明清岭南家训与乡村治理 |
| 第一节 家训功能:从范家到范世 |
| 一、家训与法律互补 |
| 二、“以家达乡”的实现 |
| 三、“一村一姓”的乡村聚落 |
| 第二节 岭南乡约的发展 |
| 一、乡约的概况 |
| 二、乡约的类型及特点 |
| 三、乡约的内容 |
| 第三节 岭南乡约的运行 |
| 一、法律保障 |
| 二、乡绅主导 |
| 三、信仰辅助 |
| 第四节 乡约里甲制范本:泰泉乡礼 |
| 一、中山黄氏:世代书香 |
| 二、黄佐与《泰泉乡礼》 |
| 三、五位一体的礼仪体系 |
| 四、《泰泉乡礼》之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成果 |
| 致谢 |
（4）宋代行业俗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宋代行业的研究 |
| (二)关于俗语的研究 |
| (三)关于宋代俗语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行业俗语生成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 |
| 一、城市经济的发展 |
| 二、官方的政策支持 |
| 三、市民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环境 |
| 第三节 宋代的阶层流动 |
| 第二章 宋代行业俗语类型 |
| 第一节 生产性行业俗语 |
| 第二节 生活服务性行业俗语 |
| 第三章 宋代行业俗语分析:以农业、餐饮住宿业和娱乐业为例 |
| 第一节 农业俗语 |
|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
| 二、农业俗语 |
| 第二节 餐饮住宿业俗语 |
| 一、餐饮业 |
| 二、住宿业 |
| 第三节 娱乐业俗语 |
| 一、娱乐业的兴盛 |
| 二、娱乐业俗语 |
| 第四章 宋代行业俗语的特点和作用 |
| 第一节 行业俗语的特点 |
| 一、行业称谓更加丰富和细化 |
| 二、行业俗语反映宋代社会取向 |
| 三、行业俗语反映宋人对精神享受的追求 |
| 第二节 行业俗语的作用 |
| 一、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 |
| 二、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 |
| 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明代亭建筑的乡村社会教化及其启示——以旌善亭的儒家道德劝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乡村地区旌善亭的设立及其动因 |
| 1.1 旌善亭在乡村的总体空间分布 |
| 1.2 乡村地区旌善亭的选址特征 |
| 1.3 旌善亭设立的动因 |
| 2 乡村旌善亭的儒家道德劝诫主题 |
| 2.1 孝亲美德宣教 |
| 2.2 崇义重道宣教 |
| 2.3 女性贞节观念教化 |
| 3 旌善亭旌表活动的开展 |
| 3.1 乡里老人推举人选 |
| 3.2 地方官员查勘核实善人善举 |
| 3.3 旌善亭题名彰表 |
| 4 明代旌善亭乡村社会教化的当代启示 |
（6）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研究目标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土族婚俗的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语境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水文 |
| 三、土壤作物 |
| 第二节 人文历史语境 |
| 一、历史沿革与考古文化 |
| 二、农牧交融 |
| 三、民族分布 |
| 四、交通往来 |
| 第三节 社会文化语境 |
| 一、文化 |
| 二、教育 |
| 三、经济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族婚俗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多元互融:土族婚俗的历史演进 |
| 一、土族婚俗的文化源头 |
| 二、吐羌融合后的婚姻状况 |
| 三、吐谷浑与吐蕃共融后的婚姻状况 |
| 四、汉文化影响下的土族婚俗 |
| 五、新文化思潮影响下的土族婚俗 |
| 第二节 当前殊相:传承至今的土族婚俗 |
| 一、“老媒加日”:提亲 |
| 二、“朗获务噶”:定亲 |
| 三、“吾若踏尼”:认亲 |
| 四、“科儿哩啦西”:要亲 |
| 五、“阿和啦西”:娶亲 |
| 六、回门 |
| 第三节 适时取舍:土族婚俗的当代走向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和通婚圈的扩大 |
| 二、婚礼仪式简化与变迁 |
| 三、新式婚礼仪式的影响和观念的转变 |
| 四、礼物的变迁:实物由货币代替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族婚俗文化变迁探析 |
| 第一节 土族婚俗的结构变迁 |
| 一、仪式结构 |
| 二、形态结构 |
| 三、关系结构 |
| 四、土族婚俗中的“舅权”的变化 |
| 第二节 土族婚俗的象征变迁 |
| 一、实物象征 |
| 二、行为象征 |
| 三、言语象征 |
| 四、颜色与方位象征 |
| 第三节 土族婚俗的功能变迁 |
| 一、文化传承功能 |
| 二、社会教化功能 |
| 三、心理调节功能 |
| 四、经济生活功能 |
| 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土族婚俗变迁的因素和互动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土族婚俗变迁的因素 |
| 一、国家层面 |
| 二、社会因素 |
| 三、经济因素 |
| 四、教育因素 |
| 五、文化因素 |
| 六、大众媒体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动机制 |
| 一、影响婚俗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婚俗的综合影响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8年行政划分的三川地区各乡镇人口情况 |
| 附录二 土族婚俗图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来源与经费支持 |
| 1.4.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相关概念阐述 |
| 1.5.1. 人居环境科学 |
| 1.5.2. 水环境 |
| 1.5.3. 中国古代风景营建思想 |
| 1.6. 相关研究综述 |
| 1.6.1. 中国古代风景营建相关研究 |
| 1.6.2. 太湖流域相关研究 |
| 1.7.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内容 |
| 1.7.3. 论文框架 |
| 2. 文人士大夫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 |
| 2.1. 文人士大夫与营建活动 |
| 2.1.1. 文人士大夫的形成和身份界定 |
| 2.1.2. 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特征 |
| 2.1.3. 文人士大夫参与营建活动的知识基础 |
| 2.1.4. 文人士大夫参与营建活动的行为依据 |
| 2.2. 太湖流域的水环境 |
| 2.2.1. 自然地理环境 |
| 2.2.2. 河湖水网与水文变迁 |
| 2.3. 本章小结 |
| 3 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历史沿革 |
| 3.1. 隋代以前 |
| 3.1.1. 水利农田建设 |
| 3.1.2. 风景营建 |
| 3.2. 隋唐五代 |
| 3.2.1. 水利农田建设 |
| 3.2.2. 风景营建 |
| 3.3. 两宋 |
| 3.3.1. 水利农田建设 |
| 3.3.2. 风景营建 |
| 3.4. 元明清 |
| 3.4.1. 水利建设 |
| 3.4.2. 农田开发 |
| 3.4.3. 风景营建 |
| 3.5. 本章小结 |
| 4. 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体系 |
| 4.1. 由水而生:水利建设思想 |
| 4.1.1. 开河浚河 |
| 4.1.2. 修堤筑圩 |
| 4.1.3. 建闸筑坝 |
| 4.1.4. 思想特征 |
| 4.2. 因水而异:农业规划思想 |
| 4.2.1. 基于水文特征的整体性规划 |
| 4.2.2. 基于防洪需求的农田规划 |
| 4.2.3. 基于用水需求的农田规划 |
| 4.2.4. 思想特征 |
| 4.3. 理水成景:结合水环境治理的城市风景营建思想 |
| 4.3.1. 以民为本:水适应性的城市景观 |
| 4.3.2. 雅俗共赏:功能性水利设施的园林化 |
| 4.3.3. 诗画成境: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发掘和整合 |
| 4.3.4. 思想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个例研究 |
| 5.1. 苏轼:杭州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与景观提升 |
| 5.1.1. 治理背景与问题 |
| 5.1.2. 六井和运河的治理 |
| 5.1.3. 西湖的治理及风景营建 |
| 5.1.4. 小结 |
| 5.2. 陈一谦: 平湖县东湖风景营建 |
| 5.2.1. 治理背景 |
| 5.2.2. 城市的恢复和东湖的风景营建 |
| 5.2.3. 小结 |
| 5.3. 许瑶光:嘉兴南湖整治与城市风景规划 |
| 5.3.1. 治理背景 |
| 5.3.2. 城市的恢复 |
| 5.3.3. 南湖的整治和风景营建 |
| 5.3.4. 城市风景规划:“南湖八景”的创作 |
| 5.3.5. 小结 |
| 6. 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特征与现代启示 |
| 6.1. 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特征 |
| 6.1.1. 保民生、兴教化的儒家社会责任观 |
| 6.1.2. 科学的工程技术与朴素的生态智慧 |
| 6.1.3. 以水为核心的整体环境观 |
| 6.1.4. 自然与意境兼具的文人审美观 |
| 6.2. 对当今城乡建设的启示 |
| 6.2.1. 现代中国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文人士大夫风景营建思想的现代启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10）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四、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清代前中期云南社会教化研究（1644-1840）[D]. 蔡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清岭南家训与乡村社会[D]. 程时用.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4]宋代行业俗语研究[D]. 吴茂宇.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明代亭建筑的乡村社会教化及其启示——以旌善亭的儒家道德劝诫为例[J]. 陈春娇,李孟. 华中建筑, 2021(03)
- [6]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7]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D]. 马雪莲.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9]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D]. 遆羽欣.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