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行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胡鑫[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韩小伟[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指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安百杰[3]（2020）在《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经济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的过程。这是因为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税收,本质上是公民收入的一种让渡。公民的“税收牺牲”必然要求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正是开展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原因所在。在我国,财政资金往往会以“项目”的形式来支持公共服务供给,同时也因为效率、效果、效益等方面的不佳而饱受诟病。开展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促进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水平的提高,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强财政管理、推动治理效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如何在公共服务视角下,有效地提高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水平?”这一研究问题由此而提出。近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考察分析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运作现状和理论立场,结合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与方向,来寻求建立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相适应的策略优化路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分析框架的建构是本研究的基础。回顾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涉及的公共管理学、经济学、财政政治学等多重理论渊源,可以发现,除了致力于建构实践工作中使用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框架标准,学界颇多聚焦于对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应更加关注其政治性维度的探讨。财政政治学作为一种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共同演进的学科视角,核心内容在于认为研究财政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数据和模型来分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帕累托最优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政治学科的角度,基于对国家治理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的分析,关注公平、公民偏好等问题,来阐释财政现象。由此,财政政治学将政治维度纳入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的理论阐述,成为本研究构建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重要理论依据。研究基于财政政治学构建起以“公共价值理念”“PV-4E分析框架”和“实现机制”为核心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模型的核心内容“PV-4E分析框架”包括了“公共价值”“4E评价标准体系”和“多元主体参与”等主要要素。其中,公共价值是判定绩效达成与否的重要依据,在框架设计中处于顶层设计地位,其外在的衡量标准可以表现为政府行为的回应性和公共性。“4E评价标准体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效率、效果、公平”（4E）标准的指标体系设计。“多元主体参与”主要是指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要关注党委、人大、财政、资金使用部门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基于所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按照“历史经验总结——运转现状描述——发现现实差距——寻找优化路径”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首先,研究通过对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历史梳理和政策文本分析分析,考察了其发展的历程与发展特征。一是结合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发展的历史,细化整个发展历程为财政收支平衡考核阶段、财政投资评审阶段、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试点阶段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二是基于2003年以来的中央层面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类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探索总结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实践方向。三是对中央和部分省市级财政部门中负责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的工作机构的组建方式和职能文本进行分析,提炼其核心职能分为顶层设计、技术工具、绩效实践和成果利用等内涵。其次,研究通过对一项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活动的案例研究,考察当前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过程。选择了 2017年度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项目资金的财政绩效评价案例,结合对相关人员的“非标准化访谈”记录文本的理解,对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评价中的指标体系设计、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等进行描述,最终对权责关系和关键环节予以总结。认为,一是财政绩效评价中的程序设计,主要包括绩效评价准备、制定评价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综合分析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整理底稿等六个主要环节。二是论述了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权责关系。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涉及多方参与者,主要包括党委、人大机构、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资金使用单位和独立外部主体等,不同参与方由于其本身政治角色和职能定位特点而权责关系不同。三是财政绩效评价中的关键环节是既注重协商,又要注重评价方法的选择等等。再次,基于“PV-4E”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识别并分析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存在的现实差距。在对收集的案例、政策文本、自填式调查问卷成果等相关文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依据质性研究的思路,通过构建节点将分析资料的编码位置连接起来,使庞杂的文本资料纳入到“PV-4E”分析框架中予以分析,形成清晰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畴。从绩效评价理念设计、绩效评价执行和绩效评价信息利用三个维度,总结基于“PV-4E”分析框架的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发现现阶段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存在的差距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有待深化,表现为理念设计未聚焦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评价指标构建设计呈现“三多三少”的特征。二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操作过程科学性欠佳,表现为目标管理粗放,难以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提供借鉴意义;信息意识缺乏,致使实务操作中信息化水平低下;指标关注不均衡,评价中对合规性指标关注较多;绩效评价机构建设不完善,市场导向缺失。三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利用度有待提升,表现为绩效意识淡薄,信息需求动力未得到充分激发;绩效信息隐匿,信息缺乏公开度、透明度;绩效评价信息挖掘缺失,信息支撑作用难以彰显。最后,在现状运转描述和现实差距分析后,“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探讨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一方面,研究对美国绩效评价工具使用状况进行总结和分析,总结其经验,寻找对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借鉴之处,主要包括:注重法治建设,寻找行政与法治平衡点以及注重多目标设置等方面。另一方面,研究回应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要求,从价值导向提升、技术性优化和绩效评价信息深度利用等方面提出具体优化策略。具体包括:在价值导向提升方面,提出要构建公共价值导向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理理念和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开展理念。在技术操作优化方面,提出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项目选择、指标设计、技术使用和执业质量。在绩效评价信息的深度利用方面,提出创新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利用机制,丰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向提升治理效能的转换渠道和强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利用的文化氛围等等。总之,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是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十分有效的手段,是尝试用“工具——价值”双重属性的方法来实现对帕累托最优状态后的进一步推进。同时也看到,当前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开展中,各个政府部门普遍聘请专家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却不符合税收正义的完全受益原则,因为公共支出的效应应该由承担税负的民众而不是专家在密闭空间中来衡量。由此,要发展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让民众来发挥民意表达和参与预算决策的作用,才是符合财政政治学理念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治本之策。从逐步关注政府职能到“治本之策”的发展,其间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作为一项“工具——价值”双重属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要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提升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价值性作用,而这也是财政政治学理论指导下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关键优化路径选择。
薛豫南[4]（2020）在《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文中认为畜禽养殖业是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既是保障我国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农业污染治理的主要领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行动之一。循环经济为实现畜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提供了可行性,但目前中国循环经济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目标推行的,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运行的自发性,使其成为自下而上的环境管理工具,需要开展其动力机制的研究。本文从循环经济视角,分析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实现畜禽污染治理的重要动力,研究畜禽污染治理系统自发性运作的动力机制,揭示畜禽污染治理中的一些科学方案,具有本质性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从模式治污机理及治污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对畜禽污染治理系统进行解析,以识别畜禽污染治理实现的动力。通过循环经济实现污染治理的机理分析,指出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统一的有效污染治理方式;进一步解析畜禽污染治理相关主体行为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博弈关系,识别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点,提出建立政策—效益—主体模型,系统研究循环经济施行动力机制,是实现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有效探索。（2）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国家层面出台的155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政策工具分类、内容编码、频数统计等分析方式识别中国畜禽污染治理环境政策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畜禽污染治理政策体系演变特征大致符合环境政策演变的命令控制型主导、经济手段介入、自愿参与引导的三阶段特征。资源化是未来环境政策导向,而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化的有效载体,中国畜禽污染治理政策体系完善主要是为循环经济资源化实现畜禽污染治理自发性提供政策动力。而循环经济实现污染治理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实现,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的政策设计才能发挥动力,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完善是自愿参与引导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3）基于参照模式,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效益评价模型,对模式运行根本动力—效益评价,明确不同政策情境下模式施行的经济可行性和动力。以辽宁省规模养殖场为研究对象,通过生命周期评价与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对省域层面循环经济模式效益开展研究,通过效益测算,增强对循环模式效益创造的认知;通过动态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及内部收益率,明晰基于不同效益评价的循环经济模式的经济可行性和吸引力。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不能通过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实现污染治理的经济可行,环境政策管理是循环模式经济可行的必然要求。循环经济模式综合效益这一全效益主要受资源化产品的价值、污染排放的成本即环境保税、碳减排环境效益影响。环境税、碳交易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循环能提高经济模式的经济可行性,但由于沼气工程初期投资较高,不同情境下的动态投资回收期均较长,模式经济吸引力较小,模式自主性施行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财政资金扶持。（4）从循环产业链的角度构建了企业、政府和消纳方三个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相关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循环产业链上行为博弈研究,探究循环模式稳定运行策略及其实现条件。研究表明,一定条件下,循环产业链上企业、政府和消纳方主体行为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主要有（不采取,不监管,不购买）、（不采取,监管,不购买）、（采取,不监管,不购买）和（采取,不监管,购买）四种纯策略组合。其中（采取,不监管,购买）演化稳定策略是最优策略,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实现畜禽污染治理。长期来看,循环经济主体实现污染治理目标的演化稳定策略条件实现,最终主要归结到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资源产品价格影响消纳方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养殖企业采取循环经济模式的条件;碳交易价格影响碳减排效益;模式建设、运行所涉及的原材料、设备等价格影响模式施行成本。
芦莉[5]（2020）在《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耕地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保障基础。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以往主要是以约束性、建设性、惩罚性保护方式为主,耕地资源在质量、数量、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仍较为严峻。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秉承改革创新的原则,在以往保护方式的基础上增添了“激励性”保护内容,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以此激发和调动耕地保护各方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经济手段对于耕地保护的重要作用。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下位概念,系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经济方面的一项创举。相对科学完备的耕地保护基金条款是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耕地保护基金在我国个别地区先行试验,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予以发布,尚未出台高位阶、系统性立法,因此,在相关立法规范层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耕地保护基金条款规范所涉主体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利益博弈失衡,相关职能部门机构建制存在瑕疵,缺乏部际协调机制,受偿主体范围较小,无法充分调动其耕地保护的积极性等问题;所涉客体存在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资金缺乏稳定性,耕地补偿标准设置不统一且欠缺科学等问题;所涉归责机制存在条款设置混乱,具体为承担违规责任主体范围较小,责任形式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并且公众参与空间不足,缺乏社会监督机制等问题。文章通过体系思维范式与法教义学范式厘清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明晰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相关法律关系,并通过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耕地保护基金相关条款予以梳理、整合、归纳和分析,基于其条款设置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进路。具体应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各方主体利益,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部际协同机制,提高其工作效率,拓宽耕地保护基金受偿主体范围,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调动相关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拓宽耕地保护基金融资渠道,减少其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科学设置耕地保护基金耕地补偿的标准;扩大违规责任主体的范围,加大责任形式的处罚力度,拓宽公众参与空间,建全社会监督机制以期为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提供合理的规范设定。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张金艳[7]（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韩联郡[8]（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说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梁小叶[9]（2019）在《中国旅游交通政策演进量化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引领社会经济深刻变革,中国进入了“大融合、大协同、大整合”的新时代。随之,旅游交通实践如火如茶,旅游交通理论愈受关注,交旅融合成为发展所趋。旅游交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对于把握政策目标,明晰政策重点,优化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1978年至今中央层面发布的293个旅游交通政策文件入手,明晰旅游交通政策概念,划分演进四阶段,构建“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工具”量化框架,利用内容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文献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等文本量化方式,描绘了不同演进阶段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旅游交通政策演进划分为1978-1984年初步萌芽期,1985-1999年平稳过渡期,2000-2014年迅猛增长期及2015年至今政策利好期。（2）1978-1984年初步萌芽期:政策主体性质单一。政策主题聚焦于创汇导向下的旅游车船配置,通过职工培训、服务管理、计费办法、安全管理等满足接待需求。政策工具以基于技术标准的需求类工具为主;1985-1999年平稳过渡期:政策主体增多,且国家旅游局主导,中央和企业参与。政策主题聚焦于经济属性驱动下的旅游交通服务接待提升,旅行社作为向旅游者提供交通的重要媒介备受关注。政策工具以基于技术标准猛增下的需求类工具为主;2000-2014年迅猛增长期:政策主体多元化,国家旅游局主导,全国假日办、国务院、交通运输部次主导。政策主题聚焦于黄金周等假日制度发展下的旅游交通服务接待和新兴旅游交通产品供给,体现讲文明、重质量、大融合的发展理念。政策工具以法规管制猛增下的环境类工具为主;2015年至今政策利好期:群团组织加入的政策主体性质广泛化,国家旅游局和交通运输部形成双主导。政策主题聚焦于新兴旅游交通产品体系建设和旅游交通体制机制规范,交旅融合趋势显着。政策工具以产品服务为主的供给类工具为主。（3）演进总体特征表现为:旅游交通政策反馈实践速度稍慢。政策主体趋向多部门参与,决策职能和权力扩大化。政策主题从市场导向的行政化转变为政府主导的规范化,旅游安全贯穿始终。政策工具演进阶段发展不均衡,趋向宏观支持供给化。（4）优化路径为:在政策主体方面,构建多中心合作模式,建立信息共享系统,打造理论智库。在政策主题方面,综合考量重点和全局,“示范工程”打头,注重“建管养运”可持续,并以问题为导向。在政策工具方面,维持供给类工具主导,重视人才、资金、知识等具体工具使用,减少法规管制,重视政府采购。
韩民敏[10]（2019）在《基于共词网络的农民工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农民工大规模流动使得国家对农民工政策越来越重视,对农民工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全面,对农民工自身权益越来越关注。在这种发展现状也使得对于农民工政策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新态势,这也就对其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于农民工政策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探索显得十分重要。共词分析是一种社会科学计量方法,它以各种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以便能够弄清楚政策文本内容本质上的事实和潜在的变化趋势。本文将共词分析法与农民工政策内容现结合,能够合理有效的对农民工政策的研究进行分析,并找出40年来国家制定的农民工政策是否解决了农民工的问题。本文选取了1978年—2018年这40年间国家制定的所有农民工政策作为主要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这40年来农民工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把农民工政策分为经济服务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及社会融合与社会支持政策三大类。在经济服务政策中,国家对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其次是培训政策,最后是金融服务政策;在公共服务政策中,社会管理政策是国家聚集的焦点,其次是健康服务政策,最后是社会保障政策;在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中,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是国家关注的焦点,其次是户籍政策,最后是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第二部分是利用农民工政策文本进行共词分析得出结论。“就业”“公共服务”“创业”“培训”“创新”“改革”等关键词是农民工经济服务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关注的焦点;“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管理”“计划生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关键词是农民工公共服务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制定农民工公共服务政策的要点;“教育”“公共服务”“文化”“支持”“成人教育”“子女教育”等关键词是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制定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关注点;从总体来看,“公共服务”“就业”“培训”“管理”“教育”“社会保障”“改革”“创业”“支持”等关键词是农民工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制定农民工政策的最核心关注点。因此从词频、词云分析得到40多年来国家农民工政策制定的最主要的方向和发展情况。第三部分是利用共词网络分析方法对农民工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经济服务政策中的就业创业政策方面,国家政策是最全的,也是执行的最好的;在培训政策方面,也是比较全面而广泛的,但是对培训的执行是否到位、农民工的培训是否有效,目前政策还很少涉及;而金融服务政策方面,除了对农民工支付方面的政策很全面外,其他对农民工的金融服务就很少。在公共服务政策中的社会管理政策方面,国家对农民工的管理是全方位的,各职能部门对政策的执行是很严格的;在健康服务政策方面,由于执行起来比较复杂,因此是否有效果,目前还有待对效果进行评估;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从政策本身来看是很全面也很广,但是各个企事业单位是否执行了政策,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明显。从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出台时间来看,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从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的,所以许多政策只是从理论角度进行规范,关于执行的效果,还在初步阶段,没有很大的进展。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直观地反应出我国农民工政策的连续性及贯彻执行性是否良好,在某些政策方面制定的是否全面,以及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政策发展的趋势情况。这将为对农民工政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快速全面的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提供帮助,也会对从事农民工政策相关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行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行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人力 |
| 2.1.2 人才 |
| 2.1.3 人力资本 |
| 2.1.4 人才资源 |
| 2.1.5 人才支撑体系 |
| 2.2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
| 2.2.1 产业兴旺 |
| 2.2.2 生态宜居 |
| 2.2.3 乡风文明 |
| 2.2.4 治理有效 |
| 2.2.5 生活富裕 |
|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 |
| 2.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挑战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机遇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 |
| 3.1.2 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 |
| 3.1.3 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 |
| 3.2.2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 |
| 3.2.3 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 |
| 3.3 国外学者相关思想 |
| 3.3.1 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
| 3.3.2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 |
| 3.3.3 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4.1 以农为本思想 |
| 3.4.2 政以才治思想 |
| 3.4.3 养护农民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4.1.1 职业农民 |
| 4.1.2 新型农民 |
| 4.1.3 新型职业农民 |
| 4.1.4 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性 |
| 4.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4.2.1 乡村专业人才 |
| 4.2.2 乡村专业人才的类型 |
| 4.2.3 乡村专业人才的作用 |
| 4.2.4 乡村振兴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
| 4.3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 4.3.1 农民工 |
| 4.3.2 新生代农民工 |
| 4.3.3 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 |
| 4.3.4 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合理性 |
| 4.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
| 4.4.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4.4.2 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 |
| 4.4.3 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 |
| 4.4.4 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客观性 |
| 4.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
| 4.5.1 社会各界 |
| 4.5.2 社会各界是乡土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 |
| 4.5.3 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 |
| 4.5.4 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必然性 |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
| 5.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 |
| 5.1.1 实施阳光工程 |
| 5.1.2 实施雨露计划 |
| 5.1.3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5.1.4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
| 5.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
| 5.2.1 实施特岗教师计划 |
| 5.2.2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 |
| 5.2.3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
| 5.2.4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
| 5.2.5 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
| 5.3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路径 |
| 5.3.1 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
| 5.3.2 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
| 5.3.3 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
| 5.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路径 |
| 5.4.1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
| 5.4.2 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
| 5.4.3 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
| 5.4.4 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
| 5.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路径 |
| 5.5.1 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
| 5.5.2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 5.5.3 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
| 5.5.4 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
| 6.1 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
| 6.1.1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 |
| 6.1.2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
| 6.1.3 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 |
| 6.2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
| 6.2.1 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2 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3 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3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
| 6.3.1 教师定期服务乡村 |
| 6.3.2 医生定期服务乡村 |
| 6.3.3 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3.4 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4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
| 6.4.1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
| 6.4.2 科技人才兼职取酬 |
| 6.4.3 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 |
| 6.5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
| 6.5.1 增加财政涉农资金 |
| 6.5.2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
| 6.5.3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中央单位 |
| 2.1.2 社会扶贫 |
| 2.1.3 定点扶贫 |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 6.2.1 政策优势 |
| 6.2.2 资源优势 |
| 6.2.3 规划优势 |
| 6.2.4 人才优势 |
| 6.2.5 技术优势 |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观念的风靡 |
| 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政策背景 |
|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加剧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紧迫性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公共服务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 |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进展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的主题和观点 |
|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框架 |
| 二、论文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理论渊源 |
| 一、政府治理基础理论 |
| 二、经济学理论渊源 |
| 三、财政政治学解释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现实和理论依据 |
| 一、现实依据 |
| 二、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构建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PV-4E”分析框架要素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实现机制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构成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内涵分析 |
| 一、理论内涵 |
| 二、优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历史进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收支平衡考核阶段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财政项目投资评审阶段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试点阶段 |
| 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特征 |
| 一、政策文本的数据选择 |
| 二、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政策发文特征 |
| 三、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推进内容 |
| 第三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管理机构的职能特征 |
| 一、绩效评价中财政部门作用描述的必要性 |
| 二、省级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管理机构组建方式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机构核心职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基于S省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缘由及概况 |
| 一、项目选择缘由 |
| 二、项目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指标体系设计 |
| 一、指标构建原则 |
| 二、指标设计 |
| 三、指标效度与信度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执行过程 |
| 一、评价流程 |
| 二、评价方法 |
| 三、现场评价的实施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结果评估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赋分和评等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问题反馈 |
| 第五节 权责关系与关键环节: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程序设计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权责关系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关键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基于“PV-4E”框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中的“PV-4E”框架分析路径 |
| 一、“PV-4E”框架的分析价值 |
| 二、“PV-4E”框架的分析路径 |
| 第二节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 |
| 一、研究设计与文本选择 |
| 二、文本情况简述 |
| 三、数据分析过程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分析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有待深化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操作过程科学性欠佳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利用度有待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它山之石:美国绩效评价工具的操作经验 |
| 一、美国绩效评价的主要工具及其特征 |
| 二、美国绩效评价工具的治理经验 |
| 三、美国经验对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启示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提升 |
| 一、价值导向提升原则 |
| 二、面向新时代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深化路径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技术优化 |
| 一、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项目选择 |
| 二、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技术性操作 |
| 四、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执业质量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深度利用 |
| 一、创新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利用机制 |
| 二、丰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向提升治理效能的转换渠道 |
| 三、强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利用的文化氛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分析框架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进程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 |
| 四、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 |
| 五、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 |
| 第二节 展望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的表格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的图示 |
| 附录三: 非标准化访谈提纲要点 |
| 附录四: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下绩效信息应用研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y位论文y阅及答p情况表 |
（4）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问题特性及研究范围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产权与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生态补偿理论 |
| 2.2.4 循环经济理论 |
| 2.2.5 演化博弈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畜禽养殖污染及其处理方式相关研究 |
| 2.3.2 循环经济及其在畜禽污染治理领域相关研究 |
| 2.3.3 畜禽污染环境管理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3 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解析 |
| 3.1 畜禽污染治理的循环经济选择 |
| 3.1.1 畜禽污染产生的经济学本质 |
| 3.1.2 畜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3.1.3 畜禽污染实现的循环经济减排机理 |
| 3.2 畜禽污染治理主体行为及博弈关系解析 |
| 3.2.1 政府行为特征 |
| 3.2.2 企业行为特征 |
| 3.2.3 资源化产品消纳行为 |
| 3.2.4 治理主体的博弈关系 |
| 3.3 基于循环经济实现畜禽污染治理的动力 |
| 3.3.1 政府有效的环境政策体系建设 |
| 3.3.2 畜禽污染治理循环经济模式可行性 |
| 3.3.3 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运行 |
| 3.3.4 循环经济模式自发运行的动力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文本量化的畜禽污染治理政策演变特征识别 |
| 4.1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政策文本外部属性特征 |
| 4.2.1 政策文本数量变化趋势 |
| 4.2.2 政策发布部门 |
| 4.2.3 政策发布形式 |
| 4.3 基于政策工具的政策文本内涵特征 |
| 4.3.1 政策文本编码 |
| 4.3.2 政策工具运用结构特征 |
| 4.3.3 政策演变特征 |
| 4.4 政策演变趋势与启示 |
| 4.4.1 政策演变趋势 |
| 4.4.2 政策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效益评价 |
| 5.1 研究问题界定 |
| 5.1.1 研究对象 |
| 5.1.2 问题特性 |
| 5.1.3 效益定义 |
| 5.2 经济效益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经济效益测算 |
| 5.2.3 经济效益评价 |
| 5.3 环境效益 |
| 5.3.1 模式碳减排测算方法 |
| 5.3.2 清单分析 |
| 5.3.3 碳减排效益评价 |
| 5.4 综合效益 |
| 5.4.1 综合效益内涵 |
| 5.4.2 综合效益测算 |
| 5.4.3 综合效益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6 畜禽污染治理主体行为博弈研究 |
| 6.1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6.1.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1.2 演化博弈模型描述 |
| 6.2 单方演化稳定分析 |
| 6.2.1 养殖企业 |
| 6.2.2 政府 |
| 6.2.3 消纳方 |
| 6.3 双方演化稳定分析 |
| 6.3.1 废弃物处理——企业和政府 |
| 6.3.2 再生资源利用——政府和消纳方 |
| 6.4 主体行为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1 畜禽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目录 |
| 附录A2 效益评价的现金流量表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 (二)研究路径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概念阐释 |
| (二)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范畴要素 |
| 二、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机构建制瑕疵且主体利益失衡: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建立部际协同并平衡各方利益: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三、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资金来源单一且缺乏科学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拓宽资金渠道并科学设置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四、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归责机制不清且缺乏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归责机制并健全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完善进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旅游交通政策演进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旅游交通 |
| 1.2.2 旅游交通政策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2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政策演进量化研究 |
| 2.1.2 旅游交通政策研究 |
| 2.1.3 旅游政策演进研究 |
| 2.1.4 交通政策演进研究 |
| 2.1.5 研究小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2.2 政策工具理论 |
| 2.2.3 研究小结 |
| 3 研究预处理与量化框架构建 |
| 3.1 数据处理 |
| 3.1.1 数据来源与筛选 |
| 3.1.2 类目分析与编码 |
| 3.1.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3.2 演进四阶段划分 |
| 3.3 政策量化框架建构 |
| 3.3.1 政策主体维度 |
| 3.3.2 政策主题维度 |
| 3.3.3 政策工具维度 |
| 4 政策主体维度量化分析 |
| 4.1 政策主体量化涉及指标 |
| 4.2 政策主体构成分析 |
| 4.2.1 初步萌芽期主体构成分析 |
| 4.2.2 平稳过渡期主体构成分析 |
| 4.2.3 迅猛增长期主体构成分析 |
| 4.2.4 政策利好期主体构成分析 |
| 4.3 政策主体合作程度分析 |
| 4.3.1 初步萌芽期合作程度分析 |
| 4.3.2 平稳过渡期合作程度分析 |
| 4.3.3 迅猛增长期合作程度分析 |
| 4.3.4 政策利好期合作程度分析 |
| 4.4 政策主体政策效力分析 |
| 4.4.1 初步萌芽期政策效力分析 |
| 4.4.2 平稳过渡期政策效力分析 |
| 4.4.3 迅猛增长期政策效力分析 |
| 4.4.4 政策利好期政策效力分析 |
| 4.5 研究小结 |
| 5 政策主题维度量化分析 |
| 5.1 政策主题词分析及矩阵转化 |
| 5.1.1 初步萌芽期主题词分析及矩阵转化 |
| 5.1.2 平稳过渡期主题词分析及矩阵转化 |
| 5.1.3 迅猛增长期主题词分析及矩阵转化 |
| 5.1.4 政策利好期主题词分析及矩阵转化 |
| 5.2 政策主题聚类分析 |
| 5.2.1 初步萌芽期聚类分析 |
| 5.2.2 平稳过渡期聚类分析 |
| 5.2.3 迅猛增长期聚类分析 |
| 5.2.4 政策利好期聚类分析 |
| 5.3 政策主题多维尺度分析 |
| 5.3.1 初步萌芽期多维尺度分析 |
| 5.3.2 平稳过渡期多维尺度分析 |
| 5.3.3 迅猛增长期多维尺度分析 |
| 5.3.4 政策利好期多维尺度分析 |
| 5.4 研究小结 |
| 6 政策工具维度量化分析 |
| 6.1 供给类工具分析 |
| 6.1.1 旅游交通政策中供给类工具应用 |
| 6.1.2 演进四阶段供给类工具分析 |
| 6.2 环境类工具分析 |
| 6.2.1 旅游交通政策中环境类工具应用 |
| 6.2.2 演进四阶段环境类工具分析 |
| 6.3 需求类工具分析 |
| 6.3.1 旅游交通政策中需求类工具应用 |
| 6.3.2 演进四阶段需求类工具分析 |
| 6.4 研究小结 |
| 7 旅游交通政策演进特征分析及优化建议 |
| 7.1 演进四阶段特征分析 |
| 7.1.1 初步萌芽期演进特征 |
| 7.1.2 平稳过渡期演进特征 |
| 7.1.3 迅猛增长期演进特征 |
| 7.1.4 政策利好期演进特征 |
| 7.2 演进总体特征分析 |
| 7.2.1 “多元紧密”职能权力扩大化的政策主体 |
| 7.2.2 “质化造血”政府主导规范化的政策主题 |
| 7.2.3 “发展不均”宏观支持供给化的政策工具 |
| 7.3 旅游交通政策优化建议 |
| 7.3.1 政策主体优化 |
| 7.3.2 政策主题优化 |
| 7.3.3 政策工具优化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基于共词网络的农民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章节安排 |
| 1.6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公共政策理论 |
| 2.1.2 共词网络理论 |
| 2.2 一般群体政策的研究动态 |
| 2.2.1 一般群体政策研究现状 |
| 2.2.2 一般群体政策的共词网络研究 |
| 2.3 农民工政策的研究动态 |
| 2.3.1 农民工政策研究现状 |
| 2.3.2 农民工政策的共词网络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民工政策文本分析 |
| 3.1 经济服务政策 |
| 3.1.1 就业创业政策 |
| 3.1.2 金融服务政策 |
| 3.1.3 培训政策 |
| 3.2 公共服务政策 |
| 3.2.1 社会管理政策 |
| 3.2.2 健康服务政策 |
| 3.2.3 社会保障政策 |
| 3.3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 |
| 3.3.1 户籍政策 |
| 3.3.2 教育政策 |
| 3.3.3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民工政策的共词分析 |
| 4.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4.1.1 关键词提取与规范化 |
| 4.1.2 高频关键词的选取 |
| 4.2 经济服务政策的共词分析 |
| 4.2.1 经济服务政策词频分析 |
| 4.2.2 经济服务政策词云分析 |
| 4.3 公共服务政策的共词分析 |
| 4.3.1 公共服务政策词频分析 |
| 4.3.2 公共服务政策词云分析 |
| 4.4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共词分析 |
| 4.4.1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词频分析 |
| 4.4.2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词云分析 |
| 4.5 农民工总政策内容的共词分析 |
| 4.5.1 农民工总政策词频分析 |
| 4.5.2 农民工总政策词云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农民工政策的共词网络分析 |
| 5.1 经济服务政策的共词网络分析 |
| 5.1.1 构建经济服务政策共词矩阵 |
| 5.1.2 经济服务政策的可视化分析 |
| 5.1.3 经济服务政策的密度及中心性分析 |
| 5.1.4 经济服务政策的聚类系数及平均距离分析 |
| 5.2 公共服务政策的共词网络分析 |
| 5.2.1 构建公共服务政策共词矩阵 |
| 5.2.2 公共服务政策的可视化分析 |
| 5.2.3 公共服务政策的密度及中心度分析 |
| 5.2.4 公共服务政策的聚类系数及平均距离分析 |
| 5.3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共词网络分析 |
| 5.3.1 构建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共词矩阵 |
| 5.3.2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的可视化分析 |
| 5.3.3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的密度及中心度分析 |
| 5.3.4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的聚类系数及平均距离分析 |
| 5.4 农民工总政策的共词网络分析 |
| 5.4.1 构建农民工总政策共词矩阵 |
| 5.4.2 农民工总政策的可视化分析 |
| 5.4.3 农民工政策内容的密度及中心度分析 |
| 5.4.4 农民工政策内容的聚类系数及平均距离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行业标准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D]. 安百杰. 山东大学, 2020(01)
- [4]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D]. 薛豫南.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5]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D]. 芦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中国旅游交通政策演进量化分析[D]. 梁小叶.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10]基于共词网络的农民工政策研究[D]. 韩民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