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邓娟[2]（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交往和发展,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都发生在一定语境之中,离开了一定的话语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变得无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的依据,而且会推动或阻碍话语主体之间的有效交往,还会促进或阻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语境建设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境构建力,而且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定语言规则的引导下,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以语言为工具来描述、宣传、灌输、交往、解释、说服、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达到话语主体双方认知域上共识的言语结果和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语场域以及在该言语场域中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系统内外环境因素的总和。外语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之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的总和,主要由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两个方面构成,社会语境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构成因素是指该话语系统内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时间、话语空间、话语媒介等因素。内外语境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外语境决定和制约着内语境,而内语境则精准体现着外语境,二者共同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基于一定内外语境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话语接受者的接受,才能内化和外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内涵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阶级性、动态性、建构性、生活性和人本性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必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其话语形式的塑型、话语生命力的彰显以及话语的准确理解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沟通话语和交流情感的场所,而且阻碍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理论基础上的,探寻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采颉相关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纷繁复杂,对其展开分类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语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充分发挥和实现其语境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依据语境因素性质不同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和精神语境。物质语境具有客观性、影响广泛和可创造性,而精神语境具有客观性、时空维度的开放性、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的指引性以及影响的长期性等特点。根据语境因素是否具有主体性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和客体语境,主体语境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客观语境具有动态性等特点。依据时空维度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和现时语境,积淀语境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潜隐性,而现时语境具有即时性、构建性等特点。依据语境的状态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形语境,显性语境具有可变性和开放性、直接性和显着性,而隐形语境具有差异性和稳固性、非直接性等特点。依据语境存在方式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现实语境具有真实性、场景性和人文性,而虚拟语境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这些不同类型语境因素的特点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是指其话语语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外部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以及以一定方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外化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性、推动话语发展、提升话语权、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对话语受众进行思想品德塑造等主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过程由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实施功能的投入以及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话语主体在通过功能实现效果来查找问题和分析原因,结合新情况,提出新的功能目标,确立新的功能价值取向、实施新的投入,从而获得新的功能实现效果。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历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历史时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外语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基础,对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有重大意义。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第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建设,满足话语受众的合法利益;第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第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媒介语境建设,话语媒介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指完善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内各组成因素,彰显话语语境因素的整体合力,从而使得整个语境系统的功效得到最大发挥的过程和结果,其话语语境优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有效交往和健康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应对多元复杂话语空间挤压、应对话语媒介语境的挑战以及应对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在政治性与开放性、人文性与价值性、生活性与科学性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话语受众语境、话语时空语境、话语媒介语境及副语言等内语境因素以及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等外语境因素,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合力,促进话语的和谐交往和良性发展。
熊市伟[3]（2020）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方法研究 ——基于斯科特·米克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主义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要结合西方思想中原子论与本质主义两大思想传统。原子论强调构成性部分在实在性与解释性上的优先性;而本质主义则强调包含真实本质的整体在实在性与解释性上的优先性。由于马克思未曾明确、直接、专门地阐释他的哲学方法,因此也存在着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不同理解范式。英国哲学家斯科特·米克尔将马克思的思想界定为本质主义的思想;这种理解既有助于驳斥对马克思的原子论式理解,又有助于揭穿对马克思的伪本质主义理解。作为本质主义者,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代表的本质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由于对经济和历史等经验领域的研究,超越了他的前辈们。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其他本质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本质主义方法。借助米克尔的本质主义理解范式,可以大体地展示出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中所使用的一般方法。首先,本质主义有着一个根本前提,即承认本质的实在性以及可知性。从这个前提出发,本质主义进一步认为,本质在实在性上是具有优先性的;这种优先性主要表现为形式优先于质料、整体优先于部分、种优先于个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质是直接现实的;它的实现需要时间过程。由于本质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即表现形式与内容、现存性与目的性之间的矛盾,本质遵循着必然性的路线不断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随着终点的到来,本质自身的生命力就消失了;同时,旧的本质也孕育着新的矛盾,从而为新本质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在直接阐述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之后,我们需要用这种理解范式来重新展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以分为资本历史理论与一般历史理论。资本历史理论主要涉及到价值形式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善了自己的本质主义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分析了历史上的各种价值形式。在马克思看来,看似神秘的价值形式自身并不具有真理性,它只是表现着某种本质,即价值。在价值形式中,包含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展开运动,从而使价值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在资本阶段,价值形式达到了其最终形式,价值形式充分实现了其潜能。在这一阶段,人类劳动的有用性与人类劳动的可交换性之间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立。价值形式完全控制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普遍的可交换性实现了普遍的社会关联以及个人之间的孤立状态。与资本历史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更关注整个人类社会以及整个历史过程。由于本质主义以自我生成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马克思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逐渐把握到社会的真实本质,即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始终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下展开,因此特定阶段的具体劳动可以从概念上被区分为真实内容与社会形式两部分。具体劳动的真实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不是直接统一的;作为普遍性与目的性的一方往往同作为特殊性与现存性的一方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由此便形成了历史的真实矛盾。随着具体劳动的真实内容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即基于人身依附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基于客观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基于自由联合生产者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社会分类问题与历史进步问题必须严格区分开;二者具有不同的标准。在资本主义阶段,对进步的界定需要参照社会中介（即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发展社会中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关联,从而使人对这种社会关联的自觉掌控成为可能;由此,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可能。由于社会不是独立于个人之外或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抽象物,社会的发展过程与人的发展过程也是同一的。这样,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再展示,便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及其优越性。最后,需要对米克尔关于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的研究进行反思。米克尔关于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的研究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迫切问题、把握马克思方法研究的正确方向、奠定马克思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米克尔关于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的研究又具有两方面的局限性,即理论主义倾向以及对偶然性的片面理解。因此,本质主义需要牢固树立边界自觉的意识。
李成[4]（2020）在《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日益凸显。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对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就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呈现出不同文化形态相互交织的生态境遇。多元文化并存固然有助于提升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态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所提供的“场域”中进行活动,文化生态发生转换必然会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文化生态的概念等基本理论入手,以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最终研究落脚点回归到新时代文化生态优化的应然期许。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生态在进入中国以来先后发生两次重大的语境转换和语义迁移,进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本研究对文化生态的概念理解主要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即将文化生态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人工系统,文化生态在内容上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认知,具有要素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层次性以及系统的开放性等显着特征。在实践中,文化生态既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发挥程度,还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在文化生态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也对文化生态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生态是否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之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本研究主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生态是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生态系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性存在,那么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在具体的展开中,主要从文化属性、文化使命、文化能力、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形象五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做一种文化的认识。解决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理论假设之后,本研究主要从内容、中介以及过程三个方面来详细阐发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笔者主要从知识、思想、精神以及信仰四个层面予以展开,其中知识是教育人的内容资源,思想是引导人的内容资源,精神是鼓舞人的内容资源,信仰是铸就人的内容资源;在论述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时,突出强调对作为环境中介的社会心理、作为沟通中介的语言符号以及作为生活中介的日常生活等三个中介要素的影响;在分析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中,主要侧重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过程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机系统,理想状态下的文化生态应该是内部的结构平衡与外部的关系和谐。就内部结构而言,要实现主导文化与非主导文化、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外部关系上,要保持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相关外部因素的和谐统一。对文化生态的优化和建设,从根本上讲应该从人类实践活动入手,但是本研究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考量新时代文化生态建设的相关问题,因此在具体建设内容上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批判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等内容。就当前中国文化生态存在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出现身份迷失;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性倾向突出;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有待加强。因此在实践中,新时代文化生态的建设和优化,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以文化价值认同为重要目的。
张德彭[5]（2020）在《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既是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关键。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指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其职业转换和生活、工作地域发生转变过程中,在内外驱力的作用下,放弃在农村原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确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所需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的过程。该问题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推进,既关乎到对成人发展相关理论的内涵再认识与实践验证,也关乎到城市化的进程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发展。因此,以成人教育研究“直面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实际需要,给予成年群体在劳动、生存与生活等终身发展需要的真切关怀”的特定使命为引领,将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历程以叙事的方式展现出来,便成了对“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研究范式指向。农业转移人口的再社会化主要包括:内在维度再社会化（价值观念、生活认知）、外在维度再社会化（生存方式、社会规范）、个性再社会化（社会角色、个性心理）。通过对江宁（到城市谋生的过客）、周鑫（在城市创业的农村人）、余华（于郊区解放的农村人）三位研究合作者的再社会化历程进行叙事与现状解析,有如下结论:（一）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特征:1.价值观念:从单一、感性、封闭走向多元、理性、开放;2.生活认知:从生存型目标走向发展型、享受型、实现型目标;3.生存方式:从体力型、模仿型式的生存走向技能型、创造型的生存;4.社会规范:从被动式、生活化、跟随式走向主动式、市场化、自主式的模式;5.社会角色:从显性农村人转为“城市-农村人”;6.个性心理:从物质心理、经验思维走向双重心理、创造思维。（二）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变迁、家庭、大众传媒;个体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学习方式;中介因素,主要指社会实践、社会互动。（三）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发生机制:一个“三元交互作用”理论模型的现实写照,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行为、个性自我、发展环境皆是个体行为、社会环境、个体内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总之,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问题既是社会阶层流动背景下人的价值转变问题,也是社会矛盾与危机之下人的发展的理论问题。一方面,该问题的实践推进应当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阶层形成的总目标,遵循以人为本、循序渐进、系统协同三个主要原则,为其营造良好的再社会化环境,搭建再社会化平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形成适宜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规范行为,同时农业转移人口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再社会化;另一方面,其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以“直面社会运行的成人发展研究、扩展的再社会化研究、现代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研究”为主要轮廓,在自然情境下深入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与工作中进行。
耿锐[6]（2020）在《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基本命题。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是关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根本问题。对认同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聚焦教育有效性问题。大学生能否通过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价值认同,是衡量理论教育是否有效的核心点位。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也日渐深刻,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的研究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了时代赋予认同问题研究的全新使命。尽管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认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少对概念本身的前提性梳理,使相关研究在范式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和泛化现象。这导致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研究总是在不同理论视角间往复,彼此之间难以相互印证和支撑。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状况,论文将以前提性的概念梳理为逻辑起点,以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对象群体的思想认同特点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数据支撑,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生成机理和教育策略。为了使研究更切近研究主题,论文首先从概念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认同相关研究之所以在范式上混乱,在于认同概念的复杂性。其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均有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论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概念中,不能简单引用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视域下的认同概念。如果用“我是谁”的问题来概括认同概念,则本文视角下的认同即不仅是哲学中对“是”的同一性追问,也不仅是心理学中对“我”的主观选择,亦不仅是社会学中对“谁”的社会形塑,而是“我是谁”的辩证统一,是连接自我和社会的,超越外在现象的,通过理性跃升形成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独特理论体系,其认同不能停留在直观的知识和情感层面,而是在此二者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从客观知识跃升为理性的价值认识过程。在本质内涵梳理之后,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研究的对象,即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理论认同特点问题。当代大学生的独有特点是时代特点与大学生群体性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认为,在“多”样的社会环境变化背后,源自于“一”的基础性作用,即现代性冲击导致的精神生活物化。在此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呈现出较以往时代更为明显的矛盾性、表象性和过渡性等特点,这一方面使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的形成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对思想理论独特的价值需求。当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出现了新的难点,也内在生成了破解难题的突破点,对难点的剖析和突破点的揭示是论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经过客观的调查研究,论文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机理。论文认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结构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变化内在规定了每一个时代特定的理论认同路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获取层面摆脱了对课程教育的依赖,且大学生通过自主实践形成价值认同的难度增大,使“问题”辨析过程在课程教育中体现出时代特有的不可替代性。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唯有在结构上与当代社会环境的内在规定性相匹配,突出“问题”辨析的独特地位,方能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的有效性。鉴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了基于“问题导向”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策略。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是一个“主体间性”的实现过程,既要保持教育内容的理论性和辩证性,也要充分关注受教育者的主观性和普及性。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问题”辨析的方式呈现,引导大学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法和思维逻辑分析和观察理论观点和社会现状;另一方面,通过话语和环境建构的柔化作用,使“问题”辨析过程以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唯有使大学生通过认同教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论证方法,并运用其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目的。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徐文越[8]（2020）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文中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着《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开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之内,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到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的阐释路径就是深入到文本之中,依据文本考察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以深入推进,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构成唯物史观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的整体批判,在根本上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批判或实证学科内的技术批判。虽然唯物史观着眼于人类社会,但其作为典型解析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存在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粹唯物史观着作。唯物史观不仅在最深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理论根基,更在最高处为其指引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并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可谓是马克思自身经历的一个独特阶段,不同于未经此阶段而直接进入经济批判并确立共产主义立场的赫斯等人。马克思看似“迟缓”的这一步却是意义重大,其不仅系统清理了自身之前的理性自由观念,对遭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问题作出了理论反思,开出了政治批判维度;而且在引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在理论上发现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思想上与当时看似同行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了实质性差别,也决定着马克思在随后开启的经济批判在性质上并不同于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是站在之前已确立的人类解放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根本前提的本质审视,通过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并且借助这两个因素引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线索。这根本上又在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从其精神生产史中收获了劳动辩证法,并通过感性活动原则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此时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经济批判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层面或人本主义视角予以解读,而应从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否则便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路径相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发分工为核心,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关系,草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超越了一切市民社会科学或知性科学,从此马克思手中有了最为彻底也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还未真正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深层理论奠基意义。这也在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历时性的历史记叙,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真正洞悉,根本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并非永恒的科学,其不过是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对其批判并不能脱离开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理论地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揭示了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集中批判了那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纯对经济范畴进行的理性设计和改造。这不仅针对略显肤浅的蒲鲁东,也同样针对自认为处于科学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家,因其已预先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设定为天然的存在,这也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原则相背离。这些都通过对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而得以阐明,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第一次科学阐释。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在经历最为集中的一次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后,终于形成了其计划中的理论巨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手稿,这其中包含着远大于后来《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也更有利于辨析其中的理论构想。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概说,同时也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对应性批判,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生成了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维度的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体现为包含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特质,这也就从内部更为深入地批判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解析,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机总体,在叙述方式上有着一种类似先验的结构形式。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资本论》中的范畴形式完全从黑格尔意义上进行解读,包括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价值形式概念以及资本逻辑的解析,在根本上还是要能回溯到唯物史观那里,而不能归为某种精神统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在场的,并有着自身的呈现方式,也并不存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相互分割和对立,最终对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克服并不能脱离开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发展演进,这里展现的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根本意义。本文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又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比较研究中,辨清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超越之处。青年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伴,但在自身遭遇物质利益困惑并实现哲学上的变革后,又将这些曾经的思想伙伴一一超越,从中也更能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路径。马克思也曾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后又屡屡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加澄清了唯物史观原理并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又长期与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打交道,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多有吸取,但最终又在根本上超越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克服这些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而确立起自身的经济科学。而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影响又是最为根本的,并贯穿始终。本文也试图将二者思想直接衔接,强调马克思通过实现对黑格尔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自身的理论发现。本文也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就,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同时又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和超越。当然这些根本启示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二者在性质上有着严格差别,并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这样也就完全混淆了批判的性质。本文进而还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论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此来澄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并真正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赵洪良[9]（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义和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所内含的“政治强党”意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逻辑指引,也是从政治能力视角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理路。在党的政治建设意义上,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确保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权威,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特征的关键之举。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析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构成、价值功能和本质属性。要从政党能力的视角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一般的、共性的、基本的政治诉求,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两个层面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要素,在此基础上阐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内在逻辑与政治诉求,全面把握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来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结合党的政治建设的的发展历程来看,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是回应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创新举措,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焕发出强大政治活力,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积累了有益经验。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可见,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政治先进性,如何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如何以党的政治能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能力要素系统来看,党的政治能力着眼于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建设的特定过程,其内在包含了党的能力系统的诸多要素,体现了党的建设和执政背后的共性政治要求。参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范畴,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内容要素可划分为职能性政治能力、保障性政治能力、方法性政治能力、核心性政治能力、预防性政治能力,规定了党的政治能力是由多重能力要素整合构成的整体性能力系统。这种能力系统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化表达,是对党的政治功能、责任使命、政治角色、政治本领等的综合体现。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年努力和实践探索,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强力挑战,党的政治能力建设面临和现实梗阻和阻滞因素愈加明显,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相关实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党内政治团结、凝聚统一共识,着力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方面,要尝试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核心政治资源,在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要以“能力强党”为价值导引,按照体系化建设思路为新时代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丰富的方法路径,着力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功能体系、主体内容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效益评价体系。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专业化能力不高、政治素养不强、政治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等问题,要尝试从政治思维、政治素养、政治本领等方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并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支持下,不断强化和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深化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制度化路径。
汤兆雪[10]（2020）在《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文中研究说明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学界围绕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进行了自己的解读,掀起了对内因与外因在事物演化过程中有何作用的讨论热潮,内因决定论、外因决定论等观点随之出现,何者为第一位、何者为第二位一直争执不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贝塔朗菲（Bertalanffy）为代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的产生,系统科学的产生使学界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现代系统科学对经典自然科学进行了反思,强调现实世界是演化且不可逆的,研究的对象是系统,任何系统都会经历自己的生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使得内外因关系的论域发生了转移,促使学界从事物演化的过程中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讨论。随着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以及分岔理论的相继出现,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队伍逐渐壮大。自组织理论以及分岔理论所阐释的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机制,为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诠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论据。通过传统的内外因关系认识以及系统科学出现后内外因关系论域的转化对内外因关系进行初步认识,厘清内外因之间的关系。以自组织理论与分岔理论为论据、结合社会生活中的案例分析来支撑观点,运用系统思维从自然科学角度,特别是数学维度对事物演化过程中的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诠释,使其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具可靠性。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科学诠释,在总结出整体图景的基础上,得出其哲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系统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深化,同时对社会实践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二、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一、话语的多维度解读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一、语境的内涵及构成因素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内涵和特点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关系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区别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联系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理论基础和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 |
| 一、语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传播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四、时空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中国古代语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中国古代德育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语境理论 |
| 二、传播学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话语交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分类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与精神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精神语境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与客体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语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与现时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时语境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性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隐形语境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虚拟语境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功能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内涵 |
| 一、功能的内涵辨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内涵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主要功能 |
|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功能 |
|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功能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功能 |
| 四、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的功能 |
| 五、对话语受众具有塑造的功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 |
| 一、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
| 二、实施功能实现的投入 |
| 三、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考察 |
|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加强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满足其合法利益 |
| 四、重视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 |
| 五、重视话语媒介语境,话语媒介丰富多彩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内涵和特点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必要性 |
| 一、应对话语空间挤压的需要 |
| 二、应对媒介语境挑战的需要 |
| 三、应对话语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原则 |
| 一、政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
| 二、人文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
| 三、生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路径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外语境的优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方法研究 ——基于斯科特·米克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主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原子论与本质主义两大理解范式 |
| 第一节 原子论与本质主义两大思想传统 |
| 一、原子论的基本主张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
| 二、本质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原子论与本质主义两大理解范式下关于马克思一般方法的争论 |
| 一、关于马克思一般方法的“本质主义”理解范式 |
| 二、关于马克思一般方法的原子论理解范式 |
| 三、作为本质主义者的马克思 |
| 第三节 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相对于其他本质主义的优越性 |
| 一、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相对于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优越性 |
| 二、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相较于黑格尔本质主义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 |
| 第一节 本质的实在性与可知性 |
| 一、本质的实在性 |
| 二、本质的可知性 |
| 第二节 本质的优先性 |
| 一、在原因上形式优先于质料 |
| 二、在目的上整体优先于部分 |
| 三、在意义关系上种优先于个体 |
| 第三节 本质的过程性 |
| 一、本质的潜在性 |
| 二、本质的矛盾运动 |
| 三、本质的跃迁 |
| 第三章 本质主义理解范式下马克思的资本历史理论 |
| 第一节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子论方法的批判 |
| 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双重批判维度 |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子论方法的理论表现 |
| 第二节 诸价值形式的共同本质与真实矛盾 |
| 一、在政治经济学展示起点中所蕴含的本质主义研究 |
| 二、作为诸价值形式共同本质的价值 |
| 三、价值与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 |
| 第三节 资本形式的生成 |
| 一、资本形式的独特性 |
| 二、资本形式的生成过程 |
| 三、资本形式的典型运动 |
| 第四章 本质主义理解范式下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的真实本质与真实矛盾 |
| 一、具体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真实本质 |
| 二、具体劳动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
| 第二节 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 |
| 一、三大历史阶段的划分 |
| 二、社会分类与历史进步之间的区别 |
| 三、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与人发展的同一性 |
| 一、人的社会本质与人的类本质的同一性 |
| 二、社会的发展过程与人的发展过程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对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研究的反思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研究的总述 |
| 一、马克思的本质主义身份 |
| 二、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 |
| 三、本质主义方法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研究的意义 |
| 一、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迫切问题 |
| 二、正确把握马克思方法研究的根本方向 |
| 三、初步奠定马克思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本质主义方法研究的局限性 |
| 一、本质主义研究中的理论主义倾向 |
| 二、对本质外部要素的不充分理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辨析 |
| 一、文化生态、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 |
| 二、文化生态、文化环境、文化生态环境 |
| 三、文化生态与文化形态 |
| 四、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难点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生态的基础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的内容结构 |
| 一、宏观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
| 二、中观结构:人与社会的关系 |
| 三、微观结构:人与人、自我的关系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的特征阐释 |
| 一、要素的多样性 |
| 二、关系的复杂性 |
| 三、结构的层次性 |
| 四、系统的开放性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的价值指向 |
| 一、文化生态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 |
| 二、文化生态彰显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
| 三、文化生态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 |
| 第四节 文化生态的影响因素 |
| 一、经济基础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二、政治制度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三、意识形态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四、历史传统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第二章 文化生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文化属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文化属性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属性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文化属性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文化属性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使命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使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能力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能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播能力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解释能力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批判能力 |
|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能力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一、文化精神与精神文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形象 |
| 一、形象概念、形象特征以及文化形象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生成脉络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建构目标 |
| 第三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 |
| 第一节 知识—教育人的内容资源 |
| 一、知识的一般性考察 |
| 二、作为文化生态“产品”的知识 |
| 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 |
| 四、两种类型知识的双向互动 |
| 第二节 思想—引导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思想的两种理解方式 |
| 二、思维方式与思想成果 |
| 三、“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第三节 精神—鼓舞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民族精神 |
| 二、时代精神 |
| 三、人文精神 |
| 四、科学精神 |
| 第四节 信仰—铸就人的内容资源 |
| 一、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
| 二、信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三、信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张力 |
| 第四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介的影响 |
| 一、社会心理的概念特征 |
| 二、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 |
| 三、社会心理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中介的影响 |
| 一、语言:人的存在形态 |
| 二、语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三种形态 |
| 四、从语言到话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环节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中介的影响 |
| 一、日常生活:文化、思想与人的互动场域 |
| 二、日常思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起点 |
| 三、思维飞跃:从日常思维到非日常思维 |
| 第五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
| 一、先在结构的抽象理解及其具体来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先在结构的内容 |
| 三、先在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二、文化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影响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运作机理 |
| 第三节 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运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内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外化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化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外化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实然探索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目标追求 |
| 一、外部之间的关系和谐 |
| 二、内部之间的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内容指向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
|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坚持文化自觉、践行文化自信 |
| 四、批判和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 |
| 一、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身份迷失 |
| 二、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倾向突出 |
| 三、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降低 |
| 四、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下降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路径依托 |
|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 |
| 二、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价值导向 |
| 三、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 |
|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认同为目的 |
| 结束语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智慧指向 |
| 参考文献 |
| 学习经历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解读 |
| 一、农业转移人口 |
| 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 |
| 三、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基础 |
| 一、“镜中我”与初级群体理论 |
| 二、生命历程理论 |
| 三、社会学习理论与三元交互作用理论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主要内容 |
| 三、研究目标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对象选择 |
| 六、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叙事: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 |
| 第一节 江宁的故事:到城市谋生的“过客” |
| 一、深圳之旅:酸甜苦辣中求生存,努力与上进处见机遇 |
| 二、重庆之旅:一波三折中尝创业,踏实与真诚里获回报 |
| 三、南昌之旅:再开超市与兼任驾校教练 |
| 四、思想之旅:身份再认同 |
| 第二节 周鑫的故事:在城市创业的边缘人 |
| 一、结束学业,遇就业窘境 |
| 二、跨行就业:习得技能,学得管理 |
| 三、两次创业:遍历能力与思想成长之艰辛 |
| 四、对比与反思: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 |
| 第三节 余华的故事:于郊区解放的农村人 |
| 一、从农活到手艺活的转变 |
| 二、生活的对比:过去与现在 |
| 三、新工作,新环境 |
| 第三章 解析: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现状 |
| 第一节 回顾: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内容 |
| 一、社会化内容 |
| 二、再社会化内容 |
| 三、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目标与结果 |
| 第二节 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内容 |
| 一、内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二、外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三、个性再社会化 |
| 第三节 解析(一):江宁再社会化现状 |
| 一、内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二、外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三、个性再社会化 |
| 四、总评 |
| 第四节 解析(二):周鑫再社会化现状 |
| 一、内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二、外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三、个性再社会化 |
| 四、总评 |
| 第五节 解析(三):余华再社会化现状 |
| 一、内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二、外在维度再社会化 |
| 三、个性再社会化 |
| 四、总评 |
| 第四章 探析: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 |
| 第一节 回顾: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历史观点 |
| 一、社会化及其再社会化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发生机制 |
| 第二节 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因素 |
| 一、外在因素:社会环境 |
| 二、内在因素:个体因素 |
| 三、中介因素:社会实践与社会互动 |
| 第三节 探究: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发生机制——基于“三元交互作用”理论的分析 |
| 一、“三元交互作用理论”及其模型 |
| 二、三元交互作用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 |
| 第五章 总结与建议 |
| 第一节 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问题的再认识 |
| 一、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问题之根源 |
| 二、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内容 |
| 三、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特征 |
| 四、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影响因素 |
| 五、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发生机制 |
| 第二节 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实现原则与推进对策 |
| 一、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指导原则 |
| 二、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具体推进策略 |
| 第六章 研究启示、反思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启示 |
| 一、关于成人教育研究的启示 |
| 二、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影响因素的启示 |
| 三、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启示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
| 二、关于访谈过程的得与失 |
| 三、研究故事的撰写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永不停歇的成人发展研究 |
| 二、继续扩展的再社会化研究 |
| 三、深入的农业转移人口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图表索引 |
| 附录二 协助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源起与价值 |
| (一)从“马克思主义认同”到“认同”作为特殊“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认同”研究是热点问题、深层次问题、真实问题 |
| (三)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趋势和局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学理阐释 |
| 一、认同的本质内涵 |
| (一)认同的哲学解释 |
| (二)认同的心理学解释 |
| (三)认同的社会学解释 |
| (四)认同的本质探析 |
| 二、认同的一般性质 |
| (一)内在的生成性 |
| (二)内化的价值性 |
| (三)认识的稳定性 |
| (四)过程的实践性 |
| 三、思想理论认同的特性 |
| (一)理论的彻底性 |
| (二)内化的思想性 |
| (三)价值的意识形态性 |
| (四)观念的排他性 |
| 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本质特性 |
| (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
| (二)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四)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生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理论认同特点 |
| 一、大学生群体的一般阶段性特征 |
| (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 |
| (二)认识事物上理性与感性的交融震荡阶段 |
| (三)情绪上稳定性与波动性并存阶段 |
| (四)对社会生活态度上向往与忧虑并存阶段 |
| (五)知识体系上从科普向科学转化的过渡阶段 |
| 二、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现代性境遇 |
| (一)社会转型期的震荡 |
| (二)大众文化的冲刷 |
| (三)多重社会思潮的冲击 |
| (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催生的蜕变 |
| (五)时代样态的现代性根源 |
| 三、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性特征 |
| (一)更浓重的自我意识和相对淡薄的集体意识 |
| (二)更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相对脆弱的抗挫能力 |
| (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相对单薄的人生意义感 |
| (四)较广阔的知识面和亟待提升的价值判断力 |
| (五)社会参与较多但对社会生活认识不足 |
| 四、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的特点 |
| (一)理论观点吸收途径多样,但动机趋向功利化 |
| (二)理论情感接受情绪化更明显,且易受朋辈影响 |
| (三)理论价值认同呈表象化倾向,但潜力巨大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实状况 |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调查问卷设计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研内容 |
| (三)调查方法 |
| 二、调研数据分析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掌握情况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情感的接受情况 |
| (三)对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的认同情况 |
| 三、从调研数据中把握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研判 |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问题分析 |
| (三)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现状的归因分析 |
| 第四章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机理 |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影响因素 |
| (一)社会改革深化的阶段性特点 |
| (二)网络信息的内在性质变化 |
| (三)认同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 |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变化机理 |
|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重心变化 |
|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认识反复 |
| (三)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结构调整 |
| (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发展趋势 |
| 三、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教育引导机理 |
| (一)课内外联动的知识输入是教育引导的前提 |
| (二)感染性氛围的营造是教育引导的情感保障 |
| (三)深入浅出的逻辑演绎是引导认同生成的核心 |
| (四)导向明确的社会实践是认同稳定的重要路径 |
| 第五章 基于“问题导向”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策略 |
| 一、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面临的问题与“问题导向”教育策略的提出 |
| (一)教育面临问题:特殊的体系逻辑与碎片逻辑之间的矛盾 |
| (二)破题之处与“问题导向”策略的提出 |
| (三)“问题导向”的教育理念转化 |
| 二、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话语建构策略 |
| (一)话语模式上从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 |
| (二)表达方式上从显性话语向综合话语转化 |
| (三)话语属性上从确证性话语向辩证性话语转化 |
| 三、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价值建构策略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进行贯通式推演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进行历史性解读 |
|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进行时代性辨析 |
| (四)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辩证性分析 |
| 四、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环境建构策略 |
| (一)高校意识形态环境建构 |
| (二)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建构 |
| (三)网络意识形态环境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问题与思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 |
| 第一节 面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
| 一、承接启蒙的理性自由观 |
| 二、遭遇物质利益的困惑 |
| 三、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怀疑与动摇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激进批判 |
|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复杂性 |
|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吸取 |
| 三、“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政治批判维度 |
| 第三节 法哲学批判的成就展现与思想定位 |
| 一、《德法年鉴》中市民社会批判转向与无产阶级概念的产生 |
| 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与人本主义的性质差别 |
| 三、经由政治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 |
| 第三章 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经济批判的开启 |
| 第一节 费尔巴哈因素与国民经济学研究 |
| 一、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高估” |
| 二、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的初始研习 |
| 三、费尔巴哈与国民经济学都未在思想深层触动马克思 |
| 第二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体系与马克思的激烈批判 |
| 二、从精神生产史向劳动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 |
| 三、感性活动的唯物史观定向 |
| 第三节 哲学批判基础上的经济批判 |
| 一、哲学批判成果与经济批判的路径 |
| 二、作为私有财产概念本质的异化劳动 |
| 三、通向唯物史观与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线索 |
| 四、“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与批判成就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创立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 第一节 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 |
| 一、对一切观念史观的颠覆 |
| 二、对一切市民社会科学的批判与超越 |
| 三、唯物史观创立中的自发分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内涵 |
| 一、作为总体性理论的唯物史观 |
| 二、唯物史观的历史性与否定性 |
| 三、唯物史观中概念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唯物史观对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 一、深层生产结构的辩证决定 |
| 二、社会形式的生成及其赋形作用 |
| 三、唯物史观中的主体问题 |
| 第五章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互为推进 |
| 第一节 读不懂“社会关系”的蒲鲁东 |
| 一、处处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贫困的哲学》 |
| 二、蒲鲁东“构成价值”的“科学发现” |
| 三、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
| 第二节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 |
| 一、作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关联的社会关系 |
| 二、对蒲鲁东经济改造理论的批判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上的唯物史观澄清 |
| 第三节 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 |
| 一、《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正面阐释 |
| 二、《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 |
|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成型及其结构解析 |
| 第一节 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 |
| 一、“伦敦笔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创作背景 |
| 二、“生产一般”与作为总体的生产 |
|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两种不同的“抽象” |
| 四、未完成的《导言》及其地位与意义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起点的确定与结构调整 |
| 一、关乎整个批判的起点 |
| 二、作为起点的“商品”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体系中的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成型与唯物史观发展 |
| 一、劳动二重性的发现 |
|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关系的再生产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与唯物史观发展 |
| 第四节 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经济科学的确立 |
| 一、古典经济学的功绩与困境 |
|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具体批判 |
| 三、经济科学的确立与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 |
| 第七章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呈现方式 |
| 第一节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与实质内容 |
| 一、《资本论》的结构与《逻辑学》的关联 |
| 二、形式分析的客观限度 |
| 三、唯物史观的在场性及其“上升”路线 |
| 第二节 价值形式与社会形式 |
| 一、价值形式与系统辩证法 |
| 二、价值形式的唯物史观回溯 |
| 三、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
| 第三节 资本逻辑的唯物史观限度 |
| 一、资本逻辑的思辨解读 |
| 二、颠倒的世界及资本逻辑的限度 |
| 三、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问题 |
| 第四节 《资本论》内在矛盾路径及对唯物史观的深化 |
| 一、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危机与矛盾 |
| 二、《资本论》内在矛盾解析路径及其根本意义 |
| 第八章 结语:当代启示与意义 |
| 一、彰显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与经济批判的唯物史观属性 |
| 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方法论基础 |
|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提供指导 |
| 四、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沧桑正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1.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政治意义 |
| 2.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
| 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力量保障 |
| (二)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内涵及认识视角分析 |
| 1.政治能力的概念究证 |
| 2.政党能力的认识表达 |
| 3.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界定及其解释视角 |
| (二)当前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
| 1.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 |
| 2.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3.研究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方式路径 |
|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的政治能力的学理分析 |
| 一、政党能力与党的政治能力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及其特征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属性及其认识视角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与基本特征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基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能力视角 |
| (一)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具体涵义不同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生成机理不同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政治目标不同 |
| (四)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不同 |
| (五)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融合取向 |
|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表达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政治能力建设思想 |
|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认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顾和实践观照 |
| (一)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溯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 |
|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的持续发展与提升 |
| 二、政治建设进程中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明确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 |
| (二)逐步完善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和能力要素 |
| (三)始终以政治能力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议程和走向 |
| (四)突出了党的政治能力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一、党的政治建设视域下能力要素生成的政治考量 |
| (一)全面提升党组织政治建设质量 |
| (二)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 |
| (三)领导力生成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二、主体视角下党的政治能力要素的综合分析 |
| (一)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力、凝聚力、领导力的统一 |
| (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党性素养与政治本领的统一 |
| 三、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要素构成与主要内容 |
| (一)党的职能性政治能力 |
| (二)党的保障性政治能力 |
| (三)党的方法性政治能力 |
| (四)党的核心性政治能力 |
| (五)党的预防性政治能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分析 |
| (一)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应对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挑战 |
| (二)政治能力建设有效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性政治问题 |
| (三)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
| (四)政治能力建设有力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规范化 |
| 二、现阶段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困境挑战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与党内治理的逻辑关联 |
| (二)当前提升党的政治能力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影响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 |
| (二)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妨碍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阻滞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
| 一、着力构建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的功能保障体系 |
| (一)目标功能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重点筑牢党的政治根基 |
| (二)主体内容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核心规范党组织建设 |
| (三)组织保障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要义保障党的政治建设 |
| (四)效能评价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标准审视党建综合效益 |
| 二、积极探寻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多元化路径 |
| (一)着力拓展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 (二)着力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保障体系 |
| 三、着力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 |
| (一)优化党内政治教育机制:坚定党员干部政治立场 |
| (二)优化党内政治生活管理机制:严肃党组织政治生活 |
| (三)优化领导干部作用发挥机制:激发领导干部生机活力 |
| (四)优化政治能力运行评估机制:完善党的政治能力内容要素 |
| 余论:治理意义上党的政治能力的理解向度 |
| 一、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政治能力的价值审察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功能统一性 |
| (一)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
| (二)国家治理与党内治理功能互补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三、制度有效性: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点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系统科学对内外因关系认识的丰富 |
| 第一节 传统的内外因关系认识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外因关系诠释 |
| 二、矛盾论对内外因关系的诠释 |
| 第二节 系统科学对内外因关系论域的转换 |
| 一、系统科学的世界观革命 |
| 二、演化观念下的内外因关系论域 |
| 第二章 自组织理论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 |
| 第一节 自组织理论的哲学内涵 |
| 一、自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自组织理论的理论体系 |
| 三、自组织理论的演化思想 |
| 第二节 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的内外因作用机制分析 |
| 一、自组织理论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诠释 |
| 二、自组织理论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诠释 |
| 三、自组织理论对“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诠释 |
| 第三章 分岔理论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 |
| 第一节 系统演化的分岔图景 |
| 一、分岔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自然通过分岔得以进化 |
| 三、分岔理论的哲学内涵 |
| 第二节 系统演化分岔图景的内外因哲学分析 |
| 一、系统演化分岔图景中外部因素的作用 |
| 二、系统演化分岔图景中内部因素的作用 |
| 三、系统演化分岔图景中内外因素共同的作用 |
| 第四章 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的整体图景及其哲学意义 |
| 第一节 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的整体图景 |
| 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诠释 |
| 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诠释 |
| 三、“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诠释 |
| 第二节 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的哲学意义 |
| 一、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 |
| 二、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对系统哲学的深化 |
| 三、内外因作用机制系统科学诠释对社会实践的指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D]. 邓娟. 湖北大学, 2021(01)
- [3]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方法研究 ——基于斯科特·米克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主义阐释[D]. 熊市伟. 西南大学, 2020(01)
- [4]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D]. 李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D]. 张德彭.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6]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D]. 耿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D]. 徐文越.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 赵洪良. 兰州大学, 2020(01)
- [10]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D]. 汤兆雪.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