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转化与科学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谢文涛[3]（2020）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东莞市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这40年来,东莞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外经济体量庞大。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我国对美输出的贸易商品被征高额关税,对于国内对美出口的外向型企业来说,其生存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东莞作为广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对外出口的前沿阵地,更应该引起当地政府以及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在当今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来临之际,如何进一步推动东莞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是当地政府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本文分析了东莞市政府在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对其后续如何加强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为东莞市政府成功推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促成外向型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最终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使之具有更强应对日益复杂国际环境的能力,为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与繁荣稳定纳言献策。在中美贸易战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主要以东莞市外向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中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采用文献研究、对比分析、实证研究三种研究方法,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笔者首先对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阐述,从外向型企业、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和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内涵进行了界定,以政府经济职能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作为分析政府推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为后续的研究做好相关铺垫。其次,从研究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入手,分别从中美贸易战的由来及发展趋势,东莞市外向型企业概况,中美贸易战对东莞外向型企业带来的挑战,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措施,取得的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根源的深层次原因这七个方面进行逐步展开。再次,通过对广东深圳、上海等国内对外经贸发达具有丰富经验的地区政府、以及国外德国鲁尔区、新加坡等地政府促进其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再结合东莞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了推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需结合产业实际,加强政策引导;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重视科技人力资源,提升技术研发水平等三点经验启示,着重强调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综合论述,为后续加强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打下基础。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针对东莞市政府推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根源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国内外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与启示,提出加强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即分别从强化政策引导,加快同高质量发展适应;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等三大方面进行论述。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总结东莞市政府推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和成效,并在相关理论框架下分析当地政府在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找出深层次的原因。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与建议,试图勾勒出东莞市政府成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路线图。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地方政府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经验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地方政府在发挥其职能的过程中应找准角色定位、地方政府在发挥其职能的过程中应做到整体谋划统筹兼顾等四点结论。随着国家级课题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东莞作为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当地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中心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曹鸿宇[5]（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章俨[7]（2019）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当前,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持续创造价值和竞争的重要战略。在中国政府推广“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地发起跨国并购进行国际化的扩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更加活跃。然而,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的跨国并购不断遭到质疑,不仅受到了西方国家更为严厉的审查,还面临着国内更加严格的监管。在全球汇率大幅波动、经济低迷、中美贸易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持续跨国并购创造价值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学者和实践者花费了大量的努力对跨国并购中关键成功因素和绩效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却尚显不足。一方面,并购研究的视角固化,较多基于从发达国家跨国并购实践总结出的理论解释并购的价值创造,且收购通常被视为独立事件。但实际上大多数收购都是更宏大的收购战略的一部分,而这种更宏大的收购战略更有可能需要一系列重大的组织重组,以更充分地实现从多次收购中获益。另一方面,不同理论对于并购价值创造的内涵理解也不同,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此外,由于研究学科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变量也纳入并购的研究中,但是对于价值创造的影响却没有形成统一观点,需要对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实践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延伸,特别是多理论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论文首先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权威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所收录的跨国并购相关主题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在解释了跨国并购领域理论基础和研究前沿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关键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然后通过文献梳理总结了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影响因素的关系框架,运用Meta分析方法验证了哪些因素会直接影响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在此基础上,通过质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进一步研究了变量之间组合关系对节制创造的影响。最后,以过程视角对均胜电子的一系列跨国并购进行纵向案例分析,提出了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可能路径,并揭示了其价值创造的机制。通过上述研究,本论文得出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点:首先,跨国并购领域的研究始终围绕价值创造展开,理论基础不断丰富,但新理论的发现需要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切入,注重多重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从过程的角度出发寻找跨国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机制。同时,还需要将变量的不同测量方式以及企业特征类型纳入研究。其次,基于Meta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水平、现金支付、并购方无形资产以及扩张经验对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而标的方规模具有直接的负向作用。东道国经济水平对新兴经济体并购方的价值创造有促进作用。并购方并购前绩效越好,非经济绩效越差,且对发达国家并购方来说总体绩效越差。制度与文化对跨国并购绩效没有直接影响,可能需要透过其他变量产生作用。其三,质性比较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对于跨国并购经验的依赖性较高,而国有企业则与国有企业自身身份更为相关。相较于行业跨国并购经验,区域跨国并购经验对于民营企业更具有通用性,能够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实现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且不受制度距离的影响。而行业并购经验只能单独应对制度差异或文化差异较大单一方面的影响。当民营企业不能预先获取行业并购经验,也可以通过多元化并购先进入该国再曲线收购标的,从而实现价值创造。企业不仅能沿着区域扩张在同一东道国进行纵向国际化,还能通过行业扩张在多个东道国进行横向国际化,进而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企业。其四,纵向案例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后的资源编排过程与公司资源同等重要。缺乏资源的中国企业在连续跨国并购过程中会经历“双向资源结构化——纵向资源结构化——横向+纵向资源结构化循环”的演化过程。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过程中随着资源的积累,重组策略逐渐从稳定式重组过度到丰富化重组最后转变为开拓式重组。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创新价值的方式主要依托于环境撬动、业务撬动和平台撬动三种资源撬动方式。企业家精神在连续跨国并购的资源编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的研究结论在进一步明确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影响因素和调节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中的跨国并购经验、文化及制度差异之间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以全新的“连续跨国并购过程”视角对前后并购的资源编排过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对于指导我国企业通过连续跨国并购创造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明确了跨国并购中对价值创造具有显着作用的影响因素,明确了价值创造测量方式以及并购主体差异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本文突破了把每次跨国并购作为独立事件这一隐含假设进而贡献于跨国并购的文献。同时,识别出了新兴经济体企业从连续跨国并购中创造价值的三种资源撬动方式,进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文献。此外,还将资源编排理论引入跨国并购的研究领域,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内涵。最后,本文学习转移理论与制度和文化的观点相结合,从侧面打开了“经验”的具体内容及作用方式,深化了并购经验的影响这一流派的理论。本文构建的连续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模型为指导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李师源[8]（2019）在《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与沿线各国共商共建绿色发展之路,即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来统摄“一带一路”倡议决策和实践全局,努力将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与经验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去,并积极与沿线国家互学互鉴、共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合作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实举措。本文选择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前沿研究问题,以国家政策重点和学术研究热点为选题导向,紧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分别在现状考察、对象评价、模式选择、潜力研判、合作影响、政策建议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提出见解和主张,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问题作出有益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及观点有: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潮流,是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体系的有益补充,回应了沿线国家驱动经济增长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及保障社会稳定的需求、集约利用资源及降低污染排放的需求、支撑绿色创新及提高科研水平的需求、保护生存环境及维护生态平衡的需求。绿色发展的共同利益将中国与沿线国家结成强大纽带,各方在合作理念、合作共识、合作行动等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第二,在比较与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相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一个由1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30个四级指标组成的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此评价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实证评价发现,沿线国家以及区域间绿色发展能力差异显着,而绿色发展能力平均水平在2007-2016年间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三,论文对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模式选择进行了研判。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的差异,文章提出四类合作模式,分别为低能合作模式、赋能合作模式、高能合作模式和引能合作模式,并对各类合作模式的特点、合作内容、典型案例进行全面分析。第四,论文对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潜力进行了分析。文章分别从能力要素提升的潜力、空间区域协作的潜力、协调诉求差异的潜力角度分析未来绿色发展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未来合作方向。第五,论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合作模式选择和合作潜力研判的主要结论,文章提出三项实证假设内容,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及其周边国家分别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合作途径对南北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第六,本文从创新合作模式、激发合作潜力和拓宽合作路径三个方面分别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因应了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新型区域合作安排的理论与现实需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一方面,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为阐明中国如何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抛砖引玉。另一方面,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评价结果研判中国推进合作的模式选择和未来潜力,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提供客观依据和实践指导,是服务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严然[9]（2019）在《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五年来,我国高铁海外投资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排头兵”,积极领跑“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崭新名片。高铁海外投资对象也已从最初的设备、技术出口,逐步发展至后期运维管理输出,并加大力度向海外全领域投资迈进。然而,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难度高、东道国环境复杂以及海外合作不力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短短的10年起步期间,成功案例较少。一方面,就海外投资环境而言,会面临宏观经济动荡、市场发育不足等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就投资企业而言,会面临海外投资经验不足、主观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非系统性风险。海外市场环境和投资企业的动态与随机变化,也使得这些影响中国高铁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充满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并进一步引致风险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耦合关系。一旦项目系统出现高度复杂的风险耦合状态,随之而来的风险事件发生量将呈现上升趋势,对中国高铁海外投资企业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正确认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并运用合理解耦控制手段对其加以化解,已经成为高铁“走出去”发展征途上的关键一步。论文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建立完善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框架与系统性防范控制策略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失败案例背后的风险因素间的耦合关系,掌握风险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且从历史统计层面及案例仿真层面双重入手,对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进行定量模型构建与仿真评价,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依据与框架。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识别并得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因素清单。结合文献挖掘法与案例研究法,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进行识别。首先从风险链条的角度,利用案例研究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再从相关文献中,通过知识性挖掘与归纳性推理,识别出大量相关的风险因素,作为对案例研究识别的修正与补充,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的质量和效率,得到客观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第二,定性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从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入手,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关键要素与分类进行阐述,探讨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在耦合机理的指导下,结合案例研究法分析得出高铁海外投资项目中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东道国环境、东道国产业四类风险间单因素、双因素及多因素耦合关系。第三,定量构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从历史统计层面,运用N-K模型计算已发生的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事件中资-能-环-产四大风险因素的耦合度程度。从案例仿真层面,结合莫斯科-喀山高铁投资项目案例,运用基于逆向云理论的耦合度模型进行耦合度测量,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风险因素耦合程度的演化趋势、以及总体风险水平对风险因素的耦合程度变化的敏感性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出各类耦合因素对风险总水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第四,提出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结合风险耦合发生前、中、后的不同状态,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援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防范与控制措施,从而有效降低资-能-环-产四因素间的耦合程度,使我国海外高铁投资整体风险水平下降到合理范围之内,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性指导与参考。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进行分析与探索,并提出相应的解耦控制策略。在理论上为实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的科学、高效和集成化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实践上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海外高铁“走出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投资、建设、及项目管理问题,从而保证未来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健康发展。
王火灿[10]（2015）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此种耦合关系的现实表征并加以实证分析，进而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理论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针对WTO所建构的生态竞争环境需进行的相应战略调整与适配。在当代，所谓企业国际化即是在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内外向国际直接投资等跨国经营业务和活动以及相应的国际化管理实践的过程。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是在以企业国际化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一整套国际游戏规则，它又是在“WTO－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双层博弈”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博弈模式界定了企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体制实践的方式与途径。现有的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结构，对企业国际化产生保障公平竞争、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费用等主要效应或功能。本论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耦合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机理与内涵，并从企业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企业国际竞争战略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出发，论述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协调系统，构建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评价模型。中国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十分独特。在19482014年的67年中，以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前32年——从短暂“原始缔约国”期到之后漫长的“失联期”；后35年则为复合期。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之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创建进程“三江并流”，并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历史性汇合，终于在时机、理念和战略的“三重契合”下，于最近20多年中，造就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并在贸易、投资、制度和观念等四大维度上产生了强大的“四维共振”效应。不过，目前这种双向的强共振效应尚具有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WTO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四维”皆强格局，而中国企业国际化对WTO的影响在制度和观念两大维度上则相对较弱；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两大维度上，WTO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崛起，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种快速崛起也对世界经贸的原有格局以及其他主要WTO成员（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对外经贸格局产生了“破格局性”的重大影响。中国为加入WTO和履行入世承诺，在短期内对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与WTO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直接相关的国际化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调整，在入世前后国内出现了罕见的“WTO热”等现象，均充分显示出WTO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相反，作为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正处于转型中的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于WTO的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尚十分有限。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WTO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Granger原因。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耦合度指标反映出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基本上已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标则反映出两者基本上处于中度及以上强度的耦合协调状态。本论文尝试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理论，旨在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该理论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异质性”由制度异质性、体制转型性、大国规模性、发展后起性、快速崛起性和国企主导性等六个方面组成，前三者与后三者分别构成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外生异质性”和“内生异质性”。它们共同刻画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特殊外部和内部环境或属性。这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且与WTO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影响关系。由于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异质性、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矛盾性与趋同性以及作为后发性大国的快速崛起特性，决定了中国入世谈判和入世协议签订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快速崛起以及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共振效应。WTO的动态发展趋势和一些新兴重大议题的谈判进展表明，包括贸易与环境、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超TRIPS”规则以及竞争中立、TPP等，可能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论文利用传统的“SWTO”（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分析法，从异质性和WTO体制两大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环境资源、体制深化、内向与外向国际化的不平衡、低度化陷阱、技术创新乏力、贸易保护和转型升级等。最后，本论文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强耦合关系出发，就中国企业国际化崛起进程中的“WTO战略”的原则、目标、实施路径等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即战略原则应是多边主义；核心战略目标是维护和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运行，以实现强化和确保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强耦合效应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为此，选择“学以致用”和“有效参与”两大战略路径，通过提高参与能力、改善和发挥行业协会功能与作用以及强化政企有效合作等来实施战略。本论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强耦合关系存在性的内在成因开展了理论探析，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战略适配建议，有助于丰富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参与多边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中国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转化与科学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转化与科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东莞市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述 |
| 1. 国外研究综述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四) 研究目的 |
| (五)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阐述 |
| (一) 相关基本概念 |
| 1. 外向型企业 |
| 2. 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 |
| 3. 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 |
| (二) 政府作用理论 |
| 1. 政府经济职能理论 |
| 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现状 |
| (一) 中美贸易战的由来及发展趋势 |
| 1. 初期基本形成 |
| 2. 中期变化发展 |
| 3. 后期持续发酵 |
| (二) 东莞市外向型企业概况 |
| (三) 中美贸易战对东莞外向型企业带来的挑战 |
| 1. 贸易壁垒阻碍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
| 2. 成本不可控因素增大企业经营风险 |
| 3. 短板突出加剧企业竞争压力 |
| (四) 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措施 |
| 1. 加强政策引导,力推企业转型升级 |
| 2. 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创新发展 |
| 3. 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引进和发展新兴产业 |
| (五) 取得的主要成效 |
| 1. 外向型企业基本稳定发展 |
| 2.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
| 3. 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
| 4. 市场活力得到增强 |
| 三、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 存在的问题 |
| 1. 现行政策与实需求有差异 |
| 2. 市场监管不到位 |
| 3. 配套服务不到位 |
| (二) 问题根源的深层次原因 |
| 1. 对本地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不够 |
| 2.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不适应 |
| 3. 服务体系不健全 |
| 四、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 (一) 国内政府主要经验 |
| 1. 深圳经验 |
| 2. 上海经验 |
| (二) 国外政府主要经验 |
| 1. 德国鲁尔区经验 |
| 2. 新加坡经验 |
| (三) 国内外推动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启示 |
| 五、加强东莞市政府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
| (一) 强化政策引导,加快同高质量发展适应 |
| 1. 建立企业定期走访和动态管理机制 |
| 2. 统筹推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 |
| (二) 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维护公平竞争 |
| 1. 完善拓宽外向型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 |
| 2. 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推进执法体制建设 |
| 3. 创新市场监管模式,提升政府公信力 |
| (三)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
| 1. 建立健全信息服务平台 |
| 2. 建立健全多层次融资体系 |
| 3. 加快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机制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关键概念及内涵 |
| 1.3.1 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概念 |
| 1.3.2 国家层面影响因素 |
| 1.3.3 交易层面影响因素 |
| 1.3.4 公司层面影响因素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对象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理论意义 |
| 1.5.2 实践意义 |
| 1.6 主要创新点 |
| 1.7 论文结构安排 第二章 跨国并购的理论基础、前沿及演进历程 |
| 2.1 研究设计 |
| 2.1.1 研究方法 |
| 2.1.2 工具选择 |
| 2.1.3 数据搜集 |
| 2.2 研究结果 |
| 2.2.1 统计结果 |
| 2.2.2 研究主题的演变 |
| 2.2.3 跨国并购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前沿演变 |
| 2.4 结论与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
| 3.1 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调节因素 |
| 3.1.1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主体的调节作用 |
| 3.1.2 不同绩效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文献收集和纳入标准 |
| 3.2.3 编码过程 |
| 3.2.4 分析过程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跨国并购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
| 3.3.2 亚组分析 |
| 3.4 结论和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跨国并购中行业与区域经验对价值创造的影响 |
| 4.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4.1.1 行业并购经验 |
| 4.1.2 区域并购经验 |
| 4.1.3 国家文化差异 |
| 4.1.4 国家制度差异 |
| 4.1.5 企业所有制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样本来源及筛选 |
| 4.2.2 绩效的测量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真值表的构建 |
| 4.3.2 实证结果 |
| 4.4 结论与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过程中的资源编排与价值创造 |
| 5.1 理论基础 |
| 5.1.1 连续并购与价值创造 |
| 5.1.2 新兴经济体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的机制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方法选择 |
| 5.2.2 案例选取 |
| 5.2.3 数据搜集 |
| 5.2.4 数据分析 |
| 5.3 案例发现 |
| 5.3.1 全球出口战略阶段(2009-2012) |
| 5.3.2 全球细分市场战略阶段(2013-2015) |
| 5.3.3 跨国竞争战略阶段(2016-2018) |
| 5.4 案例讨论:资源编排视角下的进一步解释 |
| 5.4.1 连续并购中的资源结构化顺序 |
| 5.4.2 资源重组演化过程 |
| 5.4.3 资源撬动及价值创造的实现 |
| 5.5 结论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对策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内涵的研究 |
| 1.3.2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基础的研究 |
| 1.3.3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路径的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论文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定义及其内涵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 |
| 2.1.2 绿色发展理念 |
| 2.1.3 绿色“一带一路” |
| 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保护理论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绿色发展理论 |
| 2.3 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绿色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环境制度理论 |
| 2.4 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国际分工理论 |
| 2.4.2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
| 第3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考察 |
| 3.1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全球背景 |
| 3.1.1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目标趋于明确 |
| 3.1.2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体系持续完善 |
| 3.1.3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潜在挑战犹存 |
| 3.2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需求 |
| 3.2.1 驱动经济增长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需求 |
| 3.2.2 提高生活质量及保障社会稳定的需求 |
| 3.2.3 集约利用资源及降低污染排放的需求 |
| 3.2.4 支撑绿色创新及提高科研水平的需求 |
| 3.2.5 保护生存环境及维护生态平衡的需求 |
| 3.3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进展 |
| 3.3.1 合作理念不断演进 |
| 3.3.2 合作共识日渐夯实 |
| 3.3.3 合作行动逐步展开 |
| 第4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对象评价 |
| 4.1 合作对象评价方法的提出 |
| 4.1.1 相关评价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
| 4.1.2 绿色发展能力评价体系的提出 |
| 4.2 绿色发展能力评价体系的内容 |
| 4.2.1 评价体系的指标选择 |
| 4.2.2 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2.3 评价体系的计算模型 |
| 4.3 合作对象评价的样本选择 |
| 4.3.1 样本选择的标准 |
| 4.3.2 样本数据的处理 |
| 4.4 合作对象评价结果分析 |
| 4.4.1 评价得分和排名情况 |
| 4.4.2 评价结果的梯队差异状况 |
| 4.4.3 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4.4 评价结果的历史变化趋势 |
| 第5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模式选择 |
| 5.1 合作模式的分类与选择 |
| 5.1.1 合作模式选择的基本假设 |
| 5.1.2 合作模式的情境模型构建 |
| 5.2 低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2.1 低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2.2 低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3 .赋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3.1 赋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3.2 赋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4 高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4.1 高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4.2 高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5 引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5.1 引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5.2 引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6 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
| 5.6.1 合作模式的横向比较 |
| 5.6.2 合作模式的纵向比较 |
| 第6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潜力分析 |
| 6.1 能力要素提升的潜力分析 |
| 6.1.1 能力要素结构性短板尚待弥补 |
| 6.1.2 经济发展能力需要注入新活力 |
| 6.1.3 中国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空间较大 |
| 6.2 空间区域协作的潜力分析 |
| 6.2.1 “俱乐部”空间壁垒尚需打破 |
| 6.2.2 区域间绿色发展合作平台尚待建立 |
| 6.3 合作诉求协调的潜力分析 |
| 6.3.1 合作诉求差异较大 |
| 6.3.2 合作基础互补性强 |
| 6.3.3 推进合作需破解“囚徒困境” |
| 第7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实证检验的理论逻辑和变量关系假设 |
| 7.1.1 合作建设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理论逻辑 |
| 7.1.2 合作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变量关系假设 |
| 7.2 实证模型建立和变量度量 |
| 7.2.1 空间杜宾模型的选择 |
| 7.2.2 模型主要变量的设定 |
| 7.3 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空间面板回归计算结果 |
| 7.3.3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 |
| 7.3.4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7.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4.1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会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
| 7.4.2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
| 7.4.3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南北国家影响程度不同 |
| 第8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政策建议 |
| 8.1 创新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模式 |
| 8.1.1 突破低能合作限制瓶颈,挖掘更多潜在合作机会 |
| 8.1.2 承担赋能合作国际义务,积极回应全球绿色治理诉求 |
| 8.1.3 巩固高能合作示范作用,向更高层次领域合作前进 |
| 8.1.4 激发引能合作后发优势,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
| 8.2 激发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潜力 |
| 8.2.1 制定差异化的绿色发展合作策略,提高中国合作引导力 |
| 8.2.2 完善现有合作机制,以绿色发展合作平台突破空间壁垒 |
| 8.2.3 关注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薄弱环节,积极回应关切诉求 |
| 8.3 拓宽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路径 |
| 8.3.1 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推动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
| 8.3.2 关注社会民生领域合作,促进理念传播和人才教育 |
| 8.3.3 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推动传统能源利用技术改造 |
| 8.3.4 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合作,支撑绿色治理技术要求 |
| 8.3.5 发挥基础设施合作优势,完善工程建设环境管理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 9.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1 中国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协议及绿色发展合作内容 |
| 附录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各要素评价得分及排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官 |
| 1.1.2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多重风险 |
| 1.1.3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研究的重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高速铁路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风险耦合模型相关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总结 |
| 1.4 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高铁海外投资现状与风险概述 |
| 2.1 高铁海外投资的界定 |
| 2.1.1 高铁海外投资的概念 |
| 2.1.2 高铁海外投资的特征 |
| 2.2 国内外高铁行业发展现状 |
| 2.2.1 国外高铁行业发展概况 |
| 2.2.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现状 |
| 2.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与成因 |
| 2.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 |
| 2.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主要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 |
| 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方法 |
| 3.1.1 案例研究法 |
| 3.1.2 文献挖掘法 |
| 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完善 |
| 3.2.1 基于案例研究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2.2 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 |
| 4.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 |
| 4.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 |
| 4.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关键要素 |
| 4.1.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分类 |
| 4.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 |
| 4.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分析 |
| 4.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单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双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多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 5.2.1 常见的风险耦合模型 |
| 5.2.2 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及选择 |
| 5.3 基于历史统计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3.1 历史案例统计 |
| 5.3.2 N-K模型构建 |
| 5.3.3 基于历史风险事件的N-K模型应用 |
| 5.4 基于案例仿真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4.1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概况 |
| 5.4.2 耦合度模型构建 |
| 5.4.3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4.4 基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耦合度及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 |
| 5.5 对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策略 |
| 6.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 |
| 6.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则 |
| 6.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示意 |
| 6.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策略 |
| 6.2.1 耦合前风险防控策略 |
| 6.2.2 耦合中风险防控策略 |
| 6.2.3 耦合后风险防控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挖掘结果 |
| B.莫斯科-喀山项目风险指标打分问卷 |
| C.耦合度计算结果 |
| D.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方法 |
| 1.3.1 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框架结构和创新点 |
| 1.4.1 框架结构安排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综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理论 |
| 2.1.1 企业国际化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企业国际化理论体系概述 |
| 2.1.3 企业国际化的内外共生条件 |
| 2.2 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
| 2.2.1 企业国际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耦合 |
| 2.2.2 多边规则的形成机制与企业的参与机理 |
| 2.2.3 WTO 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
| 2.3 耦合理论与耦合评价模型 |
| 2.3.1 耦合的内涵与机理 |
| 2.3.2 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耦合协调系统 |
| 2.3.3 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评价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之间强耦合的现实表征 |
| 3.1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历史契合 |
| 3.1.1 中国与 GATT/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 |
| 3.1.2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 3.1.3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三重契合 |
| 3.2 WTO 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强共振效应 |
| 3.2.1 贸易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2 投资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3 制度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2.4 观念维度的强共振效应 |
| 3.3 中国企业国际化对 WTO 的共振效应 |
| 3.3.1 中国企业国际化快速崛起与全球经贸格局的裂变 |
| 3.3.2 中国企业国际化快速崛起对 WTO 其他成员经贸格局产生的影响 |
| 3.3.3 中国入世对 WTO 体制与观念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因果关系分析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检验过程及其解释 |
| 4.2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耦合的实证分析 |
| 4.2.1 基于宏观层面数据的耦合关系实证 |
| 4.2.2 基于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耦合关系实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强耦合的成因探析 |
| 5.1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的概念与内涵 |
| 5.2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
| 5.3 从异质性看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强耦合关系 |
| 5.3.1 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与 WTO 之间的互动关系 |
| 5.3.2 从异质性看中国企业国际化与 WTO 的强耦合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WTO 生态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环境分析 |
| 6.1 WTO 的动态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潜在影响分析 |
| 6.1.1 WTO 的动态发展趋势：从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 |
| 6.1.2 WTO 视野下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未来进程的重大议题 |
| 6.2 强耦合与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2.1 强耦合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2.2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 SWTO 分析 |
| 6.3 中国企业国际化未来进程中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WTO 生态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思考与策略选择 |
| 7.1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WTO 总体战略” |
| 7.1.1 战略原则与战略目标 |
| 7.1.2 战略选择 |
| 7.1.3 战略实施 |
| 7.2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WTO 部门战略” |
| 7.2.1 贸易救济战略 |
| 7.2.2 破壁跨垒战略 |
| 7.2.3 TRIPS 战略 |
| 7.2.4 服务贸易战略 |
| 7.2.5 投资战略 |
| 7.2.6 国企战略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中国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转化与科学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东莞市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作用研究[D]. 谢文涛.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D]. 章俨.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2)
- [8]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D]. 李师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D]. 严然. 重庆大学, 2019(01)
- [10]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D]. 王火灿. 东华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