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2004——来自本刊编辑部的新年祝福

一、激情2004——本刊编辑部新年致读者（论文文献综述）

曹晓艺^[1]（2020）在《《文学评论》（1957-1966）文艺论争研究》文中提出自1957年创刊至1966年停刊,《文学评论》见证了这十年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艰难探索。本文以这十年间《文学评论》所刊载的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为研究对象,展示特殊历史时期中不同观点和思维方式的碰撞和文艺工作者对文学艺术价值的坚守。创刊之初的《文学评论》为了贴近现实的文艺问题,提出了“文学史的分期与评价”和“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个重要议题,引发了较为广泛的文艺论争。《文学评论》刊载的相关文章不仅符合了文学研究的时代要求,更体现出对文学主体性的关照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初步探索。更名后的《文学评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倡导论争,并通过开设专栏的方式,将与时代紧密关联的问题引向了理论探究的深度:一是通过对“民歌体”的反思,促成了对诗歌格律的探索;二是将“人性论”的批判引向了对“共鸣”概念的阐释。1962年后随着文艺形势的越发紧张,《文学评论》只能艰难地在政治标准与学术立场之间寻找话语空间。围绕《三家巷》《苦斗》和《创业史》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展开了关于文学作品阶级立场的判定、“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和“中间人物”的价值等方面的讨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不符合当时主流阶级观点的宝贵意见,最终随着刊物的自我检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回望《文学评论》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始终紧密关注现实问题、倡导文艺论争的学术品格,为《文学评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文学研究的整体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坤^[2]（2020）在《新时期《长江文艺》研究（1978-199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长江文艺》为研究对象,廓清其作为地区刊物在新时期如何通过一系列办刊实践明确自己的定位及文学风格。具体来说:一是探讨《长江文艺》在培养湖北本土作家、批评家队伍中所起到的作用,二是探究《长江文艺》在改革开放初期继承和坚守现实主义风格方面所作的努力,三是探寻它在挖掘湖北民族文学资源方面推波助澜的影响,在以上三点论述基础上,反思《长江文艺》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本论文在对相关文献史料整理基础上,尝试回归刊物本身,对其创刊历史、栏目设定、编辑风格、封面设计等情况做出分析:绪论简述《长江文艺》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在研究现状综述基础上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新时期初期《长江文艺》的复刊与新生。首先溯源1978年《长江文艺》复刊的背景及复刊词中体现的整体定位;接着从栏目设置和装帧设计两个方面详细介绍复刊后的整体刊物风貌,进而阐明《长江文艺》的办刊方向。第二章重点阐述《长江文艺》在新时期对湖北作家、批评家队伍的培养。前两节论述杂志如何提出“三梯队”的战略布局,即“争取老作家的支持,助力中青年作家的发展,发掘更多的后起之秀”,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发表作品、组织活动等;第三节论述杂志如何通过发起一系列讨论,如对熊召政诗歌《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讨论、“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在当时湖北批评界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回应,从而建立起一支百家争鸣、名家众多的批评家队伍。第三章具体阐述新时期初期《长江文艺》对现实主义风格的延续和坚守。第一节从发表篇目的题材、举办活动的倾向等方面,阐述新时期《长江文艺》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复兴与发扬湖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得杂志在变化多端的新时期得以形成自身平实稳健的风格;第二节论述《长江文艺》在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如何作出回应并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如尝试性地推出了“西方文海一勺”、“美学漫笔”等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栏目,发表如黄大荣等具有探索性意识的作家作品,为一贯坚持现实主义风格的《长江文艺》增添了另类色彩。第四章聚焦《长江文艺》在新时期对湖北民族资源的开发。第一节通过整理《长江文艺》所发表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说明新时期湖北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构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以土家族作家叶梅为例具体展示《长江文艺》对本省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和帮扶;第二节就《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学具体篇目,论述《长江文艺》对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发掘的具体方面,再通过列举《长江文艺》组织的少数民族文学活动,进一步强调《长江文艺》如何为湖北民族文学发展助力,在此过程中也使刊物获得了较为鲜明的身份标识,最后针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思考。结语部分概述《长江文艺》在新时期对湖北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意义,继而对地区刊物在地区文学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利弊思考,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学史整体发展的视角与知识,对新时期《长江文艺》存在的局限性提出反思。

徐庆林^[3]（2019）在《《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基础性环节,确定了当代文学的各种形态。《女子文学》是在1984年国家期刊改革政策背景下创刊的,是第一个以女性读者为受众的当代文学期刊,也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试验场地之一。本文以《女子文学》（1985-1999）为线索,通过梳理女性文学期刊在当代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分析《女子文学》提出的口号和推出的作家作品,重点审视《女子文学》在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话语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尝试在回到文学现场的基础上,考察性别写作在当代的生存状态。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正文下设三章:第一章介绍《女子文学》的概况。首先论述《女子文学》在1985年创刊所包含的时间上的偶然性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其次论述期刊发展过中的出版与发行情况以及多次调整的期刊口号和栏目带来的期刊性别意识的逐渐消褪;最后论述在自身文学追求、国家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和女性意识及女性文学发展影响下《女子文学》的发生的调整与转变。第二章论述《女子文学》对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作用。具体论述《女子文学》通过对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对身体写作、女性精神等方面的关注,发表一大批知名女作家的作品,同时注意培养女性文学新人,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导向作用。第三章考察当代文学现场中的《女子文学》。通过文学创作主题、创作手法和话语分析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女子文学》上发表的叙事性作品具有典型的女性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呈现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话语权力、男性话语权力以及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影响。结语部分探讨《女子文学》对女性文学发展产生的总体影响以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陈晓怡^[4]（2019）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多元面貌 ——以代表性期刊编辑人员与编辑方针为对象》文中认为本文以“新时期文学”起源期的代表性文学期刊为中心,通过梳理其编辑部组成以及办刊方针,试图打破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相对单一的文学史想象,呈现“新时期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面貌。第一章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第一节梳理《人民文学》1972年以李季为首的团队的复刊经历;第二节梳理《人民文学》在“四人帮”的牵头组织下的复刊经历以及编辑部组成;第三节主要整理《人民文学》在1976年由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引发的一次风波。前三节是《人民文学》在“文革”时期的活动,1972年并未成功的复刊以及1976年的“创刊”和具体运作体现了当时文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第四节进入到“新时期”,张光年上任主编,编辑部改组;第五节整理刘心武及其《班主任》的发表始末;第六节讨论《人民文学》对“伤痕文学”的推动。本章后三节处理的是《人民文学》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文学活动。同时,本章结尾总结《人民文学》两个阶段的办刊方针,勾勒《人民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改革派”角色。第二章以《文艺报》为中心。第一节梳理《文艺报》1978年复刊始末以及编辑部的组成;第二节讨论《文艺报》复刊之初,如何与《人民文学》相互呼应,为“伤痕文学”制造声势,参与“伤痕文学”的经典化。在这一时期,《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等站在同一立场上,是文坛改革的先行者。第三节从1980年《文艺报》的编辑工作报告入手,分析由“现代派”导致的激烈学术论争里,《文艺报》的立场态度。此时,《文艺报》的立场出现了改变,并与《人民文学》等发生一定分歧,本节将讨论《文艺报》立场改变的原因以及变化路向。本章结尾将呈现《文艺报》在复刊后两个阶段的办刊方针。第三章以《诗刊》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一节梳理“文革”期间的复刊经过以及编辑部的组建。第二节梳理《诗刊》编辑部在1978年的整改,以及办刊方针的改变。第三节整理“今天派”诗歌的出现与《诗刊》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朦胧诗论争”,由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到,《诗刊》的态度立场受到编辑部人员的态度立场的制约,而编辑部成员的思想立场也未能统一。同时,本章结尾也将分析讨论《诗刊》在编辑部整改前后、朦胧诗论争前后的立场态度和办刊方针的变化。第四章的中心是《时代的报告》,这是一份现有研究成果不多却颇具典型性的期刊,代表了“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相对保守的文学想象。本章第一节整理《时代的报告》的创刊以及其“思想评论”式的办刊风格。第二节梳理其在“《苦恋》风波”中的立场态度以及所受质疑。第三节讨论刊物在“本刊说明”事件中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终覆灭。本章结尾将对《时代的报告》的办刊方针进行分析。综上所述,本文以四份代表性期刊为中心,通过分析四份期刊的编辑部构成以及办刊方针,讨论它们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分别代表的不同态度立场,这几种不同的态度立场相互激荡,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起源期的多元面貌。

曾建辉^[5]（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指出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守湖^[6]（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姚婷^[7]（2017）在《建构侨乡 沟通“侨”“乡” ——台山侨乡百年侨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山侨乡是中国典型的传统侨乡,台山侨刊《新宁杂志》被认为是中国侨刊的滥觞。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台山侨刊的数量和种类在同级行政区域中都是最多的,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学术界一般关注台山侨刊的史料价值,以侨刊所登载的内容为资料去研究侨乡社会,这便使得1949年前的台山侨刊受到学术界重视,而1950年后的侨刊则经常被学术界忽略,甚至被认为无价值。有鉴于此,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对台山侨刊进行研究,不仅将侨刊看作史料,更将其当作一个可供解构的文本,将“人”的因素纳入其中,从侨刊相关者的视角动态地分析侨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构了什么样的侨乡社会和为何如此建构侨乡社会,以及由此而致的侨刊功能的实现或缺失。本文将台山侨刊的变迁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前,1950-1966年,1978年至今。而1966年后的十年“文革”期间,所有侨刊被迫停刊。1949年前,侨刊无“侨刊”之名,有“侨刊”之实;1950年之后,“侨刊”一词出现,并被广泛应用,而这也意味着它们所受到的社会控制加剧。侨刊的相关者包括传播者、受众和政府。在不同的时代,传播者的年龄结构、知识体系和生命历程有较大差异。侨刊以“侨”属群体为主要受众。受众的分布形态和由此而成的“侨”“乡”网络形成侨刊传播的基本路径。政府对侨刊的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形成严格的界线与明确的体系。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侨刊所建构的侨乡社会由立体化转而平面化,由“弊端丛生”转而“进步美好”。这其中既因侨乡本身的变化,也因为在政府控制和传播者认知的共同作用下,传播者对相关的传播信息进行了把关和筛选。侨刊最根本的功能是沟通“侨”“乡”。但侨刊并不总能实现这一显功能,不在其控制把握之下的潜功能,乃至负功能都有可能出现。而侨刊社则有效延展了当代台山侨刊的功能。本文所指称的“侨刊”的基本要点包括,侨乡民间（或由与侨乡相关群体）主办的出版物,受众主体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归侨和侨眷,传播内容主要是受众所对应的群体在侨乡内部发生的事件,办刊经费部分或主要来自以海外为主的群体成员的捐助的民间出版物。侨刊本身是连接“侨”“乡”两端的通道之一,同时又参与其他“侨”“乡”之间通道的构建。随着侨乡社会、海外华人社会和信息传播手段的改变,侨刊“通道”的形态也在发展变化,逐渐由“侨乡—海外移民”式转变为“国内宗亲—侨乡—海外移民”式的信息传播通道。

刘霞云^[8]（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程磊^[9]（2016）在《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文中研究表明党报的副刊既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这种交叉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形态,也注定其将在“文艺性”与“政治性”之间徘徊——党报副刊的“文艺性”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终究“潜在地”或“显在地”建基于“政治性”之上。一方面,党报副刊对文艺作品的编辑理念、运作方式、文本效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文艺政策、政治思潮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党报副刊诞生、发展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概括、分析其主体内容的演变特征,既能触摸主流文艺思潮的发展脉搏,又能透视主导党报副刊编辑理念的政治性因素,辩证认知特定时期政党发掘副刊“工具性”“喉舌性”功能的实践。本研究集中考察革命语境中（抗日战争时期、军调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文艺的主要载体《大众日报》副刊。作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1939年月至1945年10月、1949年3月至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1945年10月至1949年3月）的《大众日报》,其副刊是当时山东区域及周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知识分子、工农兵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既鲜活地记录了十一年期间山东及周边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与生活景象,又折射出此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宣传方针与文艺政策的变化。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以1939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的《大众日报》为基本研究对象。依据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合理构建出“革命语境”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大众日报》副刊内容的梳理、风格水平的演变、编辑运作的考察,揭示出“革命语境”中政治权力（政党）、战争形势、革命民众影响文艺作品话语表达的趋向,进而概括出此时期《大众日报》副刊的总体特征——徘徊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论文包括五个章节,分别从以下层面系统地考察革命语境里的《大众日报》副刊—第一章概述《大众日报》及其副刊在1939年至1949年的生成语境与发展态势。首先阐释构成“革命语境”的三个维度——政治权力（政党）、战争格局（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群众（工农兵）的内涵,同时分别详述各个维度是如何深刻影响《大众日报》及其副刊的成长与演变的：即党报副刊表征中共的舆论宣传与编辑理念、持续书写战争舆论和战争主题、力求贴近群众与文艺大众化。基于副刊整体内容、风格演变的分析,指出《大众日报》副刊发展的三个阶段：“文艺性”副刊时期、“新闻性”副刊时期、“新闻性”与“文艺性”并重时期。第二章主要介绍在整风运动扩展至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切实改版之前（1939年1月至1942年5月）,副刊的编辑理念、文艺创作情况以及所呈现出的风格特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秉承“文化人”与“革命者”互补的办报思维,副刊编辑方针兼收并蓄,作品内容广博芜杂,文学叙事与抒情色彩较浓,呈现出副刊是一个多元自由的文艺书写平台：副刊栏目纷呈、文学体裁多样、文艺水平较高、语言书面化色彩浓郁（通过选取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同时,日伪对根据地的反复性大扫荡与报社随时遭遇战斗的可能,使副刊一直关注着战争宣传。而在纸质极度匮乏、战争白热化时期,副刊版面会让位于战争宣传版面。第三章重点论述整风运动切实影响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开始改版之后（1942年5月至1946年5月）,“新闻性”副刊体制化的生成和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效应。此时期的“文艺”在“革命语境”中被赋予了特定内涵——1943年11月17日中共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文艺工作以新闻通讯和戏剧工作为中心。本文通过对《大众日报》相关史料与副刊所刊载的典型作品的分析,解读副刊的政治化实践：推动整风运动开展、确立革命话语,副刊的政治宣传功能凸显。而面向工农兵写作、集体创作方式的盛行则凸显出此时期副刊风格的变化——“革命语境”逐渐导致了副刊版面的“通讯至上”：通讯作者群体迅速扩大、通讯写作倾向于体制化并成为副刊版面的主体。第四章探讨自1946年5月10日《大众日报》重新发布副刊征稿简则,副刊专页复刊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趋势：“人民的文化人”与“人民的革命者”互补的办报理念确立,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并举。此时期《大众日报》一度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匡亚明长时间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社人才济济,发行区域继续扩大,副刊版面趋于稳定。编委会对于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关系的权衡,是基于前一时期以前者为尊而导致后者弱化的反思。这使副刊的“文艺性”逐步回归：副刊之页成为常设的栏目,文学体裁多元化,文娱资料与戏剧评论丰富；但新闻通讯、工农兵通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多元化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上指向的仍然是“解放”“土改”等革命主题。第五章概括“革命语境”里《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首先通过对比整风运动前后《大众日报》副刊与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5月至1944年2月）副刊,揭示出二者编辑理念与演变向度的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个体化纷呈”到“整体性沉默”再到“一体化精彩”,并在创作群体与文学水平上存在差异。由此得出《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与《解放日报》副刊一样,既是中共革命文艺运动和舆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革命战争的书写者、工农兵大众的服务者。其次分析了“革命语境”里革命文艺运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一方面,革命文艺统一了知识阶层、广大民众的认知,使革命突破了“长期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纸上清谈而无从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革命文艺的极端化偏颇,使文艺的“政治工具”属性无限放大,压制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创作思维的多元化与文艺的自由书写。

谢燕红^[10]（2016）在《以现代化为名 ——“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与主体的生成》文中提出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任务特别艰巨特别复杂的历史进程。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关头,所有领域都被一个中心吸附,都简约成为一个领域服务的功能——都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工具。民族独立解放裹挟一切,或者说民族总动员,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达成,社会各领域的自性必然呈现,并且必然或迟或早走上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领域何时并如何突破被裹挟的路径依赖,自觉寻找、获得自性,并且一步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一个可以观察的进程。文学也不例外。1976年文革的结束,一方面是拨乱反正,一方面是新的进程的开启。在文学艺术领域,拨乱反正便是恢复十七年体制;新的进程的开启,便是告别革命现代性而代之以现代化的现代性。这个过程内部充满了张力。十七年体制内部原本就是具有张力的,文学艺术的自性追求是一种抑制不住的趋势。从依附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到被制度地整合进社会教化民众的阶层,作为工具存在的为革命的文学（即工农兵文学）转而依附于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成为为现代化服务的工具,这是一个小小的松绑。“新时期”文学前期,在现代化话语的加持下,文学领域的自性追求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但是,文艺通过为现代化服务而弃绝为革命服务的特殊路径,既是进步,也是留着辫子的进步（仍然是作为工具存在）,需要观察的是如何在引入现代派（正是以现代化的名义）的过程中,文艺找到自性（不再作为工具,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治）的过程。现代派文学的引入是文学获得自性的特殊路径,而这种特殊的获得自性的方式,也给文学带来了潜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前期,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下,国家执政对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的内在规约下,对自由（重申双百方针和尊重艺术规律）的承诺,使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却又是一个有限弹性空间。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作为参照系,从结构的、形态学的视野观察,则1985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结构、基本形态其实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近四十年之中国文学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独立空间是通过各方面力量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为条件达致的;因以退一步为条件,中国文学的所谓自主、主体、自由是以某种缺失、缺席、缺位为前提的。同理,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变化仍然是1985年变化的某种再现、变奏。因此,某种程度的共时形态观而不是历时的变迁观有利于我们祛除时间的魅惑,祛除进步的错觉、进化的魅惑,更多了解形态背后的规定性内容。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集中考察“新时期”前期文学如何借现代化之名艰难摆脱束缚,逐步找到自性的过程;通过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论争、事件、译介等,探讨在“现代化共识”之下,在文学获致松绑的历史时期,文学有限空间与畸变主体是如何慢慢生成的。各章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重点探讨“新时期”前期,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现代化话语资源的建立。第二章主要探讨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平台上,执政党对文艺方针政策作出的新的承诺与规约。第三章以创作实践为例,探讨在文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中心任务下,文学现代化要求的声张,即文学主体如何“借壳上市”。第四章以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几个有争议的作品、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为例,探讨“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的生成过程中诸多力量的参与。第五章探讨文学如何借“现代派”的引入获得主体。在现代化的口号之下,“现代派”在形式上是可以借鉴的。这一特殊的形式与内容剥离的引进“现代派”的方式,客观上给艺术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性,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潜在问题。

二、激情2004——本刊编辑部新年致读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激情2004——本刊编辑部新年致读者（论文提纲范文）

（1）《文学评论》（1957-1966）文艺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长江文艺》研究（1978-1994）（论文提纲范文）

（3）《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多元面貌 ——以代表性期刊编辑人员与编辑方针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7）建构侨乡 沟通“侨”“乡” ——台山侨乡百年侨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9）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论文提纲范文）

（10）以现代化为名 ——“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与主体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四、激情2004——本刊编辑部新年致读者（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评论》（1957-1966）文艺论争研究[D]. 曹晓艺. 华侨大学, 2020(01)
• [2]新时期《长江文艺》研究（1978-1994）[D]. 杨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D]. 徐庆林. 河南大学, 2019(01)
• [4]“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多元面貌 ——以代表性期刊编辑人员与编辑方针为对象[D]. 陈晓怡.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6]“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7]建构侨乡 沟通“侨”“乡” ——台山侨乡百年侨刊研究[D]. 姚婷. 厦门大学, 2017(08)
•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D]. 程磊. 山东大学, 2016(01)
• [10]以现代化为名 ——“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与主体的生成[D]. 谢燕红. 苏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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