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激化是教育的有利时机

一、矛盾激化是进行教育的有利时机（论文文献综述）

刘焕申^[1]（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王欢^[2]（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张闻捷^[3]（2020）在《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文中研究指明1916年至1922年是徐世昌在民国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在野时即深度介入政局,在诸如1916年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1917年参战、张勋复辟,1917至1918年冯国璋段祺瑞府院之争中的两次内阁风潮、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至192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期间主持了南北议和,经历了与皖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内阁风潮、国会争端、直皖之争等,间接促成了直皖战争。皖系崩溃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求生存,利用直奉矛盾主导了靳云鹏、梁士诒内阁的更迭,打破了直奉平衡,使直奉争端表面化,是促成直奉战争的重要原因。综上,徐世昌1916年至1922年间于北方政局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徐世昌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及影响。正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徐世昌在1916至1917年黎段之争中的活动,考察徐世昌的具体表现、动机、影响。1916年秋冬,徐世昌作为“调人”深度参与了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是缓解黎段之争的最关键人物。1917年徐世昌支持参战,是推动段祺瑞主张参战的核心人物。府院之争白热化时,徐世昌支持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张勋复辟时期力劝阻张勋复辟,并支持督军团反对张勋独占政权。徐世昌在以上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其为北洋派元老,有浓厚的维护己派利益的北洋意识。第二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争期间的活动。1917年冬的冯段之争是北洋派内部争斗,徐世昌以元老身份具备居中调节的资格。他以维护北洋为基础调节冯国璋段祺瑞,先后经历了维持段祺瑞内阁、支持王士珍组阁等活动,令政潮缓解。1918年,主战派公推徐世昌支援段祺瑞,助推了段祺瑞内阁再起,其与皖系关系更为紧密。徐世昌主导了王士珍内阁阁员配置,且该配置延续到段祺瑞内阁,加强了徐世昌对中枢的影响力。徐世昌在此期间开始主动介入政局,隐约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各派系对徐世昌的推戴和徐世昌派的壮大及活动。徐世昌是总统的热门人选,北洋派常在政局波动时生出推戴徐世昌的意图,他们的活动为徐世昌最终就任提供了可行性参照,加重了徐世昌的首领形象。冯国璋、段祺瑞都有任总统的资格,但因和战问题矛盾重重,故推徐世昌成了缓和双方矛盾的可能选择。北洋、安福、研究系对总统问题有过一个由分歧而统一的过程,最终选定徐世昌。徐世昌结合新旧交通系成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使主和空气大增,加重了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砝码。徐世昌及其派系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总统和改组内阁,为徐世昌就任提供了助力。第四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活动。徐世昌希望以议和成为有实权的总统,就任前后即开始提前布置,大致可概括为三项:1、以己派钱能训代替主战派段祺瑞为总理。2、欲将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抵制曹锟当选。3、利用和平声浪统一北派意见。和谈中徐世昌最感困难的是涉及削弱皖系势力的陕西停战、参战军存废、国会存废三问题。徐世昌最初因支持段祺瑞而认同段祺瑞对陕西的政策,但随后南方将陕西问题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徐世昌急于和议告成,态度开始转变,希望推动陕西停战。参战军是段祺瑞为武统南方而设,南方希望取消参战军,徐世昌在处理这一问题经历了开始时维护段祺瑞、遭遇压力后与段祺瑞协商折中处理、遇到段派抵抗而失败几个阶段。南方以解散安福为承认徐世昌的条件,徐世昌因欲与南方妥协且厌恶安福国会掣肘,有解散安福的意图。但计划很快被安福系侦知,因而受到阻挠,致使和议失败。第五章主要考察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与皖系的冲突及其应对。钱能训内阁秉承徐世昌的意旨,安福以外交、学潮直接攻钱能训间接攻徐世昌。徐世昌以辞职回击,有两项意图,一、维持执行其意旨的钱能训内阁。二、以第一项为基础,对内继续掌控议和,对外推动巴黎和会签字。安福系继续攻击徐世昌,吞并国会中徐派已未系,议和北方总代表易为安福王揖堂,标志着府方衰退。最终徐世昌在签字问题上获得主动,但未实现议和目的,也未保住钱能训内阁,损失大于收获。徐世昌为推周树模组阁与安福长时间对峙,安福为控制内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换,双方不但未达成妥协,且恶感渐深。靳云鹏内阁是徐世昌兼顾自身需要与缓解安福压力的折衷选择,因靳云鹏属于段派而与安福对立、靳云鹏感激于徐世昌的提携、靳云鹏与直奉关系密切可资利用。保持各方均势是徐世昌维护自身权势的策略,徐世昌在河南易督、直系湖南撤防问题上偏直抑皖,导致徐世昌段祺瑞关系恶化,且加剧了直皖矛盾间接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临近时,徐世昌经历了由促和到放任的转变。第六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的活动。战后内阁、国民大会、惩办祸首等问题成为直奉深度介入中央的例证,凸显了徐世昌的弱势,挣脱弱势地位成为此后徐世昌行动的原动力。靳云鹏依靠直奉组阁,平衡直奉中经常侵及府方利益,引起希望府院一致的徐世昌不满,徐世昌靳云鹏矛盾因此而生。府院因湘鄂战争、热河都统更易、烟酒署等问题矛盾逐渐升级。徐世昌借助奉系驱逐靳云鹏,利用奉系推荐的梁士诒组阁,引起直奉失衡,府院矛盾演化为直奉矛盾。随后徐世昌因直系压力放弃维护梁士诒内阁,又受到奉系不满,形成了奉皖粤交联合反直兼反徐世昌,徐世昌开始倾向借直抑奉。徐世昌希望通过解决内阁总理、自揽责任、劝解双方退让等方式平衡直奉避免开战,但徒劳无功,更显其虚弱。战后徐世昌利用抵制旧国会、推王士珍组阁等活动巩固权位,但直系加速恢复旧国会运动,徐世昌因失去法律支撑在吴佩孚逼迫下突然下野。结论认为徐世昌在1916年至1922年的政治活动显分两段,每段政治背景、身份、参与程度、影响均不同。1916至1918年为第一段,他是政局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但非最核心人物。北洋派面临分裂危机,他们需要徐世昌的资望、经验、势力帮助他们挽救危机。此期间的活动提升了其政治实力。第二段为1918至1922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处于政治漩涡最中心,是政局的最核心人物。此时期他的声望、势力迅速消耗,其无意却实际导致时局更加混乱。近代以来的权势下移、徐世昌元老与元首身份的冲突、他的行事风格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刘雯炀^[4]（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周琳^[5]（2020）在《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从1876年开始,他公开反对沙皇封建制度,寻求俄国社会出路,加入民粹派,走上革命道路。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考察欧洲工人运动,逐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表了众多理论文章,成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第一人。他在西欧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组织会议,与欧洲各国工人党领袖频繁交往,学习借鉴欧洲无产阶级建党经验,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励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培养各地的通讯员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统一各地革命小组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逐步形成。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不仅经历复杂,而且思想多变,对其评价很难进行盖棺定论。他的理论成果丰富,研究思想涉猎范围广泛,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又存在复杂性、矛盾性。这也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普列汉诺夫40余年政治生涯期间撰写的文章着作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过程,系统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总结法、逻辑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围绕文献梳理——内容建构——实践论证——理性评价——现实启示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包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形成阶段。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这一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努力探寻革命道路,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指导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中受到沙皇统治当局的迫害流亡西欧,开始系统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工人运动和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经验,初步形成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903年,他积极筹备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俄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纲和党章,统一党的思想认识,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做出贡献,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确立。但会议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章、党纲的具体内容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又开始产生变化,经历了孟什维克立场、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三大阶段,晚年走向了令人惋惜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章主要研究1903年前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实现“革命的代数学”,鼓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鼓动,注重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学会“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争取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主张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地位;他坚定党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突出获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阶级追求的第一个政治目标,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他主张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党的当前任务与最终目标相结合。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体现党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一定要密切落实;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加强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促进党组织的团结,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论证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他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突出实现政治自由、党内民主和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主张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有利于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最后,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阐明工人阶级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进步作用;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作风,客观分析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态度的正确认识;他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在革命中要团结一切具有革命愿望的进步力量,不要受统治者的蛊惑排斥外来民族或国家进行的革命斗争,正确看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行为;他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指明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第三章主要研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主要从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后他对会上通过的党章、党纲产生动摇,将妥协退让看成一种在组织策略方面的灵活方式,在组织原则方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集中制理解出现偏差,在组织机构成员调整方面存在个人私心,偏袒孟什维克中的革命老战友。他希望通过各派之间的妥协能够换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两派的争论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认为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应配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理解出现偏颇,弱化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对俄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认知。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导致其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再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至关重要,主张采取政治协商、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一方面可以争取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不要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更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他将暴力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方式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他认为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自然为革命的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分开走,一起打”的革命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紧紧相连,与欧洲革命局势和西欧各国工人党领导思想的渗透不无关系,更与其自身思想僵化、性格孤傲、脱离实际影响重大。他的思想转变加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导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思想动荡、组织涣散,助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气焰。第四章重点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895年,在苏黎世的首次会晤开启二人全方位合作,在思想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支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领域以《火星报》为平台培养党的领导后备力量,共同草拟纲领和党章。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两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争论。列宁主张抓住革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先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不具备。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比较消极,教条地认为发动革命就是冒进、不符合俄国革命发展规律,实则丧失革命的主导权。其次,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争论。列宁在入党条件方面要求严苛,认为党员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入党条件可以放宽要求,忽略党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主张党组织实行民主就要拒绝集中,忽视党组织的实际运行需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缺乏正确认识。第三,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争论。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工农联盟;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农民阶级思想落后,不提倡建立工农联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应抓住机遇,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战中俄国属于防御方,无产阶级应协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扞卫俄国国家利益,然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快速成长,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低,主张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二人之所以发生争执,与二人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及结合俄国实际的程度不同,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党内形势把握存在差距,与二人的革命经历和性格不同都有重大关系。二人的争论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愈加激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重新洗牌,影响两人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五章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实地研究;从思想的实践意义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深入分析俄国历史和西欧革命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有机契合起来,与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争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促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西欧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其思想有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第二国际组织中率先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东欧和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具有一定作用,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内容上不够系统完善,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够,其思想在后期发生转变给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机会主义者,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落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长远发展。

孙也普^[6]（2020）在《游戏中幼儿同伴冲突的教师介入行为研究 ——以C市S园为例》文中认为在幼儿游戏中,发生同伴冲突是非常多的。教师正确地介入幼儿同伴冲突不仅能够促进幼儿之间的同伴交往,而且可以促进幼儿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发展以及社会交流所需技能的获得。本研究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以S园为研究园所,选取每个年级各两个班的18名教师作为观察对象,从教师介入的主动性、介入的时机、介入的态度、介入的方式和介入后幼儿的反馈这五个方面,对游戏中幼儿同伴冲突的教师介入行为进行观察,同时对相应班级的教师进行访谈。分析在不同游戏类型和不同年龄班次中教师介入幼儿同伴冲突的行为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探究原因,进而提出改进教师介入行为的建议。本研究包括绪论、研究设计、研究结果、讨论与分析、结论与建议五个部分。通过对观察数据的统计和对观察案例的分析,发现在不同游戏类型和不同年龄班次中教师介入行为存在的共性问题有:教师介入的主动性不强、教师介入的时机不恰当、教师介入的态度偏中性和消极、教师介入的方式偏向权威仲裁、教师介入后幼儿的进取反馈较少。结合访谈记录进行分析,原因有以下几方面:教师对待幼儿同伴冲突的理念、教师介入幼儿同伴冲突的专业技能、教师自身的心理素质和情绪状态、幼儿园室内外游戏环境的创设、教师的工作量及分工、教师介入幼儿同伴冲突方面的培训。从而提出建议:充分发挥游戏对培养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价值、树立科学的幼儿同伴冲突观念、提升介入幼儿冲突方法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保有积极的情绪状态介入幼儿同伴冲突、科学创设室内外游戏环境、合理计划和安排分配工作量、加强教师培养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能力的培训。

闫磊^[7]（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洪莉鸥^[8]（2019）在《死刑裁量标准研究》文中提出死刑诚严厉,标准最可贵,如若标准错,后果不堪估!死刑裁量标准随着我国死缓制度的逐步完善与细化而愈发突显其建构必要性与价值。这一标准的构建不仅体现为是否选择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死缓是否限制减刑（或死缓终身监禁）这三个层次裁量环节的规范与统一,还体现为鼓励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妥善合理解决死刑案件应当具有的人性与科学。对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努力减少死刑立即执行,实现死刑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威慑、教育挽救,对被害方的安抚救济等功能,达致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学界及司法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缓的严格限制”等裁量规范存在的理解模糊与判断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责任认定的不清晰,通过对人格责任理论引入死刑裁量的理解以及目前立法与司法裁量现状问题的分析,死刑裁量各个具体标准的探讨在以体现行为责任的社会危害性与体现行为人责任的反社会性两大量刑根据为主线中依次展开,如下图所示。首先,在阐述死刑裁量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死刑裁量标准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问题及“少杀、慎杀”发展趋势。指出量刑情节适用混乱的根源弊病,提出对死刑裁量各层次标准的区分把握关键在于对主观责任情节的功能性划分认定与综合评判。其次,梳理归纳、批判分析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就“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及“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一般规定的理解与认定,对归属主观范畴的相关概念做一比较辨析,区分适用反映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的不同功能的诸多裁量情节。再次,引入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的人格因素并借鉴域外国家将人格因素纳入量刑体系考察的做法,强调国家与社会综合治理,通过人格责任理论对我国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全新的理解,在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有机统一中认定行为人应予担负的罪责。复次,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基本标准,其中对支配行为人犯罪的罪过心理的把握需超脱于主观故意的心理事实,对反映情感罪过与犯罪动机相关情节进行规范性价值评判,在主观罪过的审慎认定中严格把握死刑准入的第一道关卡。最后,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极大作为死刑具体裁量的调节标准,在教化环境中给予行为人悔改自新的机会,根据行为人人格改过迁善的良性转变决定对其判处死缓,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依其反社会人格的改造难易程度决定死缓是否限制减刑或终身监禁。

李晓元^[9]（2019）在《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发事件的爆发看似偶然,实则其背后无不蕴藏着某些必然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突发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并化解其中的思想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古今中外的众多案例表明,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在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入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也面临诸如资源紧张、环境破坏、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成为诱发新时期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面对新时期突发事件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度大、连锁效应多等特点,全社会各行业各部门都应加以高度重视,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作为对人们思想意识进行教育引导的主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更是责无旁贷。应对新时期各类突发事件,思想政治教育应有所为且大有可为。围绕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课题,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观念解读。借鉴学界以往关于突发事件含义的研究成果,与若干相关概念进行对比,揭示突发事件的基本内涵,概括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以新时期为时间背景,论述新时期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和主要影响。引出新时期突发事件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通过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对比,对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基本规定,明确其主要特点。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具体到抽象,简述四类典型突发事件案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应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总结经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此为基础,为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及其运行等内容论述,划定基本论域和框架。第二章,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切近指导原则和理论借鉴。研究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依据一定的指导原则以保证性质和方向,同时借鉴多学科理论知识,以拓宽视域。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要求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近指导原则,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坚持辩证思维方法,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运用现代思维方法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和研究;二是坚持唯物史观理论视界,准确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充分理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新时期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需要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借鉴,具体包括:社会控制、公共危机管理、社会预警等管理学理论;社会失范、社会保障、社会冲突等社会学理论;相对剥夺、群体心理、灾害心理等心理学理论;以及公共治理、政治稳定等政治学理论。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功能及其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突发事件处置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耦合作用,同时也是化解突发事件所导致的各类思想矛盾的有效途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突发事件的处置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具体有:社会稳定、动员协调、共识凝聚、人文关怀、心理调适等功能。正是具有这些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突发事件显得十分必要。这种介入是通过新时期突发事件的处置机制呈现出来的,包括危机预警、信息发布、协调联动、心理干预等机制。本章主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介入新时期突发事件的原因、意义、表现等问题,为进一步论述运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奠定基础。第四章,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主要阐述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方略、环节、路径,具体的内容、方法、载体等体系,以及运行中“人”的因素等问题。运行是一个具体的动态过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主体与客体是对运行中担任不同角色和任务人群的划分,二者间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以人为本,系统介入是基本的原则性方略,在运行中既要针对不同对象做到因势利导、差别对待,又要根据事件发展全程贯通于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事后处置三个环节,做到动态干预。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以应急教育为主的内容体系、注重感召激励的方法体系和灵活多样的载体体系为基本骨干框架,通过政府主导、舆论信息引导、公众志愿参与、宣传鼓动等路径加以实现。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从抽象到具体,研究新时期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有助于提高理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本课题的最终旨向和落脚点。研究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填补相关理论空缺,还是在实践中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高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水平、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贾龙阳^[10]（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指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矛盾激化是进行教育的有利时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矛盾激化是进行教育的有利时机（论文提纲范文）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论文提纲范文）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游戏中幼儿同伴冲突的教师介入行为研究 ——以C市S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8）死刑裁量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矛盾激化是进行教育的有利时机（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3]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D]. 张闻捷. 吉林大学, 2020(03)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D]. 周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游戏中幼儿同伴冲突的教师介入行为研究 ——以C市S园为例[D]. 孙也普.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0(07)
• [7]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死刑裁量标准研究[D]. 洪莉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9]新时期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李晓元.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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