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工企业常用标准选编》正式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黎育生[1]（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晋江艳[2]（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李建楠[3]（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其实一直为党、国家和教育界所关注,并且不断有相关政策出台。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相关政策的实施尚未完全改变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和态度,尚未彻底改变人们对劳动教育的错误认知。在一些教育场合,劳动教育甚至被当作惩罚学生的手段,这也背离了劳动教育的应有之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的出台,都体现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劳动是创造人类社会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教育则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这其实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教育是伴随着人类劳动而出现的。我国的劳动教育,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为基础,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理念,并根据我国国情合理采纳中外教育学者的相关理论和各国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相关思想,不断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思想,为我国劳动教育事业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撑。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思想演变历程的梳理和挖掘,有助于厘清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在理论层面推进对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研究。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诸多变化,这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而劳动教育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也应加以考量,这样从整体上以历史视角分析劳动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跟上时代步伐。围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本研究在论证中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劳动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其一是对劳动及劳动教育的概念梳理,通过古今中外对二者的认识做综合分析和界定;其二是通过分析劳动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劳动能力提升、劳动形态变化、劳动范围扩展,阐明影响劳动教育相关主要概念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三是从树立劳动观念、培养劳动精神、提升劳动素养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劳动教育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本研究的理论来源,着重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劳动教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念和耕读教育理念,并对近现代中外学者对劳动教育的思考和探索进行概述。第四部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劳动教育思想的确立与曲折发展探析,通过对该时期党的劳动教育思想从确立到探索实践,再到“文革”期间的曲折探索的梳理,从劳动教育目的和实践效果进行剖析。第五部分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对劳动教育思想的重塑与革新。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得劳动教育思想在发展中添加了“技术”的元素,无论是从劳动素养还是综合实践出发,这时期的劳动教育思想开始强调综合技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第六部分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全面构建。中国共产党明确了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和创新动力,在劳动教育思想中强调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塑造良好社会风气、培育人才创新能力,这些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培育时代新人、破解人才培养问题的需要,同时将劳动教育延伸到社会不同主体,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劳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第七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指出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关,在劳动教育思想发展中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握理论实际相结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拓展实践平台,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使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更好发挥作用。
欧阳月明[4]（2021）在《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注重加强党性教育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进程中,面临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要顺利进行伟大斗争,成功应对大变局,进而深入推进伟大事业,圆满实现伟大梦想,关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能否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当前,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缺失、纪律意识淡薄,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迎来许多新机遇、新契机、新变化,面临不少新挑战、新任务、新课题,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短板。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一重大命题。党性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核心,提高党性教育质量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以新时代为研究背景,以党员干部为研究对象,以党性教育为研究主题,以提高质量为研究视角,在阐述内涵特征,遵循理论渊源,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经验教训,分析现实际遇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八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前提。第二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概念分析。主要阐述党性、党性教育、党性教育质量等概念的基本内涵,分析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分析、党性教育培训等概念的逻辑关联,以及梳理党性教育的主要特征。第三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理论遵循。主要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重点阐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鲜明特色和时代价值,这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考察。主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第五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比较借鉴。主要分析苏共亡党亡国中党性教育的失败教训、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性教育的有益做法、发达国家主要政党党性教育的经验借鉴,为本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第六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际遇。主要论述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问题短板,这是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第七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总体要求。主要论述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指向、主要原则以及评估维度。第八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主要从丰富内容、创新方法、拓展途径、健全机制、增强合力五个方面,提出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
华清君[5]（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秦磊[6]（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40余年的艰辛奋斗,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教学理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不断创新,取得了良善的教育实效,培养了无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最终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困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良善推进,引导教育对象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真知”、“真学”、“真信”、“真用”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学理基础和实践方案,明确教育对象的范围,明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培养什么人”。根据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象划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适应性和针对性;第二部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理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初步将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拨乱反正时期、开拓创新时期、繁荣发展时期、深入推进时期、全面深化时期,为总结基本经验奠定逻辑和史实基础;第三部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从历时性视角、文化价值与信仰谱系视角、创新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视角透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根据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人民群众精神家园出现的新状况、新特点,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当前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时代主题,构建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教育路径,以期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良善推进。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根植和内化,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价值指南和精神动力,以此维护我国社会的信仰生态。
张然[7]（2020）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蔗糖业,是将甘蔗作为原料,经过压榨、熬煮、分蜜等一系列手续后制成液体或晶体红糖、白糖、桔糖等糖品的行业。中国是传统的产糖大国,具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手工制造糖品的历史;明清时期,中国的手工制糖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其技术水平几乎已达世界高度。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机械制糖技术使快速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白糖成为可能,世界糖品市场也因此风云变幻。而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制糖场坊仍固守数百年前的手工制糖技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试图全面“移植”机械化制糖技术,但他们屡遭失败,使中国这一手工制糖大国陷入了转型之危机中。其中,四川省作为近代中国三大产糖大省之一,在20世纪初即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蔗糖经济”,制糖业在四川省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有数位致力于改良手工制糖业的先进人士将机械制糖工具引进四川省,但悉数失败。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新型酒精液体燃料对制糖副产品——糖蜜之需求陡增,而两广地区与福建省等传统产糖重镇又相继沦陷,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和制糖技术改良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中央工业试验所制糖试验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等多个科研机构与糖政机关的合作与努力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各技术人员遵循科学原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验仪器,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化、精确化的科学实验。面对战时的艰苦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最终在优良蔗种的引种、先进蔗作技术的引进、传统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及小型制糖机械——手摇离心机的仿制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技术层面的突破。与此同时,各科研机构和糖政机关联合金融机构,针对优良蔗种和手摇离心机在四川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推广体系,使科研成果的规模化转化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其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各方的合作与努力下,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几乎可以代表同时段中国大陆的最高水平。随着以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全机械化制糖工厂在战时四川省的建立,以及手摇离心机等小型制糖机械逐渐引进部分手工制糖场坊,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出了多种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并行的手工业“多元结构”。本文在中国近代手工业转型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近代中国的其他手工行业,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行业呈现出的“多元结构”,实际上是伴随着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维持”与机械化生产的“突破”。“维持”的具体表现是高度发达的手工制糖技术,固定的生产关系与融资关系,再加之贫困化趋势,使得战时四川省的多数手工制糖场坊只得维持手工生产,或对制糖机械接受能力不强。而“突破”的表现则是得益于政府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的支持,三座全机械的制糖工厂得以屹立于四川。因此本文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的“多元结构”一方面符合近代手工业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制糖行业和抗战背景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这一现象还象征着战时四川省制糖业“急进”与“缓进”并行的改良路径,这一路径与此前机械技术的全面“移植”相异,经过实践证明,是更适合于中国制糖业工业化的新路径。虽然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从甘蔗产量与糖产量的数据变化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呈现“徘徊不前”的形势。战时四川省制糖业之所以会出现发展“悖论”,本文通过对比20世纪30年代广东,以及日据台湾制糖技术的革新与制糖业发展,认为在战时的艰难且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事业的支持无法是长期的、深入的;而四川省本已呈现贫困化趋势的蔗农经济在战时更是颇为分散且不稳定,无法为改良制糖技术的推广提供好的环境。在种种限制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成果远未及“革新”水平,优良蔗种和小型制糖机械的推广也寸步难行,再加之战时的特殊背景,共同造就了制糖技术改良取得突破、而糖业发展却徘徊不前的发展“悖论”。
李永娜[8]（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戎卿文[9]（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健康[10]（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认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二、《化工企业常用标准选编》正式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工企业常用标准选编》正式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
| (四)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1949-195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孕育萌芽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 |
| (二)萌芽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流变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辅导员的呼唤 |
| (一)主渠道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
| (二)主阵地的开辟:高校党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与落实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落实 |
| (三)“双肩挑”: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
| 四、开端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实行“双肩挑”,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 (二)示范典型突出,借鉴创新一脉相承 |
| (三)多重角色并存,工作任务指向统一 |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1956-196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政治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
| (二)经济技术革命:重视知识分子和高举“三面红旗” |
| (三)文化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和“教育大革命”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 |
| (一)“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与局限性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演进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三、“政治挂帅”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首要性地位的重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批判定性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实践分析 |
| 四、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唯政治”倾向出现 |
| (二)“专职化”模式初显 |
| (三)“大众化”状态显现 |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透析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出现错误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组织机构瘫痪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被宣传队取代 |
| (四)高校辅导员身份角色发生颠倒 |
|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工作成绩遭否定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失造成的严重影响 |
| (一)严重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
|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
| (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三、曲折发展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队伍建设遭受环境影响 |
| (二)队伍建设一度停滞中断 |
| (三)队伍建设缺失影响很大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最重要的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
| (三)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判断标准 |
| (四)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 |
|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 三、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 |
| (二)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 |
| (三)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 |
| (四)坚持新老、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 (五)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 |
| (六)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劳动教育的一般解释 |
| 2.1 劳动与劳动教育的概念诠释 |
| 2.1.1 劳动 |
| 2.1.2 劳动教育 |
| 2.2 社会发展中导致劳动教育相关概念变化的主要因素 |
| 2.2.1 劳动能力提升 |
| 2.2.2 劳动形态变化 |
| 2.2.3 劳动范围拓展 |
| 2.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教育特征 |
| 2.3.1 树立尊重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观念 |
| 2.3.2 培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劳动精神 |
| 2.3.3 提升面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素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
| 3.1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劳动教育观 |
| 3.1.1 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3.1.2 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主要途径 |
| 3.1.3 劳动精神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个体发展的需要 |
| 3.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教育学者的劳动教育理念 |
| 3.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念 |
| 3.2.2 符合农业社会发展需要的“耕读”劳动教育理念 |
| 3.2.3 中国近现代教育学者对传统劳动教育的反思 |
| 3.3 国外学者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探索 |
| 3.3.1 近代欧洲学者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和探索 |
| 3.3.2 苏联教育学者在劳动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
| 第4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确立与曲折发展 |
| 4.1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思想的初步确立 |
| 4.1.1 以“为工农服务”作为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 |
| 4.1.2 以解决毕业生就业和人才紧缺为劳动教育契机 |
| 4.1.3 “以俄为师”的劳动教育政策取向 |
| 4.2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十年探索与实践 |
| 4.2.1 劳动教育向“本土探索”的思想转变 |
| 4.2.2 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
| 4.2.3 以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劳动教育目的 |
| 4.2.4 通过课堂教学和勤工俭学进行劳动教育实践 |
| 4.3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曲折探索 |
| 4.3.1 以世界观改造为劳动教育重点 |
| 4.3.2 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劳动教育目的 |
| 4.3.3 “开门办学,上山下乡”的劳动教育实践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探索革新 |
| 5.1 强调“技术”的劳动教育恢复与探索 |
| 5.1.1 劳动与技术“合成”下的劳动教育 |
| 5.1.2 以“为四化培养建设人才”为劳动教育目的 |
| 5.1.3 通过开设劳动技术课进行劳动教育实践 |
| 5.2 立足“素养”的劳动教育改革与深化 |
| 5.2.1 劳动教育中“人”的回归 |
| 5.2.2 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素质为劳动教育目的 |
| 5.2.3 劳动教育列入综合实践活动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全面构建 |
| 6.1 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意义审视 |
| 6.1.1 劳动教育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基本前提 |
| 6.1.2 劳动教育是培养现代化强国建设人才的重要支撑 |
| 6.1.3 劳动教育是破解人才培养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6.2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 |
| 6.2.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出发点 |
| 6.2.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的创新动力 |
| 6.3 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思想建设的要点 |
| 6.3.1 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
| 6.3.2 塑造诚实劳动的良好社会风气 |
| 6.3.3 培育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能力 |
| 6.4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 |
| 6.4.1 重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
| 6.4.2 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体制机制 |
| 6.4.3 强化党员干部劳动教育,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进的历史经验 |
| 7.1.1 劳动教育思想演进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关 |
| 7.1.2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的劳动教育思想的根本遵循 |
| 7.2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则 |
| 7.2.1 坚持理论实际相结合,在发展中丰富党的劳动教育思想 |
| 7.2.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实践创新为社会提供合格建设者 |
| 7.3 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实践的机制构建 |
| 7.3.1 探索立德树人中劳动教育的合理路径 |
| 7.3.2 拓展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实践平台 |
| 7.3.3 不断完善劳动教育制度保障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重点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1.5.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概念分析 |
| 2.1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内涵 |
| 2.1.1 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涵 |
| 2.1.2 党性教育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内涵 |
| 2.1.3 质量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的内涵 |
| 2.1.4 新时代的内涵 |
| 2.2 党性教育与相关概念的逻辑关联 |
| 2.2.1 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 |
| 2.2.2 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 |
| 2.2.3 党性教育与党性分析 |
| 2.2.4 党性教育与党性教育培训 |
| 2.2.5 党性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 |
| 2.2.6 党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 2.3 党性教育的主要特征 |
| 2.3.1 党性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
| 2.3.2 党性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
| 2.3.3 党性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要求 |
| 2.3.4 党性教育具有渗透的独特功能 |
| 2.3.5 党性教育具有内在的科学规律 |
| 第3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理论遵循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1.2 列宁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1 毛泽东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2 邓小平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3 江泽民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4 胡锦涛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3.1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3.2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 |
| 3.3.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发展历程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2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 |
| 4.2.1 坚持正确路线、把握发展方向 |
| 4.2.2 注重思想引领、加强理论武装 |
| 4.2.3 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
| 4.2.4 服务中心任务、强化问题导向 |
| 4.2.5 体现从严从实、融入日常经常 |
| 第5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比较借鉴 |
| 5.1 从苏共亡党亡国看苏共党性教育的失败教训 |
| 5.1.1 曲解、淡化甚至丢弃马克思主义 |
| 5.1.2 忽视党的宗旨教育 |
| 5.1.3 缺乏正确的党史教育 |
| 5.1.4 对党忠诚教育缺失 |
| 5.1.5 党性教育走形式、假大空 |
| 5.2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性教育的有益借鉴 |
| 5.2.1 越南共产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2 朝鲜劳动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3 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4 古巴共产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政党党性教育的批判借鉴 |
| 5.3.1 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党性教育 |
| 5.3.2 德国、法国、英国主要政党的党性教育 |
| 5.3.3 日本、新加坡主要政党的党性教育 |
| 第6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际遇 |
| 6.1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意义 |
| 6.1.1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
| 6.1.2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
| 6.1.3 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
| 6.1.4 进行伟大斗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 |
| 6.2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机遇挑战 |
| 6.2.1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生动实践带来的新契机 |
| 6.2.2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
| 6.2.3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形势带来的新变化 |
| 6.2.4 党的历史方位和党员队伍变化带来的新任务 |
| 6.2.5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带来的新要求 |
| 6.2.6 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新课题 |
| 6.3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问题短板 |
| 6.3.1 党性的宣传阐释有所滞后 |
| 6.3.2 党性教育认识误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
| 6.3.3 党性教育存在简单化、形式化、娱乐化倾向 |
| 6.3.4 党性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问题仍然突出 |
| 6.3.5 党员干部参加党性教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
| 6.3.6 党性教育考核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 |
| 第7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总体要求 |
| 7.1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理念 |
| 7.1.1 求真务实的理念 |
| 7.1.2 与时俱进的理念 |
| 7.1.3 全面从严的理念 |
| 7.1.4 分类施教的理念 |
| 7.1.5 贯通协同的理念 |
| 7.2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目标指向 |
| 7.2.1 根本目标和基本目标 |
| 7.2.2 统一目标和分类目标 |
| 7.2.3 宏观目标和具体目标 |
| 7.3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主要原则 |
| 7.3.1 政治引领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
| 7.3.2 思想改造与解决问题相结合 |
| 7.3.3 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7.3.4 丰富内容与创新形式相结合 |
| 7.3.5 集中学习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 |
| 7.3.6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
| 7.4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的评估维度 |
| 7.4.1 党性教育的适用度 |
| 7.4.2 党性教育的满足度 |
| 7.4.3 党性教育的保障度 |
| 7.4.4 党性教育的有效度 |
| 第8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 |
| 8.1 丰富党性教育内容 |
| 8.1.1 深化党性教育需求调研 |
| 8.1.2 精心抓好重点内容教育 |
| 8.1.3 认真抓好基本内容教育 |
| 8.2 创新党性教育方法 |
| 8.2.1 坚持运用讲授式方法 |
| 8.2.2 广泛运用渗透式方法 |
| 8.2.3 倡导运用案例式方法 |
| 8.2.4 深入运用互动式方法 |
| 8.2.5 积极运用典型式方法 |
| 8.2.6 大胆运用体验式方法 |
| 8.3 拓展党性教育途径 |
| 8.3.1 加大集中培训力度 |
| 8.3.2 抓好集中教育活动 |
| 8.3.3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
| 8.3.4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 |
| 8.3.5 用好实践锻炼平台 |
| 8.3.6 发挥环境影响作用 |
| 8.3.7 注重加强自我教育 |
| 8.4 健全党性教育机制 |
| 8.4.1 健全党性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机制 |
| 8.4.2 健全党性教育保障机制 |
| 8.4.3 健全党性教育考核评价机制 |
| 8.4.4 健全党性教育宣传研究机制 |
| 8.5 增强党性教育合力 |
| 8.5.1 压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
| 8.5.2 激发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 |
| 8.5.3 发挥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主阵地作用 |
| 8.5.4 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 |
| 8.5.5 加强党性教育的工作统筹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信仰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 (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象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拨乱反正时期:解放思想,回归正确轨道(1978 年-1982 年) |
| (一)由“两个凡是”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转变 |
| (二)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教育目标的转换 |
| 二、开拓创新时期:规范教育,丰富精神生活(1982 年-1992 年) |
| (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二)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建设中规范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 三、繁荣发展时期:多措并举,巩固主导地位(1992 年-2002 年) |
| (一)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二)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 (三)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
| 四、深入推进时期:凝心聚力,坚定科学信仰(2002 年-2012 年) |
|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
| (三)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 五、全面深化时期:铸魂育人,落实根本制度(2012 年-2020 年) |
|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坚定精神支柱,强化党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 |
| (一)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针 |
| 二、始终直面思想、信仰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 |
| (一)直面思想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批判性 |
| (二)直面信仰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力 |
| 三、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客观有效性和良善效果 |
| (一)根据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构建分众化、对象化的教育路径 |
| (二)根据教育对象的差异性,运用多样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 |
| (三)根据教育环体的复杂性,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教育格局 |
| 四、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置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谱系之中 |
| (一)坚持以政治化视角出发完成对人的社会化教育 |
| (二)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导向 |
| (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精神家园 |
| 第三章 基于基本经验,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
| 一、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 (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 (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
| (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
| 二、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
| (一)守正创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
| (二)正本清源,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效 |
| (一)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新” |
|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广” |
| (三)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效” |
| 四、建设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家园 |
| (一)坚持意识形态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的有机统一 |
| (二)人民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旨归 |
| (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坚定信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近代中国农业、手工业科技改良研究 |
| (二)中国糖业史研究 |
| (三)中国近现代制糖技术史研究 |
| 三、本文主旨与结构安排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制糖业与制糖技术发展概况 |
| 一、近代中国甘蔗制糖业概况与蔗糖经济区 |
| 二、中国手工制糖技术及在近代的发展困局 |
| (一)蔗作技术 |
| (二)手工制糖技术 |
| 三、全面抗战爆发前机械制糖厂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尝试与失败 |
| (一)民国建立之初的振兴糖业措施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 (三)从技术史角度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 第二章 战时四川甘蔗引种与蔗作技术改良 |
| 一、科学论证的基础:蔗糖业改良机构与蔗糖经济调查 |
| (一)蔗糖业改良机构——四川省甘蔗试验场的设立 |
| (二)蔗糖业改良之准备——蔗糖经济调查的进行 |
| 二、蔗作试验:甘蔗种植的现代化 |
| (一)优良蔗种引种试验 |
| (二)优良蔗种栽种试验 |
| (三)甘蔗宿根技术、秋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试验 |
| 三、优良蔗种与相关试验成果的推广 |
| (一)第一阶段(1937-1942年):由甘蔗试验场主导进行的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 |
| (二)第二阶段(1943-1945年):由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主导、甘蔗试验场辅助开展的优良蔗种推广 |
| (三)战时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的成果与困难 |
| 第三章 战时四川省手工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 |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考量与计划 |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的必要性 |
| (二)商议与制定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方针 |
| 二、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 |
| (一)压榨 |
| (二)熬煮 |
| (三)分蜜 |
| (四)红糖包装 |
| (五)蔗汁澄清 |
| (六)糖清脱色 |
| 三、离心机制糖法的引进与推广 |
| (一)离心机制糖技术与黄泥漏钵分蜜法的对比试验 |
| (二)手摇离心机的自制与使用法研究 |
| (三)离心机制糖技术的推广 |
| 第四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机械制糖技术引进与发展 |
| 一、半机械化的小型改良糖厂 |
| (一)华农糖厂 |
| (二)华原糖厂 |
| 二、机械制糖技术的全面移植:中国联合炼糖公司的建立 |
| (一)中国联合炼糖公司概况 |
| (二)中炼司的精糖生产与机械设备 |
| 三、“维持”与“突破”:由制糖技术发展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特殊性 |
| (一)传统手工生产的“维持”——近代手工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
| (二)制糖工业的“突破”——非常态战时经济下的四川省制糖业新发展 |
| (三)与其他近代中国手工行业的结合思考 |
| 第五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困境与蔗糖业的发展悖论 |
| 一、政策支持的缺乏 |
| 二、四川省蔗农经济的分散性与不稳定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化工企业常用标准选编》正式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李建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D]. 欧阳月明. 南昌大学, 2021(02)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D]. 秦磊. 广西大学, 2020(07)
- [7]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D]. 张然. 西南大学, 2020(0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9]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10]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