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撒马尔罕使者海禄访华及明朝廷的反应

一、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论文文献综述）

段知力^[1]（2021）在《中缅宗藩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有着近二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中缅两国就利用“蜀身毒道”开启了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朝贡,汉和帝赐雍由调金印紫绶,开启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序幕。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缅两国一直延续着政治往来。到了元代,蒙古人用武力迫使缅甸称臣纳贡,缅甸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中缅两国正式确立起宗藩关系。清朝末年,缅甸被英国吞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身为缅甸宗主国的清王朝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缅甸条款》,中缅宗藩关系正式结束。本文将中缅宗藩关系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九个阶段:产生、萌芽、形成、确立、调适、发展、成熟、衰落、终结,并从各阶段的发展变化状况、原因与影响、重点和热点问题等视角,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和论述,最后分析了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探究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定位。本文内容包括绪论、正文七章和结语。绪论首先说明选题的理由是全面探究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模式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同时,今天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关系及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正是中国与缅甸历史上宗藩关系的延续。对缅甸这样一个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和我国的邻邦,我们必须对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对宗藩关系的概念作了简要界定。接着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动态进行介绍和梳理,并作了简要评价,也指出了已往研究的不足。最后扼要指出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思路、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叙述早期的中缅关系及中缅宗藩关系的萌芽。从中缅两国早期的政治交往入手,重点阐析东汉至唐朝时期中缅两国的朝贡活动,并对掸国的地望问题以及唐朝、骠国、南诏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探究。第二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形成与调适。首先对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之间的朝贡活动进行了阐析,对宋朝、蒲甘王朝、大理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了剖析,对促使中缅宗藩关系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其次围绕中缅宗藩关系确立的背景、过程、结果展开论述;再次阐述了中缅宗藩关系出现的波折,介绍了元朝为巩固与缅甸的宗藩关系所做的努力;最后分析了元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明朝取代元朝后,很快与缅甸建立起宗藩关系,缅甸境内的阿瓦、白古等割据政权频繁向明朝遣使朝贡,明朝设置“三宣六慰”,进一步推动了中缅宗藩关系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中缅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了战争,导致朝贡活动明显减少。此外,本章还对明缅宗藩关系衰落的原因、明缅战争对明缅宗藩关系的影响以及明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四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成熟。清朝入主中原后,沿袭了明朝的朝贡制度,但并没有很快与缅甸建立起宗藩关系,直到乾隆年间与缅甸雍籍牙王朝爆发了战争。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了《老官屯协议》,最终建立起宗藩关系。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将贡期、贡道、朝贡规模、贡物、赏赐等制度化,为中缅宗藩关系进入成熟阶段奠定了基础。本章重点阐述了乾隆至咸丰年间缅甸的朝贡活动,包括朝贡时间、使行路线、贡物、赐予等,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剖析中缅宗藩关系成熟局面形成的原因与过程,阐释了这一时期清缅宗藩关系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对中缅宗藩关系产生冲击。由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东亚各国的殖民入侵,使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系逐渐瓦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瓦解中缅宗藩关系而采取的连环战略,对中缅宗藩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第六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衰落与终结。对衰落的具体表现、原因与结果进行了阐析,系统地论述了英国对清缅宗藩关系的破坏;清政府对英国破坏清缅宗藩关系的态度,包括清政府对缅甸问题的态度以及中英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最后对中缅宗藩关系结束的过程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外,本章还对清缅宗藩关系的特点作了总结归纳。第七章主要叙述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通过对中缅宗藩关系与中朝、中琉、中越、中暹、中南、中苏宗藩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缅宗藩关系的特点,探讨中缅宗藩关系的定位。最后是结语部分。在回溯中缅宗藩关系始末的基础上,解释了将中缅宗藩关系确立时间界定在元代的原因,分析了元朝与清朝对待中缅宗藩关系的不同态度,探讨了缅甸没有像越南一样融入儒家文化圈的原因,探究了缅甸官方史书和研究学者对中缅宗藩关系认知存在误区的根源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阐析了中缅宗藩关系的结束对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于子浩^[2]（2019）在《明代的贡物、蕃货及其流通》文中认为明朝推翻蒙古族政权后,严明夷夏之辨,欲对前朝统治“拨乱反正”,在昭告天下的同时,遣使出访海外。明太祖按照中华传统礼法,沿袭和发展了朝贡制度这一传统对外关系体制作为有明一代外交策略的主体,构建出一个以大明王朝为中心、海外诸国称臣纳贡的朝贡体系。在明代初期的朝贡体系下,明太祖厉禁民间海外贸易,以官方贸易为常态,而海禁的特殊性,使得贸易行为扩大至诸蕃国之间,不仅催生和巩固了琉球作为贸易中介国的地位,而且影响了朝鲜的贡物筹办。完备的朝贡贸易网络的形成,加速了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物品流动,刺激了东方贸易的活力。而在明朝国内,对于货物的运转与流通也自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运作方式,这种方式保证了输入国内的蕃国货物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蕃货的输入与流通,给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政府专揽对外贸易之利,严格控制蕃货在国内的流转,不受市场调节的商品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涌入,香料、布匹等大宗物品大量淤积。政府为消耗府库内的货物,通过赏赐、折支俸禄的形式将损失转嫁给臣民,由此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海外诸国经年累月的蕃货输入,特别是永乐年间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活动,无意间开拓了蕃货的国内市场,使得诸国货物与明代百姓日常生活愈加不可分割。也为私人海外贸易创造了发展之机。商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体现人们的观念与意识,时常与文化融为一体。由于朝贡贸易的官方性质,使得“外夷”输入明朝的货物大多附和着精英阶层的喜好。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社会精英,他们更多时候看重的是蕃货的象征性与文化性,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也提示着在外来蕃货与时人观念之间,隐约存在某种关联,正所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也。

王文秋^[3]（2019）在《帖木儿朝末期撒马尔罕政权纷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405年,被称为“中亚霸主”的异密帖木儿（Emir Timur）骤然离世后,其创立的王朝随即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在帖木儿朝末期的各种纷争中,以围绕王位继承权展开的政权纷争尤显激烈。作为帖木儿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的撒马尔罕成为包括王族成员在内的多股势力争夺的焦点,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也深刻影响了王朝未来的走向。1496年撒马尔罕爆发的军事政变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族内讧白热化的一个标志。十五世纪末围绕撒马尔罕政权展开的政权纷争中,不仅有帖木儿后裔、不同背景的地方势力的参与,其他游牧政权也纷纷介入,使这场政权纷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最终,帖木儿朝努力维系的游牧军事势力与农耕定居势力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王朝的灭亡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

张之杰^[4]（2018）在《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贡狮图》试释》文中研究表明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苏丹阿黑麻遣使贡二狮。此事载于《明史》《明实录》和《大明会典》。描绘此次贡狮的《贡狮图》,及诗堂之成化《御制狮子赋》,皆未见文献着录。此图流传西方,经嘉德艺术中心在北京展出国人始得一见。笔者抄录《御制狮子赋》,发现蕴藏若干史实。根据动物学,判定图中之狮子为一岁左右雄狮。此图系贡使抵京后所绘,出于宫廷画家手笔。根据贡使之行径,臆断贡使一行人或为商人冒充。

徐虹^[5]（2018）在《明代前期西域朝贡使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汉代张骞凿空之旅后,历代中原王朝十分重视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明初,部分残余的蒙元势力雄踞西北边疆,为明朝之隐患。为使海宇肃清,明统治者一方面派军深入漠北打击残存的元朝势力,一方面招徕西域诸蕃,加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西域诸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纷纷与明政府建立朝贡关系,定期向明朝派遣朝贡使臣。朝贡使团由不同阶层的人员构成,或为宗教人士,或为世俗亲贵,他们按照明朝既定的程序,往来于古老的丝绸古道,使一时萧条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明政府对来华的西域使臣一般都给予优厚的待遇,这在其衣食住行和贸易方面皆有所体现。对西域贡使的接待与管理,明朝政府有一整套的规定,这些规定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基本原则。明政府承袭前朝旧制,对前来朝贡的使臣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同时要求其遵守明朝法令,不得违禁。“朝贡”与“回赐”是西域与明廷之间政治经济往来最主要的方式,远道而来的朝贡使臣们将产自西域的马匹、玉石、珍禽奇兽频频输往明朝。明政府为表彰其输诚纳贡并彰显天朝上国的风范,往往对贡使给予丰厚的回赐,从而刺激了更多的西域使臣前往明朝朝贡。朝贡使臣作为连接明朝与西域之间的桥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加强着双方的联系,最终使朝贡体制在明代前期达于鼎盛。

袁小湉^[6]（2017）在《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是指明代中后期以皇帝为核心,包括皇后、妃嫔、宦官在内的宫廷中人所参与的涉外交往活动以及以服务宫廷皇室为目的的涉外交往活动。它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本文主要围绕明代中后期的朝贡活动、西方传教士的宫廷活动、宦官的涉外活动三个方面对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明前期朝贡体系的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沿用朝贡制度,遣使四出,招徕各国朝贡,积极建立与周边各国的友好关系。高丽、安南、日本、琉球等国在明太祖政策的影响下陆续遣使入明朝贡。到成祖、宣宗时期,祖孙二人实行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朝贡体系达到顶峰。明太祖时期还制定了与朝贡政策相配合的海禁政策和朝贡礼仪。海禁政策对朝贡体系起到了维护的作用。繁琐、严格的朝贡礼仪则是朝贡体系下宗藩关系的外在体现。第二部分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朝贡活动。不仅分别阐述了明代中后期主要朝贡国家朝贡活动的情况及贡期、贡道、朝贡频率的变化。还与明前期的朝贡活动就朝贡次数、朝贡国家（数量、区域）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明代中后期朝贡活动的变化。并分析了朝贡活动变化的原因。第三部分论述明朝宫廷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唐元时期传教士就开始了与宫廷的交往,注意发展与皇室宫廷的友好关系,以达到促进其传教的目的。明末天主教士也积极谋求进入明朝宫廷,以期获得皇帝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教的认可。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西学与天主教开始在明朝宫廷传播。第四部分论述明代中后期宦官涉外交往活动。明代中后期宦官权力逐渐扩大,阉宦擅权乱政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涉外交往上也多有介入。宦官不仅掌握市舶司管理的大权还作为使臣出使他国。第五部分结语,论述了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活动的特征。与前期相比,明代中后期的宫廷涉外交往活动具有继承性、时代性、衰退性的特征。

刘露^[7]（2017）在《GIS下的14-17世纪陆上丝绸之路道路复原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4-17世纪明代陕西行都司、新疆及中亚、西亚等地为主要研究区域,此区为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民族交错分布,战争频发,本文希冀能通过对这一时期此区域内部交通道路状况的梳理、道路性质的甄别完成道路网的构建。本文整体上分为五章,第一、二、三、四章分别探讨了西北地区、新疆地区、中亚河中地区、喀布尔地区、西亚伊朗、伊拉克地区的交通道路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相关问题,第五章为全文结论。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综述。第一章概述了明朝建国以后,在前代基础之上对西北地区驿路系统的恢复和重置,探讨了各条主干道的具体用途及存续问题,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部分漏驿、错驿的设置时间和具体位置进行补充。第二章基于对14-17世纪新疆地区交通道路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嘉峪关至吐鲁番段的道路性质及通塞变化情况,增加了对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天山北道的探讨。总体而言,嘉峪关至吐鲁番的道路作为官方明文所规定的西域各国朝贡往来的道路,在14-17世纪里经历了由闭塞——通达——混乱——关闭的过程;陈诚出使西域和别失八里国的西迁都从侧面证明了传统上的天山北道在这一时期仍然得以沿用,众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有助于勾勒和复原北路走向。第三章概述了 14世纪帖木儿建国时期对中亚道路的重新开拓过程。对比研究了中西间在驿站制度的设置和具体管理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在交代清楚整个时代背景的前提之下,继而分三小节,完善对河中和喀布尔地区交通道路的复原。第四章从伊朗、伊拉克地区的自然环境、古城演变及旅行家日记三方面入手分析了西亚地区道路网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经过梳理研究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9-13世纪的的中亚地区丰富的史地资料记载情况来看,14-17世纪此地区的城市由于战乱普遍衰落,传统的道路交通网络虽仍然存在和沿用,但通达性和安全性大大下降。以上四章,于各章内的最后一节中均有对此章所论述到的道路复原方法的介绍。第五章对比总结了 14-17世纪丝路交通路线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概括性的总结了在结合GIS技术复原古代道路时的经验及感悟,古代丝绸之路并不是遵循严格意义的以官方为主导的有固定起始点的不间断的一条或多条商品贸易路线,反而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张官方、民间双活跃囊括了政治交往、经济交流等多种目的的各片断性、地区性的交通道路相连接、相交错的道路网。

任浩^[8]（2016）在《中国古代贡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汉汉武帝年间,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人们开始认识到狮子这种域外动物。《汉书》中的乌弋山离国是已知最早的产狮地,随后中国古文献中关于产狮地的记载层出不穷。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人对产狮地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中原使节出使西域时的见闻,产狮地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中西亚,而且对产狮地的认识呈现由近到远,由陆路到海路的特点。中国自古不产狮子,狮子因其稀奇珍贵成为绝佳贡品。贡狮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之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相对沉寂,明前中期达到高潮,明后期走向衰落。贡狮以陆路为主,宋以后出现少数海路贡狮。贡狮国通过贡狮寻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中原王朝则借贡狮来彰显其统治合法性和正统性,所以中原王朝对贡狮一般采取欢迎的态度。但在明中期的成化、弘治、嘉靖年间也出现了质疑、反对贡狮的言论。中原王朝对贡狮一般都给予接受,但也出现了少数的遣返与却贡事件。随着狮子传入中国,中国人对狮子也形成一定认识。在外形,一般都认为狮子似虎、色黄、尾端毛大如斗;在特点上,认为狮子迅捷、食肉、威服百兽;在驯养方面,认为狮子劳费大、难驯养。凭着对狮子的认识,中国人也将狮子运用于观赏、作战、避邪、药用。在宫廷,出现了有关狮子的诗赋和绘画,在民间也出现了有关狮子的民俗与文化。

杨晓波^[9]（2015）在《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海上对外贸易自汉朝开始发展,而政府对海上外贸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则始于唐朝。随着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唐朝统治者开始正式确立对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法律规范,主要涉及海上朝贡贸易的管理、私人海上外贸的许可制度、海上出入境商品的检验、海上外贸税收制度等方面。同时,唐朝政府还首创了专门负责海外贸易管理执法的官员——市舶使,成为后世诸朝市舶司的前身。两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开拓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宋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在唐朝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在海上外贸管理法制上,虽然宋政府也管制和主导海上对外贸易,但在权力的设定和使用上寓管制于开放,民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因此飞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增加。宋政府同时还将唐朝设立的市舶使发展成为市舶司,确立了其海上对外贸易常设管理执法机构的地位。元朝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律制度是唐、宋旧制的继承和发展。元朝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相比前朝,显得更为系统和完善。它设置了市舶机构,并且制定了单独法律《市舶则法》。因而,海上对外贸易被纳入了国家行政力管辖的体系,保证了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元朝自此进入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巅峰时期。横跨欧亚的元帝国崩塌后,国际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明朝统治者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肃清元朝的海外影响、同时取得海外诸国对其国际地位的承认。于是,明朝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重心又从经济立场回复到政治立场,立法宗旨开始了重大转变。明朝政府从维护中央集团的需要出发,放弃了互通有无的海外贸易精神,唐、宋、元三朝累积起来的海洋创新气质逐渐丧失。但是与之相反,明朝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则是全方位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呈现出一种变革的态势。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引起了农业社会的结构性变异,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的历史性变革,贸易的繁荣和商人势力的壮大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而早期城镇化的进程则推动了各种商业中心的形成。这些变化,都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商品交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并不亚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这些都为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私人海上对外贸易在困难重重中屡禁不鲜,朝野上下皆有呼吁政府改变海上对外贸易政策的声音。这些思想从各个角度出发进行论述,更有有识之士已然认识到当中经济规律的作用,一种反应民间资本扩张需求和代表商人利益的外贸思想出现,强调应站在富国强兵的高度开放海上对外贸易。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发展到明朝,产生了质的变化。明朝针对海上外贸管理的法律规定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方面,前者注重于海禁,主要用于保证海外朝贡贸易、限制民间海外贸易,而后者一般是对海上进出口贸易的流程管理和具体措施,针对性强。明朝皇帝是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最主要的立法主体,礼部、兵部、户部、都察院等是中央立法的辅助主体,而沿海地方官府则是明朝海上外贸管理地方性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明朝海上外贸管理的立法并没有独立的体系,由《大明律》、《问刑条例》、《大明令》、《大明会典》等法律典章,和许多临时性的法令法规所构成。中央政府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大明律》、《问刑条例》、《大明令》、《大明会典》等法律典章中,制定时间大多在明前期。而且在《大明律》、《大明会典》、《问刑条例》等所涉及到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规定,自确定之日起一直到明末,并未产生大幅修改,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除了“常经之律”外,明朝中央政府更倾向于制定“一时权宜之法”,具体形式包括诏令、敕令、榜文律令等等。这些“权宜之法”中的重要部分,在明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年间修订《大明律》和《大明会典》时,都被收入其中,校勘增补后“永为常法”。明中叶之后,在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制基本框架确定的情况下,沿海各地方政府开始了法制改革,制定了许多地方性法规,包括立法题奏、文告禁约和外贸协定。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制的调整对象包含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海上贸易两个方面。针对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法令,作为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制的核心内容,贯穿明朝始终且一直引人注目。自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开始,明朝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长期海禁,对明朝乃至东南亚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各时期的海禁法令主要包含了严禁民间下海通番贸易、禁止私自出口违禁物品、禁止民间收买进口商品、严格控制海船规模等方面。明初颁布的海禁法令其实并不意味明政府全面禁止海上对外贸易活动,附随着朝贡活动而来的海外贸易行为是被中央政府允许的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模式。为了有效管理海外贸易,明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相关内容予以了详细的法律规定,主要包含朝贡资格的授予、贡期、贡道、朝贡使团规模、贸易方式、贡物和回赐等方面。明前期的海外贸易管理执法机构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政府中的执法机构有礼部的主客清吏司和行人司、兵部的会同馆、户部、鸿胪寺、太常寺等部门,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主要有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市舶司等。虽然明朝沿袭元朝体制,设置了市舶提举司作为海外贸易管理的地方执法机构。但较之前朝,明朝市舶提举司的地位并不突出,职权有限,并且几经起复,命运多舛。明前期,沿海地区先后设立了5个市舶提举司,其中以浙江、福建和广东为主。同时,皇帝直接下派的市舶宦官也成为明朝海外贸易管理执法机构的一大特色。永乐之后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市舶宦官,凌驾于市舶提举司之上,形成了市舶太监与巡抚、三司等官员的多头领导市舶提举司的情形。明中叶,社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沿海商民想要出海贸易的愿望也愈加强烈。嘉靖年间,中日朝贡贸易的失误而造成的“宁波争贡事件”,使得明政府的海禁法令进一步加强。嘉靖“宁波争贡”事件之后,明政府不仅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还加强了海防力度以备倭。在这种“守备为上”的习惯性思维下,自嘉靖三年（公元1534年）开始,海禁法令被一再加强。嘉靖年间的海禁法令,起初多以皇帝对官员奏呈的批示作出,以诏布示天下。嘉靖中期,为了更好地实行海禁相关法令,明政府将之前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将其系统化、条文化,作为《大明律》中“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文的补充规定,编入嘉靖二十七（公元1548年）年颁布的《嘉靖新例》中。此外,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颁行的《嘉靖问刑条例》中,对于海禁法令也作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海禁法令禁而不绝,民间海上走私贸易势不可挡,合法的官方朝贡贸易逐步萎缩,明政府开始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开展海外贸易的转型。中央政府方面,制定了全新的“弘治新例”,对洪武、永乐年间制定的有关抽分、估价的朝贡法律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力求保持朝贡贸易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层面,广东不仅开始征收商税,实现了海外贸易税收法制的结构性变化;还允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贸易,开创了“广州——澳门”模式。执法机构方面,嘉靖年间撤销了市舶官宦后,明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就形成了以海道副使为主导,府县分权管理、相互监督的执法体系。明朝后期,海上对外贸易的天平开始向商舶贸易倾斜,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变革中的明政府在严苛的祖宗之法下,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变通途径。隆庆改元之后,明政府终于解除了一直以来禁止百姓“贩夷”的律法,允许福建漳州、泉州百姓“准贩东西二洋”,明朝海外贸易管理法制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一改变,是明政府在海外贸易管理的立法上的历史性变革,打破了自朱元璋时期就确立的民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的禁令,开拓了明朝海外贸易发展的全新时代。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隆庆福建的开海是局部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和全面的。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漳州开征商税,形成了新的《商税则例》。万历年间,包含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内容的海澄月港商舶税收法制确立。嘉靖末年,广州开始举办定期的国际商品交易会,允许葡萄牙人前来交易,到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确定为春秋两季进行,展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为了配合广州交易会的开展,广东海外贸易法制也作出了进一步的革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殖民者相继叩门求市,明朝广东地方政府在长期的摸索、争论和实践中,终于确立了关于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法律制度,同时也明晰了“广州——澳门”海外贸易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到了明后期,市舶提举司中仅存广东市舶提举司一个。隆庆元年漳州月港开海后,海外贸易管理执法体系也进行了相应的调适,出现了由漳、泉两府轮署的督饷馆等机构。另一方面,随着明中后期澳门开埠后广东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官方牙行在明后期的广州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客纲”、“客纪”和“十三商行”等新情况。与前朝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相比,明朝有了很大的变化:立法目的显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法律内容相对比较消极,执法机构中权力重重博弈。明朝中后期,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海上外贸管理法律制度中曾经被剥离或被忽略的经济功能开始被动回归,并且有了逐步加强的趋势。福建和广东在海外贸易管理立法和执法领域的制度创新,开始发挥创造财富、富国裕民的功能。它带来了区域人口与物资流动的加速、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农业和手工的转型。不过,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待明朝海外外贸管理法制改革的局限性,不要过分高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应该认清其改革路线自下而上、范围区域性限制、深层力量欠缺的问题。同时,这套制度性的调适,还为清前期海上贸易管理法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褚宁^[10]（2014）在《16、17世纪中亚与中国关系研究四题》文中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伴随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波及到整个中亚穆斯林世界，在那里传统依旧占据着主流。16世纪初，月即别人已经代替帖木儿王朝后裔成为了中亚地区的主人，他们先后在河中与花剌子模建立布哈拉与希瓦两个汗国；与此同时，在新疆地区呈现的是叶尔羌汗国与东察合台汗国政权并存的局面。地方势力的割据称雄加之这一时期汉籍史料的缺载似乎“印证”了传统丝绸之路开始走向衰落。事实上，我们从当时布哈拉商人频繁的往来、中亚族群的东迁以及苏非教士入华的活动，便能窥见到中亚与中国并非全然割裂的两个区域，而是有着深入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并不是简单的点对点式，而是以中亚——新疆——内地三方的间接交往模式展开的。本文力图以中外关系史的视角，从不同政体互动、中亚商业网络、族群交融和苏非教士入华四个议题重新审视这一时期中亚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1）中缅宗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的贡物、蕃货及其流通（论文提纲范文）

（3）帖木儿朝末期撒马尔罕政权纷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贡狮图》试释（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前期西域朝贡使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GIS下的14-17世纪陆上丝绸之路道路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贡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6、17世纪中亚与中国关系研究四题（论文提纲范文）

四、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缅宗藩关系研究[D]. 段知力.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明代的贡物、蕃货及其流通[D]. 于子浩.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帖木儿朝末期撒马尔罕政权纷争研究[D]. 王文秋.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4]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贡狮图》试释[J]. 张之杰. 科学文化评论, 2018(04)
• [5]明代前期西域朝贡使臣研究[D]. 徐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6]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研究[D]. 袁小湉.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
• [7]GIS下的14-17世纪陆上丝绸之路道路复原研究[D]. 刘露.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8]中国古代贡狮研究[D]. 任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11)
• [9]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D]. 杨晓波.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10]16、17世纪中亚与中国关系研究四题[D]. 褚宁. 暨南大学, 2014(04)

标签：朝贡贸易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