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政治心理与汉政权的建立(论文文献综述)
杨强[1](2021)在《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文中指出汝颍地区作为汉晋间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时人常以“汝、颍”并称,并流传有“汝、颍固多奇士”的谚言。汝颍士人不仅在政治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化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东汉末年,汝颍士人通过交游、人物品评等方式,关系日益密切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不仅对汉末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汉末士风和学风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汉魏之际,中原混战,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对流迁地的选择以及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是不同的。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的主要原因是避乱保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汝颍士人选择并定居于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后,由于失去了其宗族乡里根基,故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权统治者的控制性和对其他地域士人的排斥性。在袁绍和刘表政权中,由于统治者政治天平的失衡,汝颍士人或深得统治者信赖而佞幸惑主,或不被统治者重用而明哲保身,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北和荆州政权的衰亡。在蜀汉和孙吴政权中,由于统治者采取平衡侨旧的政策,兼用汝颍士人和土着士人,汝颍士人能够进入其政权中心并定居于流迁地,从而对蜀汉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献帝都许后,诸政权中的汝颍士人大多返迁中原并进入曹氏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间、汝颍士人与谯沛士人间有合作也有冲突。相较诸政权,曹氏政权统治者能够较好地调和政权内部的矛盾,使汝颍士人能够在矛盾中求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氏霸业的建立。魏晋禅代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抉择是多样的。有的进入司马氏政权发展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后来因骄横跋扈并遭受排挤而死;有的在名节与家族之间徘徊,政治态度不明确,最终引起了司马氏的猜疑而身死族败;有的则选择忠于司马氏,不惜以人格的佞幸化谋取自身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在西晋重权势、重家族士风的影响下,不仅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而且汝颍士人内部彼此争斗,地域观念逐渐淡薄,家族观念日益浓厚。汝颍士人关心的已不再是地区的繁荣,而是注重家族的尊显。两晋之际,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沦为战场,汝颍士人选择进入诸王府和方镇,以期在避乱保身的同时提升政治地位。由于诸王府和方镇吸纳汝颍士人的主要目的是收取人望,故汝颍士人很难进入其权力中心并影响决策。由于地域士人间存有政治利益矛盾,导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生存境况较为恶劣,惟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迁移江东并进入司马睿府的汝颍士人则得到了重用。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声望上获得了较大的优势,从而为司马睿立国江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晋间,汝颍士人之所以在诸政权“清贫守约”、“俭约自居”,主要是因为汝颍士人受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门风和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此外,这也是汝颍士人出于调和政权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考虑。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化,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汉晋间诸政权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较为普遍,诸政权统治者能否调和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汝颍士人不仅对汉晋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汝颍士人在汉魏之际的清谈和任诞风尚中具有开启和引领作用,但是在两晋之际入玄风者却是不多,汝颍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逐渐丧失。
赵晨韵[2](2020)在《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汉为两晋时期以賨人李氏为首的六郡流民于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两晋时期南方唯一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西晋元康年间,秦、雍二州相继爆发氐人齐万年叛乱与大旱,兵祸天灾相连,大量秦雍二州百姓被迫成为流民,陆续迁徙至巴蜀就食。流民中颇具威望的賨人李氏兄弟被时任益州刺史的赵廞任命收合流民,形成一支流民军。后因侨旧矛盾激化,双方决裂,李特率兵在益州绵竹一带建立了流民军政府,为成汉雏形。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蜀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下称帝,定国号为“成”。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雄堂弟李寿废李雄之子李期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为最早建立的十六国之一,深受两晋局势影响同时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成汉作为十六国之一,能在巴蜀割据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与其进行的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成汉政权存在诸多的复杂关系,如六郡流民与巴蜀士民的侨旧关系、成汉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汉与两晋政府及其余割据政权的关系以及成汉政权与天师道的关系等。成汉进行政权建设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故成汉政权建设既沿袭蜀汉及魏晋制度,也根据实际进行了创新。因内外局势变化,大成国时期与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也有所不同。大成国早期努力调节各矛盾的政权建设使其能屹立于巴蜀,而大汉国后期失衡的政权建设则加速了成汉的灭亡。成汉的政权建设为后世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许多经验,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冯渝杰[3](2020)在《成汉政权的“汉家”认同与宗教乌托邦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李雄的出生神话明显带有模仿汉高祖及光武帝的痕迹。成汉政权的封国则反映了对"汉家"秩序的追慕及恢复之愿望。成汉政权的官僚组织结构,亦基本仿拟汉晋制度而设。此皆反映了成汉政权对"汉家"的强烈认同。与此同时,李氏发迹时"郫中细子"之自称,政权建立过程中李氏对范长生的尊崇,以及政权建立后尊贤重道与政教合一之治国方略的施行,皆可明确成汉政权的道教性格。成汉政权的"汉家"认同意识与道教性格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与巴蜀的地域文化,当是其宗教乌托邦实践能够一段时间内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此亦有助于理解十六国的政治文化。
田丰[4](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王贝甜[5](2020)在《秦末汉初民众心理与社会行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既受社会因素决定,也受一定的心理状态影响。行为与心理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民众心理的变化对秦末汉初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统治政策影响民众心理,秦末暴政的产生与秦统一过程中六国对其歧视态度有着重要联系。秦早期地处偏西北,被六国视为夷翟。秦统一后,基于复仇心理,实行地域歧视,注重“力”胜,忽视“德”治,百姓失去了生存权利,人们处在悲愤的氛围中。由于民众悲愤的情绪积压,产生反秦动机,陈胜吴广利用民众的悲愤心理发动秦末农民起义。统治者利用民众心理特性进行战争部署,达到目的。陈胜在起义中利用舆论与暗示心理凝结队伍,激励士气。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根据集团成员的心理需求来加强集团建设,与项羽集团相持中,对于民众心理的把控精准,约法三章深得民心,实现民众对生存需求的渴望。从利用暗示手段神化领袖初步树立威望,到约法三章后百姓唯恐其不为王,刘邦的“民心”越来越盛。反观项羽,对其集团成员的多疑使其不断的失去良将,屠城手段残忍,使民众惧怕他,不遵法律只按这人意愿办事的专制行为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项羽一步步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失败。刘邦对民众心理重视,使刘邦得民心,得人才,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政权。民众心理影响统治政策,汉初承秦之弊,高祖刘邦深谙得民心的重要性,充分利用汉初“民心思安”的心理,采用陆贾建议,以“德”治安抚民心,以无为而治滋养民生,重拾礼法,塑造民众对“孝”的信仰,形成心理制约,重建社会秩序,完成对社会的控制。
周雯[6](2020)在《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蜀汉(221-263)和成汉(306-349)是两个先后偏居我国西南的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二者不仅有地域上的联系,存续时间也仅相隔43年,在许多方面一脉相承,蜀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形成了成汉时期的社会现实,成汉则沿袭了蜀汉治理蜀地的成功经验。蜀汉和成汉偏安巴蜀西南,努力与周围政权斡旋,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蜀汉的外交方针明确,即“联吴抗曹”,外交路线较为单一。成汉斡旋于乱世之中,表面尊晋,实则反晋立场坚定,与周边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因时而变。蜀汉、成汉都面临集团内部的主客矛盾,蜀汉以东州士作为沟通主客的桥梁,成汉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宗教势力。蜀汉对益州土着即拉拢又打击,后期诸势力基本融合,较为成功地消除了主客矛盾。成汉统治者与益州土着由政治立场分歧导致的矛盾,终成汉朝都未得以解决。经济上,二者都注重农业的发展,也都有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蜀汉的工商业很繁荣,成汉工商业则稍显逊色,这与二者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文教上,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学习儒家文化,也大力发展教育,延续蜀地重教育的传统,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蜀汉政权对其它诸子百家亦平等对待,法家和道家尤为统治者重视。成汉时期的宗教(道教)有长足发展,这与李氏賨人信仰和建国背景有关。在南中的管理方面,成汉基本沿袭了蜀汉的管理方式,在南中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管理较为宽松,对南中政区设置有所调整。蜀汉只有一次大规模出军南中的记载,而成汉前期对南中征伐较多,后期由于国力衰弱对南中放权。在治蜀思想方面,蜀汉以正统自居,以光复中原为己任,有心理优势,但受制于现实条件无法达到最终目的。成汉则是流民政权,从流寇思想转向割据自保的思想,和蜀汉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心理优势。总之,蜀汉与成汉的统治对蜀地的发展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们治蜀的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借鉴。
吴剑超[7](2019)在《蜀汉政权外附势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内部的势力构成十分复杂。依据其进入政权的方式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五股政治势力,分别是属于嫡系力量的元从势力、荆襄势力,以及属于非嫡系力量的东州势力、益州势力以及外附势力。五大势力间相互斗争、相互制衡,一定程度上也左右着蜀汉政权的兴衰存亡。外附势力作为其中实力最为薄弱的一股势力,其对蜀汉政权的影响也极少为人所关注。然而事实上外附势力在蜀汉政权的各个阶段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蜀汉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刘备统治时期,外附势力的加入增强了刘备阵营的实力,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此时刘备阵营的人才储备正值鼎盛时期,因而外附势力在此阶段并未受到重用。夷陵之战失利后,蜀汉遭遇重创,于是继而执政的诸葛亮开始提拔任用外附势力人物,以魏延、王平、姜维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外附势力人物逐渐走向蜀汉政治舞台的中央。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由于蜀汉政权内部其他势力人才断档,外附势力更是一度站上了蜀汉政坛的最高峰。外附势力凭借其特殊的身份特点在蜀汉壮大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正是由于其尴尬的身份定位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通过梳理外附势力的发展脉络、厘清其独特特点,可以清晰地了解外附势力整体情况及其对蜀汉政局所产生的影响。这不仅对蜀汉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对后三国时期的整体研究也能提供一定的思路与帮助。
陈俊川[8](2019)在《“故事”与后赵建国》文中指出本文以“故事”为中心探讨后赵的建国道路,研究在建国过程中“故事”所发挥的作用,以“故事”为视角重新定义当时的人、事关系。后赵政权的建立不同于以往胡族政权模式,而是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不仅对胡族传统有因循、对华夏政权模式有所承用,更是利用“故事”将二者相串联,形成具有后赵特色的政权模式。“故事”的利用在后赵建国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前期孕育于刘汉政权,在石勒势力不断强大的背景下,刘汉君主刘聪与刘曜面对石勒不得不妥协退让,分别以“陕东伯”加崇石勒、以“曹公辅汉故事”对石勒加以殊礼,以妥协的姿态缓和石勒与汉赵政权间的矛盾,不过最终矛盾难调,刘、石决裂。但“陕东伯”和“曹公辅汉故事”却对后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他者角度对石勒进行塑造,石勒被动吸收,这种吸收影响了石勒对于前赵政权和华夏政权相关内容的吸收转化,为后赵建立打下基础。后期石勒脱离刘汉独立发展,寻求独立建国,在继承前期被动吸收刘汉政权和华夏政权的基础上,自我革新,独立自主运用“魏王在邺故事”为后赵建立提供依据。延续“曹公辅汉故事”将以往存在于华夏政权的“故事”应用到胡族政权的建设中,主动对刘汉政权和华夏政权进行选择性地吸收和转化,通过“魏王在邺故事”将“陕东伯”、“曹公辅汉故事”联结在一起,形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具有后赵特色的政权建构模式。既不是模仿刘汉政权模式,也不是复制华夏政权模式,而是有选择性的优化重组,形成后赵特色,从而依据“故事”为胡人在中原建国面临的困境提供合法性证明,形成对于“故事”的认同。最后,对后赵建国过程中“故事”的利用情况进行总体阐释,进而讨论石勒虽然以“故事”吸收刘汉和华夏政权模式,但石勒对于国家规划并未停滞,仍不断根据国家实际发展情况做出新尝试。特别在平定前赵后,石勒对自我形象和国家形象重新进行塑造,但石勒终因未能处理好自我形象与国家形象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后赵难以继续稳定发展,又因继任者问题陷入绝境,最终走向灭亡。
薛腾飞[9](2019)在《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汉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在经过西汉初的初步形成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中期的稳步发展之后,在东汉后期达到了高潮。蜀汉政权一向以汉朝正统自居,各项社会制度也基本上属于东汉后期的延续,但刘备及其继承者总体上对巴蜀豪族秉持的是名为尊重,实为压制的态度。与曹魏之下的关东豪族和东吴之下的江淮豪族相比,自东汉末年至蜀汉政权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颓势。大致来说,秦末汉初至元帝以前为巴蜀豪族的初步形成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身份特点较为单一,还没有形成后期那种集官僚、士人、地主、工商豪富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典型豪族形态,但已经出现了向此形态发展的趋势。元帝至东汉安帝之前为稳步发展时期,豪族出现的数量增多,速度加快且较为稳步,所出现豪族于时间上的分布也体现出较为均匀的特点。东汉后期为发展高潮时期,此一时期出现的豪族在数量上是前一时期的1.5倍,仕宦地位也远远超越前一时期,位至公卿重臣者屡见不鲜,巴蜀豪族士人开始有意识的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央事务,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蜀汉时为巴蜀豪族发展的延续及转折时期。一方面,蜀汉政权统治者积极拉拢吸收巴蜀豪族士人,允许其参与政权管理,这大大促进了巴蜀豪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严法对其严格管控,这种情况在刘备时期尤为明显。此外,蜀汉统治者不允许巴蜀豪族势力渗入权力核心,严禁其参与中央决策,可视为对其持压制与防范心理。这也使得巴蜀豪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较低的地位,无法向更高社会阶层发展,更不能如中原豪族那样朝着士族化的方向逐渐演变。遂彻底失去了与中原豪族相竞争的资本。豪族在官僚化、儒学化和士族化三方面的发展是相互促进,互相融合的,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豪族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特点。在初步形成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主要由官方所主导的官学教育和一定规模的私学教育,由官僚带动儒学发展。此阶段巴蜀古文化以及荆楚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过程中催生出了一批擅长文学的士人,如司马相如、王褒以及不久之后的扬雄等人。在元帝以后的稳步发展阶段,巴蜀豪族官僚化与儒学化之间的互相促进与融合更加明显。与中原豪族交往的逐渐增多,其儒学化发展也日渐成熟,出现了一部分精通儒学的士人,私学、家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太热心官场,稍不如意,便醉心于学术或授学,此为这一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较为明显的特点。东汉中期以后,这一阶段的巴蜀豪族儒学化中,家学传承特点更为突出,部分豪族呈现出数代传经的特征。多数豪族士人一改前一阶段清高心态,而更热衷于将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治国理念付诸于实际,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学士人大多官位较为显赫,政治地位较高,呈现出官僚化、经学化与士族化融为一体的鲜明特征。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正是古巴蜀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由最初的摩擦、碰撞,到交流、融合,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
颜敏[10](2019)在《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文中提出《郊祀歌》十九章与文景武之际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有密切关系。本文将《郊祀歌》十九章放在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细致深入地研究这组诗歌文本内涵、诗体特征,剖析《郊祀歌》产生的过程和文学史意义。论文主要研究四大问题:一、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及其对《郊祀歌》的影响。剖析文景武之际政治、文化转型情况,认为其对《郊祀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求促成郊祀的兴起。文化上,儒学代替黄老学说成为官方主流文化,儒学与其余各家学说对神权系统、天人关系、郊祀礼的阐释,为郊祀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统治阶级的礼乐观促成了《郊祀歌》的产生。具体而言,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直接影响了《郊祀歌》的内容、风格和体式。二、汉神权体系的建立对《郊祀歌》的影响。将《郊祀歌》十九章分别置于汉武帝构建神权体系的三个阶段上,来追索《郊祀歌》文本产生、使用的时间和内涵。元光二年至元鼎三年,汉武帝祀五帝。作于此期的歌诗反映了汉初“顺天应时”观念和汉武帝政治革新的雄心壮志。元鼎四年至元鼎六年,汉武帝祠后土,尊太一为至上神,构建了汉新神权体系。作于此期的歌诗颂后土、太一,祈求平息水患、威服四夷,注重对祭祀乐舞的描述,张扬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气象。考辨此期的诗歌,认为《华烨烨》是祭后土的迎神曲,《五神》乃颂五帝及群神之歌,《天地》是祭泰一的迎神曲,《天门》是祀泰一后的谢神曲。随着黄帝获鼎——封禅——升仙传说的完善,汉武帝追求长生的欲望不断增强,作于元封元年封泰山后的歌诗以求仙长生为主要内容。考辨《日出入》,认为其乃作于太始三年的祭日神歌。三、从《郊祀歌》看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乐舞。梳理《郊祀歌》中对音乐、乐器、舞蹈的描述,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乐舞以元鼎四年为转折点:元鼎四年前的祭祀乐继承传统的雅乐风格,多用传统雅声乐器,以楚舞为郊祀舞;元鼎四年后,祭祀乐以新声为主,开始使用竽笙等民间乐器,楚舞作为郊祀舞渐趋成熟,技巧更高超、场面更宏大。四、《郊祀歌》十九章的文学史意义。从内容和诗体两个角度,对比剖析《郊祀歌》与先秦至汉初的祭神诗的异同,认为《郊祀歌》颂神歌、祭祀程式歌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祭神诗的写作内容,颂瑞诗入郊祀乐歌,是祭神诗内容上的创新;《郊祀歌》四言体承自《诗经》祭神诗,三言体继承并改做自楚歌体“□□口兮□□□”句式,杂言体的形成受到鼓吹乐的影响,杂言体入郊祀乐,是祭祀诗体式上的创新。《郊祀歌》对后世诗歌创作具有启发性的影响。
二、社会政治心理与汉政权的建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政治心理与汉政权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1)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汉魏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第一节 汝颍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与汉末人物品评 |
一、汝颍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 |
二、汉末人物品评与汝颍士人地位升降 |
第二节 汉末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及其政治活动 |
一、汝颍士人在袁绍政权的政治活动 |
二、汝颍士人在刘表政权的政治活动 |
三、汝颍士人在蜀汉政权的政治活动 |
四、汝颍士人在孙吴政权的政治活动 |
第三节 汉末汝颍士人返迁中原与曹氏政权的建立 |
一、汝颍士人在曹氏政权的分布与任职 |
二、曹氏政权中汝颍士人的合作与冲突 |
小结 |
第二章 魏晋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第一节 汝颍士人在魏晋禅代之际的政治抉择 |
一、陈泰、荀顗在高贵乡公之难中的表现及其地位升降 |
二、钟会、荀勖在伐蜀之役中的表现及其冲突 |
第二节 汝颍士人在西晋党争中的政治活动 |
一、荀勖、庾纯在立贾妃一事上的表现及其地位升降 |
二、荀勖在齐王攸之国一事上的表现及其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第一节 西晋末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分布及其影响 |
一、汝颍士人对东海王越府的影响 |
二、汝颍士人对王浚政权的影响 |
第二节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迁移江东及其影响 |
一、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的原因 |
二、汝颍士人在江东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以周顗为中心 |
小结 |
第四章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 |
第一节 汉魏之际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及其原因 |
一、汉魏之际汝颍士人“清贫守约”的表现 |
二、汝颍士人在汉末诸政权“清贫守约”的原因 |
第二节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及其原因 |
一、两晋之际汝颍士人“俭约自居”的表现 |
二、汝颍士人在两晋政权“俭约自居”的原因 |
小结 |
第五章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文化风尚 |
第一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学术风尚 |
一、汝颍士人儒道兼综的表现 |
二、汝颍士人儒道兼综与玄谈风尚的兴起 |
第二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至德”观念 |
一、汝颍士人“至德”观念的表现 |
二、汝颍士人“至德”观念与人物品评标准的变化 |
第三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任诞行为 |
一、汝颍士人任诞行为的表现 |
二、汝颍士人任诞行为与任性放荡风尚的兴起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第一章 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政权建设 |
第一节 賨人的历史 |
一、賨人的历史 |
二、賨人李氏的发展 |
第二节 六郡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一、六郡流民入巴蜀与流民运动 |
二、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第三节 流民军政府的政治整合 |
一、与西晋政府的战争 |
二、侨旧矛盾与合作 |
三、流民军政府内部矛盾 |
小结 |
第二章 大成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初创与侨旧矛盾的调节 |
一、大成国的建立 |
二、大成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节 |
第二节 巴蜀宗教传统与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一、巴蜀宗教传统 |
二、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第三节 大成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一、大成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二、大成国的对外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第一节 大汉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解方案 |
一、李寿夺权与巴蜀士人地位上升 |
二、侨旧矛盾的激化与大汉国的灭亡 |
三、大汉国儒学风尚 |
第二节 大汉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一、大汉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二、大汉国的对外关系 |
小结 |
第四章 成汉的兴衰与历史影响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兴盛与原因探析 |
一、西晋末年及东晋初期动荡的社会环境 |
二、大成国折中式的政权建设方案 |
第二节 内外交困的大汉国及其衰亡原因 |
一、东晋中期社会局势的变化 |
二、大汉国政权建设方案的调整与失衡 |
第三节 成汉政权的历史影响 |
一、西南民族关系 |
二、西南地方管理 |
三、巴蜀文化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3)成汉政权的“汉家”认同与宗教乌托邦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一、成汉政权的“汉家”认同 |
二、成汉的道教性格与宗教乌托邦实践 |
三、“汉家”的神圣性与原始道教的理想国诉求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一)关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二)关于东汉士人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东汉政治的相关研究 |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
小结 |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一、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小结 |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秦末汉初民众心理与社会行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思路方法 |
(四) 民众及时间的界定 |
一、秦末暴政与民众心理实态 |
(一) 基于歧视心态产生的暴政 |
1、六国对秦“夷翟遇之”的歧视 |
2、“履至尊而制六合”国家本位心态下的暴政 |
(二) 秦末民众心理实态 |
1、“新地”歧视下“新黔首”的心理实态 |
2、“焚书坑儒”消灭儒士群体文化优越感 |
3、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与“宗室振恐” |
4、“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黔首不得喘息 |
(三) 秦末社会的悲愤氛围 |
二、暴政心态下的农民大起义 |
(一) 起义爆发的“群众感染”现象 |
(二) 起义中的舆论与暗示 |
1、“鱼腹丹书”的舆论与暗示 |
2、“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舆论与暗示 |
(三) “破釜沉舟”的心理激励 |
三、项羽、刘邦集团的心理比较 |
(一) 项羽的屠杀行为与民心的丧失 |
1、“新安坑降”的心理防御机制 |
2、“无不残灭”的屠杀行为造成民众恐慌 |
(二) 刘邦的集团建设与笼络民心 |
1、“吾能用之”的刘邦集团建设 |
2、“约法三章”的民众心理认同 |
3、“及其锋而用之”的动机与目的转换 |
四. 基于民众心理的汉初社会控制 |
(一) 无为而治以安民心 |
1、“人心思安”与重建法律秩序 |
2、“与民休息”与心理归属 |
(二) 重拾礼法以信仰渗透民心 |
1、重塑礼法“义理兆形于民心” |
2、“养老令”以“孝”道凝聚人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
二、研究现状 |
(一)蜀汉相关研究 |
(二)成汉相关研究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蜀汉、成汉治蜀的环境保障 |
第一节 蜀汉的“联吴抗曹” |
一、“联吴” |
二、“抗曹” |
第二节 成汉的“左右摇摆” |
一、对两晋:明尊暗反 |
二、对后赵:随机而变 |
第三节 蜀汉、成汉从“目标明确”到“左右摇摆” |
第二章 蜀汉、成汉统治集团关系 |
第一节 蜀汉的调和“主”“客” |
一、蜀汉内部“主”“客”关系 |
二、蜀汉以“客”为本的调和措施 |
第二节 成汉的“反客为主” |
一、成汉内部“主”“客”关系 |
二、成汉“反客为主”的压制政策 |
第三节 蜀汉、成汉从“调和”到“压制” |
第三章 蜀汉、成汉的经济、文教建设 |
第一节 “全面开花”的蜀汉经济与文教 |
一、全面发展的蜀汉经济 |
二、繁荣的蜀汉文教事业 |
第二节 束手束脚的成汉经济与文教 |
一、成汉的经济 |
二、成汉的文教 |
第三节 从“全面开花”到“束手束脚” |
第四章 蜀汉、成汉的南中治理 |
第一节 为人称道的蜀汉治理南中 |
一、以“和”“抚”为主 |
二、改置郡县 |
三、诸葛亮南征 |
四、任用夷帅大姓治理南中 |
第二节 难以立足的成汉南中治理 |
一、以武力夺取南中控制权 |
二、置交州、汉州 |
三、以夷制夷 |
第三节 “同中有异”的南中治理问题 |
第五章 蜀汉、成汉的治蜀思想 |
第一节 蜀汉从“兴复汉室”到“以攻为守” |
第二节 成汉从“流寇作战”到“割据小安” |
第三节 环境、身份决定视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7)蜀汉政权外附势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蜀汉政权政治势力划分的研究 |
(二)关于蜀汉政权各时期外附势力代表人物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一)归纳法 |
(二)统计法 |
(三)史料考证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蜀汉政权的政治势力构成 |
第一节 嫡系力量 |
一、元从势力 |
二、荆襄势力 |
第二节 非嫡系力量 |
一、地方实力人物 |
二、外附势力 |
第二章 刘备统治时期的外附势力 |
第一节 西凉马家的战略重要性 |
一、凉州兵与东汉政局的关联 |
二、马腾势力的崛起及其对中原形势的影响 |
三、凉州兵团与中原矛盾的最后清算 |
第二节 马超归附刘备始末及其在刘备阵营中所起之作用 |
一、马超归附与刘璋势力的灭亡 |
二、马超之于刘备阵营的政治、军事意义 |
第三节 马超在蜀期间恶劣的政治处境及其结局 |
一、政治生存环境恶劣的马超与彭羕事件的关联 |
二、“逆子叛臣”马超的最后结局 |
第三章 诸葛亮执政时期的外附势力 |
第一节 魏延的身份判定问题 |
一、魏延“部曲”问题的文字考究 |
二、魏延“部曲”问题的史实考证 |
第二节 魏延督汉中始末 |
一、曹、刘汉中之争及汉中对蜀汉北伐的重要战略作用 |
二、汉中督人选的确定 |
第三节 魏延政治生涯的隐忧 |
一、魏延、杨仪争端始末 |
二、魏延“子午谷奇谋”的搁置 |
三、“子午谷奇谋”存在的风险 |
第四节 魏延“反叛”疑案考究 |
一、诸葛亮临终前秘密军事会议的真实性考究 |
二、费祎在魏延“反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
三、魏延事件史书记载中存在的疑点 |
四、外附势力与魏延之死的关联 |
五、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接班人选拔的联系 |
六、魏延反叛事件的余波以及其实质 |
第四章 后诸葛时期的外附势力 |
第一节 新旧势力的斗争与制衡 |
一、蒋琬时期蜀汉政局的平稳过渡 |
二、蒋琬的权力让渡与东州势力地位的提升 |
三、诸葛亮“宫府一体”朝政体系的瓦解与尚书令权势的提升 |
四、蜀汉内部关于对外方略的分歧与争端 |
第二节 姜维北伐与蜀汉亡国思潮的弥漫 |
一、姜维地位的不断提升与被搁置的“凉州计划” |
二、姜维与费祎关于蜀汉国策的分歧 |
三、费祎被刺一案的疑点考究 |
四、姜维北伐与蜀汉国内的反战舆论 |
第三节 姜维“敛兵聚谷”体系的实施与蜀汉灭亡的关联 |
一、蜀、魏日益拉大的国力差距及姜维“敛兵聚谷”体系的实施 |
二、“敛兵聚谷”与“实兵诸围”的比较 |
三、姜维实施“敛兵聚谷”的政治考量 |
四、曹魏大举进攻与“敛兵聚谷”实战时存在的问题 |
五、为“敛兵聚谷”体系本身的正名兼评姜维其人 |
第五章 外附势力特点及其对蜀汉政局的影响 |
第一节 《三国志》、《华阳国志》中外附势力人物统计 |
第二节 蜀汉政权外附势力的特点 |
一、武人居多 |
二、官爵颇高 |
三、朝中话语权有限 |
四、政治斗争能力不足 |
五、孤立无援 |
第三节 蜀汉政权外附势力对政局的影响 |
一、积极影响 |
二、消极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故事”与后赵建国(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难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刘曜授“曹公辅汉故事”的历史溯源 |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下的刘汉政局 |
一、平定王弥与王浚之败 |
二、“陕东伯”之授与东西分治 |
第二节 “曹公辅汉故事”之授和刘、石冲突公开化 |
一、“曹公辅汉故事”之授 |
二、刘、石冲突公开化 |
第二章 石勒建国与“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的选择 |
第一节 石勒政权合法性塑造 |
第二节 刘备、曹操“故事”文本的回溯与辨析 |
一、“故事”的文本回溯 |
二、“魏王在邺故事” |
三、“刘备在蜀故事” |
第三节 “魏王在邺故事”的选择 |
第三章 自我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再塑造 |
第一节 自我形象的更新 |
一、由赵王到赵天王到皇帝 |
二、从汉皇帝到胡人君主 |
第二节 国家形象的再定义 |
一、石勒对国家形象的再定义 |
二 石虎与“魏辅汉故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两汉“故事”的出现与应用 |
第一节 “故事”的出现 |
一、“故事”的原义、内涵与界定 |
二、“故事”的区分与格式构成 |
第二节 从掌故“主故事”到尚书重“故事” |
第三节 “故事”的运用和发展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巴蜀豪族的分类与特征 |
(二)巴蜀豪族的形成与发展 |
(三)巴蜀豪族的政治地位及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
三、本文主旨 |
(一)概念辨析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西汉初巴蜀豪族形成的社会背景及来源 |
一、政治背景 |
二、经济背景 |
三、文化背景 |
四、巴蜀豪族的来源 |
(一)从移民中转化而来 |
(二)从关东六国旧贵族、豪桀中转化 |
(三)从土着蛮夷中转化而来 |
(四)从豪民、工商富户中转化而来 |
第二章 西汉前中期巴蜀豪族的初步形成 |
一、巴蜀被正式纳入华夏体系的确立 |
二、巴蜀豪族的诞生 |
第三章 元帝以后至东汉中期巴蜀豪族的发展 |
一、政治实力的快速增长 |
二、对地方政权控制力的增强与对公权的反噬 |
三、儒学化的发展特征 |
第四章 东汉后期的发展高潮时期 |
一、东汉后期巴蜀豪族的发展高潮 |
二、巴蜀豪族的发展与内地豪族的关系 |
三、巴蜀豪族与相邻地区豪族之比较 |
四、东汉后期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及内部的不平衡性 |
第五章 汉末割据政权对巴蜀豪族的影响 |
一、刘二牧时期的巴蜀豪族 |
二、蜀汉政权对巴蜀豪族的影响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创新意义 |
第一章 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及其对《郊祀歌》的影响 |
第一节 文景武之际的政治转型 |
一、抑制诸侯、加强皇权成为趋势 |
二、树立至上神以维护中央皇帝的最高权威成为趋势 |
第二节 文景武之际的文化转型 |
一、独尊儒学而悉延百端之学文化态势的生成 |
二、文景武之际的礼乐观 |
第三节 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对《郊祀歌》的影响 |
一、政治转型推动郊祀的兴起 |
二、文化转型为郊祀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三、社会转型促成了《郊祀歌》十九章的产生 |
第二章 汉神权体系的建立与《郊祀歌》的创作 |
第一节 五帝并祀时期的《郊祀歌》 |
一、郊祀五帝与四时歌、《帝临》《练时日》《赤蛟》等诗的产生 |
二、武帝定陇西与《朝陇首》《天马(其一)》 |
第二节 新神权体系的建立与后土、太一之歌的创作 |
一、郊祀后土与《后皇》《华烨烨》《景星》的创作 |
二、郊祀太一与《惟泰元》《五神》《天地》《天门》的创作 |
第三节 汉武帝封禅求仙对《郊祀歌》的影响 |
一、黄帝升仙传说的完善与武帝的求仙活动 |
二、武帝求仙与《齐房》《天马(其二)》《象载瑜》 |
三、武帝求仙与《日出入》 |
第三章 从《郊祀歌》看汉代郊祀乐舞的新变 |
第一节 音乐风格:由雅声转向新声 |
第二节 乐器:渐喜用琴竽笙等乐器 |
第三节 舞蹈:受楚地舞蹈影响 |
第四章 《郊祀歌》十九章的文学史意义 |
第一节 《郊祀歌》内容上对先秦祭神诗的继承与开拓 |
一、颂神诗、祭祀程式曲对先秦祭祀诗的继承与开拓 |
二、颂瑞诗被纳入郊祀乐歌 |
第二节 《郊祀歌》诗歌体式上对先秦至汉初祭神诗的继承与开拓 |
一、《郊祀歌》四言体对先秦至汉初四言祭神诗的继承 |
二、《郊祀歌》三言体对楚歌体的继承与改作 |
三、《郊祀歌》中杂言体的创新 |
第三节 《郊祀歌》十九章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
一、《郊祀歌》的内容启发了后世学者的创作 |
二、为五、七言诗的形成积累了艺术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表附1-1 近代以前注评《郊祀歌》十九章书目情况表 |
二、汉魏晋南北朝官方郊祀歌辞概览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四、社会政治心理与汉政权的建立(论文参考文献)
- [1]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D]. 杨强. 扬州大学, 2021(02)
- [2]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D]. 赵晨韵.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成汉政权的“汉家”认同与宗教乌托邦实践[J]. 冯渝杰.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秦末汉初民众心理与社会行为关系研究[D]. 王贝甜. 渤海大学, 2020(06)
- [6]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D]. 周雯.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7]蜀汉政权外附势力研究[D]. 吴剑超.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故事”与后赵建国[D]. 陈俊川.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D]. 薛腾飞. 河南大学, 2019(01)
- [10]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D]. 颜敏. 广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