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久远——余冠英先生学术史记

一、天地悠悠——记余冠英先生的学术历程（论文文献综述）

邹广胜^[1]（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苏叶^[2]（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付思敏^[3]（2020）在《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文中认为《古诗十九首》因被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录在《文选》中而得名,虽仅仅是十九首没有主名的抒情短诗,但一直受到诗论家的赞赏,且一度与《诗经》相提并论。这一特殊现象,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关注,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关于它的研究多集中在探究作者、创作时代、思想内涵、艺术成就这几个方面。笔者在深入学习《古诗十九首》后,对于为何这十九首诗歌能被《文选》收录且被诸多杰出的艺术家所称赞感到十分困惑,从现存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机缘巧合,笔者了解了王澍的“文体自觉”论、任树民的“艺术特质视域”理念,再结合往昔所学习的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理论,大胆猜测:《古诗十九首》最伟大的成就应当是标志着中国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在探究、验证之前,笔者深入思考“‘诗歌自觉抒情’是否可论”以及“‘诗歌自觉抒情’是否具有共性特质”这两大问题,最终得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可论且具备共性特质”,这是本文研讨的基本前提。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论证“《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首先,以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作为研讨视域去呈现“《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内涵表现”。考虑到相关可信资料的不足,主要以作品的内容及较为直观的创作手法为依据,同时与早期或同期代表性作品进行对比,使这种表现更直观更具说服力。其次,从语言、结构、虚实相生的手法这三个方面探究“《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艺术手法”。这一部分内容是对这十九首诗歌自觉抒情直观且又精准的解读。再次,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角度进行“《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探因”。这一章节内容与前两章内容相互补充,在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地梳理《古诗十九首》创作条件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论点的合理性。最后,分别从抒情诗的发展、诗歌史的发展、文学史的发展三个层面挖掘“《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意义”。引导读者了解并认可这十九首诗歌对于这三个层面的意义,最终完成对整个论点的论证。

相宇剑^[4]（2019）在《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文中指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於春秋时代,在後世的流传中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除了目前能见到的传世本《诗经》外,出土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的《诗经》。对这些出土文献《诗经》材料,有必要结合传世本《诗经》进行整理研究,以期望达到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证明互相阐发的目的。将这两种系统的《诗经》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促进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本文收录青铜器铭文、石鼓文、信阳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香港楚简、阜阳汉简、武威汉简、汉石经、汉铜镜、马王堆帛书、敦煌抄本、吐鲁番义熙文书等出土文献中所出现的《诗经》文本。另外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保存有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诗经》文本,本文也将其收录。本文以《毛诗》的诗篇为序,逐篇逐句逐字比对,罗列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在有必要补充的地方略下按语以作说明。本文涉及古文字、今文字、汉魏六朝俗体字等,利用文字之比对推进文献的整体研究,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诗经》异文的考察,在前人基础之上,总结出《诗经》异文大致有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同义互换、衍文、脱文、倒文等九种,并对每个异文案例做出详尽的疏证。第二、利用传世文献文本可对读的优势,结合出土文献,将古文字、今文字和俗体字在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比对,以期考索文字流变的规律。第三、立足出土文献,在对出土文献做出详细的分析後,检视传世《毛诗》,对今本《诗经》的形成以及今本《诗经》在各个时代的流变做出合理的推测。第四、充分结合出土文献,反思传统的《诗经》解释,期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诗经》的某些篇章做出更加合理的阐释。

梁云清^[5]（2019）在《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在漫长的时间内发展、成熟,进而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业文明。农业作为古人安身立命之本,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得到了先民极大的关注。从上古时期的农业神话到《诗经》中的农事诗,我们都能感受到先民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对农业、土地以及血缘宗族的关注与重视,作为与农业、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思乡怀人诗,更是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诗人离家时总是通过思乡怀人诗来表达对于故土家园、对于家中亲人的思念。除此之外,农业文明也影响着思乡怀人诗抒情模式、意象运用等艺术表现方式。长期农业生产生活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诗人们感物而动,自然万物都是能够触发诗人情感的契机;“冬窟夏庐”的农业生活方式以及农业祭祀活动也影响着秋冬怀归、日暮思亲等抒情模式的形成;思乡怀人诗所运用的意象也大多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品味先秦两汉时期的思乡怀人诗,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农业文明的深刻烙印。

孔庆蓉^[6]（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李春霞^[7]（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侯少博^[8]（2018）在《文化视域中的两汉骚体文学研究》文中指出骚体文学,也称楚辞体文学,是指形式上近于屈原《离骚》《九章》,以带有“兮”为句式特征、以抒情为旨归的一类文学。骚体文学的地位虽然不及两汉政论散文、乐府和辞赋,但却是两汉士人抒发情感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两汉时期的制式文章、乐府歌辞和辞赋多受礼乐制度及其精神的引导,是在礼乐制度所规定的范围内发展的。尤其受诗言志、诗学思想以及情志观的影响,汉人将情视为私欲的一部分,很少在诗歌中抒发情感。这使得两汉文学抒情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思想和制度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人抒情的方式,除如司马迁“发愤着书”这种情况之外,便主要通过骚体文学来实现。不过,两汉骚体文学虽以抒情为重,但其文章组织、辞采使用,受学术影响的痕迹仍然十分显着。本文试图立足两汉骚体文学,结合思想史和学术风气,讨论两汉抒情文学的形态及其成因。论文主要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从文体演进的角度,讨论骚体文学的文体流变及其与其他文体生成的关系。两汉骚歌源自于楚地民歌,期初形制短小,后因抒情性的强化而形制增加,并在言辞、句式上有雅化的倾向。骚体诗通过“兮”字被虚词替代、以诵读的方式在文人群体中传播、以七言形式进入辞赋的乱辞为途径,推动了七言诗的产生。两汉骚体赋借鉴散体赋的句式,其抒情特质也进入到散体赋当中,出现了一批骚散相间体的辞赋,为汉末抒情小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骚体文学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时间、空间等叙事结构,呈现了赋化的特征。东方朔《七谏》之所以列七章,是受当时以“七”为数的创作风气影响所致,是最早的拟骚文学,由于屈原《九章》的编订,两汉拟骚文学改七为九,《七谏》虽仅有七篇,但在内容及形式上对两汉“九体”文多有开创之功。第二部分,讨论两汉士人身份认知与屈原形象的重塑。屈原作为两汉士大夫精神的归宿,其形象是由两汉士人赋予的,本章着重分析其形象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阐释的。具体言之,屈原的忠臣形象由效忠王族被扩展至忠于家国。两汉士人注重辞赋的讽谏功用,故而对屈原的“发愤抒情”之言多有微词,而王逸则有意将屈原发愤抒情之言理解为讽谏之语,以求为怨愤之言寻求合理性。由于东汉提倡名节,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的节士形象在两汉士人观念中得到了强化。第三部分,结合两汉士人的文化认知讨论拟骚对楚骚的发展。首先楚骚诞生于浓厚的宗教巫术氛围;两汉拟骚诗人则脱离了这种文化环境,因而拟骚文学虽然效法屈骚,但其中仍有新变。拟骚文学取象于历史典籍而非自然外物,多赋予象征词以道德属性而非神性,注重铺陈手法而轻比兴,注重讽谏而轻抒情,这些是拟骚与屈骚文学不同的核心内容,也决定了其文学价值不及屈骚。其次,本文以虞舜的文学形象为例,提出虞舜教化三苗,使其作为神灵的身份存在于楚人的文化记忆中,这成为屈原作品中以重华为神灵形象的文学渊源;而屈原对虞舜的历史认知,则来源于周文化对尧舜帝王形象的塑造。两汉拟骚文学也多用虞舜形象,但其所涉及仅为历史帝王之舜,而不涉及神灵的舜。最后,以飘风为例进行具体分析,屈骚中的飘风,是神灵出行的仪仗,带有积极意味;汉人受阴阳五行观念影响,将飘风视为奸邪当道的自然结果,故对屈骚中的飘风有所误读,飘风形象在拟骚文学中也是邪恶的象征。第四部分,以《楚辞章句》为出发点,考查经学制度下,东汉士人对骚体文学的认知。楚辞本为屈原抒发怨情之作,两汉士人则多将其与经书相提并论,王逸甚至提出《离骚》“依经立义”,这些从文学评论上反映了两汉士人以骚体比附经术的取象。王逸称《离骚》为经,并为之作章句;在《楚辞章句》中,王逸提出《离骚》“依诗取兴”,用《诗经》的比德传统来解释屈骚中的神异性描写,其优点在于强化的中国文学继承性的一面,缺点在于遮蔽了中国文学的神异性抒写。

王娟^[9]（2017）在《唐代试诗研究与文本整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在对唐代试诗的全面搜集和校勘整理的基础上,“以文取士”的大概念下,对唐代试诗进行的研究。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研究的部分,下卷是文本整理。上卷包括制度新说、文本辨析、题旨阐释、艺术细论。首先制度方面,将唐代试诗划分於初、中、高三个层级的取士制度之中。分别是初级:进士科试诗;中级:铨选试诗;三级兼顾:制举试诗和入翰林试诗。各级选取了一二点新发现之处作以考察,并注意各取士层级下不同试诗的区别,注重从文本内证中发现史实,考证制度、解析文本、发现问题,最後,考证了以往研究较少的“奉试诗”。其次是对唐代试诗的历代编集与存佚进行勾勒,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清代唐试诗选本。再次是对唐代试诗的题旨阐释。比较有新意的有两点,一是首次将试诗题目构成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指出试诗题目具有指导文本写作与指示引导思想的功能两种功能。二是提出了试诗对君子“人格”的崇尚,唐人对“文质彬彬”的“文德政治”的追求,表现为对“君子”的褒赞和对这一完美人格的塑造,通过一系列制度之文（其中包含试诗考试）和文本之文（包括写成的试诗文本）而体现出来。最後是从体裁、结构、音韵、诠题和意象五方面研究试诗的艺术特征。结构上,首创“新三解法”,将试诗分为起句、对句和结句三个部分研究,并创造出句式标记法,总结出对句的规律。音韵上,对五百多首唐代试诗的全部韵字按照《切韵》作了统计,对用韵种类、常用韵部、韵部同用现象三个问题进行了详述。首次将“诠题”引入现代研究,将“诠题”分为“完题”、绘题眼、诠题韵与“结题”四方面,认为“诠题”对试诗来说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意象上,认为试诗的意象主要取自“间接意象”,并且对“赋”和“比”极为重视,形成刻画精工、寄托遥深的特点,意境上体现出重“义”轻“境”的特点和环状结构。“意象文义”反映出唐代理想的治国理念,蕴藏着唐代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理想标准,是唐代考试制度的最终落脚点,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手段与内容。唐代试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是唐代之“文”的重要生成、体现、传播载体,是“取士文学”和“唐代诗学”重要构成,有必要构建唐代“取士诗学”研究。下卷对唐代试诗进行了搜集、校勘、排序和考证,包括《文苑英华》“省试”诗卷所收458首唐代试诗,和另外增补的92首,之外还考证了 53条试诗存目。

伏雪芹^[10]（2017）在《两汉诗歌中的套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两汉诗歌为研究对象,借鉴西方套语理论,对其中反复出现的相同或相似的诗句、短语、词语等程式化的语言组织模式做一研究。具体通过研究这些套语的句法结构、固定位置、隶属主题、典型场景等内容,尝试分析套语在诗歌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原因及功能。再者,通过总结同类套语系统的替换模式及规律,将套语系统与两汉诗歌中的经典主题二者联系起来,分析诗人对套语以及套语系统的运用与诗歌经典主题的生成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关注到汉代诗歌程式化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用典和拟作。故在讨论套语之外,也对用典和拟作加以关注,以尝试更加全面、彻底地讨论两汉诗歌的程式化现象。本文共计四章:第一章“乐府诗套语研究”,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乐府歌辞的套语及形成原因”,我们结合早期乐府的歌唱表演性质,从音乐曲调入手研究乐府歌辞的语言形式特点。我们发现乐府歌辞作为乐府这种综合艺术的文本形式,与音乐歌舞表演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带着大量的表演信息,乐府歌辞存在拼凑、分割、重复、以及与主题内容不一致等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导致了歌辞中经典表达以及套语的形成。第二节“乐府诗中的套语现象及类型”,我们将乐府诗中的套语分为三类:表演程式化套语、主题类套语、固定曲调类套语,具体讨论其中的套语分布。第三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典型案例研究”,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为乐府诗套语分析的典型代表进行个案研究。第二章“古诗套语研究”,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古诗十九首》中的套语及形成原因”,结合汉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将“古诗”这一特殊产物置于汉代诗歌由民间乐府向文人徒诗的过渡阶段讨论讨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套语及形成原因。第二节“《古诗十九首》中套语类型及分析”,考虑到《古诗十九首》的特殊情况,我们将其套语分为“全行套语”和“相似套语”两类进行研究。第三节“《行行重行行》典型案例分析”,将《行行重行行》作为《古诗十九首》套语分析研究的典型代表进行个案研究。第四节“其他古诗中的套语研究”,对“古诗”中除了《古诗十九首》以外的其他无名古诗中的套语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古诗作为乐府诗向文人徒诗的过渡阶段的产物,其生成特点及创作方式。第三章“主名文人诗套语研究”,共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文人诗中的套语分布研究”,我们对汉代诗歌中有主名的文人诗中的套语分布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为“两汉文人诗”、“建安文人诗”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第二节“文人拟作、用典与套语的关系”,考虑到部分文人诗中存在拟作和用典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文本彼此之间产生相似或相近的经典表达,但拟作和用典与“套语”存在本质的区别,本节旨在通过区别拟作、用典与套语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主名文诗人中的套语分布情况以及形成原因。第三节,“典型案例分析”,具体结合有代表意义的文人诗创作来分析研究文人对现成套语的运用和再创作情况。第四章,“诗歌主题与套语系统”,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游仙主题及其套语系统”,在总结两汉游仙主题诗歌的基础上,将游仙诗歌从套语模式角度分为“求仙丹”和“周游天庭”两大模式,分别讨论了其模式化主题之下常见的套语以及套语之间的组合排列规律。第二节和第三节“生命主题及套语系统”、“相思别离主题及套语系统”,基本研究方法与前述“游仙主题”一样,分别对每一主题之下的套语及模式化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总结,旨在将套语系统和诗歌主题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汉代诗歌的模式化问题。

二、天地悠悠——记余冠英先生的学术历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地悠悠——记余冠英先生的学术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3）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4）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5）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7）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视域中的两汉骚体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试诗研究与文本整理（论文提纲范文）

（10）两汉诗歌中的套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天地悠悠——记余冠英先生的学术历程（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D].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3]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D]. 付思敏.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4]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D]. 相宇剑. 安徽大学, 2019(02)
• [5]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D]. 梁云清. 青岛大学, 2019(02)
•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文化视域中的两汉骚体文学研究[D]. 侯少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9]唐代试诗研究与文本整理[D]. 王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3)
• [10]两汉诗歌中的套语研究[D]. 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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