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循环经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薛明月[2](2021)在《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区域空间得以快速重构,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群的崛起成为空间重构的较高发展形式。而中国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促使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将迎来新一轮重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城市群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其高质量发展成为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基于此,本课题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开展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研究,以期为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范式,为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本课题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文献的基础上,以系统论、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等理论为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视角,以城镇体系中经典研究范式为切入点,总结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的演变规律,探析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并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出适宜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高质量发展测度→空间结构识别→高质量发展与空间结构关系→优化对策”的研究思路,创新性地展开了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空间结构关系的探索。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1)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和自然断裂点分类法测度与分析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格局。研究发现,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波动上升趋势,珠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各维度时空演化格局存在异质性,城市群内部表现出不均衡不协调的格局,东部沿海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对优于内陆城市。(2)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在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层面,分别采用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两个维度展开测度与分析。在人口规模方面,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已形成4个超大城市、2个特大城市、33个大城市、31个中等城市、106个小城市的等级规模体系,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小城市数量众多,中等城市发育不足;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等级序列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断层,等级规模结构偏离金字塔式分布;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完备的金字塔式等级规模结构。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首位度中除珠三角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均衡外,其余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均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城市群中除山东半岛城市群趋于集中且呈双中心分布外,其余城市群均为分散且服从单中心分布结构。在经济规模层面,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等级差距较大,城市经济等级规模相对分散,经济首位城市垄断性较强;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较为均衡,城市经济等级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在城市群职能结构方面,分别从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三个方面反映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职能结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房地产业、机关团体服务业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基本职能,能源生产与采掘业、交通仓储邮电业、商业、社会服务业和科教文卫服务业为非基本职能,其中制造业成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各城市群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变化不大;城市群职能规模扩张趋势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各城市群内部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较强,城市职能规模持续扩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东部沿海各城市群的专业化部门较少,各部门的职能强度均不高,各城市群内部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的专业化部门数量总体变化较大。从具体行业职能强度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能源生产与采掘业和交通邮电仓储业、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长三角城市群的建筑业和金融房地产业分别为东部沿海城市群中最强的行业;此外,商业和社会服务业主要布局在城市群的省会城市、直辖市等中心城市;科教文卫服务业和机关团体服务业的职能强度总体较弱。在联系网络方面,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低于各城市群内部网络密度,呈现“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海西城市群”的格局,城市群间联系网络差异逐渐缩小;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度数中心度值不断提升,高值区主要以城市群内省会城市、直辖市集中分布;东部沿海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呈现非均衡性空间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凝聚子群逐渐由4个二级层面子群、8个三级层面子群演变为4个二级层面子群、7个三级层面子群,各层级子群内部构成变化较大。(3)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得以相应提高。东部沿海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差距明显,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远高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而且差距不断拉大,但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研究时期内各城市经济集中度变动较为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2008和2018年制造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首位,成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能源生产与采掘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末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方面,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对外联系强度与高质量发展在置信度为0.01水平上存在显着的高度相关关系,但二者的空间关联性却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性,总体呈现出高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低高质量发展、中等对外联系强度—中等高质量发展四种组合类型的空间关联关系。(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明晰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并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三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在此基础上从六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
徐文明[3](2021)在《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由新常态运行阶段转入到高质量运行阶段,金融力量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突显出来,它根植于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发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与财政相辅相成,可以说金融体系发展地越成熟、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越紧密,则经济发展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和要素支撑;而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越优化,也就越能够引领要素在地区之间高效且平衡地配置,进而推进经济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空间结构是个多元化的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狭义上,金融活动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包括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是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和调节部门。在广义上,金融活动则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既包括基础层面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由金融资源所形成的金融业态、所组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激发的金融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空间结构就是指广义和狭义的金融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集聚、辐射或者一体化的结构形态。金融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中心商务区,或在城市群内形成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使所在地区享受集聚经济优势。金融辐射产生的空间溢出和部门间溢出,是金融集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对非金融领域或城市群中其他层级的城市所发挥的效应,往往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金融一体化是由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所形成的具有空间关联的发展形式。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网络能够缩小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整合金融资源、顺畅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区之间市场的逐步开放、交通的日益便利,以及地区间政策配给与项目配置的日益交融与完善;除此之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在空间区位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在存在一定的区位锁定效应的前提下,金融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发出辐射,从而带动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的流动与共建,形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与优化,能够使金融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狭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以资金、货币、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授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资源,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要素;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这类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中和不同经济体内部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效应。优化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能够使得处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金融支撑。其次,在广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传统金融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为表现形式,新金融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为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新金融使传统金融发展的技术、产品和运行方式得到翻新,传统业态为降低新业态的风险和满足更多的受众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空间结构优化,能够弥补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小、微型经济实体在某些发展领域资金不足的空白,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体获得更为便利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效率、增进金融福利。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优化,则能够使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劲的集聚资源、传导资源、整合资源的动能,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配置。随着金融空间关联的逐步加深,金融空间结构更为容易地形成。但若超出所在地区实体经济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形成虚拟化的运行态势,再或者仅仅停留在空间结构的地级化发展阶段,也即只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金融集聚,但尚未形成金融辐射或者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根据区位锁定的理论,这一金融集聚区域金融贫瘠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空间结构发展有度、不断走向优化,都是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在“双循环”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从城市和城市群的维度,解决投资、消费、需求、出口等发展动力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就更容易在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三大领域打通国内循环。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要,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五大理念科学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经济创新、经济协调、经济可持续,以及经济共享。这其中,经济协调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城市发展各领域部门的协调等三大方面,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不会缩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衡化,也就谈不上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全新的动力模式、路径,以及空间网络增强城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能够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得到增强,创新及其溢出的程度越高,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会越顺畅;绿色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在发展城市群战略的同时,实现各城市的均衡福利最大化至关重要,节能减排是降低城市共同发展成本的有效路径;开放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连接,可以打通城市与城市的资源与要素交换的界限,形成有梯度的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城市间的共同市场、共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体系,从而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协调;共享是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城市群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便利,城市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红利,以及由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协调性已经较高,那么共享和创新可能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再比如地区性城市群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构性还没有解决,虽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但是建立城市群内部的关联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金融空间发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维度的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显,特别是金融集聚、金融辐射,从而形成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构成了金融的城市群空间网络,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反作用于金融空间结构,继而影响城市群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等作用途径,直接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在城市群中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或中心领域;金融辐射通过传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动能,使得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具有梯度发展特征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基础;金融一体化实际上是区域与区域的金融资本自由的流动,金融的活动彼此相互渗透、彼此互相影响进而形成联动性的一个整体,是金融深入在维度空间的表现,引领并重新配置城市群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度融合基础。若忽视金融空间发展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可能忽略金融活动在城市群就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产融结合等一系列方面的作用效果,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虚拟化运行、产生金融风险,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短板、形成边界,影响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反之,掌握金融空间布局及其作用力的发挥水平,将会极大地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借助于金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重视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优化路径,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城市群中的金融发展培育和调节到适宜其经济发展的发展质量、形态与状态,进而推进高质量的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群借助于金融作用力来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了深度研究金融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分为相互关联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围绕着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挖掘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全面地梳理了有关于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城市群经济发展、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将金融活动分为狭义金融活动和广义金融活动,由此金融空间结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其中,狭义方面包括基础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广义方面包括金融业态与机构、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其次,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主要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进行诠释。再次,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从狭义金融空间结构和广义金融空间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同时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等在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样本城市群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时空演进状态、挖掘各维度城市群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各城市群金融资源(主要是存贷款)的时空分布演进状态、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果和金融一体化的作用范围,以及各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关联,构成对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第四章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时空视角分析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与格局演进。第五章实证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第六章为对策建议。通过总结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城市群金融发展的质量、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城市群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何妤如[4](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石秀秀[5](2021)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钱嘉喆[6](2021)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各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一直是制约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了消除区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态隐患,中国近年来高度关注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问题,针对黄河流域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等原因导致的经济生态问题,争取下好全国一盘棋,国家在2019年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因此,科学地评价黄河流域绿色化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对该流域寻出一条适合自身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参阅前人学者关于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发现传统期望产出指标仅用GDP去衡量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故论文从经济—社会—环境收益角度出发,将消除价格因素的地区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园林绿地面积纳入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沿线96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其次,基于核密度曲线、锡尔指数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差异特征。再来,摒弃以往学者选用的Tobit面板回归模型,本文基于区域内各地区的空间依存性,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政府支持等七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流域和三大细分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论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长期向好倾向,但发展速度自2011年起正逐渐减慢且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持续存在,并呈先下降后缓慢加强趋势;从三大区域尺度上看,黄河上游的绿色发展效率最高,下游最低,其中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黄河中上游内部差异,且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而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则呈波动下降趋势;(2)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集聚发展大致呈“N”字型变化特征,集聚模式从集中到分散,总体上保持上游高而中下游低,其中高低水平城市能够通过带动其临近地区发展使空间分异呈现集聚分布模式,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着的衰减现象;(3)影响因素上,样本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政府支持等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区域效率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U”型变化关系;产业结构、外资依存度对此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第二产业占比提升与外资引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将降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效应,相邻地区能通过技术外溢提升周边地区的城镇化与环境治理水平,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以上结论在替换变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根据以上结论,并结合黄河流域经济社会条件,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黄河流域需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大科学教育投入、注重环境问题的前提下提高外资引进水平等方面积极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其次,除了区域统筹规划,实现绿色发展外,三大地区要依靠自身社会经济生态条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探究出更适合自身绿色发展的途径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张芳[7](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石凯含[8](2020)在《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兼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首要污染类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化环境下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我国涉农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是政府长期关注焦点,其中化肥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更是引起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关注。持续的宏观政策关注对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充分考虑,部分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妥善处置。如何有效处置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更是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焦点,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充分结合实际,考虑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才能实现政策与农户实际行为相协调,最终充分发挥政策效用,实现政策目标。种植大户是我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更是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基层主体。基于此,本文以种植大户这一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slope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冷热点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博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就种植大户行为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为政府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阐述。首先,对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为后文分析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首先,对化肥施用总体特征、化肥施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简要概括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化肥减量空间进行测算。之后,梳理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并对相应政策进行归纳,进而提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三是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进而对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在对黑龙江省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过程中种植大户认知—政策采纳意愿—行为三者的内在影响,探明种植大户对防治政策与污染水平的不同认知程度对多种政策的采纳意愿以及最终施肥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按照“理论综合探讨”→“现实量化分析”→“政策制定博弈”的逻辑通过对种植大户、政府、外部利益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面向种植大户行为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四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及保障措施。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执行性、政策成本控制与政策实效性制定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方面,从政策组合、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在具体防治方案拟定上,从条件式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层级累进制的补贴激励方案、产研联动式的污染防治方案和政农协同式污染防治方案入手,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案覆盖。最终,结合肥料使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从政策设计端、政策执行端以及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设置政策保障。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体系得到有效建构,各项辅助性技术手段发展程度有待提升。但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长效防治政策体系尚未确立,面向种植大户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倾斜方式不明确,对种植大户这一市场化细分主体的利益考量程度不足。大户认知、大户偏好、大户特征等因素对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的反馈性强。从细分来看,政府干预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与否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性具有差别,应当倡导建立基于政策联动和政府—市场—种植大户互动的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基于政策角度与种植大户行为的交互研究,可知激励型政策与惩罚型政策对于种植大户影响程度强,而技术类的辅助型政策对大户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程度弱,但基于科技在农业种植业中的杠杆作用,其作为辅助型政策发挥作用具有必要性。基于此,拟从防治模式、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以及监管机制入手,发挥上述主要政策工具类型的作用,制定条件型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建构层级累进制补贴激励机制,探索产研联动式污染防治模式,以政农市场协同性防治机制提升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全面兼顾数据技术在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补贴中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农业发展生态机制之下探究与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从政农商社等多主体入手,建立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政策体系,夯实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于芷薇[9](2020)在《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视角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
杨喜[10](2020)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ULGUE)是城市上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生产要素投入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产出系统在城市空间上的综合映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投入利用过程中急需摆脱传统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方式转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适度集约、低污染、高效率的方式。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赋予了城市土地利用绿色效率新的时代内涵,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成为缓解城市土地供需矛盾、释放经济增长空间压力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途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正是当今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核心要求和关键实现路径,也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同时,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新旧动能要素流动过程中将不同的城市串联在一起,城市之间空间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城市土地绿色开发利用并非“各自为政”或“孤军奋战”,而是存在空间溢出的外部性,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会与其他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空间关联。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加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研究,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城市上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促进城市之间合作联动发展、推动城市社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在借鉴和吸收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首先,在明晰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概念内涵基础上,构建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上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借助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7年283座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其次,综合应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来刻画和识别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再次,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全国尺度以及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的偏微分分解方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根据全文理论分析与量化实证研究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新动能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自身可以带来较高质量的土地产出效率,传统动能要素也可以通过嫁接新动能要素进行现代化升级发展,重新换发新生机,提升城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在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引向绿色化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路径。(2)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提升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对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治理,补齐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短板。在地理空间上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性特征。高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地区的城市以及生态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的城市,低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及省际交界地区。(3)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非“彼此孤立”随机分布,而是“彼此相依”空间关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不仅会影响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也会受周围邻近城市的影响。在局域空间格局上,呈现出高值集聚型(HH)、低值塌陷型(LH)、低值集聚型(LL)、高值凸起型(HL)四种空间集聚类型,数量上特征上以HH和LL为主,以HL和LH为辅,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环京津低值带”,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集群化高值集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冷热点区也呈现出“集群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地理空间呈现为“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并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空间邻近同伴效应。(4)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全国尺度和分区尺度下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空间上相互关联影响,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会对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带动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共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区域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性。(5)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外商投资、政府干预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人口集聚、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6)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城市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和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7)根据全文理论与量化实证分析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一是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二是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三是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四是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五是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六是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二、循环经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循环经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1.1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城市群空间重构 |
1.1.1.2 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现实选择 |
1.1.1.3 东部沿海城市群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1.2.1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1.2.2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 |
1.2.3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 |
1.2.4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方法 |
1.2.5 研究评述 |
1.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城市群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空间结构 |
2.1.4 城市群空间结构 |
2.1.5 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2.2 理论基础 |
2.2.1 系统论 |
2.2.2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
2.2.3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2.2.4 城市群空间结构理论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3章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 |
3.1 研究范围及发展现状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3.1.2 研究区域发展现状 |
3.2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3.2.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2.2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3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3.3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
3.3.1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变特征 |
3.3.2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 |
第4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 |
4.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1 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测度方法 |
4.1.2 基于人口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3 基于经济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4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4.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演变分析 |
4.2.1 城市群职能结构测度方法 |
4.2.2 东部沿海城市群基本职能判定 |
4.2.3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规模演变 |
4.2.4 东部沿海城市群专业化部门演变 |
4.2.5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强度的演变特征 |
4.2.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4.3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演变分析 |
4.3.1 城市群联系网络测度方法 |
4.3.2 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特征 |
4.3.3 东部沿海城市群个体网络特征 |
4.3.4 东部沿海城市群关联线特征 |
4.3.5 东部沿海城市群凝聚子群演变特征 |
4.3.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关联分析 |
第5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5.1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
5.1.1 完善体系建设,促进创新发展 |
5.1.2 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 |
5.1.3 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 |
5.1.4 坚持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
5.1.5 全面改善民生,助力共享发展 |
5.2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 |
5.2.1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优化思路 |
5.2.2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优化思路 |
5.2.3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优化思路 |
5.3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
5.3.1 完善城市群等级规模体系,提升不同城市的功能效益 |
5.3.2 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强化城市群群内群际空间联系 |
5.3.3 明确城市职能定位,强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
5.3.4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
5.3.5 共建生态宜居城市群,推进绿色城市群建设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 |
(3)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文献综述 |
1.3.1 城市群经济发展 |
1.3.2 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 |
1.3.3 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
2.1 金融空间结构 |
2.1.1 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 |
2.1.2 狭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3 广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4 金融活动的空间关系演变 |
2.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
2.2.1 城市群的演变 |
2.2.2 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
2.2.3 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2.3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1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2 狭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2.3.3 广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3.1 城市群金融的发展现状 |
3.1.1 城市群金融发展现状 |
3.1.2 城市群金融发展问题 |
3.2 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时空演进分析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
3.2.2 因子分析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3 威尔逊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4 F-H模型和相关指标 |
3.3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测度 |
3.3.1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总体特征 |
3.3.2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的地理区位分布特征 |
3.4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度测度 |
3.4.1 城市群金融资源总量特征 |
3.4.2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特征 |
3.5 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 |
3.5.1 F-H模型 |
3.5.2 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特征 |
3.6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状况 |
3.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
3.6.2 不同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
3.6.3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层级性特征 |
3.7 小结 |
第4章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4.1 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概况 |
4.1.1 城市群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4.1.2 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 |
4.2 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度 |
4.2.1 研究方法 |
4.2.2 结果分析 |
4.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4.3.1 研究方法 |
4.3.2 结果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
5.1 金融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 |
5.1.1 研究方法 |
5.1.2 结果分析 |
5.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5.2.1 解释变量选择 |
5.2.2 研究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1 金融空间结构对不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的主要结论 |
6.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6.3 金融空间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第7章 金融空间优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优化金融空间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1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的优化措施,促进金融空间高效发展 |
7.1.2 探索行之有效的金融空间发展模式,促进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 |
7.2 提升优化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
7.2.1 基础性金融资源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2 金融业态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3 金融创新与服务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2.1.1 逻辑起点 |
2.1.2 资源养护 |
2.1.3 可持续利用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2.2.2 学科关联 |
2.2.3 相关原则 |
2.3 基本分类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3.1.2 渔业元治理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4.1.1 时间维度 |
4.1.2 空间维度 |
4.1.3 人际维度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缩略语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绿色发展内涵特征 |
二、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三、绿色发展空间效应 |
四、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
五、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框架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绿色经济发展相关概念与理论机理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可持续发展 |
二、生态文明 |
三、绿色发展效率 |
第二节 理论机制 |
一、生态经济学理论 |
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第三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第一节 黄河流域沿线城市概况 |
一、总体区域行政划分 |
二、经济发展与坏境污染状况 |
三、电力能耗概况 |
第二节 测度方法与模型选取 |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二、超效率SBM模型 |
第三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 |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第四节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结果评价 |
一、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概况 |
二、上中下游各省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排名情况 |
第四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评价 |
第一节 评价方法 |
一、锡尔(Theil)指数 |
二、核密度分析法 |
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 |
第二节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差异特征分析 |
一、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上呈明显上升态势 |
二、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趋向中高级阶段 |
三、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极化程度呈双峰分布态势 |
第三节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特征分析 |
一、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尺度的空间差异特征 |
二、地级以上城市尺度的空间差异特征 |
第四节 绿色发展效率ESDA空间关联性分析 |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第五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
一、经济系统: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 |
二、社会系统:城镇化水平与外资依存度 |
三、环境系统: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
四、政府系统:政府支持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第三节 模型选择检验 |
一、模型选择检验流程 |
二、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
第四节 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
一、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整体效应分析 |
二、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析 |
三、模型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绿色发展效率测度与评价 |
二、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评价 |
三、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一、区域统筹规划,实现绿色发展 |
二、地区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2.1 理论假设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7.2.4 假设检验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
1.3.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
1.3.3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与农户行为研究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4.3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种植大户 |
2.1.2 化肥面源污染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行为经济理论 |
2.2.2 生态平衡理论 |
2.2.3 农业政策及外部性理论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 |
3.1 化肥施用特征概况 |
3.1.1 化肥施用量及施用强度 |
3.1.2 化肥施用结构对比分析 |
3.1.3 内部施用均衡度对比 |
3.2 化肥施用时空特征分析 |
3.2.1 研究方法 |
3.2.2 化肥施用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3.2.3 空间冷热点分析 |
3.3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 |
3.3.1 河流水体污染表现 |
3.3.2 湖泊(水库)水体污染表现 |
3.3.3 土地土壤污染表现 |
3.3.4 农业废弃物污染表现 |
3.4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分析 |
3.4.1 分析方法 |
3.4.2 化肥施用效率测度 |
3.4.3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 |
3.5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与归纳 |
3.5.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 |
3.5.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汇总 |
3.6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 |
3.6.1 政策缺乏前瞻性且手段单一 |
3.6.2 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
3.6.3 化肥面源污染数据管理水平低 |
3.6.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落地难 |
3.6.5 盲目追求化肥减排量化目标 |
3.7 本章小结 |
4 问卷设计、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4.1.1 问卷设计 |
4.1.2 问卷调查 |
4.2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 |
4.2.2 测量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1 种植大户认知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3.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4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4.1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4.4.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4.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5 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 |
5.1.2 模型适配度指标选择 |
5.2 种植大户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5.2.1 政策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2.2 污染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2.3 经济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2.4 污染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2.5 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 种植大户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5.3.1 污染认知对惩罚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5.3.2 惩罚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3 污染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3.4 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4 种植大户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分析 |
5.4.1 辅助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4.2 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相关者利益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 |
6.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利益相关者分类 |
6.1.1 种植大户 |
6.1.2 政府 |
6.1.3 外部利益群体 |
6.2 利益相关者利益特征分析 |
6.2.1 种植大户利益特征 |
6.2.2 非农社会性主体利益特征 |
6.2.3 央地政府利益特征 |
6.3 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制定博弈模型建构 |
6.3.1 博弈模型假设 |
6.3.2 种植大户与央地政府博弈模型 |
6.3.3 种植大户与非农外部利益群体博弈模型 |
6.4 不同治理模式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 |
6.4.1 治理成本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6.4.2 整体收益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6.4.3 基于外部性的决策分析逻辑 |
6.5 本章小结 |
7 国外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经验借鉴 |
7.1 美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1.1 建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
7.1.2 重点区域划分治理模式 |
7.1.3 探索污染多元防治机制 |
7.1.4 丰富立体防治政策组合 |
7.2 以色列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2.1 节水政策主导型污染防治 |
7.2.2 多职能部门协同治理模式 |
7.2.3 多类型政策交互覆盖机制 |
7.2.4 产研财政联动式投入模式 |
7.3 欧盟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7.3.1 命令控制型法律法规格局 |
7.3.2 共同政策中心型治理逻辑 |
7.3.3 有机农业效用最优化模式 |
7.3.4 市场激励与政策调控融合 |
7.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经验的国际启示 |
7.4.1 关注法律法规的防治先导性 |
7.4.2 以科技手段为污染防治支撑 |
7.4.3 培育规模生产主体发挥带头作用 |
7.4.4 探索数据技术导向防治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8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及保障措施 |
8.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改进 |
8.1.1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
8.1.2 推进财税协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1.3 制定多效化肥减量与有机肥补贴 |
8.1.4 政企合作参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1.5 收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监督口径 |
8.2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方案设计 |
8.2.1 条件式大户化肥污染防治激励方案 |
8.2.2 层级累进大户有机肥补贴激励方案 |
8.2.3 产研联动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8.2.4 政农协同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8.3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保障措施 |
8.3.1 政策设计端严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8.3.2 化肥面源污染政策执行端组织保障 |
8.3.3 肥料施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保障 |
8.3.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支持保障 |
8.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10)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述评 |
1.2.1 关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文献回顾 |
1.2.2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文献回顾 |
1.2.3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在土地利用领域文献回顾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新旧动能转换 |
2.1.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2.1.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2.1.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 |
2.1.5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2.2.1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 |
2.2.2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2.2.3 土地供给理论 |
2.2.4 空间区位理论 |
2.2.5 “两山”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新旧动能的ULGUE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 |
3.1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 |
3.2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3.2.1 科学性与客观性原则 |
3.2.2 可操作与可量化原则 |
3.2.3 系统性与精简性原则 |
3.3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3.3.1 投入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产出指标体系构建 |
3.4 测度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
3.4.1 测度方法选择 |
3.4.2 测度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4.1.1 研究样本与说明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4.1.3 研究区土地投入 |
4.2 研究方法选择与说明 |
4.2.1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
4.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4.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结果比较分析 |
4.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4.4.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走势特征分析 |
4.4.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4.5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现实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热点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5.1.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5.1.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说明 |
5.2.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5.2.2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5.2.3 空间杜宾偏微分分解 |
5.2.4 模型检验与选择路径 |
5.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4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5.4.1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5.4.2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5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5.5.1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自相关检验 |
5.5.2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5.5.3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ULGUE提升路径选择 |
6.1 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 |
6.2 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 |
6.3 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 |
6.3.1 东部地区 |
6.3.2 中部地区 |
6.3.3 西部地区 |
6.4 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 |
6.5 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 |
6.6 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创新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循环经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D]. 薛明月.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徐文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研究[D]. 石秀秀.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6]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D]. 钱嘉喆.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7]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8]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D]. 石凯含.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9]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视角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创新研究[D]. 于芷薇. 湖北大学, 2020
- [10]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杨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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