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

一、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杨楠^[1]（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王江波^[2]（2020）在《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以先行先试率先改革的“政策特权”与城市品格,突破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与创新,在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现代史中,书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纵观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其变革频率之高、方式之独特、内容之丰富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深圳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如,开创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通过两次集体土地国有化,成为中国首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率先开启了旨在提高现有存量土地使用效率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整备为典型代表的土地再开发利用模式等等。但另一方面,深圳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步开始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由于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加之对市场经济认知的不足,尤其土地所有权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在改革中又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资源配置方式较低效以及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构成了深化改革的内容。由于城市自身土地面积的局限性,以及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与法律法规对地方土地制度改革的约束,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由于率先开始土地使用权拍卖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从而解决了发展初期的资金约束,在特殊政策支撑下成为助力深圳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二是由于深圳自身土地面积的局限,客观上率先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绩效并没有一直成为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与制度支撑,土地本身成为了深圳进一步发展的短板与硬约束,但同时又促使了旨在提高现有存量土地利用的另一种改革路径的尝试与探索;三是从整体上来说,尽管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政策增长极”率先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但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而言,土地制度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并受到更多的制度环境的约束。正如制度总是镶嵌在一定制度环境之中一样,任何制度变迁都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制度变革。所以,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是我们研究某一制度变迁的大前提。因此,从历史和宏观制度环境两个维度来审视、分析深圳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脉络,不仅可以揭示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规律,探寻制度绩效前后反差的制度原因,理顺当前土地制度存在问题的历史成因,探索突破现有制度约束的可能路径,并能够由此进一步思考并探寻对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可借鉴、可复制意义的模式与路径,从而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思考与逻辑,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一是以文献综述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包含结构与时间因素的制度环境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基于“环境—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制度环境、主体行为、制度绩效深入剖析研究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起因、过程和成效不同的演进逻辑。阐明深圳土地制度变迁中制度环境与制度的耦合关系,分析行动主体的利益博弈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对土地制度变迁进行绩效评价。循着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更好的启迪土地制度的创新发展路径。二是从历史角度全面梳理回顾深圳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根据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制度成效不同对深圳土地制度演变历程进行阶段划分,试图呈现深圳土地制度演进的“真实过程”,对不同阶段深圳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政策、制度变革及实践效果进行细致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深圳土地制度生发、演进的内在机理,总结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规律与总体特征。三是探讨深圳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突破路径。对深圳土地制度演变历程中的制度环境、主体行为选择和实施绩效展开研究,剖析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比借鉴英国、新加坡、纽约、香港土地制度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探寻从明晰产权、完善机制、利益共享、简政放权等方面来突破现有制度约束的创新发展路径。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产物。深圳土地制度变迁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央赋予率先改革“政策特权”的制度环境下,由特区政府先行先试主导推动下的强制性变迁,制度的时空扩散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受土地国有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土地制度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而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行为在不断发生改变,因而土地制度安排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绩效。二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具有独特的演进历程与多元特征。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基本形成—调整完善”四个阶段的发展,随着历史背景转换的不同,每个阶段分别采取制度试验、制度创新、制度扩散等不同的方式来推动制度变革。深圳土地制度演进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变迁方式上强制性与渐进式并存;在变迁动因上受制度环境形塑与主体行为博弈双重影响;变迁绩效表现为利弊与发展相伴相随。三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实现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制度变革,奠定我国当前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激活土地的要素价值,揭开了我国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序幕。率先进行存量土地利用模式创新,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示范。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视角创新。通过构建“环境—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制度结构与历史时间两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有机的融合到研究之中,从制度环境、主体行为、制度绩效深入剖析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起因、过程和成效不同的演进逻辑,进一步丰富并拓展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领域。二是研究观点新颖。文章选题紧扣当前深化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代背景,植根于深圳独特丰富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提出如下鲜明的观点和结论: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受制度环境形塑与主体行为博弈双重影响,经历独特的演进历程,具有强制性与渐进式等多元特征,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三是研究方法创新。文章综合运用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将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置于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史论结合来展开分析,通过全面梳理回顾深圳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使之更贴近现实,研究结论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也为借鉴并推广其经验模式提供更好的情境参照。

袁梅^[3]（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问题不仅涉及到政府管理问题,而且关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公平正义。以文化类非营利组织为例,其不仅在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非营利组织虽然起步晚,但是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增长和社会功能来看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换、弥补市场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合作治理最为活跃的一道风景线。与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发展背景不同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在经历“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之后,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而逐步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产物,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体制的背景是有所不同的。因此非营利组织的起伏发展与政府对其管理政策和手段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自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团管理法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经历了政治化管理、分散化管理、双重管理和分类管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化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制度安排与实施在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同时也日益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和问题。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在关于如何推进有效的制度安排、如何提升制度绩效等一系列制度问题探讨过程中都会从制度变迁理论中寻求帮助,制度变迁理论因而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基于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在梳理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探索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及其原因。在进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分析的过程中,文章从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供给者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多个层面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实践进行探讨,认为复杂的政社关系、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理念、制度供给不均衡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供给者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路径依赖和非正式制度等的存在和影响。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优化的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包括导言和第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对文章的研究进行整体的概述,引出研究问题,说明论文研究的源头,并对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理论基础进行综述和总结,指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主要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阐述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本文分析工具的可行性。本文第二部分为研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主要从纵向角度梳理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特征。该部分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将其管理制度分为四个阶段:政治化管理时期、分散化管理时期、双重管理时期和分类管理时期。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从分散到规范的过程不仅体现了新旧制度的交替和变迁,还与整个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呈现出“制度匮乏-制度构建-制度均衡-制度调整”的基本路径。本章节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进行梳理,更是为后文制度变迁的供需分析提供历史和现实基础。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视角,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为本文分析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制度的供需平衡是制度均衡的重要条件。其中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公众参与表达需求构成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国民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政府强制性权威的推动以及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构成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次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二者是相互区别也是相互促进的。第四章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总结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是从政府职能部门脱离出来的,在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内部的治理等方面都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一直以来,复杂的政社关系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全能型政府”理念依旧存在于众多地方政府部门,而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导致我国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并存的重要原因,进而致使我国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受到阻碍。第五章回归到制度变迁的供给和需求框架,从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供给、需求以及克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提出制度优化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包括完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法律体系、改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降低审批门槛、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共同信念以及探索多层次的制度变迁方式等。本文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并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管理制度发展方向进行展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较为广泛,文中会较多地将“文化类非营利组织”渗透到整体写作过程中,期望更为具体化。

倪涛^[4]（2020）在《我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困境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本研究聚焦《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法后实施的分类管理改革,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难以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遭遇了怎样的困境?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借助量化分析工具CiteSpace（5.2.R1）对民办高校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识别“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知识区块并针对性地综述,对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应用进行评析;对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进行解释和讨论,同时介绍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并对其适切性进行分析;运用既有的制度变迁框架探讨民办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从中剥离出民办高校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实施分类管理的必要性;对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的实施现状进行分析,从中央、地方、高校层面给出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的进展说明,利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0对政策资料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实施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解释及说明,提炼关于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改革困境;为促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有效实施,研究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主要研究发现包括:（1）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受期刊篇幅所限,已有研究论证得出的观点凝练但视野较窄,解释的覆盖面有限。（2）分类管理改革作为“制度化”过程,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解释。（3）分类管理改革是破除民办高校发展困局的有效办法。（4）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遭遇困境,一方面源于政府面临的政策困境,表现为政策不协调和政策模糊,另一方面源于民办高校面临的选择困境,表现为营非选择难题,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困境是政策困境和选择困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徐苏兰^[5]（2020）在《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称晋升作为学术职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学术分层的重要形成机制,是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已逾百年之久,分析其发展历程,探究其制度变迁逻辑并提出制度优化的路径,有助于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为此,研究遵从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理论建构、历史回顾、实践审视、路径优化的逻辑脉络,探究三个子命题: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如何变迁（包括:制度变迁的模式、路径依赖现象及其生发机制、动力机制）、如何优化。主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借鉴其他制度流派关于制度变迁的部分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回应以上命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理论建构。立足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基础上,借鉴和吸收社会学制度主义及其他制度流派的变迁理论,建构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的分析框架。打破“现状梳理—问题总结—提出对策建议”的横向经验研究或调查研究以及“历程回顾—历史变迁—结构变迁—启示/对策”的纵向研究惯性,确立“历程回顾—变迁模式—路径依赖的现象及成因——动力来源的分析——制度优化的对策建议”的逻辑研究线路,并选取“制度环境”、“利益冲突”、“权力博弈”、“认知观念”四个要素,构建了综合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历程回顾。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梳理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百余年历史。研究发现,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经历了学官制—资格审查聘任制—行政认可、任命终身—职务聘任制、职务任命制并行阶段——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变迁历程。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实践审视。运用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辨方法,分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主要模式、路径依赖和动力来源。研究发现:（1）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模式上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以人为设计为主,自发演进为辅;二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三是在制度历程中断裂式制度变迁与渐进式制度变迁交替。（2）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具有显着的路径依赖束缚:对别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移植、政府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强控制力、高校内部普通教师群体影响弱。（3）制度环境的变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行动团体的权力博弈、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变化构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探索。针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中制度模式选择的局限、路径依赖,结合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探求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及其方略。优化制度变迁模式选择:进一步优化人为设计模式、适时转换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继续推进渐进式制度变迁而非断裂式制度变迁;化解制度变迁阻力:强化职称晋升制度改革的自主创新意识、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强化职称晋升制度决策中的高校教师参与;强化制度变迁的动力:培育有利于职称晋升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统筹和增强职称晋升制度改革合力、促进职称晋升制度主体多元共治权力结构的生成、强化职称晋升评价中“学术本位”共识。该论文有图1幅,表16个,参考文献306篇。

姚程^[6]（2020）在《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为取得巨大成绩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所在。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创新型人才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即本文所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显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而科技经费、科技设备等物质资本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考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已分别排名世界第一、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导致这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技经费投入不合理、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等。不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最关键的原因还需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方面去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需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去探讨,但主客观因素结合的最终反映,则是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毋庸置疑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对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保护,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制度,如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等,但是对于科技创新活动主体即创新型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却迄今都未立法予以明确。虽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通过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人才拥有其自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权已然得到默认,他们也可以自主创业或自主选择就业单位,即原则上享有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转让权。并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收益权原则上也依法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缺失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方面难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也因此影响到中国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持久性。若进一步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看,由智力、知识决定的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创新型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之各国科技竞争中的成败得失都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因而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必须包括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有鉴于此,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不容回避的责任,故笔者选择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期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总共分为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梳理与评述相关研究的现状,论述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阐述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制度、产权、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理论;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制度、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以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理论分析——联系中国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为分析路径的研究框架。第三章,对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分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科技创新的所属范畴;其次,分析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再次,分析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最后,考察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第四章,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首先,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进行理论溯源;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并说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第五章,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内涵。首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内容、属性、功能进行一般性探讨;其次,分析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实现的内涵。第六章,基于中国实际来分析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在关系。首先,通过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围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中国现实,揭示其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第七章,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与绩效。首先,分别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的视角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第八章,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评述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实践与经验,得出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第九章,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在给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第十章,给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一）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内生动态关系。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表现,制度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三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产生、变迁、消亡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如此才能对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人力资本作为财产权对象是一个符合理论和现实的命题。马克思、卢梭、康德等哲学家的财产权利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哲学依据,而斯密、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经济学依据。而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等,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作为财产而客观存在。并且,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显着的不同,人力资本产权涉及了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整个链条,与科技创新有着更为全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在内的权利束,具有排他性、自由支配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等产权的一般属性,以及所有权不可转让、使用权不可能完全转让、权能的可控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产权特有的产权属性。人力资本产权可以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稳定预期功能、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作用于经济活动,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关键就在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断完善了科技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显着地提升,不少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从而抑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使用的效率。（五）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的提高。尽管中国尚未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但近年来中国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已经无形中指向了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中国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与论文质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目标,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1）论文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命题,不仅通过对哲学、经济学两大学科若干经典文献的梳理,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思想溯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才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资源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财产存在;而社会需要健全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有关行为和调节人力资本权益关系,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实现最佳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2）论文指出科技创新作为投入产出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的能动性,科技创新无从谈起。但国际上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物权法等来保护物质资本的权益,却对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缺乏完善的制度保护,现实中各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不一,原因正在于此。（3）论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从科技人才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程度的不足,并导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中配置和使用的低效率。（4）论文对近年来中国有关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分析,以阐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并就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效: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提升予以分析,进一步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了论据支撑。

冯钰平^[7]（2019）在《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学位制度包含学位体系、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等内容,是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逻辑,对完善我国学位制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构建新制度主义理论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文献计量方法,剖析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轨迹,分析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与影响因素,预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是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和“结构观”,结合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探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历史观角度审视,发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突变与渐变交互出现,关键节点和阈值效应交织其中。突变完成后则以阈值效应为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渐进性变迁的特征。从结构观视角分析中国学位制度主体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学位授予单位和社会力量,三方主体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性,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政府强力主导,学位授予单位主动响应,社会力量些微参与。综合历史观和结构观,发现在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已然形成路径依赖,若想弱化路径依赖效应,须利用学位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同时,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两种文献计量方法,使用Pajek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学位政策文本的主题词进行可视化处理,探究中国学位制度的政策热点,展现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位政策的焦点包括“学位”、“专业学位”、“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和“来华留学生”等内容。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明显路径,分别是从学术至上转变为学术与职业并举,从国内承认发展为国际认可。在政府建立学位制度整体框架的基础上,经国家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政府出台的宏观政策制定相应的制度细则,中国学位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深化发展。构建新制度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从需求和供给的进路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第一,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探究引致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通过测算19932017年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职业教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激发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须解除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阻碍,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结合技术进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双一流”建设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分析其对学位类型、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提出的新要求。第二,从制度成本、法律因素、文化观念和政策制定者偏好四个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供给的因素。就制度成本而言,制度成本影响学位制度变迁主体的参与程度,制度成本越高,政府越倾向于维持制度现状,学位授予单位越容易选择消极参与变迁。就法律因素而论,法律基础是学位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位法律不完备将极大地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看,文化观念能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效果,集权计划式思想易限制学位制度变迁的灵活性,“重学轻术”思想将增大学位制度变迁的阻力,熟人社会文化易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框架中,政策制定者偏好能直接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优先顺序和效率。因此,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接受教育提升自我的需求,构建学术性与职业性分化明显且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学位制度,需疏导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方面的阻力,增加学位制度的有效供给,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探索学位制度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层面剖析,基于制度变迁的强制同形性、模仿同形性和规范同形性,认为制度分化与创新是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从实践层面分析,通过梳理西方国家学位制度的演进历程,发现其学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生成了新的特色;而中国学位制度在变迁历程中初步呈现中国风格,凝练了政治性和国家性,推断中国特色学位制度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因素和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差异较大,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基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学位制度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做法,使学位制度变迁轨迹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轨迹,变迁内容越来越符合人民实际需要,变迁方向越来越彰显中国特色。扎根中国现实情境,探索中国特色,不仅是中国学位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更是未来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坚持的方向。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三点。第一,选择了新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发展及走向,构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剖析了中国学位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分析了变迁历程中的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阐述了变迁进程中制度主体的结构关系,探讨了如何从旧的学位制度转变到新的学位制度。第二,采用了新的分析范式。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综合运用于学位制度研究。用文献计量方法可视化地展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路径,阐释政策背后的价值选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动力、影响因素和变迁方向。第三,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基于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求,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不同于西方学位制度的“自发演进”,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贯穿于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始末,中国学位制度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二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效率优于诱致性变迁。三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建立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在吸收国外学位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制度设计,凝练中国特色,实现从普通中国学位制度向中国特色学位制度的质性变迁。

周丽^[8]（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张学良^[9]（2019）在《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学专业教育在中国大学两度繁荣。90年代以后,高校不断出现国学研究院（所）等新型国学专业教育-研究机构,这与上世纪国学在大学的兴衰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如何理解上世纪大学国学专业教育的特点、兴衰及其制度变迁机理?90年代以来,大学国学专业教育兴起的原因何在?有何特点?其制度变迁机理又是什么?当前大学国学专业教育能否从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中获得启示?本研究采用文献、案例与比较三种研究方法,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表明,自近代“国学”概念诞生以来,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在大学中开始萌发,在经学制度渐趋瓦解、教育法规逐渐西化、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觉醒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的阶段,学者以西方学科制度为蓝本,将国学依西法进行分类,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与培养组织,在研究范式上向西方靠拢,在学生培养上体现出传统书院制度和西方课程管理体系“中西结合”的色彩,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其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20世纪20年代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发展的代表。北大国学门采取集体协作式的项目管理模式,清华国学研究院采取个人技能训练和自主研究式的人才管理模式,两者都推动了国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为后来者提供了人才储备和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但到20年代中后期,由于战乱、经费短缺、权力斗争等原因,导致两大国学专业教育机构人才流失、机构改组,进而导致国学专业教育发展陷入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专业教育制度走出两种不同道路:以武大、人大、山大为代表的“武大方案”,更加注重培养国学基础人才,注重培养本科生,强调“本硕一体”的培养方式,并按照“’原典’+专题”的方式进行教学改革,体现出早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制度延续。而以清华为代表的“清华方案”,更加注重对中西学术交流的培养和对学术平台的搭建,则体现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制度延续特点。综上所述,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以三种组织为变迁主体,政府、大学和社会团体是影响高等教育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改革开放前以欧陆模式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的大学权力模式导致了大学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从而挤压了国学专业教育的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的高校自主权运动为大学制度变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对拓宽研究空间、聚集学术资源的国学学科的追求成为大学内国学专业教育组织所追求的组织利益。社会团体及个人对大学培养人才以及发现新知的期待成为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因,且建设“双一流”的文化-认知为国学专业教育制度变迁提供了合法性。

郎杰燕^[10]（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二、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困境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D]. 王江波. 深圳大学, 2020(11)
• [3]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D]. 袁梅.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我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困境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D]. 倪涛. 扬州大学, 2020(05)
• [5]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D]. 徐苏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6]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D]. 姚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D]. 冯钰平.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9]中国高校国学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D]. 张学良. 浙江大学, 2019(05)
• [10]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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