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文学名着翻译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忆《外国文学名着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黄元军[1]（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张颖[2]（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陈莉[3]（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李言实[4]（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研究表明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范小娟[5]（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王鑫[6]（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认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王亚光[7]（2019）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文论汉译中的“背离现象”指的是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言非所是”的状况,背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总体性背离、逻辑背离和语义背离。背离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会导致实践应用上的失误。在西方文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对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和文体特点有准确的认识,自觉克服导致背离的原因,最大限度地缩小背离的幅度,减少背离的频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说明了文学理论翻译常用的方法、梳理了关于文学理论文本翻译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西方文论是一种理论话语,有明确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但是文学理论文本没有固定的体裁,除了理论阐述以外,诗歌、书信、对话都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载体。文学理论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文学是虚构的,以故事讲述和情感共鸣为特征;科学技术文献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文学理论兼有文学作品的灵性、抽象性和科技文献的严谨性、逻辑性。因此,作为一种论说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兼具人文性和学术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传统的翻译方法包括:“格义”“达旨”、“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在翻译标准方面,理想的译文应该做到语义忠实、思想契合、表达流畅、风格一致。文学理论话语翻译具有学术性、语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次,具体梳理了背离的类型和原因。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背离,主要指语义内涵背离、思想内涵背离、文化内涵背离和表达风格背离。具体表现为原文语义的增删、变异,以及风格的改变等等。此外,复译的理论文本也可能存在背离现象,西方文论作品复译的需要来自于接受语境的时代性变化及接受状况的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求解。这直接关系到原文要点在翻译中的理解,因此也直接关系到如何翻译。尽管复译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文本复译能完全避免背离现象。文学理论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语义和风格的个性化特点更突出,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刻。西方文论翻译中背离现象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指言说语境不同,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差异,文论语境差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就是画,能直接表意;西方语言多为拼音文字,不仅文字构形不同,而且语言逻辑关系也有差异。语言的言说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空间语境、文化语境和文论语境;一切观念的产生、转述和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当语境改变的时候,观念该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主观方面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态度等原因也会导致对理论文本理解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充分,主体性应对策略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译文质量。某些情况下,背离是译者遇到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这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抵达。再次,面对背离现象,提出西方文论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西方文论汉译就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在一个陌生语境中,为了实用目的进行语言转换、思想再现的过程。意蕴转换需要再现语义内涵、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表达风格,译文一方面要和原文意蕴一致,另一方面要和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相符。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不断克服上述导致“背离”的不利因素,追求“完美翻译”,译者是文学理论翻译的主体,也是解决背离问题的关键。一个合格的西方文论译者应该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无论在理解环节还是在表达环节,都不能出现知识性和意旨性的纰漏。理想的文论译者应该是某个领域——比如某个理论流派或者某个理论家的研究专家,能真正弄清楚理论文本中每个词的含义,一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很可能表达不完全想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词在每个理论家那里可能具有特别的涵义。只有对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理论家足够熟悉的译者才能在译入语中找到那个恰当的对应词。许多西方文论术语的内涵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这就为在译入语中找到切近的表达增加了难度。译者对文论语境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对术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其对译文的选择。对于曾经翻译过的术语,特别是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要尽可能沿用,这会大大降低翻译的成本和理论交流的成本。专家型译者或者研究型译者是理想的文学理论译者。理想的译者还要懂得翻译技巧和翻译技术。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料库的建立,特别是翻译辅助技术、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等,对于解决理论术语一致性问题非常有帮助。懂技术的译者会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效度。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因此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西方文论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需要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解开原文的迷津,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用地道的汉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追求没有背离的“完美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王新[8]（2018）在《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伍蠡甫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画论研究领域的思想成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进行综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通过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画论精华,并结合西方艺术理论和思想方法,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技法、艺术风格、审美范畴和美学意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释,对中国当代绘画创作、画论研究和中西艺术比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参考。伍蠡甫的西方文论研究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历史和文献基础上。由他编译的西方文论着作及其相关研究,对我国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起到了辅助和参考作用,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本文的研究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围绕伍蠡甫早年从事的图书出版和外文译介活动,对他的“世界文学”观念、西洋文学史研究观念进行述评。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伍蠡甫提出应该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放置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下给予谋划和推动。通过增强新文学的“世界意识”拓展读者的视野和理解,从而发挥新文学推动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二章以伍蠡甫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画论专着《谈艺录》为研究对象。通过他有关意境、艺术风格、审美范畴和艺术形式的论述和阐释,对他的画论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伍蠡甫对中国绘画艺术“意境”研究的特色在于,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过程和艺术风格,探究“意境”得以生成的思想基础,以及创意、构境、生成的过程与机制。他通过分析中国绘画史上曾经出现的文人画作品,结合中国古典诗论、书论、乐论,总结概括出简、雅、拙、淡、偶然、纵恣、奇崛等文人画艺术风格和审美范畴。他通过分析名家名作的创作技法,总结归纳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线为主导”的形式美学特征。第三章以伍蠡甫编着的《西方文论选》《欧洲文论简史》为研究对象,分析他在西方文论译介方面采用的研究方法、阐释方式和批评话语,对他的西方文论译介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西方文论选》在传播文论经典的同时,存在受意识形态操纵而产生的误读和误释。《欧洲文论简史》在服务教学研究的同时,存在过度引申、以偏概全、刻意贬损等弊端。通过对伍蠡甫西方文论编译事业的审视,分析了以选本为教材的利与弊,处理个案与通史的关系,以及正确使用批评话语等文论史编着的方式和方法问题。第四章以伍蠡甫晚年的画论着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中国画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伍蠡甫晚年对中国古代画论、古代着名画家和中西艺术传统的研究,反映出他的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绘画技巧与绘画理论并重,综合运用古今中外艺术理论,表达自我与追求创新等。结语部分回顾总结伍蠡甫在西方文论编译、中国画论研究和比较艺术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贡献,并就其学术生涯中体现出的学识素养和人生境界进行理解诠释。
浦晗[9]（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施新佳[10]（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二、外国文学名着翻译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忆《外国文学名着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国文学名着翻译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忆《外国文学名着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4）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
| 四、研究内容及重点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剧作家的贝克特 |
| 第一节 贝克特:从小说家到剧作家 |
| 一、从小说到戏剧 |
| 二、贝克特的戏剧创作 |
| 第二节 贝克特的继承与创新 |
| 一、贝克特对传统的继承 |
| 二、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创新 |
| 三、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影响 |
| 第二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历程 |
| 一、1962—1999:初始期 |
| 二、2000—2015:发展期 |
| 三、2016年之后:鼎盛期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翻译研究——以《等待戈多》为个案 |
| 一、关于戏剧翻译的若干理论问题 |
| 二、学者型翻译:异化翻译策略 |
| 三、导演型翻译:归化翻译策略 |
| 四、贝克特其他戏剧的翻译 |
| 第三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研究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文革之前:政治挂帅,思想批判 |
| 二、1978—1999:改革开放,二元接受 |
| 三、2000—2019:纷繁时代,研究多元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贝克特研究分析 |
| 二、贝克特戏剧研究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贝克特戏剧研究反思 |
| 一、研究范围有待拓展 |
|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待丰富 |
| 第四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演出 |
| 第一节 《等待戈多》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狂躁的颠覆和反抗:孟京辉《等待戈多》 |
| 二、主题的拼贴转化:林兆华《三姐妹·等待戈多》 |
| 三、被同性别化和物化的女性身体:任鸣《等待戈多》 |
| 四、身体政治的隐喻抗争:罗巍《等待·戈多》 |
| 五、跨文化戏曲实验:吴兴国《等待果陀》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贝克特其它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真实的荒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终局》 |
| 二、具象化的身体:中央戏剧学院贝克特短剧 |
| 三、荒漠上的中国色彩:国家话剧院《美好的日子》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国外剧团在中国演出的贝克特戏剧 |
| 一、喜剧效果:爱尔兰盖特剧团《等待戈多》 |
| 二、悲剧意蕴:法国利摩日剧团《等待戈多》 |
| 三、视觉戏剧:美国威尔逊《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影响 |
| 第一节 贝克特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 |
| 一、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荒诞观”的形成 |
| 二、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等待主题” |
| 三、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语言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变异学思考 |
| 一、聚焦单一《等待戈多》 |
| 二、戏剧创新,误读荒诞 |
| 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
| 四、接纳变异,走向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贝克特生平创作年表 |
| 附录B: 贝克特戏剧中国演出年表 |
| 附录C: 贝克特戏剧作品中译资料年表 |
| 附录D: 贝克特戏剧相关采访录 |
| (一) 田本相教授访谈 |
| (二) 吴兴国采访录 |
| (三) 张献访谈 |
| (四) 冯远征访谈 |
| (五) 喻荣军访谈 |
| (六) 萨拉·简·斯凯弗导演访谈 |
| (七) 朱迪·海格特·拉维特谈如何理解贝克特 |
| (八) 罗伯特·威尔逊谈制作《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附录E: 国外学习总结报告 |
| (一) 2016“贝克特的残余”会议及“贝克特暑期学校”学习报告 |
| (二)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访学总结报告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拟突破的难点 |
| 1.3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 |
| 1.3.1 接受反应文论概述 |
| 1.3.2 “旅行中的理论” |
| 2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与文化定位 |
| 2.1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 |
| 2.1.1 译介的动态过程 |
| 2.1.2 译者的评论 |
| 2.2 布鲁姆在中国的文化地位 |
| 2.2.1 布鲁姆在中国的影响 |
| 2.2.2 经典地位的确立 |
| 2.3 布鲁姆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阐释 |
| 2.3.1 主流:耶鲁学派的一员大将 |
| 2.3.2 自我定义:美国式犹太知识分子 |
| 2.3.3 其他多元身份的界定与争论 |
| 2.3.4 “影响的焦虑”症患者——修正主义文学批评 |
| 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
| 3.1 布鲁姆的文学观念 |
| 3.1.1 大文学观——宗教、理论与文学同质 |
| 3.1.2 犹太宗教观对文学的渗透——卡巴拉主义和诺斯替精神 |
| 3.2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遭遇困境 |
| 3.2.1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受阻” |
| 3.2.2 少数学者对布鲁姆大文学观的关注与认同 |
| 3.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遇冷”的原因解析 |
| 4 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反思 |
| 4.1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 |
| 4.1.1 影响—误读理论的主旨 |
| 4.1.2 创造性误读:六个修正比 |
| 4.1.3 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修正 |
| 4.2 误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4.2.1 中国学界对误读理论的认同及“误读” |
| 4.2.2 误读理论在中国发生的变异 |
| 4.3 中国接受误读理论的文化语境 |
| 4.3.1 理论相通导致的视域融合 |
| 4.3.2 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
| 5 布鲁姆经典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汇 |
| 5.1 布鲁姆的经典观 |
| 5.1.1 审美立场:对审美性文学的坚守和扞卫 |
| 5.1.2 精英主义立场——关于“强者”的理论 |
| 5.1.3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
| 5.2 布鲁姆经典观在中国的境遇 |
| 5.2.1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顺向阐释 |
| 5.2.2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逆向思考 |
| 5.2.3 布鲁姆经典观影响之下中国文论的扩充 |
| 5.2.4 布鲁姆经典观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延伸性影响 |
| 5.3 中国接受经典观的文化动因 |
| 5.3.1 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承袭性与相通性 |
| 5.3.2 理论趋同 |
| 6 中国当代文论在布鲁姆理论接受中的在场与错位 |
| 6.1 本土意识的在场 |
| 6.1.1 中国文论界的期待视野:建设中国文论 |
| 6.1.2 本土意识贯穿接受的全过程 |
| 6.2 接受中的错位及现实策略 |
| 6.2.1 接受中的错位 |
| 6.2.2 应对的现实策略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1.1.1 作为一种翻译现象的“背离” |
| 1.1.2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 |
| 1.1.3 本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西方文论译介概况 |
| 1.2.2 西方文论术语/文本翻译——语言内涵背离现象研究 |
| 1.2.3 跨语际的理论旅行——超语言的背离现象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与翻译 |
| 2.1 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及其特点 |
| 2.1.1 作为观念的文学理论 |
| 2.1.2 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 |
| 2.1.3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征 |
| 2.2 文学理论的翻译 |
| 2.2.1 多维视角的翻译方法 |
| 2.2.2 理论话语翻译的标准 |
| 2.2.3 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 |
| 第3章 西方文论汉译过程中的背离现象 |
| 3.1 背离的表现 |
| 3.1.1 语义内涵背离 |
| 3.1.2 思想内涵背离 |
| 3.1.3 文化内涵背离 |
| 3.1.4 表达风格背离 |
| 3.2 文本复译中的背离问题 |
| 3.3 对于背离现象的认识 |
| 3.4 背离的影响 |
| 3.4.1 理论认识失真 |
| 3.4.2 指导实践偏差 |
| 第4章 西方文论翻译中导致背离的原因 |
| 4.1 语境差异是导致背离的客观原因 |
| 4.1.1 语言环境差异 |
| 4.1.2 文论语境差异 |
| 4.1.3 文化语境差异 |
| 4.2 译者素养是导致背离的主观原因 |
| 4.2.1 译者的理论素养 |
| 4.2.2 译者的知识素养 |
| 4.2.3 译者的工作态度 |
| 第5章 面对背离的文论意蕴总体性应对 |
| 5.1 文论意蕴的转换生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
| 5.1.1 西方文论的非语境性接受 |
| 5.1.2 西方文论的实用性接受 |
| 5.1.3 西方文论的转换性接受 |
| 5.2 语义内涵再现:术语转换 |
| 5.2.1 术语翻译中的背离问题 |
| 5.2.2 文论术语翻译标准 |
| 5.2.3 文论术语译介策略 |
| 5.2.4 文论术语翻译例析 |
| 5.2.5 术语翻译的差异性融合 |
| 5.3 思想内涵再现:意蕴挖掘 |
| 5.4 文化内涵再现:文化调适 |
| 5.4.1 文化负载词的调适 |
| 5.4.2 文化意象的调适 |
| 5.5 表达风格再现:原文为纲 |
| 第6章 面对背离的译者主体性应对 |
| 6.1 文论译者的语言能力:意会与言传 |
| 6.1.1 参透语义:理解和表达 |
| 6.1.2 再现风格:语体与语域 |
| 6.2 文论译者的学术修养:高度与态度 |
| 6.3 文论译者的方法意识:技巧与技术 |
| 6.4 文论译者的成长动力:需要与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五、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伍蠡甫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 |
| 第一节 创办黎明书局与早期文学译介 |
| 第二节 伍蠡甫的“世界文学”观念与1930 年代文学 |
| 第三节 伍蠡甫的早期西洋文学史研究观念与方法 |
| 第四节 伍蠡甫“世界”意识指导下的本位文化建设观 |
| 第二章 伍蠡甫的中国古代画论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中的艰难执教与捐机画展 |
| 第二节 伍蠡甫绘画艺术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与新视野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绘画的意境及其创生机制研究 |
| 第四节 文人画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范畴 |
| 第五节 线为主导: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形式美的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伍蠡甫西方文论编译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西方文论选》:意识形态裹挟中的文论经典阐释 |
| 第二节 《欧洲文论简史》的成就与瑕疵 |
| 第三节 伍蠡甫西方文学译介事业再审视 |
| 第四章 伍蠡甫比较艺术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受聘国家画院期间的创作与研究 |
| 第二节 晚年的中国画论研究 |
| 第三节 兼收并蓄的古代画家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绘画艺术传统的结构分析 |
| 第五节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方法论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伍蠡甫生平活动年表(1900.9——1992.10) |
| 致谢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10）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
| Abstract and Key Words |
| 绪论西南联大、“鲁艺”与中国新文学史 |
| 一、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 |
|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与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争语境下的建校历程与校园氛围 |
| 第一节 抗战烽火下的艰难起步 |
| 第二节 冲突渗透中的思想指引 |
| 第三节 矛盾交融中的教育理念 |
| 第二章 救亡强音中的个体与群体 |
| 第一节 抗战救亡话语的出场与沸腾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群体呼号中的个体诘问 |
| 第三节 “鲁艺”:个体认同后的群体“聚焦” |
| 第四节 个体与群体的纠结 |
| 第三章 现实观照中的思想启蒙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批判现实的延续 |
| 第二节 “鲁艺”:歌颂与批判的交响 |
| 第三节 启蒙、革命与农民书写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度与思想改造 |
| 第四章 生命存在与人性深度的探询 |
| 第一节 生命存在:诗性品格、救世情怀的对立与对话 |
| 第二节 救亡、革命、爱情、自我多重碰撞中的人性 |
| 第五章 文学创作的体式探索与语言风貌 |
| 第一节 战争不同阶段的文体选择与语言风貌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学院派的文体实验与“新文言”风貌 |
| 第三节 “鲁艺”:民族形式的新变与革命白话的兴起 |
| 第六章 外国文学资源的移植与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在西南联大的盛行 |
| 第二节 苏联文学对“鲁艺”的吸引 |
| 第三节 “亲欧美”与“亲苏俄”的价值取向 |
| 第七章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生成与建构 |
| 第一节 “社会场域”的导向与文学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精神传统的赓续与文学观念的再认 |
| 第三节 主体定位的选择与文学价值的追求 |
| 第八章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龃龉及文学史价值 |
| 第一节 不同维度下的文学创作路径 |
| 第二节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龃龉 |
| 第三节 多样现代性的分化与融合 |
| 第四节 两种文学样态的文学史价值及当下启示 |
| 结语 话语讲述的时代和讲述话语的时代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外国文学名着翻译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忆《外国文学名着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4]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D]. 王亚光. 辽宁大学, 2019(05)
- [8]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D]. 王新. 河南大学, 2018(12)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10]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