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土地市场加“门槛”（论文文献综述）
张建平,朱雅锡[1]（2022）在《用地管控、土地供给与城乡消费差距的传导机制——基于房地产泡沫和土地利用效率双重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究土地管控政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检验机制——房地产泡沫与土地利用效率。采用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管控政策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土地管控政策可以通过房地产泡沫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作用于城乡消费差距。当房地产泡沫较小时,增加土地供给规模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较小;当房地产泡沫较大时,增加土地供给规模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较大。当土地利用效率较低时,增加土地供给规模可以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当土地利用效率较高时,由于土地利用效率已经趋于充分释放阶段,增加土地供给规模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作用会减弱。
刘淼[2]（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陈钰晓[3]（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李屹然[4]（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华夏[5]（2020）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自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不断凸显,造成地方政府杠杆率的不断攀升。2009年,中央实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问题,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呈爆发式增长。地方政府巨额的增量和存量债务引起的宏观效应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过梳理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金融风险、实体经济融资的关系,为厘清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也能为缓解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与思路。本文利用31个省的商业银行和房地产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上市公司数据等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PVAR模型、断点回归模型、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宏观效应,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三者的联动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缓释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缓释效应。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包含第1、2、3章,为论文的研究基础,主要包括绪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度量方法分析。其中,第1、2章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与局限性,并对现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进行详尽的梳理,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与本文的研究方向。第3章着重介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度量方法,由于尚未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官方统计数据库,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度量方法选择尤为重要,通过总结归纳与对比分析现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度量方法,选取适用于本文研究的度量方法。第二部分包含第4、5、6、7、8章,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金融风险的影响,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三者的联动效应。其中,第4章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分析两部分。第5章以房地产和商业银行双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与影响路径。第6章先提出地方政府债务挤出实体经济融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证分析中论证了挤出效应及其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以及土地财政和政府干预对挤出效应的助推作用。第7章以前述章节内容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三者的联动效应,并对动态影响路径进行探讨。第8章主要研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政策的宏观缓释效应,包括对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两方面的缓释效应,并对宏观缓释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第9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地方政府债务对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既存在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土地财政、信贷扩张和影子银行的间接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上述三项是地方政府债务影响金融风险的有效传导路径。第二,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融资形成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政府干预和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债务挤出实体经济融资具有助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三者具有联动效应。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对实体经济融资形成挤出效应,而实体经济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因而地方政府债务和实体经济融资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是负向的,且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关系中负面的抑制作用占优。动态影响路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挤出效应是长期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经济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是短期的,但影响程度却逐渐增大。第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具有宏观缓释效应,债务置换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缓释实体经济融资的挤出效应和经济增长,债务置换缓释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作用机制包括债券属性和金融体系效率两种,但由于债务置换债券的发行未完全采取市场化机制,金融体系效率影响作用机制贡献更大;债务置换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包括公共投资能力和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直接影响,以及实体经济融资的改善提高私人投资的间接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共包含四个方面。一是以房地产和商业银行双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的风险传递关系,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和土地财政、信贷扩张、影子银行风险传导路径进行详尽分析。二是从微观层面,以大样本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挤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的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土地财政和政府干预的助推作用。三是将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分析三者的联动效应,并利用PVAR模型对联动效应的动态影响路径进行分析。四是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实证研究领域的研究边界,利用断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缓释效应,并进一步利用断点回归模型和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缓释效应的作用机制。综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整体可控,但其与金融风险的传递关系、对实体经济融资形成的挤出效应、以及与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三者的联动效应等方面所产生的宏观效应问题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发挥的宏观缓释效应,对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因此,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宏观效应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可以间接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等。
陈浩[6]（2019）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即如何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和高水平贸易规则,构建具有世界最高开放形态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引擎。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界定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概念,明确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通过要素禀赋、全球价值链等理论找到自由贸易港能够聚集国内外优质要素的经济学寓意。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通过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比较以及对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汉堡、利物浦等成熟自由贸易港经验和世界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梳理,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差异化发展的模式,重点提出海南建设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的路径,探索金融、大宗商品、内陆等不同类型自由贸易港模式。本文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本文沿着“提出问题——理论研究——提出观点--经验借鉴——实践探索—归纳观点”的思路开展研究。研究内容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等内容。本章内容属于提出问题部分。第二章是“自由贸易港理论基础”,通过要素禀赋理论、“守夜人”、“凯恩斯主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等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成长阶段、政府管制理论、全球价值链、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试图探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济学基础。本章内容属于理论研究部分。第三章是“自由贸易港分析”,界定自由贸易港主要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以及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区别。本章内容属于提出观点部分。第四章是“全球着名自由贸易港的成熟经验”,通过梳理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和中国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等“综合服务型”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借鉴。第五章是“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介绍TPP、CPTPP、欧盟海关一体化、欧日经济伙伴协定和中国智利自贸升级协定相关情况,为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树立国际标准,争取建设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第四和第五章的内容属于经验借鉴。第六章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从推动消费、服务业、营商环境、金融开放、房地产、人员流动等方面重点探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点,并浅谈其他内陆型、战略型和特殊功能型自由贸易港的构想设计。本章内容属于实践探索部分。第七章是“结论与讨论”,归纳本文研究形成的结论性观点,探讨本文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该领域研究提出构想。本章内容属于归纳观点部分。本文认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一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下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创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进程的必然。二是从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先进经验来看,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开放程度最高、货物服务人员高度自由流动的地区,但也存在发展腹地狭窄、本地产业薄弱、政府角色弱化等缺陷。三是从经济学上讲,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准入壁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策、规划和法治引导市场行为,避免市场失灵。此外,还要发挥制度设计优势,提高改革效应。四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特色化发展,既要借鉴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自由贸易港成熟经验,又要支持海南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服务型自由贸易港,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最高水平的开放。本文创新点一是提出如何发挥自由贸易港的“中国特色”。主要特点包括制度设计更为灵活、以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为核心、注重发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发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等;二是通过分析逆全球化的原因,提出全球价值链既体现经济价值,又兼顾社会价值。所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既要围绕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制度保障,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也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全球市场的单一化分割,破除行政垄断和资本垄断,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着普惠、共享的方向改革,体现制度优越性保障公平;三是梳理TPP等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内容,提出中国自由贸易港要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不仅要实现货物、资本、人员便利化流动,更要推动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李瀚林[7]（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据IMF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绩,同时更要看到危机。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近代中国由于实验性技术创新的特点,加之落后的经济和腐朽的制度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奋起直追,以年均9.6%的GDP增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由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经济增速的下滑不禁使我们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何方?本文在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引出了主题,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路径在何方?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散见于着作中,主要探析了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详细推导了马克思的简单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和一般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过程,通过分析得出存在固定资本投资的经济体中,放任自由竞争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而有宏观部门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却可以通过合理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均衡,当然这种调控不是随意的,应由宏观部门来进行。继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之后,较系统的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首先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概括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没有发现新的变量,或者就新的变量给予不同的解释,或是创立了新的不同的生产函数;随后推导哈罗德模型,索洛模型,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的数学过程,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并判断增长路径是否稳定。研究发现哈罗德模型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认识到投资的副作用;索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将技术进步（创新）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不同的是罗默模型强调的是创新出全新的产品（技术）,而熊彼特模型突出的是创造性地破坏一种现有产品（技术）并用新的产品（技术）替代现有产品（技术）。研究西方增长理论之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对比分析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投资型增长路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并就增长路径和中国增长阶段进行阐释;得出结论,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随后界定创新的内涵,将创新区分为基础性创新和常规化创新,并就人口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继而从市场规模和后发优势以及自主创新三方面分析中国的创新路径,并就中国的创新路径进行理论思考。实证方面,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创新、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通过面板门槛估计分析得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呈现近似倒“U”型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系统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增长路径在于创新,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一是增强创新意愿:制度建设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二是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三是重“基础”强“常规”: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激励常规化创新。70年后再出发,强烈的创新意愿,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最有效的创新方式是为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创新路径。
郭斌[8]（2020）在《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化解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拉动了煤炭产业的迅速发展,促使2002～2012年成为煤炭行业最为景气的“黄金十年”。期间,煤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在行业的高利润吸引之下,大量社会资金涌入煤炭行业,行业投资逐年迅猛增长,新建煤矿数量不断增加,产能迅速扩张。然而,受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换挡的影响,煤炭行业下游需求减少,加之在严峻的环境压力下政府提出要推动能源革命、发展非煤能源等政策影响,煤炭消费需求放缓并开始下滑。前期大量投资引致的产能集中释放与煤炭消费需求锐减双重叠加,造成煤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推动行业脱困发展,自2016年起政府开始发布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对退出过剩产能提出要求。在政策的助推之下,煤炭去产能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和2017年间累计共化解煤炭过剩产能5.4亿吨,但是《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化解过剩产能8亿吨的目标尚未实现,煤炭产能过剩问题依然存在。通过政府行政干预手段控制产能增长,虽短期内成效显着,但因未从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源出发进行改善和控制,可能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只有找出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从根源入手“对症下药”,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因此,本文对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化解机制进行研究,围绕煤炭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的理论分析、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程度的测度、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煤炭产能过剩化解机制的实证研究,共4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展开,力求找出造成煤炭产能过剩的根源,并提出化解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是: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与化解机制的理论研究。本文将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结合,提出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理论假说:在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寻租激励下,产煤省地方政府干预煤炭要素市场,造成煤炭要素市场扭曲,进而通过产生投资补贴效应和降低劳动力价格引致煤炭企业过度投资,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和减少需求造成煤炭供需失衡,最终造成煤炭产能过剩。降低产煤省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下扭曲煤炭要素市场的程度是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关键,本文从金融市场化、产权制度优化和法律环境改善三个方面提出了降低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理论机制。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研究。收集了全国25个产煤省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测算了各产煤省、各区域以及全国的煤炭产能利用率。得到的结论是:2002～2016年我国多数产煤省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煤炭产能利用率在2008～2012年处于上升状态,2012～2015年呈下降状态,2016年开始均出现回升;从全国来看,全国煤炭产能利用率在2002～2007处于波动过剩状态,产能利用率均值为71.32%。产能利用率在2008～2012年逐年上升,均值为83.28%,基本处于合理区间。产能利用率在2013～2015年迅速下降,均值为72.93%,产能处于过剩状态。产能利用率自2016年开始出现回升。基于激励扭曲效应的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此部分对本文提出的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基于2002～2016年全国25个产煤省的数据,测算了全国各产煤省煤炭资本要素扭曲、劳动要素扭曲以及总扭曲程度;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形成的影响;建立了检验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影响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和劳动要素扭曲以及总扭曲对煤炭产能过剩的直接影响,并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了资本扭曲和劳动扭曲对煤炭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是:①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程度的提高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产煤省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是造成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形成的重要原因;②资本、劳动要素扭曲以及总扭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煤炭产能利用率、造成煤炭产能过剩;③资本扭曲通过产生投资补贴效应、降低需求效应和创新能力造成煤炭产能过剩,劳动扭曲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降低需求效应和创新能力造成煤炭产能过剩。验证了第三章中提出的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存在性。基于制度环境优化的煤炭过剩产能化解机制研究。根据第三章提出的煤炭过剩产能的化解机理,降低产煤省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下扭曲煤炭要素市场的程度是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关键。本部分对制度环境优化在降低产煤省地方政府激励引起煤炭要素市场扭曲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构建了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扭曲的直接影响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市场化、产权制度优化和法律环境制度改善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影响;构建了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机制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优化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产生改善作用;构建了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在不同的门槛区间时,地方政府激励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存在的差异。得到的结论是:①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权制度的优化和法律环境的改善均有助于降低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促进煤炭过剩产能化解;②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程度减轻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产权制度的优化通过降低寻租激励程度降低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法律环境的优化通过降低晋升激励程度和寻租激励程度降低煤炭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有助于促进煤炭产能利用率提高、产能过剩程度降低;③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为非线性。金融市场化程度、产权制度和法律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地方政府激励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不同。本部分通过实证验证了制度环境优化对降低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激励、要素市场和企业四个层面提出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建立了基于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测算了全国、各区域及各产煤省的煤炭产能利用率,揭示了我国煤炭产能利用率的波动规律,判定了煤炭产能过剩的程度。（2）提出了基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寻租激励的产煤省地方政府干预动机→煤炭要素市场扭曲→企业过度投资与煤炭供需失衡→产能过剩的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并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理的存在性。（3）提出了通过优化制度环境以降低地方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而促进过剩产能化解的机理。实证检验了金融市场化、产权制度优化和法律环境优化在降低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促进过剩产能化解中的作用,提出了煤炭过剩产能的化解机制。
朱要龙[9]（2019）在《双重土地依赖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 ——基于土地制度的研究视角》文中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议题。缘于城乡户籍分割下市民权利配置与人本主义城镇化的背离,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收敛问题,备受瞩目。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被称之为“半城镇化率”。由于城市户籍是属地化福利分配机制的制度基础,放开城市户籍管制变为主导诉求。主流的学术批判最终汇聚成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方案。具体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为“放开与同权”的政策路线:放开户籍管制、同等国民待遇。统一居民登记制度的建立宣告户籍制度形式上回归“统计本质”。然而,半城镇化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重新审视半城镇化问题的发生机制,对于未来的政策选择十分重要。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典型事实:城市规模偏向、事实性永久迁移与制度性迁移的分化。其中,两个典型事实涉及城镇化建设的两个行为主体:地方政府、乡城转移人口。基于既有文献追踪与总结,在土地制度的视角下,论文提出:地方竞争与财政冲动假说、农地产权与退出权假说。据此,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双重土地依赖”下半城镇化的理论解释框架:土地财政依赖效应、土地权益依附效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存在三种机制:扩张机制、剥离机制、补贴机制,它通过剥离效应、挤出效应加剧了半城镇化问题。在土地权益依附效应的分析中,论文试图提出一个半城镇化问题再解释的新视角,理论构建的主导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既有农地制度安排下,农村人口与土地的配置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对土地存在禀赋效应、地权效应,并抑制了其进城落户意愿,是为半城镇化的微观成因。基于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自调研数据（2017-2018）,论文分别证实了土地财政依赖效应与土地权益依附效应的存在。事实上,双重土地依赖效应对半城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效应提高了城市负集聚效应成本,扭曲了城市边际收益曲线,将城镇化过程“锁定”在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土地权益依附效应锁定了农业生产的过密化状态,引致人口农村退出危机,形成了“人地分离”与“人地依附”的事实,造成了不在少数的不在承包制形式,使得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被锁定,破坏了刘易斯收敛的人口条件。缘于土地双重依赖效应的存在,中国半城镇化的问题在深远的层面上,表现为“城-乡”效率的锁定,而最终陷入了“效率锁定-半城镇化锁定”的自增强机制陷阱。显见,半城镇化向完全城镇化的转型,离不开土地制度改革。双重土地约束下的半城镇化转型之路,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以构建起“双重激励机制”。就目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看,土地财政依赖效应对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土地权益依附效应对应农地确权与三权分置改革。但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制度,并未克服土地“位置价值”对收益的决定性影响。半城镇化人口的区位分布与集体建设用地优势入市区,在空间上是错位的,在收益上是错配的。纠正错位与错配的叠加效应,推动半城镇化转型,显然是未来土地制度变革的重要取向。在农地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延包与确权的“承包权”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人格化财产”,导致与经营生产率目标脱离;同时,由于经营权的分离但未独立,因此,经营权作为承包权的衍生权利,不具备退出机制,进而不利于人口的农村退出。基于此,本文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取向应当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一是打破土地增值错配格局,调动城镇化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二是改变不在承包制形式关键是经营权的稳定与适度集中;三是土地制度建设要允许人口实现农村退出,以适应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需求。
杨芳[10]（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二、云南土地市场加“门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土地市场加“门槛”（论文提纲范文）
（1）用地管控、土地供给与城乡消费差距的传导机制——基于房地产泡沫和土地利用效率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基于文献的分析 |
|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解释 |
| 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1) 双重差分法。 |
| (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
| (3) 非线性模型。 |
| 2. 指标选取与变量描述 |
| (1) 被解释变量。 |
| (2) 核心解释变量。 |
| (3) 机制变量。 |
| (4) 控制变量。 |
| (5) 数据来源。 |
|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1. 基本回归结果 |
| 2. 检验平行趋势假设 |
| 3. 稳健性检验 |
| (1) 安慰剂检验。 |
| (2) PSM-DID检验。 |
| (3) 双重差分法结果分析。 |
| 五、 拓展分析 |
| 1. 机制检验 |
| 2. 门槛检验 |
|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5）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评述 |
| 2.1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研究评述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2 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与治理 |
| 2.2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方式研究评述 |
| 2.2.1 地方政府债券 |
| 2.2.2 地方融资平台 |
| 2.2.3 影子银行 |
| 2.2.4 地方政府债务“新马甲” |
| 2.3 地方政府债务特点及成因研究评述 |
| 2.3.1 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 |
| 2.3.2 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成因 |
| 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评述 |
| 2.4.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涵 |
| 2.4.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与影响因素 |
| 2.4.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识别与测度 |
| 2.4.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 |
| 2.5 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评述 |
| 2.5.1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5.2 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风险 |
| 2.5.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宏观效应 |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度量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度量口径与数据来源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统计口径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公开数据 |
| 3.2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度量方法 |
| 3.2.1 利用公开数据估算 |
| 3.2.2 采用计算公式估算 |
| 3.2.3 其他方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背景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1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4.3.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4.4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构建 |
| 4.4.2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估计检验 |
| 4.4.3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
| 4.4.4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地方政府债务对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影响 |
| 5.2.2 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
| 5.3 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影响的模型构建 |
| 5.3.1 模型的构建 |
| 5.3.2 内生性处理 |
| 5.4 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4.1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5.4.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5.5 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5.1 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影响的基准回归 |
| 5.5.2 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融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背景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融资挤出效应的内在机理 |
| 6.2.2 研究假设 |
| 6.3 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2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6.4 地方政府对实体经济融资挤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1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挤出效应的模型构建 |
| 6.4.2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挤出效应的模型估计检验 |
| 6.4.3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挤出效应的计量分析 |
| 6.4.4 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非线性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 |
| 6.5 政府干预助推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5.1 政府干预助推作用的模型构建 |
| 6.5.2 政府干预助推作用模型的估计检验 |
| 6.5.3 政府干预助推作用的计量分析 |
| 6.6 土地财政助推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6.1 土地财政助推作用的模型构建 |
| 6.6.2 土地财政助推作用的估计检验 |
| 6.6.3 土地财政助推作用的计量分析 |
| 6.7 地方政府债务挤出实体经济融资的作用机制 |
| 6.7.1 地方政府债务挤出实体经济融资的作用机制分析 |
| 6.7.2 地方政府债务挤出实体经济融资的作用机制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联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研究背景 |
| 7.2 理论分析 |
| 7.3 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联动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3.1 三者联动效应的模型构建 |
| 7.3.2 三者联动效应的模型估计检验 |
| 7.3.3 三者联动效应的计量分析 |
| 7.4. 地方政府债务、实体经济融资、经济增长联动效应的PVAR模型实证检验 |
| 7.4.1 三者联动效应的PVAR模型设定 |
| 7.4.2 三者联动效应的PVAR模型估计 |
| 7.4.3 三者联动效应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4.4 三者联动效应的方差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实证分析 |
| 8.1 债务置换政策背景及研究背景 |
| 8.1.1 债务置换政策背景 |
| 8.1.2 研究背景 |
| 8.2 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8.2.1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8.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8.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模型构建 |
| 8.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计量分析 |
| 8.4.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基准回归 |
| 8.4.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8.5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宏观经济缓释效应的作用机制 |
| 8.5.1 公共投资能力的影响作用机制 |
| 8.5.2 债券融资属性的影响作用机制 |
| 8.5.3 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述评 |
| 一、国外关于自由港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自由贸易港的研究 |
| 三、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自由贸易港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理论基础 |
| 一、要素禀赋理论 |
| 二、“守夜人”和“凯恩斯主义” |
|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
| 四、公共产品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理论拓展 |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 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
|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 |
| 四、政府规制理论 |
| 五、制度与市场理论 |
| 第三章 自由贸易港分析 |
| 第一节 主要特点 |
| 一、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一线放开”) |
| 二、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二线管住”) |
| 三、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
| 第二节 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系和区别 |
|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情况 |
| 二、共性特点 |
| 三、两者的区别 |
| 第三节 自由贸易港与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不同 |
| 一、保税区 |
| 二、出口加工区 |
| 三、保税物流园区 |
| 四、跨境工业园区 |
| 五、保税港区 |
| 六、综合保税区 |
| 第四章 全球成熟自由贸易港的经验 |
| 第一节 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 一、汉堡自由贸易港 |
| 二、利物浦自由贸易港 |
| 三、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综合型”自由贸易港 |
|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港 |
| 二、中国香港自由贸易港 |
| 三、阿联酋和迪拜自由贸易港 |
| 四、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
| 第五章 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 |
| 第一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CPTPP |
| 一、TPP |
| 二、CPTPP |
| 第二节 欧盟贸易便利化制度 |
| 第三节 欧日伙伴关系协定 |
| 第四节 中国和智利自贸升级协定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
| 第一节 海南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 一、建设意义 |
| 二、建设特点 |
| 三、建设路径 |
| 第二节 战略型自由贸易港 |
| 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港(陕西) |
| 二、京津冀自由贸易港 |
| 第三节 特殊功能自由贸易港 |
| 一、上海金融自由贸易港 |
| 二、舟山国际油品自由贸易港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 研究结论 |
| 二 研究展望 |
| 三 有待深入的几个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 |
| 一、古代中国的领先 |
| 二、近代中国的落后 |
| 三、现代中国的赶超 |
| 四、中国经济增长下移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二、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三、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四、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五、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增长奇迹”的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三、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 |
| 三、再生产理论的一般理论 |
| 四、固定资本与简单再生产 |
| 五、马克思增长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古典增长理论(五位古典经济学家) |
| 一、大卫·休谟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二、亚当·斯密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三、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四、大卫·李嘉图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六、古典增长理论小结:产出的决定因素 |
| 第二节 哈罗德增长理论 |
| 一、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假定 |
| 二、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 |
| 三、哈罗德模型小结:“刃锋上”的增长不稳定 |
| 第三节 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 |
| 一、基本的索洛模型 |
| 二、含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 |
| 三、索洛模型小结:外生技术进步决定长期稳态增长路径 |
| 第四节 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 |
| 一、基本罗默模型 |
| 二、罗默构建的三部门模型 |
| 三、罗默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增长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五节 熊彼特增长理论 |
| 一、模型的推导 |
| 二、熊彼特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长期经济增长 |
| 第六节 增长模型稳态增长路径总结 |
| 一、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产出决定因素的总结 |
| 二、西方增长理论增长路径总结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四种形式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事实 |
| 一、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二、劳动(普通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
| 三、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 |
| 四、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五、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阶段 |
| 第二节 创新的内涵 |
| 一、创新的含义 |
| 二、人口与创新 |
| 三、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 |
| 四、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的创新路径 |
| 一、规模优势 |
| 二、后发优势 |
| 三、自主创新 |
| 四、中国创新路径的理论思考 |
| 第五章 创新作用于经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数据描述 |
| 一、创新变量 |
| 二、人力资本变量 |
| 三、制度变迁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标) |
| 四、物质资本变量和劳动力变量 |
| 第二节 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一、基础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二、门槛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三、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倒U型”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增强创新意愿 |
| 一、制度建设降低创新不确定性 |
|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二节 提高创新能力 |
| 一、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 |
| 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重“基础”强“常规” |
| 一、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 |
| 二、激励常规化创新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及译着 |
| 中文期刊及报纸 |
| 英文期刊 |
| 致谢 |
（8）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化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与内容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能及产能过剩 |
| 2.2 产能过剩的测度 |
| 2.3 产能过剩的成因 |
| 2.4 产能过剩的化解 |
| 2.5 煤炭产能过剩 |
| 2.6 文献评述 |
| 3 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的理论分析 |
| 3.1 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形成的理论分析 |
| 3.1.1 企业投资行为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
| 3.1.2 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1.3 地方政府干预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 |
| 3.1.4 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
| 3.2 我国煤炭过剩产能化解的理论分析 |
| 3.2.1 制度环境的影响 |
| 3.2.2 煤炭过剩产能的化解机理 |
| 3.3 本章小结 |
| 4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 |
| 4.1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方法选择 |
| 4.1.1 产能过剩测度方法分析 |
| 4.1.2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方法比较及选择 |
| 4.2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构建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确定及数据来源 |
| 4.3 煤炭产能过剩程度测算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4.3.3 各省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 |
| 4.4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4.4.1 各省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4.4.2 分地区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4.4.3 全国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激励扭曲效应的煤炭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 |
| 5.1 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测算 |
| 5.1.1 测算方法 |
| 5.1.2 测算结果 |
| 5.2 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 |
| 5.2.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的直接影响 |
| 5.3.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 |
| 5.4.1 资本扭曲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 |
| 5.4.2 劳动扭曲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制度环境优化的煤炭过剩产能化解机制研究 |
| 6.1 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 |
| 6.1.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机制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制度环境对煤炭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区间差异性 |
| 6.3.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建议 |
| 6.4.1 制度环境层面 |
| 6.4.2 地方政府激励层面 |
| 6.4.3 要素市场层面 |
| 6.4.4 企业层面 |
| 6.5 本章小节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双重土地依赖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 ——基于土地制度的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概念界定、研究目标与关键问题 |
| 1.2.1 重要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本文的边际贡献 |
| 1.3 研究架构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户籍批判与土地制度视角下的半城镇化再审视:一个文献述评 |
| 2.1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融入方案 |
| 2.2 户籍改革批判与质疑:无法回避的土地制度问题 |
| 2.3 半城镇化再审视:土地制度视角下的问题凝练 |
| 2.3.1 地方竞争与土地财政冲动假说 |
| 2.3.2 农地产权与退出权假说 |
| 2.4 简要的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双重土地依赖假说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产权与土地制度的“公共领域”理论 |
| 3.1.2 损失厌恶理论 |
| 3.1.3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理论 |
| 3.2 双重土地依赖:一个土地制度的分析视角 |
| 3.2.1 土地制度视角下半城镇化的发生机制 |
| 3.2.2 土地财政依赖与半城镇化 |
| 3.2.3 土地权益依附与半城镇化 |
| 第4章 土地财政依赖对半城镇化的影响: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 |
| 4.1 数据准备与说明 |
| 4.2 土地财政依赖对半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
| 4.2.3 实证结果讨论 |
| 4.3 影响机制:挤出效应与剥离效应 |
| 4.3.1 挤出效应 |
| 4.3.2 剥离效应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土地权益依附与半城镇化:来自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证据 |
| 5.1 数据准备与说明 |
| 5.2 土地禀赋效应与农民工进城落户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计量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3 地权效应与人口农村退出 |
| 5.3.1 变量选择 |
| 5.3.2 计量模型 |
| 5.3.3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5.4 本章总结 |
| 第6章 双重土地依赖、半城镇化锁定及其经济后果考察 |
| 6.1 损失厌恶下的合意均衡与半城镇化锁定 |
| 6.2 土地财政依赖的经济后果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锁定 |
| 6.3 农民土地依附、刘易斯收敛与半农化锁定 |
| 6.3.1 刘易斯收敛的人口条件 |
| 6.3.2 刘易斯收敛的长期化趋势 |
| 6.3.3 土地依附与长期化趋势的经济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重依赖下的半城镇化转型之路: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视角 |
| 7.1 土地制度与半城镇化关系及改革方向的论争 |
| 7.1.1 土地制度优势论与半城镇化的中国式路径 |
| 7.1.2 土地制度引致城乡结构性扭曲,于农无益 |
| 7.1.3 提防土地私有化陷阱与重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 |
| 7.2 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实践 |
| 7.2.1 政府“占优”征用地制度的集体化转向 |
| 7.2.2 私权重建的农地制度与人口农村退出 |
| 7.3 土地制度的改革取向 |
| 7.3.1 打破土地增值错配格局,调动城镇化发展的“两个积极性” |
| 7.3.2 改变不在承包制形式关键是经营权的稳定与适度集中 |
| 7.3.3 土地制度建设要允许人口实现农村退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一个引申讨论与拓展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10）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 2.2.2 嵌入性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概念范畴 |
| 3.1.1 农户 |
| 3.1.2 社会网络 |
| 3.1.3 农地流转 |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3.3 模型选择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机理分析 |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7.2 机理分析 |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8.2 机理分析 |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构建 |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云南土地市场加“门槛”（论文参考文献）
- [1]用地管控、土地供给与城乡消费差距的传导机制——基于房地产泡沫和土地利用效率双重视角[J]. 张建平,朱雅锡. 现代经济探讨, 2022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4]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5]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华夏. 辽宁大学, 2020(09)
- [6]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D]. 陈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D]. 李瀚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化解机制研究[D]. 郭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9]双重土地依赖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 ——基于土地制度的研究视角[D]. 朱要龙. 云南大学, 2019(09)
- [10]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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