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村民开会移板凳说起（论文文献综述）
杨晋林,任慧文[1]（2021）在《山间连翘花复黄》文中研究指明翠微深处几人家,风轻烟雨拂沙。半片野桃开较晚,向阳才有两三花。明朝的陵川县,有个叫张凝的进士,他在春日陵川的山野里闲逛,他眼里的陵川,一定满是醉人的风景,轻烟软雨,野桃人家,很唯美的意境,很闲适的心情。当我们来到台北村时,恰好赶上这个季节,山中树木多是苍翠的松柏,也有吐了浅浅一层绿意的杨柳,还有耐着性子依旧干枯的榆槐,山桃花倒是艳艳地开了,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凌乱着,不成风景。
卢一萍[2]（2020）在《扶贫志》文中研究表明龙秀林的白发一总书记没来十八洞村时,龙秀林也没到过十八洞村。总书记来了以后,他去过十八洞村两次。第三次再去十八村时,他就当上了这个村寨的扶贫队长。总书记一行离开十八洞的第三天,作为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龙秀林看了新闻联播后,也想到总书记调研过的这个村寨看看。一看才知道,原来这里真穷。以前他也听说十八洞很穷,但没想到却穷得如此"名不虚传"。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个月左右,他忙完工作,再次从县城来到十八洞村,想看一下总书记走后,这里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郭周卿[3]（2020）在《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全球化饮品的咖啡在各国家和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咖啡文化。咖啡自清末进入中国社会后因其“洋物”属性而长期被放置于中国饮食文化体系的边缘,仅被少数群体所接触和消费,这种“身份区隔”是理解咖啡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之背景之一。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平川镇的一个彝族村落——朱苦拉为田野对象,考察咖啡这种西方“西来物”从1904年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偶然引入种植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生命历程。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故事的书写,关涉人类学的历史叙述、全球化与本土化、物性与身体感、物的市场化与符号化等多个面向,展现物与社会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混融一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咖啡在传入朱苦拉后百余年间经历了从他者向我者的身份转换,从自在的物质资源向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资源的角色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咖啡树每年产出的咖啡主要满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消费需要,作为传教士世俗生活中的“必需品”,并未以饮品的形式出现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外界社会知晓和重视,一直处于幽居深山的自然缓慢发展状态。1950年代初期传教士离开朱苦拉后,咖啡因与当时云南省农垦外贸经济的某种“耦合”才逐渐以经济作物的身份在朱苦拉地区发挥经济价值。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以“中国咖啡发祥地”之名进行过实地考察,但随后咖啡仍默默无闻数十载,只在朱苦拉地方社会充当“土特产”的角色出现在大众的社会交往生活中,直到21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朱苦拉咖啡“重新被发现”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中国咖啡产业及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联,其后走向市场化与符号化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其积攒了百余年的咖啡历史文化。（二）朱苦拉咖啡成为地方资源的过程既是“被发现”、被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各方力量凝视、操控和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关于西方传教士群体的陈年往事的“小历史”借助咖啡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大历史”相勾连;百年咖啡种植历史使得朱苦拉这个偏远民族村落的“小地方”与中国云南咖啡产业乃至世界咖啡版图的“大世界”相对接;在一系列市场化开发行为中,朱苦拉咖啡被学者、专家、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持续包裹着并形成一股合力,也促使其被形塑为一种“文化符号”,各种力量通过对朱苦拉咖啡的符号操纵和运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符号”的朱苦拉咖啡的小社会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相融入;越来越多关于朱苦拉咖啡的文字书写将咖啡连带朱苦拉地区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放置于更庞大的历史书写框架中。由此显现出物的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地方村落社会与国家大社会、自在历史与书写历史形成某些互动与互构。（三）论文从朱苦拉咖啡的历史叙述与传播轨迹、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咖啡产业市场化开发、市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始终秉承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物性的存在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反馈功能。在朱苦拉咖啡市场化进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也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咖啡直接或间接的带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再结构,以及朱苦拉人生计观念的不断变迁。朱苦拉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传统咖啡加工制饮工艺并就地代代传承,使咖啡成为兼具凉药、茶饮、经济作物、地方土特产等多重身份的物,正是当地人对咖啡的认知观念及身体感规训与把握的结果,造就了朱苦拉咖啡物性的特殊性。在此意义层面,咖啡这种“西来”物在朱苦拉这个“东方”具体社会中实现了新的文化实践与话语表达。作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朱苦拉咖啡与国际统一标准体系下的咖啡形成对比并形塑着朱苦拉地方的咖啡文化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品味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发展的某种可能的取向。
骆雪[4]（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吴雯雯[5]（2019）在《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而理论的产生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径发展,因此,注重对基层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和总结,是推动党建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的具体实践为对象,研究分析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本文的选题具有一“新”一“旧”,一“难”一“易”两个重要特性。一“新”一“旧”。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关键就在于一个“新”字,新在时间阶段的划分上,在学术界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开展研究,可以看出,相对于乡村振兴中来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农村基层党建格局已“旧”。此外,还有对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阶段重庆的农村基层党建、上海的社区楼宇党建进行研究等,这些与本文研究的历史阶段定位不同,对象也不尽相同。一“难”一“易”。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农村快速腾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等都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如农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农村社会出现阶层分化,农民思想更加开放,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信息化改变人与人沟通的渠道,传统农村社会的固有结构被打破等,这些都为农村基层党建带来新挑战和新问题。构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难”就难在它是一项基于具体实践的研究,而不是纯理论思想的建构,如果缺乏基层实践的支撑,这项研究将缺乏扎根于泥土的实践价值。2017年,中组部将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的课题放在浙江。为什么将目光锁定浙江?因为浙江有着自下而上丰富的基层实践和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从一个陆域资源并不充裕的省份一跃成为经济大省,农民收入连续32年排名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4552元增加到22866元,年均增长率为12%,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37:1缩小到2.07:1,全省农村呈现出村容越来越整洁、村风越来越文明、农民越来越富裕的面貌,可以说浙江省农村发展领先于很多地区很多年。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很多创新做法都获得来中央的认可,“浙江二十条”被中组部印发在全国范围推广,“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整乡推进、整县提升”等都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波市宁海县的“小微权力清单”、绍兴市诸暨市“枫桥经验”等“点上开花”的基层创新经验,都获得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总结推广。这样看来,既有了研究对象,又有了实践经验,如何从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中总结提炼出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呢?“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研究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农村基层党建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包括政党、政府、社会三个要素,和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三对关系,只要厘清了这“三要素”“三对关系”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地解答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如何优化政权运行的方式。本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将农村发展为党建工作带来的影响分成四个部分,并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构建新格局。进入新时代,农村新群体和新业态层出不穷、蓬勃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基层基础就要扩大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通过探索“党建+互联网”新路子,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党建+产业”模式引领产业发展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经济新业态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第二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构建新格局。密切党群关系,一直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众出现阶层分化,各种不同职业的“新农人”出现,他们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基层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利的需求更加旺盛,外出流动人口也一直是管理中的难点、痛点。浙江省创新了“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小板凳”群众工作法、党员电子身份证等,拉近了政党和社会的联系。第三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构建新格局。党建一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农村基层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更多,如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安全,浙江省有着“枫桥经验”的老底子,同时又创新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村民说事”制度、村规民约等做法,构建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综治的基层治理体系。第四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构建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基层作为政治权力向下延伸的“神经末梢”,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都是影响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大事”,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村务监督委员会等,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茹砚紫[6]（2019）在《多民族水电移民村落的社区营造及其整合 ——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龙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水电工程移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移民村落的社区营造与社区整合的研究则是水电工程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其中,多民族移民村落更以其显着的民族因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金沙江中游金安桥、龙开口水电站建设所诞生的移民安置村落,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多民族移民村落的社区营造及其整合。与以往水电移民社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的田野点是一个多民族移民村落,除了要关注社区营造与社区整合的核心议题外,还需将民族因素纳入影响社区整合度的考量。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政府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基础设施完善、公共空间的构建以及由此带来的村落秩序的形塑和社区团结的强化;（2）关注移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新的社会分工的产生,进而阐述生产生活分工的系统化对于村落整合所产生的影响;（3）关注多民族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分析各民族文化共生的内在机制与村落公共文化的重塑,以及由此对村落整合带来的影响;（4）关注族群构成与互动,以及随之产生的族群认同与集体意识重构,通过对移民群体的来源、民族构成的梳理,描述现阶段村落内部不同群体的认同情况以及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分析民族认同与村落认同之间的关联性。本研究以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学科核心议题——生计方式变迁、多民族文化差异与融合以及族群互动与认同等问题。将社区营造与社区整合的概念应用于水电移民的研究中,关注移民社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透过个案研究构建起系统的分析框架,落脚于影响社区营造与整合的多重因素,分析各个要素的作用程度,进而总结移民社区的整合逻辑。以期能够为水电移民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路径。
谢元[7]（2018）在《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村支书乡村治理研究 ——以苏南阳县花山片区为例》文中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在经历了“县政绅治”“政社合一”“乡政村治”的发展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了“多元共治”阶段。在此阶段,村支书有着重要的作用,既要把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实到位,又要尽可能满足群众多元的利益诉求,还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村支书“如何有效开展衔接与转换,使公权力、村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这篇论文最大的兴趣所在,也是主要的研究问题和思考起点。全文以社会治理转型为背景,以苏南阳县花山区域为田野研究单位,以该区域村支书的基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文献法等方法收集资料,试图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类科层”制、村民自治与乡土社会的三元结构中,阐述以村支书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以期呈现基层社会治理运作的实然状态,揭示村支书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方式与生存逻辑。转译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转译的过程就是村支书开展治理的过程。文章重点展现了村支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对上级政府、村委会、一般村民、体制外精英和村庄的外部力量五类异质行动主体的转译过程,通过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阶段,针对完成上级考核任务与实现自身发展、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效结合、应对多元化的群众需求与消解的公共性、“精英俘获”与村庄公共利益、外界认同与村庄发展这五个转译的关键,借助各类资源、关系和策略,掌控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拓展自身作为的空间,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扮演好“保护人”“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努力使各方在治理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从而构建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通过分析,文章认为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投入不足、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集体意识弱化、村民正向参与不足,群众意识淡薄、村干部行政化及官僚化现象突出,缺乏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及体制内精英队伍建设滞后,村级治理人力资源水平低下等问题。研究发现,面对治理困境,不同类型的村支书在实现乡村治理各异质行动者成功转译的背后有着共同的逻辑,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元参与,让利益相关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这是完成转译的前提条件;二是过程控制,通过设置“强制通行点”将各异质行动者进行联结,建立信任关联,达成共识,这是完成转译的关键环节;三是利益共享,通过整合相关利益,让各行动者实现自身目标,达到共赢,这是完成转译的最终目的。文章认为,对治理困境的破解主要应通过三个维度来进行:其一,在治理体系上,要体现“四类作用”,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镇政府的主导作用、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和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其二,在运行体系上,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受,需主要注重精准把握群众需求、注重整合资源和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三个方面;其三,在保障体系上,坚持城乡一体化和制度规范化,让乡村治理稳步而有活力的运行,需主要注重强化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发挥好内生性制度作用和加大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三个方面。在村支书乡村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党建引领将是我国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纵深发展的不竭动力,必将发挥重要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更深刻地理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法。
张利明[8]（2017）在《公与私：产权分化过程中的调和型治理 ——以粤北司前村吴氏宗族为个案》文中提出国家治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中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中产权的公有与私有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产权最初表现为公有形式,随着私有产权的发展,公有与私有的矛盾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私有“炸毁”公有,与此同时,由私有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难以调和,因此需要国家的治理才能有效解决。本文通过对一个宗族村庄的调查发现,宗族内部既有公有产权,又有私有产权,但是私有并没有“炸毁”公有,而是长期维持着并存的状态。同时,在国家治理能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宗族通过自身的治理实现了“公”与“私”的均衡发展。本文立足于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宗族村庄产权形态与治理形态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此探究宗族社会的产权运行逻辑,以及宗族如何通过内部的治理来调和产权分化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为此,本文着重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对宗族的产权形态进行分析,具体论述宗族内部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结构、功能,以及由产权分化所带来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从宗族治理的角度,对宗族如何通过内部的治理来调和公与私的冲突进行论述。通过分析和研究,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在从氏族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私”的增长并不是简单的炸毁“公”,从公有到私有的发展不是断裂式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替代过程。对于传统宗族社会而言,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并非二元对立的,产权的私有为家庭和宗族的发展带来的动力与活力,而公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国家治理的缺陷,起到了替代、补充国家治理的功能。其次,宗族的有效治理是调和“公私矛盾”的重要手段。产权的公有与私有存在内在的张力,私有产权的发展会带来利益的分化和冲突,而宗族通过内部的治理达到“以公抑私”,从而使“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此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再次,产权制度的安排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传统宗族社会的产权安排,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底色,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产权制度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变。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私有产权的增长是大趋势,随着时代发展,家族公有与宗族公有越来越弱化,但在农村社会仍然需要一定的“公”的因素,以此来调和私有带来的矛盾,弥补公共性供给不足的难题,但是现代的“公”要超越传统宗族的“血缘性的公”,建立起一种现代社会的“地域性的公”。这种“地域性的公”和国家公共治理的有效构建需要找准契合的制度“接点”,这一“接点”的选择在现实中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地方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把握和选择。
范涌[9]（2016）在《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村治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村治精英的价值取向、治理方式及其行动能力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急剧的变革之中,村治精英的结构及其治理和行动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当下村治精英的结构特征、治理方式和行动逻辑,本文选择中部X县十二位村支书作为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典型个案,从这些作为“一把手”的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权力网络及“行动者—结构”的角度对当前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和能力进行深描和解释,力求展现现时态的村庄治理图景。为全方位地考察村治主体精英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治理实态,本文以村治主体精英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如何构建自我与村庄发展的对接、构建农民与市场的对接、构建村庄与国家的对接、构建农民与村庄的对接、构建自我与家庭发展的对接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地描述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村治主体精英并不只是上面千线末梢的一根针,同时也是下面千线顶端的一根针。也即村治主体精英需要面对来自纵向的政府正式结构与村庄非正式结构的约束,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横向的市场竞争结构与家庭私性结构的束缚,是在纵横交错结构中的“结构人”。即村治主体精英既在结构中产生,由结构力进行塑造,正是这四种结构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这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村治主体精英虽是在结构中行动,但却通过自主性力量对结构进行改造。这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动,而互动塑造的就是复线治理的治理实态。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村治主体性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要素。第二,村治主体精英的治村行为图景不是简单的国家结构与村庄内在结构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而是来自纵向的国家与村庄结构和横向的家庭与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塑造的。虽然在村治主体精英治村的各个事件上,各方结构力量的作用力不尽相同,而且可能形成叠加效应或制约效应,但四个基本面是稳定的;第三,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力既有来自结构性力量的推动或掣肘,也来自其自身自主性的扩展,这将锻造新的村庄治理实态,改变结构性力量的作用方向、速度和程度;第四,村治主体精英是将纵横交错的各种结构统合起来的结点,虽然村治主体精英从静态上来说是一种身份的叠加,但能否从动态上实现与各种结构性力量的适应则是农村基层社会达到良治的关键。
李正洪[10]（2016）在《木水流》文中研究指明一个村庄叫木水流,它的历史就像是一团稀泥,杂糅在人们的记忆里,从一个故事进去,又会稀里糊涂地拐到另一个故事里去。小说讲述了一个村庄近百年的传奇变迁,由一个小埠头变为一个繁华村镇,由几户本地人到外来人的融入,其中经历着争斗、劳作、融合、爱恨的人生故事。历史演进,时代更替,木水流从未停下变迁的脚步,从野蛮到文明,从狂野到静穆,主宰这传奇的无一不是各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英雄的命运又无一不是悲怆的。周家的草创落籍、兄弟争斗,老中医的声望影响,霸主王庆和的武装争斗……上演了一个村庄的发展史。木水流如此,诸多的村庄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从村民开会移板凳说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村民开会移板凳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1）山间连翘花复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穷归山，富下川 |
| A |
| B |
| C |
| D |
| 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 |
| A |
| B |
| 三、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
| A |
| B |
| C |
| D |
| 四、郭建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
| A |
| B |
| C |
| 五、小郭书记像她父亲 |
| A |
| B |
| C |
| D |
| 六、这才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 |
| A |
| B |
| C |
| 七、李克强总理对郭子涵说：你是女承父业的第一书记 |
| A |
| B |
| C |
（2）扶贫志（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网红龙先兰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田嫂的《千里寻母记》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带母扶贫的向利生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天使吴添春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樟坡村里三人行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3）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物与社会的研究取向 |
| (二)作为符号消费的物体系 |
| (三)布迪厄资本实践理论 |
| (四)学界对咖啡的研究视角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点 |
| 五、田野点介绍 |
| 第一章 故事之源: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第一节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物及其历史 |
| 一、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咖啡的全球传播 |
|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反思 |
| 三、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洋物”观 |
| 第二节 咖啡在中国:身份被区隔的历史 |
| 一、从晚清到民初——:模糊不清的西洋饮品 |
| 二、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口岸消费的饮品 |
|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小资”的标签 |
| 第三节 开放时代咖啡消费的兴起 |
| 一、开放时代:情调与有闲的咖啡消费 |
| 二、嗜好时代:咖啡产业模式多样化 |
| 三、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小结 |
| 第二章 朱苦拉咖啡历史的地方叙述 |
| 第一节 朱苦拉的历史与生态 |
| 一、朱苦拉地区的历史叙述 |
| 二、朱苦拉地区的自然生境 |
| 三、朱苦拉咖啡的生态适应 |
| 第二节 传教士将咖啡引种朱苦拉 |
| 一、历史背景:天主教在清代的传教策略 |
| 二、关键人物:在云南的天主教传教士 |
| 三、重要事件:田德能传教士将咖啡引入朱苦拉 |
| 第三节 咖啡树在朱苦拉地区的权属变迁 |
| 一、传教士的咖啡树(1904-1952) |
| 二、村民集体所有的咖啡树(1952-1982) |
| 三、包产到户的咖啡树(1982-2013) |
| 四、渔泡江两岸的经济之树(2013至今) |
| 小结 |
| 第三章 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 |
| 第一节 加工工艺层面:从果实到饮品 |
| 一、朱苦拉咖啡加工制饮工艺的习得 |
| 二、朱苦拉咖啡的传统制饮工艺的内容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层面:朱苦拉咖啡的多重身份 |
| 一、传教士带来的新物种(1904-1952) |
| 二、值钱的经济作物(1952-1982) |
| 三、地方土特产(1982-2007) |
| 第三节 身体感层面:朱苦拉人的咖啡观 |
| 一、颇有讲究的朱苦拉咖啡 |
| 二、国际标准体系下的朱苦拉咖啡 |
| 三、咖啡的物性与符号化要素 |
| 小结 |
| 第四章 朱苦拉咖啡的市场化 |
| 第一节 市场开发 |
| 一、商业资本进入 |
| 二、举办咖啡文化论坛 |
| 三、各媒体拍摄纪录片 |
| 四、政府聚焦施策 |
| 第二节 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博弈与冲突 |
| 一、朱苦拉地方社会传统生计模式 |
| 二、价格之外:渔泡江两岸咖啡交易中的冲突 |
| 三、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力量博弈 |
| 第三节 朱苦拉咖啡的消费:从乡村到城市 |
| 一、朱苦拉咖啡在村落:手工咖啡产品的出现 |
| 二、朱苦拉咖啡在宾川:与宾川咖啡文化的交融 |
| 三、朱苦拉咖啡在昆明:走向品牌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卷入市场后的朱苦拉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朱苦拉社会自我观念的延伸 |
| 一、朱苦拉人的自我观念 |
| 二、咖啡成为朱苦拉社会的一部分 |
| 三、依赖市场后的朱苦拉社会面貌 |
| 第二节 市场化带来的朱苦拉社会之变 |
| 一、自我裂变:朱苦拉村落内部 |
| 二、他者眼光:村落之间的关系 |
| 三、反观自我:朱苦拉社会生计观念的变迁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重大意义 |
| (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 (二)政党、政府、社会:认识农村基层党建的三个新视角 |
|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浙江智慧”和“浙江经验” |
| 二、文献综述与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成果的评价 |
| 三、创新性与不足 |
| 四、学术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突破阶段(1978-1991年) |
| 一、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整顿工作 |
| 二、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整体功能 |
| 三、拓宽乡镇企业党建的新领域 |
| 第二节 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2年) |
| 一、村富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村穷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三、村穷民穷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阶段(2002—2012年) |
|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指导与实践 |
| 二、浙江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
| 第四节 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 |
| 一、十八大以来浙江“三农”工作的新成就 |
| 二、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顶层设计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乡村战略下的“党建+互联网”建设 |
| 一、义乌市互联网党建 |
| 二、杭州市临安区白牛村电商党建 |
| 第二节 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 |
| 一、创新做法 |
| 二、具体成效 |
| 第三节 “党建+产业”建设红色茶香小镇 |
| 一、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覆盖全产业链 |
| 二、找准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
| 三、善于通过教育宣传引导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建 |
| 二、在农村新经济新业态中完善党建功能 |
| 三、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全省推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制度 |
| 一、围绕“全覆盖”做到全部走到 |
| 二、围绕“走进去”给群众办好事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群众中的创新做法 |
| 一、余姚市“小板凳”群众工作法 |
| 二、嘉善县建立“民情在线系统” |
| 三、台州市坚持民主恳谈 |
| 四、长兴县推行党员身份证制度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围绕农业人口转型强化政党利益综合功能 |
| 二、健全农村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 |
| 三、创新农村党代表服务群众的制度载体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引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枫桥经验”老典型焕发新生机 |
| 一、毛泽东批示的“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 |
|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
| 三、枫桥经验的成效和启示 |
| 第二节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 |
| 一、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
| 二、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 |
| 三、龙游县规范完善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农村基层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 |
| 二、构建“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村级组织换届拉票贿选问题研究 |
| 一、拉票贿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 二、破解拉票贿选难题的创新和做法 |
| 第二节 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给权力套上紧箍 |
| 一、详细列出小微权力清单并公开公示 |
| 二、构建规范运行基本流程的“操作图” |
| 三、构建村民对村干部规范用权的监督机制 |
| 四、出台村干部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办法 |
| 第三节 郑宅镇安山村以家规家训家风推进基层党建 |
| 一、“江南第一家”郑义门的家风 |
| 二、以“小家”促“大家”的做法及启示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严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二、完善管住小微权力的体制机制 |
| 三、培厚农村清廉文化的丰厚土壤 |
| 第六章 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总体布局 |
| 第一节 新时代做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后基层党建工作的适应度不够 |
|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使党建工作覆盖的范围更广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发展中对党建引领提出更高要求 |
| 四、网络时代的兴起对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的考验 |
| 五、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给小微权力套上紧箍 |
| 第二节 构建党建牵引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基本思路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
| 二、突出顶层设计原则 |
| 三、坚持责任到人原则 |
| 四、注重从严治党原则 |
| 第三节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
| 一、经济发展 |
| 二、文化建设 |
| 三、社会治理 |
| 四、基本保障 |
| 五、人才储备 |
| 六、党员管理 |
| 第四节 政党、政府、社会三要素充分发挥自身职能 |
| 一、政党自身的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横向拓展 |
| 二、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村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 |
| 三、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横向协作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内部资料 |
| 二、着作和文献类 |
| 三、期刊类 |
| 后记 |
（6）多民族水电移民村落的社区营造及其整合 ——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龙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问题提出 |
| 2、研究意义 |
| (二) 概念工具 |
| 1、工程移民 |
| 2、多民族聚居村落 |
| 3、社区营造与社区整合 |
| 4、族际关系与族群认同 |
| (三) 文献综述 |
| 1、社区营造与社区整合的理论及案例 |
| 2、水电工程移民的研究现状 |
| 3、村落、移民语境中族际关系与族群认同的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金龙村移民搬迁过程简述 |
| (一) 金竹村移民搬迁过程 |
| (二) 龙竹村移民搬迁过程 |
| 二、金龙村族群构成与互动 |
| (一) 村落姓氏分布 |
| (二) 村落地缘与亲缘关系分析 |
| 1、金竹、龙竹两村之间的地缘关系 |
| 2、两村内部的亲缘与地缘关系 |
| 3、地缘、亲缘网络下村民互动特征 |
| (三) 村落通婚情况分析 |
| 1、通婚范围 |
| 2、婚姻形式 |
| (四) 村落族群构成及互动对社区整合的影响 |
| 三、自上而下的村落建设 |
| (一) 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
| (二) 公共空间的营造与利用 |
| 1、“公共空间”的相关概念与论述 |
| 2、金龙村公共空间的类型与利用 |
| (三) 公共空间下村落秩序的形塑与社区整合 |
| 四、变迁中的多角色村民主体 |
| (一) 移民原有生计方式回溯 |
| 1、移民原住地自然生产条件 |
| 2、移民原有的典型生计方式 |
| (二) 移民新村生计方式的继承与转变 |
| 1、移民新村的自然资源与社会环境 |
| 2、生计方式的继承与转变 |
| (三) 不遗余力的村落精英 |
| 1、金龙村林果产业的带头人 |
| 2、金龙村旅游发展的推动者 |
| (四) 旅游开发中村民的多角色参与 |
| (五) 分工与整合 |
| 1、村落成员分工的逐渐细化 |
| 2、由成员分工推动社区整合 |
| 五、村落多民族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
| (一) 服饰、饮食在差异中渐趋一致 |
| 1、多样化的民族服饰与鹤庆白族女性服饰的流行 |
| 2、饮食的差异与借鉴 |
| (二) 现代娱乐的流行 |
| 1、金龙村现代娱乐的主要方式 |
| 2、现代娱乐作为整合的内在机制 |
| (三) 年节活动中的社区参与 |
| 1、杀猪客中的群体互动 |
| 2、农历新年的社区活动 |
| 3、年节活动中村落社会关系的强化 |
| 六、故园认同与村落认同的互渗 |
| (一) 移民的“故园”情感联结 |
| 1、故园记忆拾遗 |
| 2、集体记忆与地缘认同 |
| (二) 村落内部的民族认同 |
| 1、两村之间的民族认同 |
| 2、两村内部的民族认同 |
| (三) “移民”身份与村落认同 |
| 1、与当地原居民的斡旋 |
| 2、与政府间的利益诉求 |
| 3、身份认同与社区整合 |
| 七、结语 |
| (一) 内容回顾与研究结论 |
| (二) 理论回应与现实关怀 |
| (三) 研究反思与未来愿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村支书乡村治理研究 ——以苏南阳县花山片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1. 乡村治理环境: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 |
| 2. 群众需求:从“物质文化”向“美好生活”的转变 |
| 3. 村干部角色:从单一角色向多重角色的转变 |
| 4. 基层组织职能:从“重管理”向“重服务”的转变 |
| 二、问题意识 |
| 1. 问题提出 |
| 2.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设计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3.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
| 一、基层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
| 1. 社会治理理论研究 |
| 2. 村民自治理论研究 |
| 3.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研究 |
| 4. 现有研究评析 |
|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 |
| 1.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2.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相关核心概念 |
| 3.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意义 |
| 三、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1.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2. 花山乡村治理的行动者 |
| 3. 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必经之点 |
| 第三章 花山片区的经济社会形态 |
| 一、地域空间结构 |
| 二、经济结构变迁与转型 |
| 三、社区集体记忆 |
| 1. 宗法关系与宗族观念 |
| 2. 地方的文化印记 |
| 3. 强关系、弱关系的社会表达 |
| 第四章 花山乡村治理的核心行动者 |
| 一、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村支书 |
| 1. 村支书的总体情况 |
| 2. 村支书的权与责 |
| 3. 村支书核心行动者地位的取得 |
| 二、花山的村支书 |
| 1. 花山村支书的基本情况 |
| 2. 花山村支书的特点分析 |
| 三、村支书平凡而忙碌的一天:大事小事烦心事 |
| 1. 矛盾协调 |
| 2. 领任务 |
| 3. 布置工作 |
| 4. 开展党员活动 |
| 第五章 “办理差使”与自身发展——面对上级政府的转译 |
| 一、“类科层”的管理体制 |
| 1. 组织管理 |
| 2. 资金管理 |
| 3. 任务分解 |
| 二、办理差使中的策略行为 |
| 1. “跑”取项目:“便民服务”品牌的创建 |
| 2. 打“擦边球”:民生实事的办理 |
| 3. “亮点工程”:道路和路灯项目的实施 |
| 三、干事是否有“奔头” |
| 1. 经济动机 |
| 2. 政治动机 |
| 3. 社会动机 |
| 第六章 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面对村委会的转译 |
| 一、“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委会 |
| 1. 村委会的发展历程 |
| 2. 村委会的主要职能 |
| 3. 村支书与村委会的关系 |
| 二、凝聚村委会合力 |
| 1. 重塑权威:严管村委会班子成员 |
| 2. 规范行为:再造村务流程 |
| 3. 激发能动性:制定考核激励办法 |
|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相统一 |
| 1. 公共事务的全过程参与 |
| 2. 制度约束下的村民自治 |
| 3. 村民身边的基层协商民主 |
| 第七章 多元化的需求与消解的公共性——面对一般村民的转译 |
| 一、一般村民的需求表达 |
| 1. 花山村民基本需求的现状分析 |
| 2. 冲突过程中的需求应对:一起安置房分房事件的始末 |
| 3. 民生小项目的需求满足:民生微实事的尝试 |
| 二、困难群体的精准扶贫 |
| 1. 困难群体的识别 |
| 2. 用好村内资源精准扶贫 |
| 3. 巧借外部资源精准扶贫 |
| 三、淡化的公共意识 |
| 1. 农民的行动逻辑 |
| 2. 乡村公共意识的现状 |
| 3. 消解公共意识的应对:抗洪抢险实例透析 |
| 四、被侵蚀的公共利益 |
| 1. 乡村秩序的变迁 |
| 2. 公共规则的解体 |
| 3.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一起打孔事件的反思 |
| 第八章 “精英俘获”与村庄公共利益——面对体制外精英的转译 |
| 一、缺失的体制外精英 |
| 1. 体制外精英的流向:从多元精英到“边缘精英” |
| 2. 体制外精英缺失的现实表达 |
| 二、企业老板的情感回馈 |
| 1. 企业老板的行为逻辑:“公”“共”“私”的有效结合 |
| 2. 企业老板在乡村发展中的策略行为 |
| 3. 相处:情感回馈与自我提升 |
| 三、“法律爱好者”的“双向”利益表达 |
| 1. “法律爱好者”的生存之道:文化资本的转化 |
| 2. “法律爱好者”的社会影响 |
| 3. 相处:互惠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
| 四、“混混”与项目 |
| 1. “混混”的变迁 |
| 2. “混混”在项目实施中的行为表达 |
| 3. 相处:选择性“失语”还是强化正式权力? |
| 第九章 外界认同与村庄发展——面对村庄外部力量的转译 |
| 一、特色乡村迎客来 |
| 1. 打造特色村的价值所在 |
| 2. 游客对村庄的向往 |
| 3. 村庄因游客而改变 |
| 二、乡贤的现代价值 |
| 1. 乡贤的历史作用 |
| 2. 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实践价值 |
| 3. 营造尊重乡贤的文化氛围 |
| 三、一位外来投资者的“创业经” |
| 1. 创业的缘起 |
| 2. 创业之路 |
| 3. 外来投资者与乡村秩序再造 |
| 第十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乡村治理的困境 |
| 二、乡村治理的路径探讨 |
| 三、村支书乡村治理的转译逻辑 |
| 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 深度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附录2: 入村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3: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表 |
| 附录4: 2016年度民生幸福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5: 加强村(社区)书记规范管理若干规定 |
| 附录6: 关于加强对镇管干部外出的管理办法 |
| 附录7: 越镇秸秆禁烧工作考核及奖惩办法 |
| 附录8: 2016年Q村村民组长考核细则 |
| 致谢 |
（8）公与私：产权分化过程中的调和型治理 ——以粤北司前村吴氏宗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产权与产权分化 |
| (二) 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 |
| (三) 宗族与宗族共同体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关系研究 |
| (二) 公、私产权与国家治理 |
| (三) 公、私产权与共同体治理 |
| (四) 公、私产权与宗族共同体治理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 阶级分析视角下的产权与宗族治理 |
| (二) “结构——功能”视角下的产权与宗族治理 |
| (三) “系谱论”与“文化论”视角下的产权与宗族治理 |
| (四) 研究现状评述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单位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三) 研究单位 |
| 六、个案概况 |
| 第一章 以公立族:公有产权建构与宗族的兴起 |
| 一、祖先开基与宗族由来 |
| (一) 开基司前 |
| (二) 自然条件约束下的宗族繁衍 |
| (三) 因地而立的吴氏宗族 |
| 二、祠堂、围寨与宗族边界的确立 |
| (一) “九门千家村”的规划 |
| (二) 祠堂建立与宗族的形成 |
| (三) “司前寨”与聚族而居 |
| 三、以公有产权构建宗族经济基础 |
| (一) 作为共同财产统称的“众典” |
| (二) 蒸尝田的设置与祖先祭祀 |
| (三) 祖坟修建下的“风水庇佑” |
| (四) 公山与宗族的“靠山”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不私不活:私有产权分化下的活力与张力 |
| 一、私有经营下的生产活力 |
| (一) 以家庭为单元的私有产权 |
| (二) 家庭分工与生产互助 |
| (三) 家庭交换与自给自足 |
| 二、因商而富:私有扩张与宗族繁荣 |
| (一) 商业发展带来的宗族动力 |
| (二) 财富积累与房支的发展 |
| 三、分家:财产的继替与宗族延续 |
| (一) “分灶”与新家庭的成立 |
| (二) “经场人”主持下的分家过程 |
| (三) 单系继承:“传男不传女” |
| (四) 诸子均分:财产的平均分割 |
| (五) 分家下的财产流动与继替 |
| 四、产权分化引发的宗族张力 |
| (一) “说不清的公产,闹不完的梗” |
| (二) 房支间的利益纷争 |
| (三) 常见的家产纠纷 |
| (四) 私有产权发展下的私利扩张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以公护私:个体风险与宗族公共保障 |
| 一、“国家不在场”下的政府保障 |
| (一) 以“收税抓丁”为主的政府职能 |
| (二) 有限的国家公共建设 |
| (三) 脆弱的政府救灾与救济 |
| 二、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的维系 |
| (一) 自然灾害下的宗族保护 |
| (二) 以“流水会”为载体的安全防卫 |
| (三) 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 |
| 三、公有产权供给下的个体多重保障 |
| (一) “陂水会”与公共水利 |
| (二) “义仓”与族内救济 |
| (三) 弱势群体的救济 |
| (四) 公共教育的提供 |
| 四、私有产权的联合与公益事业 |
| (一) “养老田”与养老保障 |
| (二) “同年会”下的联合保障 |
| (三) 富户“散财”与公益建设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均衡公私:调和的规则与机制 |
| 一、以权威治理调节公私矛盾 |
| (一) 以“老神会”为载体的宗族治理 |
| (二) 族长与重大纠纷的处理 |
| (三) “话事头”的调解 |
| (四) 无地位的保、甲长 |
| 二、规则约束下的公私调和 |
| (一) 乡俗调控与族产保护 |
| (二) “亲族先买制”下的产权买卖 |
| (三) 族规祖训与“软性约束” |
| 三、利益调适:连成一体的公与私 |
| (一) “公有私营”下的利益连带 |
| (二) 分层治理与利益兼顾 |
| 四、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研究假设的回应 |
| (一) “私”的增长不是简单炸毁“公”,而是一个漫长的替代过程 |
| (二) 公有与私有具有内在的张力,关键在于有效的治理来进行调和 |
| (三) 公有与私有并非二元对立,两者的存续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
| 二、公、私产权与宗族治理的逻辑 |
| (一) 宗族社会的“祖赋产权”特性 |
| (二) 宗族产权分化下的多重功能 |
| (三) 产权分化与宗族治理机制 |
| 三、公与私:对当下农村治理的启示与思考 |
| (一) 农村产权制度的安排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 |
| (二) 当下的农村治理须关注“血缘之公”向“地域之公”的转变 |
| (三) 国家公共治理的有效构建需要找准契合的制度“接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附录: 调查日记(节选) |
| 致谢 |
（9）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由村庄精英出发的相关研究 |
| (二) 不同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类型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
| (一) 研究对象:12位村支书及其概述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
| 三、本文的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与空间 |
| 一、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村庄精英的概念剖析 |
| (二) 村庄精英的类型考察 |
| (三) 村庄精英的再类型化 |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 三、村治主体精英行动的社会结构力分解 |
| 第二章 “换身份”:村治主体精英的生成路径 |
| 一、博弈式获选:洞村村支书选举的艰难 |
| (一) 各有所思的竞选欲望 |
| (二) 各显神通的竞选运作 |
| (三) 出人意外的竞选窘境 |
| (四) “暗渡陈仓”的运筹帷幄 |
| 二、传递式获选:艾村的村支书权力交接 |
| (一) “白柚之父”孙庭 |
| (二) 孙家父子的权力交接 |
| (三) 孙家儿媳的再度接力 |
| 三、指定式获选:坪村选举困境的化解之道 |
| (一) 动员:有所指向的工作布置 |
| (二) 竞争:“伺机而动的观望” |
| (三) 意外:“突如其来的举报” |
| (四) 回顾:带领村民致富的李忠 |
| (五) 预选:有惊无险的调控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闯市场”:村治主体精英的产业发展逻辑 |
| 一、田村改“田”:村庄的茶叶探索之路 |
| (一) 动员:“田”改“茶”的村民代表大会 |
| (二) 落差:发展茶叶的推动力 |
| (三) 示范:带头种茶,逐步扩散 |
| (四) 失衡:来自上坝人的抵制与冲突发生 |
| (五) 周凯的委屈与无奈 |
| 二、龙村何兴:难念的“脱壳”经 |
| (一) 无奈:有基础,无支持的烟叶种植 |
| (二) 失败:另辟蹊径的尴尬 |
| (三) 转换:借助契机先修路 |
| (四) 等待:期待政府支持的新产业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跑项目”:村治主体精英的资源竞争与分配 |
| 一、寨村脱困:项目的“跑”与“要” |
| (一) 寨村的困境与无为的村政 |
| (二) 群策群力:必须“要”项目修路 |
| (三) 尴尬:“给”与“要”的不匹配 |
| (四) 成功:私人资源的公利化运作 |
| 二、隆村之争:项目资源的村内分配 |
| (一) 修路之争:组内主动,村里顺势 |
| (二) “亮化”工程之争:从村庄的大局着眼 |
| (三) 无争的“饮水工程”:给最需要的村民组 |
| (四) 惆怅的蒋林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保稳定”:村治主体精英的矛盾调解 |
| 一、“扯出萝卜带出泥”:“炮损”引发的“连环爆炸” |
| (一) 前奏:意外的高速“炮损”补偿 |
| (二) 引发:谢家院子顺利获偿砂场补贴 |
| (三) 波折:莫家院子的讨偿之路 |
| (四) 落下帷幕的补偿风波 |
| 二、断不清的“利益”:征地征出的“硬骨头” |
| (一) 翻脸:因“征”而“争” |
| (二) 僵局:难以化解的利益纠纷 |
| (三) 溯源:千头万绪的“是非”地 |
| (四) 无奈:没有土地的农民 |
| 三、无奈的村政:收医保、评低保的风波 |
| (一) 令人“无语”的医保垫付 |
| (二) 有所误会的“告状信” |
| (三) 低保评选会上的风波 |
| (四) 刘旺世的冲击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陷困局”:村治主体精英的发展难题 |
| 一、“一波三折”:施村村委会建设与村支书的蜕变 |
| (一) 会做“笼子”的刘小山 |
| (二) 村委会选址上的分歧 |
| (三) 突然而至的党纪处分 |
| (四) 故意添堵的老周 |
| (五) 乡里要统筹 |
| 二、从回村到离村:陈星的雄心与辞职 |
| (一) 回村发展:多方力量共振下的产物 |
| (二) “新官”上任的困局 |
| (三) 化解修路中的障碍 |
| (四) 妻子打工去了 |
| (五) 陈星的辞职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复线治理:结构塑造与精英重构 |
| 一、“结构人”:场域下的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结构人”:对村治主体精英的一种概括 |
| (二) 结构共振: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 |
| (三) 在结构中行动: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空间 |
| 二、复线治理:村治主体精英视角的表达 |
| 三、余论:提升村治主体精英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从村民开会移板凳说起（论文参考文献）
- [1]山间连翘花复黄[J]. 杨晋林,任慧文. 黄河, 2021(04)
- [2]扶贫志[J]. 卢一萍. 芙蓉, 2020(05)
- [3]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D]. 郭周卿.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1)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D]. 吴雯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多民族水电移民村落的社区营造及其整合 ——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龙村为个案[D]. 茹砚紫. 云南大学, 2019(03)
- [7]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村支书乡村治理研究 ——以苏南阳县花山片区为例[D]. 谢元. 南京大学, 2018(02)
- [8]公与私：产权分化过程中的调和型治理 ——以粤北司前村吴氏宗族为个案[D]. 张利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9]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D]. 范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7)
- [10]木水流[J]. 李正洪. 福建文学, 2016(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