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迁海与郑氏势力控制下的厦门海外贸易（论文文献综述）
赵金娥[1]（2019）在《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论:中国有海防,自明代始。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朱元璋时期就完成了我国沿海一万三千余里的全国海防建设。广东海防是最后完成的一段,占五千里。广东海防的建设,吸纳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经验,结合了广东沿海的斗争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满足了保卫辽阔南海及岛屿、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海防任务,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广东海防卫所体系。本文在发展“一带一路”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是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丰富广东海防卫所的学术研究,同时对海防卫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军事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梳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海防制度、建置概况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由宏观至微观从省域、区块、卫所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着眼于明代广东全省域的海防,对其整体防御架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沿海地方社会形势、军事地理环境、受侵扰程度和各海防卫所设置情况,从宏观角度归纳出广东沿海8卫28所总体呈现出的四种防御形态:在整个广东沿海选择战略要点设防的“沿海珠链型防御”;确保省府广州安全,沿珠江两岸梯次纵深设防的“向心拱卫型防御”;针对海南岛与南澳岛等沿海大型岛屿的“海岛型防御”;以环绕北部湾的雷、廉、琼联防为基础,维护南中国海区域稳定,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严密控扼的“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通过对四种防御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选点精准、结构性布局合理对整体海防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关注各海防卫所的防区控制,归纳出了海防卫所在自身防区范围内形成的主要功能空间。在实现生存功能时,通过海防卫所的合理选址及建设,甚至迁址,使海防卫所处于一个与地形相契合,与气候相适应,能战斗、宜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间中。在实现军事功能时,海防卫所构筑了巡守的水军基地,预警、通信的烽堠,分守的墩台,及所城自身的多重防御空间。在实现被赋予的行政功能时,海防卫所城承担着保卫地方政权、与巡检司配合维护社会治安,与驿路配合完成物资转运等职责,形成了其社会功能空间。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各海防卫所在防区范围内,是如何立足并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区块控制的。再次,聚焦于海防卫所城,展开城池内部构成要素的分析。借鉴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更针对于海防卫所城空间形态的“城—布局组织—建筑”的多层次要素解析法。以实际调研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存在模式、规模大小、轮廓形状、街巷布局、防御组织的形态特征及设计思想;探讨了防御建筑、衙署建筑、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学宫建筑、商业建筑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在分析时,同时呈现了海防卫所城由军事堡垒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要素表现出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古代军事防御型城池的布局理念;探寻了军事建筑对防御及生活的物质保障、文化建筑对海防卫所将士的思想文化教育和战斗精神激励作用。最后,针对空间形态的根基,即:保障空间形态完整及合理的营建技术与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阐述了主体结构营造的可靠性;总结了在卫所制度与军事文化影响和地域环境条件与资源限制下,海防卫所建筑的防御智慧与宜居要求;呈现了卫所装饰由简入繁的表现特征及深层原因;探讨了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且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海防卫所城的坚固。正是由于这些落到实处的建筑细节,才保证了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由宏观到微观的完美。
陈辰立[2]（2019）在《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文中提出明清以来东南疆域,特别是福建地区,激化的人地矛盾导致了沿海居民不得不去海上谋求生计。在这其中,出洋采捕和海外贸易是为两条主要的途径。而就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人群来看,他们所追逐的目标不外乎数量庞大且颇具市场的带鱼、石首类鱼以及墨鱼等经济鱼类。由于远洋作业需要根据所谓“渔汛”开展活动,而“渔汛”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寒流、风信等因素的影响。故而他们在积累了大量海上作业经验之后,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形成了季节性的流动采捕习惯。同时,为了能够与不同海域的渔民群体竞争,福建籍渔民发明并掌握了独特的航行、捕捞技艺,曾一度垄断了某些鱼获的专属捕捞能力,在大东海渔区的各主要渔场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笔者着重考察了分布在海上的岛屿对于渔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及意义,发现其除了能够提供合适的避风场所之外,亦是海上作业者们身体和心灵补给的关键所在。再者,一些渔民还能够利用海岛的独特构造开展生产活动,令这些“海中陆地”发挥出别样的经济价值。明初虽然厉行海禁,然而对于近海的渔业却相对宽容,这在官方文本和私人着述中都有所体现,同时由于当时“河泊所”制度的存在,使得渔业贡赋成为沿海基层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激发了明朝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随着明中叶以来海上禁令的逐步放开,以及海防体系的衰败,沿海渔民的海上生产活动更为频繁,采捕范围也由近海走向远洋。彼时全球正进入大航海时代,活跃于东亚海域的外来西人（包括葡萄牙、荷兰等）逐渐增多,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诉求,渴望与东方国家开展长期贸易,另一方面也着力开发并占领海洋亚洲的大中型海岛作为其殖民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国沿海渔民进入澎湖、北港等海域进行采捕。到了晚明时期,大东海渔区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此外,我们不可以忽视的还有倭寇和海盗问题,自明王朝鼎立以来,它便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统治者们。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自由渔民数量激增,让他们成为海寇的攻击目标以及海上潜在的不安定因子,故一些基层官员和地方士人便提出武装渔民,以进行海疆卫戍的想法,并且一度收到奇效。明清鼎革,大东海渔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掣肘期,由于清王朝延续了在后金时代就开展的的迁海政策,令当时东南地区的海洋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大东海渔业生产的发展也由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兴盛转向衰败。展界之后,清廷一度解除了对于东南沿海的禁令,在这过程中虽然有所反复,但无论是其破坏力还是延续时间,都远不及“迁界”时期。数年之后,大东海渔区便迅速恢复了晚明时期的生产规模。随着海洋渔业经济的勃兴,清廷曾试图对大东海渔区的核心渔场进行类似“巡洋会哨”式的管理政策,继而推行“督护（巡）渔汛”制度。通过对有清以来宫廷奏疏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实施长达百余年“督护（巡）渔汛”制度的上奏内容竟然大同小异,可见面对蓬勃发展的渔业社会,封疆大吏们似乎只是在虚应故事。而清代最高的统治者们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苦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与此同时,就基层的维度来看,各地方官员为了适应大东海渔区生产的发展,根据彼时的实际问题,持续出台各种省级“条例”,以作规制。自雍乾时代以来,东南沿海形成了官民海洋社会权力博弈的格局,随着两者争夺的日益激烈,在历史文本记述的背后,又是另外一番海上图景。
周润杰[3]（2019）在《朱克简福建治理与海防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顺治十一年（1654年）底,清廷对郑成功招抚失败,决定改抚用剿,调集大军南下福建,欲消灭以金门、厦门两岛为基地的郑氏明军。福建因清、郑和谈而维持近两年的和平局面终被打破,再次成为战争的中心。中书舍人朱克简临危受命,于顺治十二年加授御史奉旨巡按福建八府一州。朱克简肩负代天巡狩的任务,在近三年的任期内巡视福建各地,确查地方大小事宜,及时上奏。他对文武官吏行使监察职权,在军事策略方面建言献策,同时竭尽所能抚绥遭受清、郑军队蹂躏的福建百姓。朱克简任内所上的奏疏收录在《稿本顺治朝朱克简巡按福建海防条议奏稿》中。此文献系朱克简后人家藏抄本,书写工整,墨笔抄录,共录有朱克简巡按福建期间的独奏或合奏六十七则,约四万两千字。论其内容,包含军情、民情的奏报,为对抗郑氏明军而设计的海防策略和举荐纠劾文武官员等。该奏稿内容丰富,是反映当时福建局势的重要原始资料,但学界尚未系统使用过。以朱克简的奏疏为基本史料,结合同时代其他人物的主张与清廷的敕谕,可归纳出朱克简的福建治理与海防策略。军事策略方面,朱克简认为清军水师不如郑军,故清军应发挥陆战优势,于海岸构筑联动的防御体系,阻止明郑部队上岸劫掠。朱克简是海禁政策的倡导者,他主张没收滨海之民的船只,为防止沿海百姓接济郑成功而禁止一切出海行为。关于安定民生,朱克简为福建百姓奏请许多惠政。他详查福建各府情形,上疏痛陈民间疾苦,促成朝廷下旨蠲免战区的赋税与过度的劳役。他的各项安民之举缓和了清军的暴政,维护了地方的秩序。朱克简为澄清吏治亦十分用心,他认为福建正处战时,局势严峻,官员必要才堪其任能力出众才不至于忝居其位,严选任而明赏罚是他举劾官员的标准。朱克简在福建为官三载,秩满即致仕归乡,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朱克简作为巡按御史政绩斐然,他不仅完成了察吏安民的使命,还在军事策略方面建言献策,他的各项作为改善了清朝在福建的统治方式,巩固了新朝的统治。
张启龙[4]（2018）在《明清鼎革时期广东地方武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王朝嬗替之际,广东社会形势极为复杂。各地方武装乘势兴起,控制不同区域,呈现出武装派系林立的局势。本文聚焦于1644年甲申之变到1662年永历皇帝被杀期间广东各地方武装的演变历程,既讨论这些地方武装的出现背景、地域分布、类型以及组织运行等问题,又在此基础上多元而动态地分析其因应之策和生存法则,藉此思考广东地方社会对明清王朝鼎革的回应,从而揭示剧变时期地方社会的复杂面相。明清政权之所以在广东对峙良久,与广东各地普遍存在的海、陆武装有极大的关联。这些地方武装或主动或被迫地牵扯到明、清政权的争斗内,实力强者兼并弱者,实力弱者则联合抵抗强者。加之明郑集团和大西军等外来武装的介入,广东政局在明清政权争夺中数度反复,导致地方社会陷入各种武装力量混战的乱局中,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这些遍及广东各处且固守一隅的地方武装不仅具有一定规模,而且其组织架构也初具雏形。因生死攸关之利益问题,广东地方武装间及其与外来武装间关系非常复杂且富于变化。当目标和利益一致时,各武装则联盟互助,一旦危及自身,合作随即终止,甚至不惜反目、诉诸武力。对明、清政权来说,地方武装是他们争相拉拢和利用的对象。由于南明政权在鼎革对峙中处于弱势,因此多采取招抚、拉拢地方武装的策略以牵制、抵抗清军。清政权则是恩威同施、剿抚并重,在借助这些地方武装平定乱区的同时,也注重平衡各方力量,以防尾大不掉。在明清政权更替的缝隙中,广东地方武装或被淘汰出局,或学会应对变局迅速坐大。在此过程,地方社会属明、属清的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正统”的文化价值。乱世之际,以武装势力为代表的地方社会,考量的多是自身利益。
吴怡瑾[5]（2017）在《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出入境与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厦门口岸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闽侨出洋的主要口岸。民国时期,由于政府组织的有序化和华侨群体的壮大,厦门口岸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华侨管理体系,并在派生出了 一套具有基本功能的官方管理机构组合和一条围绕着移民出入口的产业链。在这其中的人口、金钱、物品的流动,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华侨出入国境流程图。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和研究,从人口、性别、职业等方面总体概括这一时期华侨出入境的基本情况与明显特征。发现民国时期厦门口岸存在的以福建华侨为主要迁移人口,以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以从事商业为主要职业特征的华侨特征。此外,受此时期内特殊国内外环境的影响,难侨的出入国境成为口岸在处理华侨出入境问题上的特殊案例。本文对口岸地区官方侨务管理机构及涉侨机构的梳理,以厦门侨务局、厦门海关、厦门海港检疫所等部门为主要讨论对象,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民国时期厦门口岸作为华侨出入境短时停留区域的管理情况。并佐以厦门口岸的华侨金融管理职能之分析,对口岸在华侨人口迁移和经济生活等活动中的作用进行归纳。在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出入境过程中,民间移民中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新旧客与客头体系构成的基础民间出洋链具有极强的地缘性与亲缘性特征。此一特征同时反映在厦门口岸的旅栈业中。厦门口岸旅栈业经营者以晋江帮为众,而泉籍华侨也在经厦出入国的闽侨中占有最大比例。在船运业方面,厦门口岸运送华侨的远洋船只则体现出外籍轮船公司占主导地位之特征。综合来说,厦门口岸华侨出入境情况与口岸的华侨出入境管理受历史条件限制及近代国家国情限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厦门口岸仍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华侨出入境管理方法和组织方式。
张扬帆[6]（2017）在《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研究 ——以广东督抚群体为中心》文中认为辽东籍官员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清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许多人成为集地方行政、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封疆大吏”。本文以清初辽东籍官员任职广东督抚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用计量和列表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辽东籍官员任职广东督抚的人物概况进行论述,对他们特有的辽东籍地域出身和所处的环境与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再通过对不同时期辽东籍广东督抚人物的考察,对清初广东的发展作出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一些重要人物生平事件和任职期间的政绩入手,探析辽东籍广东督抚在平定地方、发展对外贸易经济、恢复广东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在面对清政府各种政策的态度对广东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与此同寸,本文的写作,希望能够对理解清代初期广东社会有所帮助,也希望对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清代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运作有所作用。
彭崇超[7]（2017）在《平南王与清初广东的对外交往》文中认为满清入关之初,南部中国叛服不定,反清势力活跃,清廷基于自身兵力的不足,继承并发展了自皇太极以来团结汉官的政策,在南部边疆实行“藩镇体制”,利用前明投降的汉人独立军团,稳固满洲贵族对南中国的统治。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十九年,平南王尚氏主导着广东政治,是广东地方的头号当权派。清初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并在明郑反清势力的压力下,不断强化升级。以“迁界”为标志,清代的海禁政策分为顺治朝与康熙朝两期,顺治朝实行“限制性下海”;康熙朝实行以迁界为手段的“无许片帆入海”。迁界令要求濒海居民在短时间内无条件全部内迁,且“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给沿海人民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广东省尤甚。尽管对升级强化的“海禁”政策不以为然,但面对着清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强大执行力,作为满洲贵族统治的忠实拥趸,尚可喜还是尽力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尚氏也积极的发挥了地方能动性,在“澳门免迁”,“康熙七年提请复界”,“康熙十七年广东不迁”的事件中,努力发挥作用,影响国家决策。尚氏对海禁政策的否定态度,绝不仅是出于对粤省沿海百姓的民生考虑。尚藩源于明末辽东东江镇,自带明朝长城沿线卫所军人操纵走私贸易的传统,来到广东,顺其自然的把持了粤省的对外贸易,“片板不许下水”式的海禁会妨碍广东海上贸易的发展,这或许是尚氏反对海禁政策更重要的原因。自顺治十年起,深谙海外贸易之道且“性贪好利”的尚可喜,就通过其控制下的广东盐市系统和藩下“王商”,把持暹罗、荷兰的对华朝贡贸易及与东亚各国的海外贸易,而与荷兰的走私贸易也在虎门秘密进行。顺治十二年后,南明势力一蹶不振,清廷对广东的统治逐渐稳固,平南王在广东的地位亦水涨船高。顺治十七后,靖藩移镇福建,广东更是成了尚氏家族的“独立王国”。尚可喜暮年骄恣,子女颇多,诸子皆不法,庞大的家族及其藩下家人,构成了对经济资源的巨大需求。康熙元年起,“海禁”升级,但尚藩控制下的海上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好利益甚”的平南王,利令智昏,凭借自身在粤省的权势,冒禁下澳贸易,利用藩下“王商”违法出海往贩东亚各国,在澳门附近海域大肆走私,在这一特殊时期,尚家几乎垄断了粤省全部的对外贸易。广东自古以来是中外交往的要道,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清初严厉的海禁,对广东的对外贸易与交往是个不小的打击,尚藩利用特权控制的走私贸易,尽管利入私家,但客观上却维系了过渡时期广东与外界的交流,这为后来清朝的开海设关,重建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打下基础。
焦鹏[8]（2014）在《清初广东对日本贸易——以《华夷变态》为中心》文中提出广东地处沿海,自古以来海上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明初的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影响较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政局的变化,海上对外贸易慢慢发展起来,对日贸易随之有了发展。明末,由于日方的鼓励政策,以及赴日贸易丰厚的利润,广东商人纷纷赴日贸易,到清初海禁之前,广东有相当数量的商船赴日。学界对此作了一些研究1,但是还没有全面反映清初广东对日贸易的实际状况。由于中日双方贸易政策的变化,清初广东对日贸易有非常大
焦鹏[9]（2013）在《清初中日贸易格局演变与乍浦港之兴起》文中提出通过发掘中、日文档案文献,本文旨在探讨清初中日贸易格局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东南沿海港口兴衰的深刻影响。文章指出,清初对日贸易格局发生了由闽粤向江浙地区的转移,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应对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海上贸易政策造成的。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行和商人贸易活动的发展,又进一步引起江浙地区几个主要港口的商业地位发生变化。至乾隆年间,乍浦在对日贸易中迅速崛起,从濒海小镇发展成近世中国东南沿海首要的中日贸易港口。
刘俊珂[10]（2013）在《明清海上商业力量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明清时期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变化是当时中国对外政策变幻的一个缩影。从世界范围来看,海上商业力量的勃兴成为了推动人类近代史开端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在摇摆不定的海洋政策中蹒跚而行,其中既有客观的时代背景,同样也有厚重的历史积淀的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海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分别从海外贸易史、对外政策和制度、海外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关系、郑氏海商集团的历史际遇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整体上看,既往的研究仍有一定的不足和尚待进行探索的学术空间,其主要体现是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单一,多学科间的交叉运用尚显薄弱,同时研究的视野有过多的局限等方面。
二、清初迁海与郑氏势力控制下的厦门海外贸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初迁海与郑氏势力控制下的厦门海外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背景与卫所概况 |
| 2.1 明代广东的自然环境状况 |
| 2.1.1 区位特征:区位特点影响总体防御的布局 |
| 2.1.2 地形地貌:屏山障水据险扼要的防御择址 |
| 2.1.3 交通状况:陆海交通影响物资及军情传递 |
| 2.1.4 气候环境:建筑适应性及倭寇的择时规律 |
| 2.2 明代广东的社会环境状况 |
| 2.2.1 海防卫所震慑了敌对政治势力 |
| 2.2.2 海防卫所保驾了沿海经济发展 |
| 2.2.3 海防卫所保障了国际政策执行 |
| 2.2.4 海防卫所打击了沿海走私贸易 |
| 2.2.5 海防卫所进行的重要军事斗争 |
| 2.3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军事管理制度 |
| 2.3.1 军队制度:层级性的卫所制度 |
| 2.3.2 军户制度: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度 |
| 2.3.3 屯田制度:自给自足的供养方式 |
| 2.4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概况 |
| 2.4.1 建立海防卫所 |
| 2.4.2 形成海防体系 |
| 2.4.3 军事聚落的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群体的防御空间形态 |
| 3.1 沿海八府区域环境下的海防卫所布局概况 |
| 3.2 沿海珠链型防御形态 |
| 3.2.1 布防海湾——海湾是内地的门户 |
| 3.2.2 占据海门——海门是城镇的咽喉 |
| 3.2.3 严守内河——内河是城镇集聚处 |
| 3.2.4 重视商贸——商贸地是劫掠重点 |
| 3.2.5 高可达性——距离适中策应联防 |
| 3.3 向心拱卫型防御形态 |
| 3.3.1 广州的中心地位 |
| 3.3.2 珠江口沿岸的复杂地理环境 |
| 3.3.3 以广州为中心的防御结构 |
| 3.3.4 向心防御构造的可靠性 |
| 3.4 海岛防守型防御形态 |
| 3.4.1 广东近岸海岛海防形势 |
| 3.4.2 海南岛的沿岸环形防御 |
| 3.4.3 南澳岛的节制两省防御 |
| 3.5 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形态 |
| 3.5.1 历史上雷廉琼的联防 |
| 3.5.2 明代加强对南洋海路的控扼 |
| 3.5.3 郑和下西洋壮大了海上丝绸之路 |
| 3.5.4 雷廉琼海防体制的转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个体的防区空间形态 |
| 4.1 利于海防卫所各项功能发挥的自然环境空间 |
| 4.1.1 沿海所城一般性的选址环境条件 |
| 4.1.2 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所城建设原则 |
| 4.1.3 据军情形势发展后的迁址与调整 |
| 4.1.4 实例:大鹏所城的环境空间特征 |
| 4.2 保障了海防卫所防区安全的军事功能空间 |
| 4.2.1 海防结构主体卫所城 |
| 4.2.2 沿岸的预警设施烽堠 |
| 4.2.3 外延的分守设施墩堡 |
| 4.2.4 海上所城船队的巡防 |
| 4.3 扩大了海防卫所影响力的社会功能空间 |
| 4.3.1 通过巡检司履行部分社会功能 |
| 4.3.2 通过驿路扩大了社会功能空间 |
| 4.3.3 海防卫所向城镇化的转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模式与平面形态 |
| 5.1 海防卫所城平面形态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
| 5.1.1 巩固海防的紧迫性对同一化建设的要求 |
| 5.1.2 海防形势的复杂性对地域适应性的要求 |
| 5.2 与线性长城明显区别的点式的城池模式 |
| 5.2.1 抵御异族与防范贼寇的心理界线之别 |
| 5.2.2 北方边地与东南沿海的山川地势之别 |
| 5.2.3 定向防守与腹背受敌的防御工事之别 |
| 5.3 层级性的军制特点决定层次性的城池规模 |
| 5.3.1 “模数制”的城池规划与建设思想 |
| 5.3.2 层级规模有区间,同级差异也明显 |
| 5.3.3 户均面积为基准,驻兵数目作变量 |
| 5.4 以方形为基调结合地形微调的城池轮廓形态 |
| 5.4.1 “礼制”与“有机”结合的地形应用思想 |
| 5.4.2 稍有变通的方形轮廓是主体 |
| 5.4.3 借山造势的变通轮廓是补充 |
| 5.4.4 蕴意吉祥的意象轮廓是点睛 |
| 5.5 以田字形为主成棋盘状划分的街巷布局 |
| 5.5.1 “类里坊”的街巷布局思想 |
| 5.5.2 棋盘状的街巷空间平面形态 |
| 5.5.3 层级细分的街巷类型及特征 |
| 5.5.4 卫所城街巷承担的多重功能 |
| 5.6 多层设防的城池防御平面形态 |
| 5.6.1 护城河与城墙形成的外围主防线 |
| 5.6.2 环城路与十字街构成的内部防线 |
| 5.6.3 所城中四大区块各自独立的防守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内建筑特征 |
| 6.1 海防卫所城内的建筑构成 |
| 6.2 城防建筑 |
| 6.2.1 不同时期的卫所城防建设 |
| 6.2.2 以城墙为主体的城防设施 |
| 6.2.3 城墙的防御意象表达 |
| 6.3 衙署建筑 |
| 6.3.1 衙署建筑在卫所城中的空间分布 |
| 6.3.2 衙署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建筑规制 |
| 6.3.3 衙署建筑空间中体现的礼制文化 |
| 6.4 居住建筑 |
| 6.4.1 旗军营房和将领府邸的建筑规制 |
| 6.4.2 居住位序体现军户责任及权利归属 |
| 6.4.3 府邸庭院反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
| 6.4.4 旗军营房变迁:从营房向民房发展 |
| 6.5 祀佑建筑 |
| 6.5.1 祀佑建筑的建设意义 |
| 6.5.2 卫所城中的祀佑建筑 |
| 6.5.3 祭拜场所的空间形式 |
| 6.5.4 祭祀文化的现代传承 |
| 6.6 学宫建筑 |
| 6.6.1 学宫建筑的基本建筑形制 |
| 6.6.2 卫所中的学堂和社学建置 |
| 6.6.3 海防卫所卫学教育的实效 |
| 6.7 商贸区域 |
| 6.7.1 卫所的商业发展 |
| 6.7.2 所城发展为县城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营建技术与装饰艺术 |
| 7.1 主体结构的营造技术 |
| 7.1.1 城墙的营造 |
| 7.1.2 城内道路的营造 |
| 7.1.3 城内供排水系统的营造 |
| 7.2 改善环境的科学设计 |
| 7.2.1 卫所群落对风的利用 |
| 7.2.2 建筑组团对温度的改善 |
| 7.2.3 住宅内湿热环境的改变 |
| 7.3 民居防御的特色设计 |
| 7.3.1 “五门通”防卫院落 |
| 7.3.2 登顶了望的高耸山墙 |
| 7.3.3 富宅大院自守的碉楼 |
| 7.4 建筑细部的装饰艺术 |
| 7.4.1 体现等第的装饰制度 |
| 7.4.2 多样的装饰表现形式 |
| 7.5 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 |
| 7.5.1 技术核心是军匠和民匠 |
| 7.5.2 主要劳力是旗军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历时及空域 |
|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溯 |
| 第四节 资料与框架 |
| 第二章 大东海渔区开发的内在需求与外部条件 |
| 第一节 明清以降的粮食危机与捕捞种类选择 |
| 第二节 寒流、汛季推动下的大东海渔区与渔民 |
| 第三节 从器具到技艺——渔业活动的生计所系 |
| 第四节 大东海渔业活动对岛屿的利用 |
| 第三章 大东海渔区逐步形成下的明朝与海洋 |
| 第一节 明初“不彻底”的海禁政策 |
| 第二节 海防体系的衰败与渔业活动的频繁 |
| 第三节 闽籍渔民的海上驿站——澎湖与北港 |
| 第四节 东南海疆卫戍中的渔民武装尝试 |
| 第四章 清初渔业社区发展的阻碍与限制 |
| 第一节 “迁海”政令对海洋空间的挤压 |
| 第二节 大东海渔区社会经济的受挫和断续 |
| 第五章 大东海渔区视域下清朝官民海洋权力的博弈 |
| 第一节 大东海渔业的再度勃兴与王朝渔政 |
| 第二节 清代大东海渔区之督护(巡)渔汛制度 |
| 第三节 闽浙跨界采捕与海洋权力僭越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史视角下的海洋移民活动 |
| 第二节 从“海域”到“渔区”的社会经济共同体 |
| 第三节 王朝掌控下海洋社会权力的斗争和妥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朱克简福建治理与海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朱克简生平与清初福建局势 |
| 一、朱克简生平 |
| 二、清初福建局势 |
| 第二章 海防军事策略 |
| 一、择选水师将领 |
| 二、清内奸严募兵用投诚 |
| 三、勤练兵修城防造战船 |
| 四、修造墩台加强守军联络 |
| 五、严防走私接济 |
| 第三章 民间治理策略 |
| 一、推行保甲之法 |
| 二、纾解盐商疾苦 |
| 三、查民困苦题请惠政 |
| 四、剔除假兵打击贼船 |
| 五、整治民间陋习 |
| 第四章 吏治整顿与其他政绩 |
| 一、考察百官举贤纠贪 |
| 二、淘汰百总 |
| 三、筹办钱粮军饷 |
| 四、其他政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明清鼎革时期广东地方武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鼎革时期的广东局势 |
| 第一节 明政权控制下的广东社会 |
| 一、广东社会闻国难的不同反应 |
| 二、弘光与隆武政权时期的广东 |
| 三、永历和绍武政权的建立与内讧 |
| 第二节 清军南征的军事进程 |
| 一、清军平定江南与福建 |
| 二、清军攻粤的战略部署 |
| 三、明清军队在广东的拉锯战 |
| 第三节 时局转变中的士民抉择 |
| 一、清军初次入粤时的士民分化 |
| 二、二藩入粤时士民立场的转向 |
| 第二章 鼎革变局中的群雄并起 |
| 第一节 粤东武装的拥兵自守 |
| 一、“无民不贼”的长期动乱 |
| 二、纵横一方的“九军” |
| 三、占据潮州的“五虎” |
| 第二节 珠三角武装的趁势而起 |
| 一、起兵抗清的绅衿和义士 |
| 二、啸聚山海的盗贼 |
| 三、联盟反主的“社党” |
| 第三节 粤北与粤西之武装 |
| 一、跨境行动的粤北武装 |
| 二、海陆并重的粤西武装 |
| 第三章 广东地方武装的组织和装备 |
| 第一节 规模与组织 |
| 一、“千”“万”之规模 |
| 二、兵源的召募与争夺 |
| 三、初具架构的组织雏形 |
| 第二节 军事设施与武器 |
| 一、建寨筑堡的军事化防御 |
| 二、火器与冷兵器的运用 |
| 第三节 粮饷的筹备 |
| 一、物资的抢掠与经营 |
| 二、粮饷来源——龙眼洞“抗粮”事件研究 |
| 第四章 广东地方武装的内外关系 |
| 第一节 各武装间的分分合合 |
| 一、共同目标下的通力合作 |
| 二、利益不均时的同盟瓦解 |
| 三、分合不定的动态关系 |
| 第二节 广东地方武装与外来武装的关系 |
| 一、与明郑关系的复杂多样 |
| 二、与大西军的协作或对立 |
| 第三节 错综变化的各方关系——以王兴的武装为例 |
| 一、王兴揭竿和汶村陈氏的兴起 |
| 二、二强对垒下地方阵营的分化 |
| 三、李定国介入后的格局转变 |
| 第五章 明、清政权对地方武装的立场和手段 |
| 第一节 南明政权的多方拉拢 |
| 一、绍武政权的“无所不用” |
| 二、永历政权的重点扶植——以连城璧招抚“绣花针”为例 |
| 第二节 清政权的恩威并施 |
| 一、用人之际以抚为主 |
| 二、对抗清武装的坚决剿灭 |
| 三、对降清武装的先恩后威 |
| 第三节 明、清政权对地方请兵的回应——基于双溪《李氏族谱》的研究 |
| 一、开平建县前后的地方请兵 |
| 二、南明政权以抚代剿的态度 |
| 三、收效欠佳的清廷出兵 |
| 第六章 广东地方武装因应明清政权之策 |
| 第一节 地方武装的联合抗清 |
| 一、“岭南三忠”武装抗清的行动 |
| 二、响应“永历四将军”的抗清力量 |
| 第二节 投诚势力的助清平粤——以吴六奇为个案 |
| 一、主动降清的抉择 |
| 二、守土有功的建树 |
| 第三节 地方武装在夹缝中的抉择与命运 |
| 一、地方武装受“抚”以求发展 |
| 二、地方武装游移于不同政权之间 |
| 三、两面讨好的下场——以新会黄龙章户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出入境与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厦门口岸华侨流动历史溯源 |
| 第一节 古代港口与海上贸易 |
| 第二节 近代厦门口岸的华工出洋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出入境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厦门口岸华侨出入境情况 |
| 第二节 抗战前后的华侨出入境情况分析 |
| 第三章 特殊的华侨出入境情况:难侨归国与复员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初期的难侨入境 |
| 第二节 二战后厦门口岸的难侨遣返复员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管理 |
| 第一节 侨务机构变迁 |
| 第二节 其他相关机构 |
| 第三节 厦门口岸华侨金融管理功能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移民中介 |
| 第一节 新客、旧客与客头 |
| 第二节 旅栈业 |
| 第三节 航运业 |
| 小结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研究 ——以广东督抚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概况 |
| （一）辽东籍官员群体的形成及其发展 |
| 1、明末民族融合下的辽东汉人 |
| 2、辽东籍官员群体的初步形成及其发展 |
| （二）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的来源及其作用 |
| 1、辽东籍官员群体的来源 |
| 2、辽东籍官员自身的才能及其发挥的作用 |
| （三）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的思想意识与实践能力 |
| 1、“大明骨与大清肉”的思想意识 |
| 2、丰富的实践经验 |
| 二、清初广东督抚群体 |
| （一）清初广东督抚概述 |
| 1、清初广东总督的设置 |
| 2、清初广东巡抚的设置 |
| 3、清初广东督抚的特点 |
| （二）清初广东总督群体 |
| （三）清初广东巡抚群体 |
| 三、清初辽东籍官员任广东督抚期间的主要活动 |
| （一）督抚与广东的平定 |
| （二）督抚在迁海时期的主要活动 |
| 1、迁海政策颁布的背景及其过程 |
| 2、各级官员在迁海问题上的态度 |
| 3、清初广东督抚在海外贸易问题上的作为 |
| （三）后期恢复民生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活动 |
| 四、清初辽东籍官员给广东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平南王与清初广东的对外交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三藩之乱”中尚氏父子扮演的角色 |
| 二、区域地方史视角下的平南藩镇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关于史料、研究方法及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平南王与顺康时期的海禁政策 |
| 第一节“两王入粤”后的广东权利场 |
| 一、藩王权势 |
| 二、两王之争 |
| 三、平南王主导下的广东权利格局 |
| 第二节 顺治朝“限制性下海” |
| 第三节 康熙朝“迁界——无许片帆入海” |
| 第四节 平南王与海禁政策 |
| 一、尚可喜与海禁政策 |
| 二、尚之信与海禁政策 |
| 第三章 平南王与海禁时期的海外朝贡 |
| 第一节 平南王控制下的广东盐市系统 |
| 第二节 平南王与暹罗的朝贡贸易 |
| 第三节 平南王与荷兰的朝贡贸易 |
| 一、顺治十年广州之行 |
| 二、顺治十二年广州之行 |
| 第四章 平南王与海禁时期的走私贸易 |
| 第一节 顺治朝“限制性下海”时的走私贸易 |
| 第二节 康熙朝“无许片帆入海”时的走私贸易 |
| 一、利用投靠藩下之家人，即“王商”出海贸易 |
| 二、通过澳门进行的近海贸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明清海上商业力量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海外贸易史研究 |
| 二、对外政策和制度研究 |
| 三、海外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研究 |
| 四、郑氏海商集团研究 |
| 五、海外相关研究成果 |
四、清初迁海与郑氏势力控制下的厦门海外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D]. 赵金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2]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D]. 陈辰立. 厦门大学, 2019(08)
- [3]朱克简福建治理与海防策略研究[D]. 周润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明清鼎革时期广东地方武装研究[D]. 张启龙. 暨南大学, 2018(12)
- [5]民国时期厦门口岸的华侨出入境与管理[D]. 吴怡瑾. 厦门大学, 2017(08)
- [6]清初辽东籍官员群体研究 ——以广东督抚群体为中心[D]. 张扬帆. 渤海大学, 2017(08)
- [7]平南王与清初广东的对外交往[D]. 彭崇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7(02)
- [8]清初广东对日本贸易——以《华夷变态》为中心[J]. 焦鹏. 海洋史研究, 2014(02)
- [9]清初中日贸易格局演变与乍浦港之兴起[J]. 焦鹏.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3(00)
- [10]明清海上商业力量研究述评[J]. 刘俊珂.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1)